【八旬婦讓癱瘓兒歸西！「送你去媽祖那邊…」　辯護律師揭心碎背景】報導，八旬的劉姓婦人，親身照顧自己癱瘓在床的兒子半個世紀，最終因為全家罹患新冠肺炎，認為自己無力再照顧最終選擇將其殺害。

一審判決出爐後，劉婦被判2年6月，但合議庭建請總統考慮對劉婦進行特赦，目前此案上訴二審，劉婦的辯護律師杜俊謙受訪表示，其實當時老婦在犯完行時，是想要自殺的，但因為親眼看著兒子死去打擊太大，導致其未能完成自殺。

這起事件，我認為反映臺灣長期照護的結構問題。

就此而言，經查詢相關資料，臺灣的高齡化造成照護費用的長期赤字，而政府的公益性質也導致無法照顧到基本所有需要照護的對象，形成一個在社會實際層面上的空洞及隱憂。

由財政觀點看「長期護理服務」民間參與之可行性，只有政策的分析跟發布下，實際的長期護理市場，可能沒有人要投入，原因在於少子化的前提下，年輕人希望能有更多的收入，但長照產業的收入不如一般傳統的商業模式可以產生很大的收入，因此年輕人就不會選擇這個產業。

此外，由於公益性質的關係，即所謂做功德的概念，幾乎是這個產業的代名詞，對於年輕人來說，做功德並非是大多數年輕人所追求的，因此，這個產業對於年輕人當然是不會有多大的吸引力。

但事實上，臺灣在2018年已經進入高齡社會，即臺灣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突破14%，對於老年人口照護的需求已經迫在眉睫，政府如果只有做長期護理的照顧方法的話，該方法如果失敗，將導致未來的老年人口照護產生巨大問題，甚至導致嚴重的經濟下滑。

本案照顧出生罹患肺炎，後續罹患小兒麻痺症以致殘疾的老婦，就其照顧年數推算，她應該是從1975年就開始照顧這位殘疾癱瘓在床的兒子，當年《長期照顧服務法》尚未立法，長期照護服務的資源也可能比現在更無法充分照護到所有需要被照護的對象。

另外一個類似的案件，依照YouTube節目【老Z調查線】主持人、【誰養出的魔鬼】作者周寬展在其臉書粉絲專頁的敘述，是2020年3月1日，臺北市一名陳姓老翁與家人共照顧長期臥床、患有先天性重度腦性麻痺的女兒50年，由於長期臥床身體已經扭曲變形，後來在COVID-19疫情期間，無法帶女兒看牙解除牙疼痛苦，故選擇用棉被悶死女兒，自己再吞大量安眠藥意圖自殺，但被救回，最後被法院判刑2年6個月定讞。

這兩起案例的照顧者，在我看來是真真切切的，臺灣長照結構問題所奏起的兩首悲歌，原因除了長照人力不足、經費短缺導致沒被照顧到外，還有可能是這些擔任起照顧者的案主，本身相對缺乏觸及長期照護相關服務資源的財力(經濟資本)、人脈(社會資本)，或者缺乏精確表達需求的資訊或知識(文化資本)，其收入、教育、職業地位等社會經濟地位SES要素，相對不利於取得長照服務資源。

以此而論，2020年和今年兩起長期照顧失能直系血親卑親屬，最後不堪負荷而殺害對方的兩個行為人，我認為他們也有可能是在經濟資本上，負擔不起獲得所需要之長期照護服務資源的費用，例如將被照顧者安排住在長照機構的費用，因此選擇自行照顧以求省錢，就好像講到接受學校教育或補習教育，也有論者會主張經濟資本的多寡，是能否接受完善教育的關鍵。

不過，包含長期照護服務資源在內，任何一種由他者提供服務的資源，其取得還必定會受到需求者本身社會關係網絡、人脈等社會資本因素的影響，近年來這兩起不堪長期照顧負荷而殺死直系血親卑親屬的行為人，他們也可能是因為缺乏了解臺灣長期照護服務機制、資源或法令的人脈管道，因此沒能得到完善的家庭照顧支持服務。

接著，儘管台灣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醫護專業人士，或者醫護主管機關、醫護相關機構，都會在官網或社群網站專頁張貼所提供之服務的資訊，或者與網友互動，但像是近年來這兩起不堪長期照顧負荷遂殺害被照顧者的案件，其行為人可能會是數位落差現象之中，相對弱勢的那一方，缺乏使用3C產品的相關知識或技能，也可能缺乏關專業資訊的理解力，甚至缺乏照護需求的表達力，沒有關鍵的文化資本，以致取得不了家庭照顧支持服務的相關資源。

最後，也許更關鍵的，就是這兩案的行為人，從小到老的社會化過程中，受家人親友、同儕、師長的影響，本身可能都形成強烈的親職角色意識，特別是為人父親或母親，覺得將自己兒女交給長照機構的服務員，或者尋求家庭照顧支持服務資源，又或者尋求其他的鄰里社區支持管道，都不符合自己做為父親或母親的角色期待。另外也有些為人子女的，可能會因為覺得將自己父母親交給安養機構或長照機構照顧，是一種不孝順的舉措，故同樣不尋求相關服務。

這也難怪近年慢慢有人呼籲，長期照顧失能親屬的人，要適時向外界請求協助。

但另一方面，臺灣的長照機構、安養機構等，也可能就像醫院一樣，因為要服務的對象很多，管理階層為了營運效率，於是也採麥當勞化管理，既對內部基層醫護人員、照護服務員，也對服務對象做去人性化的管理，走普遍主義而非特殊主義的官僚或科層制路線，以花樣百出的表格、數字、文書作業、規定、程序等約束著醫護人員、照護服務員與服務對象之間的關係及互動，使之可預測、可計算，這種管理方式，也可能使一些人對於把自己摯愛的親屬，交給長照或安養機構之事卻步。

所以，對於這兩起長期照顧者殺害失能卑親屬，以及其他同樣發生，只是討論相對不熱烈的長照悲歌事件，我認為最終還是要正視臺灣長照制度衍生的結構問題，特別是缺乏專業人力投入的問題，從制度面進行充分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