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少性〈侵害追訴權釋憲案 民團發起連署提出6大訴求〉報導，有鑑於憲法法庭在3月2日將召開兒少性侵害追訴權釋憲案(112年度憲民字第384號案件)不公開說明會，臺灣光寰協會與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先行在今年2月23日)召開記者會，提出6點訴求，並發起連署活動，呼籲釋憲、修法雙管齊下，為倖存者守住正義防線。

這6點訴求，新聞報導有提供連署表單連結，而報導的內容本身，顯然特別強調其中「五、舊法告訴期間僅六個月，應救濟強姦罪倖存者」這項，訴求的細部內容為：「本案核心爭點原為『追訴權(20年)時效』，然於併案聲請程序當中，有更多的年代久遠之被害者加入，這衍生性侵害時限釋憲的第二個嚴肅議題，即『在民國88年前，性侵害是強姦罪，告訴乃論，期間為六個月』。但性侵害之本質並未改變，國家司法不應以鋸箭式切割處理，應整體觀察合併解釋及判決。」

也許是因為，這項訴求之論述所反映的問題，臺灣新聞媒體最常用實際的案例呈現吧！公眾人物或非公眾人物的案例，都時有所聞呢！

就我觀察目前被報導出來的，臺灣或者海外其他國家地區的性犯罪(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案件，受害者相對較多是未成年人，甚至是兒童，而若干站出來述說自己遭受性犯罪之遭遇的，其敘事內容也較多是他們還未成年，甚至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而加害人相對甚少是與被害人全無社會關係的陌生人。

參照社會學教授孫中興《詐騙社會學》一書的觀點，這便是因為彼此有血親、朋友、同學、同事、師生、上司下屬等社會關係者，當中有包含信任的成分，也就是這些社會關係，是人與人之間信任的來源，有了一定的信任，就會少了一定的提防(儘管俗話說「防人之心不可無」)，如此，當中一方如有心採取性犯罪行動，另一方有時是難以預料的。

而這些相對多數，加害者與被害者存在社會關係的性犯罪案件中，似乎又有相對多數者，是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權力支配關係，在我印象中，有男性尊親-女性卑親、男教師-女學生、男上司-女下屬、男教練-女隊員、男性家中經濟支柱-女性家中經濟依賴者等，不一而足，加上當今世界仍相對普遍存在的男尊女卑性別權力結構，更加使得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關係不對等。

臺灣等東亞文化圈社會，則還要加上長幼、輩分等傳統倫理觀念，這也可能更增性犯罪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再加上對於性行為的負面印象，導致被害者相對多數為地位相對較低、權力相對較小之女性者，對自己的遭遇，短時間內沒有十足的勇氣講出來，或者是懷疑自己是否真遇到性犯罪，甚或覺得是自己是犯了啥錯才會遇到性犯罪，或者是腦子一片空白，又或者是精神崩潰。

總之，性犯罪被害者會有諸多因素，使其無法在短時間內，具體描述自己的被害遭遇，往往要過個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從家庭、學校、同儕、工作場所、新聞媒體或社群媒體等「社會化機構」接觸了兩性關係、性別平等、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訊息之後，或者受到社會關係網絡中人充足的鼓勵之後，才會講出來。

這樣一來，我也認為臺灣性侵害等性犯罪的追訴期，最高20年對眾多性侵被害者來說不利，性侵害造成的，是一輩子難以忘懷的痛，若出於加害者人權而設定相對短的追訴期，則照現在臺灣的社會結構，也就是整體社會關係的秩序、規則等看來，對有心性犯罪者來說，難收警惕之效。

反之，性犯罪者反而會如同霍曼斯(George Caspar Homans)行為主義交換理論「成功命題(主張)」所說，因為達成自己發洩慾望的自私目的，獲得了自覺滿意的「報酬」，而被害者因為諸多因素而可能十幾二十年，甚至幾十年不講出來，等講出來時可能已過追訴期，而對加害者來說沒啥「懲罰」，故下次還會再採取相同的行動，進而食髓知味、益發得寸進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