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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埃伯利街談話錄：喬治·摩爾談文學與藝術》
2025/06/11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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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埃伯利街談話錄：喬治·摩爾談文學與藝術》
弗雷曼：你這部新作品的名字是什麼？
摩爾：《埃伯利街談話錄》。
弗雷曼：噢，我喜歡這個名字。但為什麼要加上埃伯利街？為什麼不就叫作“談話錄”？太蘭多（註）化了，這你一眼就能看出來。自蘭多之後，尚沒人嘗試寫對話，這麼長的時間之後，現在輪到你來復興這種形式了，以這種形式進行批評要比論文更容易為人接受。
摩爾：我對蘭多的仰慕之情，猶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我把他置於莎士比亞之上，而且對我來說，模仿他也是一種榮幸。但我並不是因為受到蘭多的影響，才去依葫蘆畫瓢。這是一種我自然而然憑著感覺創作出的形式。我就像是被這種感覺牽引著，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我被驅使著一本接一本仔細讀笛福的小說，並把它們跟我們的詩歌相比，發現它們缺乏嚴肅性。但在一篇論文裡我卻做不到這一點。主題的持續變化將會令人厭煩，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的。當然，如果我不知道蘭多，我就不可能想到對話：同樣可能的是，如果蘭多沒有讀過柏拉圖，他也就不會想到對話。
——喬治·摩爾，《埃伯利街談話錄》
譯註：沃爾特．薩維奇．蘭多（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英國詩人、散文家，精通希臘羅馬文學，曾用拉丁文寫抒情詩、劇本、英雄史詩等，代表作品為多卷本散文著作《想像的對話》。
閱讀及分享《埃伯利街談話錄：喬治·摩爾談文學與藝術》。
從本書可以欣賞到作者喬治·摩爾的風趣幽默，相信也是因為譯者孫宜學恰如其分的翻譯出那樣的感覺，以下摘要分享其中與詩人魏爾倫相關的章節內容。
書名：埃伯利街談話錄：喬治·摩爾談文學與藝術
作者：喬治·摩爾（George Moore）
譯者：孫宜學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25/01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CN13299499
內容簡介
喬治·摩爾在中外文學交流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本書是他晚年的重要著作之一，堪稱其一生文學觀、思想觀、人生觀的總結。
一方面，摩爾從19—20世紀的著名作家談起，對當時的文學思潮和流派進行評述，言簡意賅、金句頻出；另一方面，他談到18—19世紀的各種藝術流派、代表藝術家和作品，對藝術風格及前景進行了大膽分析，表達了自己對藝術與人生、靈感、情感等各方面關係的見解。
在他銳利而深刻的言論面前，人們對文學和藝術的一些慣常看法毫無疑問會受到挑戰和衝擊。全書內容豐富多彩，既有充滿哲理性的思考，也有風趣幽默的對話，是難得的文學讀本。
