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
Excerpt：張新穎的《詩的消息，詩人的故事》-2
2025/06/10 05:39
瀏覽96
迴響0
推薦3
引用0
Excerpt：張新穎的《詩的消息，詩人的故事》-2
書名：詩的消息，詩人的故事
作者：張新穎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08
【Excerpt】
〈“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新文學的開山胡適做成第一部新詩集《嘗試集》，他的“詩觀”卻是簡單明瞭，而且一輩子也沒有變，大致而言，那就是作詩如作文，作文如說話，應該清楚明白。這種主旨為了提倡白話而有意無意混淆詩與文的區別、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區別的“詩觀”，後來自然屢遭質疑，甚至有人明言胡適是新詩運動的最大敵人。不過話又說回來，胡適自己的創作是否就像他的理論倡導的那樣，明白如“話”，而且一“白”到底呢？
就說《嘗試集》的第一首《蝴蝶》，寫雙飛的蝴蝶後來分開，落了單。夠“白”的了。可是廢名講到這首詩，說“為什麼這好像很飄忽的句子一點也不令我覺得飄忽，彷彿這裡頭有一個很大的情感，這個情感又很質直”。多年後胡適寫《逼上梁山》，回憶寫這首詩的情境，說是曾在窗口看見一對蝴蝶分飛，“感觸到一種寂寞的難受”，寫了這首小詩，原題《朋友》，後來改作《蝴蝶》。《逼上梁山》是《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的第一篇，胡適把詩裡的個人情緒，與文學革命這個大運動聯繫在一起，他說：“這種孤單的情緒，並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我回想起來，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討論，若沒有那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過那幾層大變化，決不會漸漸結晶成一個有系統的方案，決不會慢慢的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
這樣一解釋，小詩背後的大情感就使詩變得不像表面那麼“明白如話”了。
這個解釋還有一個傾向，就是把個人的情緒“編織”到時代和歷史的大事件當中去。這是否可靠呢？
《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周質平著）一書考掘胡適與Edith Clifford Williams的交往戀愛，認為此詩是情詩，初見於胡適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留學日記》，其時胡適正租住在韋蓮司紐約海文路的公寓，“睹物思人，借蝴蝶起興，冠題《朋友》，詩中人物已經呼之欲出了”。
一九二○年胡適寫了一首《夢與詩》，詩後有“自跋”，宣講他的“詩的經驗主義”。按照此說，詩以“經驗”為底子，而“經驗”又是個人性很強的東西，這樣一個人寫出來的詩，對於另外的不可能有同樣“經驗”的人來說，怎麼可能是明白如話的呢？這個時候，胡適也不能不承認詩不可能是完全透明的了。《夢與詩》最後一節是：“醉過才知酒濃，／愛過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廢名《妝台》〉
因為夢裡夢見我是個鏡子，
沈在海裡他將也是個鏡子，
一位女郎拾去，
她將放上她的妝台。
因為此地是妝台，
不可有悲哀。
廢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學講新詩，後來講義出版，就是《談新詩》這本書。最初編講義的時候，就“有把我自己的詩也講它一章的意思”，但還是沒有講；多年後續寫四章，終於選了自己的七首詩來講。他說：“我覺得我是能夠天下為公的。”很有意思。
