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孩子被司法推上父母衝突的前線──「表意權」不該成為兒少重擔】投書，主張法官審判案件，不要強制傳喚兒童，因為不是所有兒童都能在法庭上充分表達意見，也不是所有的兒童在法庭上，都能說出最真實的意見。

我是覺得，從過往我對臺灣或海外其他一些國家地區重大社會案件報導，當中有關法庭攻防的敘事裡，該則投書所講的狀況，並不僅限於兒童，而是任何年齡層的人都可能有。

以臺灣社會來說，不喜歡、會逃避出庭，或者覺得出庭麻煩、精神壓力大的民眾，是居相對多數的，只是臺灣社會截至目前持續存在一種價值觀，那就是讓兒童保持純真、相信社會的美好，比讓兒童及早知道，或接觸社會黑暗但真實的一面來得重要。

本文所引投書的作者，我想也有類似的價值觀。

不考量年齡這個臺灣新聞媒體熱愛著墨的社會人口統計變項，法庭攻防行為畢竟是一種實踐、一種表現，依據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實踐理論的觀點，我覺得無論哪一國家地區、哪一社會文化體系，人們法庭攻防的實踐表現，絕對離不開自身慣習，還有經濟、社會、文化資本的影響。

臺灣新聞媒體所報導的那些社會案件，就我觀察下來，能在法庭攻防上佔優勢、侃侃而談的原告、被告或證人，要麼就是有一定的財力或人脈，可以找到厲害的高人協助、指點，或者本來就跟司法界的一些人熟識，要麼就是本身具有一些案件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經驗、資訊，再不然，就是自幼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養成能言善道、口齒伶俐、勇猛果敢等特質。

所以說，兒童在法庭攻防上的表現，包括樂不樂意、願不願意出庭表示意見，我也覺得，端看兒童所接觸之家人親友、同儕(鄰居、學校同學)、學校師長、新聞媒體或社群媒體，對他們慣習、行事作風的塑造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至於經濟、社會、文化資本，主要可能會是家長、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等，在這三方面的資本可能影響兒童出庭的意願，還有影響兒童在法庭之上、法官跟前的言行舉止。

除此之外，兒童或其他年齡層的民眾，出庭的意願、在庭上的言行舉止，案件的性質也是相關影響因素，像是若本身是性犯罪被害者，一般而言，其出庭陳述、作證的意願可能就會比較低，畢竟受性犯罪所害者，之後要他們再陳述被害時的狀況，那常會是心靈的二度傷害，另外我也觀察到，有些詐騙被害者也不願意說出自己被騙的經過，可能是覺得沒面子。

另外，像是摯愛的雙親彼此之間發生金錢、感情、家務分工方面的糾紛衝突鬧上法院，兒童或青少年，乃至其他連齡層的民眾，不願意出庭向法官陳述、作證者也可能大有人在，即便是一般朋友或同儕之間的聚會，會主動談及這方面事情者，在我看來也是相對少數，覺得這是不便對他人談論的事情。

相較之下，我發現像是告一個跟自己關係不親近、關係凝聚程度不高，對自己又沒啥支配權力的人，製造環保、土地使用、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問題，或者土地、動產侵佔之時，原告就比較願意在媒體鏡頭前，或者在法庭上，又或者在其他的公眾場合，向他人積極陳述案情。

而要讓包括兒童在內的個人願意說心事、說自己的遭遇、受害經歷，關鍵便是要跟人家建立、凝聚起信任關係，信任關係的建立，可能出於血緣、慣習上的共同點，或者法令、制度、利益(工具性報酬)、情緒價值(情感性報酬)。

這讓我想到，【發現愛的角落：熱血記者的真實記錄】一書中，作者張念慈在採訪新聞時，有回是透過陪受訪者年幼子女遊玩、送人家可愛的燈籠，逐漸取得受訪者的信任，還有一回是透過不卑不亢，與受訪者輕鬆互動的做法，取得人家的信任，這兩個例子，我覺得主要是提供人家一些情緒價值，而取得人家的信任，而願意接受採訪，回答採訪者想問的問題。

還有，像是之前中天的媽祖繞境進香直播中，主播賴正鎧採訪兒童時，與兒童互動的方式，我覺得也是取得兒童信任而願意回答一些問題的良好示範。

再例如，我自己大學時期參加四健會帶小學生作活動的經驗，是付出一些愛心、耐心、同理心與人家平等互動。

而更常見，臺灣新聞媒體也常報導的，就是有小朋友上學校的健康教育、性教育課程之時，向堂上教師提出自己被尊親屬、另外一位老師性侵害、性騷擾或性剝削，又或者是在兩性平等學習單之類的作業之上，或者上過相關課程之後，在學校規定要寫的日記之上，寫下自己被某尊親屬或某師長性犯罪的遭遇，而令案件爆發，這時，兒童比較是基於對教育制度、學校師長之身分的信任，而表露出自己的受害遭遇。

基於上述實例，法官等司法人員取信於一般民眾的來源，除了基本的法令、制度、身分之外，若要讓一般民眾願意配合、說出自己真實的心聲，不單是兒童，我想可能多少還得要以跟對方搏感情、交朋友的心態，慢慢取得對方的信任，讓對方卸下內心的防禦機制，對方才會比較願意說出一些跟案情相關的真實敘事。

不然，仍然可能會在家人親友等案件利害關係人的影響之下，做出虛假的陳述，或者仍不願意陳述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