【Excerpt】
〈魏爾倫〉
……”克拉拉，整個下午我都感到很煩悶，我想到餐館去吃。”“好吧，先生，肉片就留到明天吃吧。”“明天再說吧，”我說，“現在看能不能找到我的帽子。”在克拉拉的幫助下，帽子找到了，我快步向斯隆廣場走去，一邊走一邊想：在皇后餐廳我或許會遇到從劇院回來的熟人；但他們一個都不在，我正為此感到遺憾，目光被菜單吸引住了。我點了一份咖哩燴飯，因為我需要吃點可口的東西，我幾乎還沒開始吃，一個穿得花里胡哨的人，一個介於蘇格蘭地主和西班牙貴族之間的人，衣著精美，就像堂吉訶德的影子一樣，穿過這個現代世界的屏幕，走了進來。
“坎寧安·格雷厄姆！”我說，我正準備邀請他坐在我旁邊，他已準備坐下了，這比他接受我的邀請才坐下要好。因為他希望坐在我旁邊使我能有如釋重負之感，因為我怕他發現我是一個令人厭煩的同伴，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因為他和誰在一起都不會感到厭倦。他要了一份湯，是什麼湯？麵包皮燉湯！對，肯定是麵包皮燉湯；我記不得他吃了什麼魚，然而卻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問他是否喜歡吃小羊肉。“很少吃。”他回答，他懂得了我的暗示，即我不想和他一起吃小羊肉，但他點了一道烤鰈魚片和一份里昂炒蛋，隨後我要了一份草莓，但我並沒按照英國習慣加奶油沖淡，而是在上面倒了一點葡萄酒。“對蒙馬特區的回憶。”他說。
我們喝著咖啡的時候，一個想法在我腦中成熟了：我將邀請他到埃伯利街121號，享用一個小時貴族的靈魂。他同意了；與這樣一個西班牙人交談對我來說是一種精神享受，但在去埃伯利街的路上，我卻痛苦地想到，我只能給這個人提供幾根香煙，而他，就像全世界都知道的，像堂吉訶德一樣說西班牙語，並且大部分時光都生活在原始部落之中，他的話中儘管夾雜著各種各樣的方言俚語，卻仍對英語情有獨鍾。他的語言中有一種真正的蘇格蘭風味，這一點任何人都看得出來。
……
……我們的話題轉向了天氣，炎熱的天氣給這個文明人帶來了精神上的痛苦，他在扶手椅上打瞌睡，腦子裡想著一本書中寫不出來的一章。我又回到痛苦的根源了；我告訴他，我正在寫一本書來代替《印象與觀點》。
“利用你做一章節如何？你會介意嗎？”我說，“我明天就不得不寫了，我給你講講我計劃怎樣處理這一主題，這樣大有幫助。”
他回答說：“我偶爾會打斷你的話增添一些內容，是確實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你不會反對吧？”
“恰恰相反，”我回答說，“如果你能談談魏爾倫和蘭波，不論是什麼，都會讓我感激的；你從他的詩中獲得的任何印象我都
可以發展。我所要的就只是一個暗示，某種來自外界的東西；而在內部，他們的名字令我厭倦和疲勞。我將發展你偶然洩露出的暗示，但我真不能再寫：魏爾倫的詩歌像憂鬱的小溪，而蘭波的詩歌就好像在阿弗黑鎮的樹林裡響起的尖銳響亮的聲音。《印象與觀點》就充滿著這種東西。”
“在這種情況下，”坎寧安·格雷厄姆說，“你最好不要寫這些文章。”
“但我不能不寫這些文章，因為就是我將這些詩人介紹到英國的，也幾乎可以說是我把他們介紹給法國人的。如果我沒有從外界得到什麼暗示，我將會寫另外一篇文章，發表在某家雜誌上，文章名字為《魏爾倫和蘭波天才的某些方面》。亨利·詹姆斯的天才有那麼多方面已經被人寫成文章發表過，所以編輯一定還歡迎這樣的文章名字，即使我在長達12頁的文章裡什麼也沒說，他們也會歡迎的。令人奇怪的是，在現在這一代年輕人中，竟有那麼多的人願意寫藝術論文，他們就這樣一直寫下去，卻始終沒發現自己實際上根本沒什麼東西可說。”