關於《妝台》，他說：“這首詩，首先是林庚替我選的。那時是民國二十年，我忽然寫了許多詩，送給朋友們看。有一天有一人提議，把大家的詩，一人選一首，拿來出一本集子，問我選哪一首。我不能作答，不能說哪一首最好。換一句話說，最好的總不止一首，不能割愛了。林庚從旁說，他替我選了一首《妝台》。他的話大出我的意外，我心裡認為我的最好的詩沒有《妝台》。然而我連忙承認他的話。這首詩我寫得非常之快，只有一二分鐘便寫好的。當時我忽然有一個感覺，我確實是一個鏡子，而且不惜於投海，那麼投了海鏡子是不會淹死的，正好給一女郎拾去。往下便自然吟成了。兩個‘因為＇，非常之不能做作，來得甚有勢力。＇因為此地是妝台，不可有悲哀＇，本是我寫《橋》時的哲學，女子是不可以哭的，哭便不好看，只有小孩子哭很有趣。所以本意在《妝台》上只注重一個‘美’字，林庚或未注意及此，他大約覺得這首詩很悲哀了。我自己如今讀之，彷彿也只是感得‘此地是妝台，不可有悲哀’之悲哀了。其所以悲哀之故，彷彿女郎不認得這鏡子是誰似的。奇怪，在作詩時只注意到照鏡子時應該有一個‘美’字。”
〈戴望舒《蕭紅墓畔口占》〉
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
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
我等待著，長夜漫漫，
你卻臥聽著海濤閒話。
一九四二年一月，蕭紅在日軍佔領下的香港病逝，草草地葬在淺水灣。這一年十一月間，葉靈鳳、戴望舒第一次拜謁了蕭紅墓。葉靈鳳回憶，當時有一位日本記者陪同前去，“因為淺水灣還是禁區，只有靠了這位日本記者的幫助，我們才可以進去的。三個人在荒涼的淺水灣找了一個下午，終於在海邊麗都酒店附近找到了”。“我們放下了帶去的花圈，又照了兩張相。這兩張相片，在當時本是由於偶然的機緣才得以留下來的鴻爪，不料十五年後竟成了借以確定她的葬處唯一可以依賴的材料了。”
蕭紅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呼蘭河傳》，一九四〇年在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副刊《星座》連載。蕭紅病逝後，一九四二年三月，戴望舒被日本憲兵逮捕，關了七個星期的土牢，遭受了種種酷刑。獄中心情，見於名篇《獄中題壁》和出獄之後寫的《我用殘損的手掌》。從第一次拜謁蕭紅墓，到一九四四年寫出《蕭紅墓畔口占》，時間已經過了兩年。
詩人臧棣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一首偉大的詩 可以有多短》，稱：在新詩史上，十行以內的短詩，沒有一首能和《蕭紅墓畔口占》相媲美。“這首詩最令人吃驚的地方，就在於展露了一種詩歌的成熟。這種成熟不僅涉及到詩人的心智（特別是生與死，自然與人生的關係，對自身境況的意識），也洋溢在詩歌的語言上（如此乾淨，樸素，洗練，而又富於暗示性）；更為重要的，還在於其中所包含的不同層面的成熟之間的相互協調。”
詩人在表達感情時，非常克制，這種克制出自於一種深沈的品質。詩的敘述看上去是平淡的，“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可是稍稍想想，你就會感受到，一個人步行六小時到另一個人墓前憑吊，其中蘊涵著怎樣誠摯的友情和懷念。這首詩最初發表的時候，第二行是“到你頭邊偷放一束紅山茶”，一個“偷”字，透露出當時環境的險惡。詩人後來刪去“偷”字，敘述表面上顯得更為平靜。“紅山茶”這一隱喻，既可視為詩人對蕭紅的讚美，也可看作是詩人自身精神品格的表達。
詩的後兩行是“我”和“你”之間狀態的比照，也是兩顆心靈之間無言的對話。“生者等待著長夜漫漫，對自己亦是對民族命運的叩問，死者傾聽海濤閒話，映現綿延無盡的生命沈思；”“海濤閒話”具有“廣闊和連綿不斷的特徵”（王文彬《本事和隱喻》）。也可以這樣理解：戴望舒實際上懂得，在“你卻臥聽著海濤閒話”這種情景中，“安詳、恬淡、超然，甚至某種冷淡，都構成了對人生的評價，並將這評價延展到對生與死的領悟中。此外，‘閒話’一詞，還給這首詩帶來了一種特殊的反諷意味，這種意味反過來又揭示了詩人內心的成熟，特別是在面對命運多舛的人生的時候”（臧棣《一首偉大的詩 可以有多短》）。
書名：詩的消息，詩人的故事
作者：張新穎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08
【Excerpt】
〈“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新文學的開山胡適做成第一部新詩集《嘗試集》，他的“詩觀”卻是簡單明瞭，而且一輩子也沒有變，大致而言，那就是作詩如作文，作文如說話，應該清楚明白。這種主旨為了提倡白話而有意無意混淆詩與文的區別、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區別的“詩觀”，後來自然屢遭質疑，甚至有人明言胡適是新詩運動的最大敵人。不過話又說回來，胡適自己的創作是否就像他的理論倡導的那樣，明白如“話”，而且一“白”到底呢？
就說《嘗試集》的第一首《蝴蝶》，寫雙飛的蝴蝶後來分開，落了單。夠“白”的了。可是廢名講到這首詩，說“為什麼這好像很飄忽的句子一點也不令我覺得飄忽，彷彿這裡頭有一個很大的情感，這個情感又很質直”。多年後胡適寫《逼上梁山》，回憶寫這首詩的情境，說是曾在窗口看見一對蝴蝶分飛，“感觸到一種寂寞的難受”，寫了這首小詩，原題《朋友》，後來改作《蝴蝶》。《逼上梁山》是《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的第一篇，胡適把詩裡的個人情緒，與文學革命這個大運動聯繫在一起，他說：“這種孤單的情緒，並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我回想起來，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討論，若沒有那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過那幾層大變化，決不會漸漸結晶成一個有系統的方案，決不會慢慢的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
這樣一解釋，小詩背後的大情感就使詩變得不像表面那麼“明白如話”了。
這個解釋還有一個傾向，就是把個人的情緒“編織”到時代和歷史的大事件當中去。這是否可靠呢？
《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周質平著）一書考掘胡適與Edith Clifford Williams的交往戀愛，認為此詩是情詩，初見於胡適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留學日記》，其時胡適正租住在韋蓮司紐約海文路的公寓，“睹物思人，借蝴蝶起興，冠題《朋友》，詩中人物已經呼之欲出了”。
一九二○年胡適寫了一首《夢與詩》，詩後有“自跋”，宣講他的“詩的經驗主義”。按照此說，詩以“經驗”為底子，而“經驗”又是個人性很強的東西，這樣一個人寫出來的詩，對於另外的不可能有同樣“經驗”的人來說，怎麼可能是明白如話的呢？這個時候，胡適也不能不承認詩不可能是完全透明的了。《夢與詩》最後一節是：“醉過才知酒濃，／愛過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廢名《妝台》〉
因為夢裡夢見我是個鏡子，
沈在海裡他將也是個鏡子，
一位女郎拾去，
她將放上她的妝台。
因為此地是妝台，
不可有悲哀。
廢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學講新詩，後來講義出版，就是《談新詩》這本書。最初編講義的時候，就“有把我自己的詩也講它一章的意思”，但還是沒有講；多年後續寫四章，終於選了自己的七首詩來講。他說：“我覺得我是能夠天下為公的。”很有意思。
關於《妝台》，他說：“這首詩，首先是林庚替我選的。那時是民國二十年，我忽然寫了許多詩，送給朋友們看。有一天有一人提議，把大家的詩，一人選一首，拿來出一本集子，問我選哪一首。我不能作答，不能說哪一首最好。換一句話說，最好的總不止一首，不能割愛了。林庚從旁說，他替我選了一首《妝台》。他的話大出我的意外，我心裡認為我的最好的詩沒有《妝台》。然而我連忙承認他的話。這首詩我寫得非常之快，只有一二分鐘便寫好的。當時我忽然有一個感覺，我確實是一個鏡子，而且不惜於投海，那麼投了海鏡子是不會淹死的，正好給一女郎拾去。往下便自然吟成了。兩個‘因為＇，非常之不能做作，來得甚有勢力。＇因為此地是妝台，不可有悲哀＇，本是我寫《橋》時的哲學，女子是不可以哭的，哭便不好看，只有小孩子哭很有趣。所以本意在《妝台》上只注重一個‘美’字，林庚或未注意及此，他大約覺得這首詩很悲哀了。我自己如今讀之，彷彿也只是感得‘此地是妝台，不可有悲哀’之悲哀了。其所以悲哀之故，彷彿女郎不認得這鏡子是誰似的。奇怪，在作詩時只注意到照鏡子時應該有一個‘美’字。”
〈戴望舒《蕭紅墓畔口占》〉
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
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
我等待著，長夜漫漫，
你卻臥聽著海濤閒話。
一九四二年一月，蕭紅在日軍佔領下的香港病逝，草草地葬在淺水灣。這一年十一月間，葉靈鳳、戴望舒第一次拜謁了蕭紅墓。葉靈鳳回憶，當時有一位日本記者陪同前去，“因為淺水灣還是禁區，只有靠了這位日本記者的幫助，我們才可以進去的。三個人在荒涼的淺水灣找了一個下午，終於在海邊麗都酒店附近找到了”。“我們放下了帶去的花圈，又照了兩張相。這兩張相片，在當時本是由於偶然的機緣才得以留下來的鴻爪，不料十五年後竟成了借以確定她的葬處唯一可以依賴的材料了。”
蕭紅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呼蘭河傳》，一九四〇年在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副刊《星座》連載。蕭紅病逝後，一九四二年三月，戴望舒被日本憲兵逮捕，關了七個星期的土牢，遭受了種種酷刑。獄中心情，見於名篇《獄中題壁》和出獄之後寫的《我用殘損的手掌》。從第一次拜謁蕭紅墓，到一九四四年寫出《蕭紅墓畔口占》，時間已經過了兩年。
詩人臧棣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一首偉大的詩 可以有多短》，稱：在新詩史上，十行以內的短詩，沒有一首能和《蕭紅墓畔口占》相媲美。“這首詩最令人吃驚的地方，就在於展露了一種詩歌的成熟。這種成熟不僅涉及到詩人的心智（特別是生與死，自然與人生的關係，對自身境況的意識），也洋溢在詩歌的語言上（如此乾淨，樸素，洗練，而又富於暗示性）；更為重要的，還在於其中所包含的不同層面的成熟之間的相互協調。”
詩人在表達感情時，非常克制，這種克制出自於一種深沈的品質。詩的敘述看上去是平淡的，“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可是稍稍想想，你就會感受到，一個人步行六小時到另一個人墓前憑吊，其中蘊涵著怎樣誠摯的友情和懷念。這首詩最初發表的時候，第二行是“到你頭邊偷放一束紅山茶”，一個“偷”字，透露出當時環境的險惡。詩人後來刪去“偷”字，敘述表面上顯得更為平靜。“紅山茶”這一隱喻，既可視為詩人對蕭紅的讚美，也可看作是詩人自身精神品格的表達。
詩的後兩行是“我”和“你”之間狀態的比照，也是兩顆心靈之間無言的對話。“生者等待著長夜漫漫，對自己亦是對民族命運的叩問，死者傾聽海濤閒話，映現綿延無盡的生命沈思；”“海濤閒話”具有“廣闊和連綿不斷的特徵”（王文彬《本事和隱喻》）。也可以這樣理解：戴望舒實際上懂得，在“你卻臥聽著海濤閒話”這種情景中，“安詳、恬淡、超然，甚至某種冷淡，都構成了對人生的評價，並將這評價延展到對生與死的領悟中。此外，‘閒話’一詞，還給這首詩帶來了一種特殊的反諷意味，這種意味反過來又揭示了詩人內心的成熟，特別是在面對命運多舛的人生的時候”（臧棣《一首偉大的詩 可以有多短》）。
你可能會有興趣的文章：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