“還有更奇怪的，”坎寧安·格雷厄姆說，“就是20年或30年才寫一部傑作，卻一連50年都生活在由此帶來的逐漸衰微的榮耀之中。”
“蘭波就是這樣的人，”我回答說，“他18歲時寫了一部傑作，自那之後就歸隱到阿比西尼亞趕駱駝去了。”
“現今時代，人們讀書不是為了獲得書中的知識，而是因為作者的性怪癖。”精明的西班牙貴族說。
聽我談了一段時間後，他問我怎麼將蘭波文學作品的貧乏與魏爾倫聯繫起來，因為後者一直到生命的結束都在寫美麗的詩。我回答說：“魏爾倫和蘭波的名字是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吸引——既有精神上的吸引，也有肉體上的吸引——才被聯繫到一起的。”我們又談起在布魯塞爾發生的槍殺事件，以及魏爾倫因被控謀殺罪而被囚禁的事。隨後我們一直隨意地聊著，直到坎寧安·格雷厄姆記起了蘭波曾加入過唐·卡洛斯的軍隊，但他一拿到錢就擅離職守，溜走了。可他想不起來他是在什麼情況下加入軍隊，並代表荷蘭軍隊在爪哇服役，事實上，船剛一靠岸，他就又溜走了。我們一直認為他在英國當過翻譯，隨後我們就失去了聯繫，直到有消息傳言他乘船去了亞歷山大港。我們在想像中與他在埃及又見面了，他正騎著駱駝走在去阿比西尼亞的路上。
坎寧安·格雷厄姆說：“如果你選擇寫一本關於蘭波的小說，你就必須親自到阿比西尼亞去體驗當地的民俗風情。”
“我親愛的坎寧安·格雷厄姆，如果我追隨蘭波的蹤跡去阿比西尼亞，我就必須重溫所有舊地，而不是重開新途。”
“蘭波沒有對他的旅途做任何記述，”坎寧安·格雷厄姆回答說，“如果你不打算討論魏爾倫的詩，也不去瞭解他和蘭波、呂西安·萊蒂諾瓦的關係，你的敘述可能就只局限於魏爾倫的宗教感情和經歷方面。你會將他的轉變和《智慧集》歸功於他在蒙斯被捕的經歷。”
“但這是事實嗎？我懷疑魏爾倫是否被改變了，事實上不是向神學轉變。你覺得，坎寧安·格雷厄姆，在魏爾倫身上就沒一點蘇格蘭味道嗎，雖然他可能會喜歡灰蒙蒙的天空和多雨的天氣，但在爭論鬼魂是來自父和子，還是只來自父的爭論中，他萎靡不振。”
“他對宗教的依戀，”坎寧安·格雷厄姆說，“僅僅局限於彩色玻璃窗和教皇的赦免。而這些，奇怪得很，並沒有阻止他搶去母親的錢交給呂西安·萊蒂諾瓦——他手裡拿著匕首衝向母親。在我看來，魏爾倫聲稱，在不道德者之間，他與阿瑟和呂西安不同，他最著名的要求是免除任何形式的道德本能。”
“你忘了，坎寧安·格雷厄姆，這個世界上的道德和信條一樣多。”
“請你原諒，”我的西班牙貴族回答說，“道德本能。”
“忘了嗎？”我回答說，“美是一種道德，魏爾倫從沒有違背過他所意識到的唯一道德。這樣的詩人你說有多少？像魏爾倫的詩一樣美的詩，從來不曾比令人昏昏欲睡的說教和傳統法律的贊許有更永恆有力的影響，的確是這樣嗎？他的邪惡只是他自己的，已隨他一起死亡了。”
坎寧安·格雷厄姆說：“你叫我去尋找人生的目標，我現在找到了一個，就是剛才你的回答。我很高興你認為我有目標，我會再尋找另一個，因為你鼓勵了我。如果魏爾倫的美感不能將他從邪惡中拯救出來，我就不明白它怎麼可能去救他人。因為美歸根結底是一種比惡更有影響的力量。”
“隱藏在每個蘇格蘭人身上的神學家開始出現了，”我回答說，“但我想，我能給出一個更好的理由。很少有人能被分成兩半。魏爾倫是一個例外，他是一個你會發現很難相處的人，我相信你會同意我的觀點，如果只以他的思想去評判他的人，那結果會比以他的行為評判他的人更接近事實。我親愛的摩爾，難道你不認為魏爾倫的日常生活與他的詩歌完全脫離嗎？”
“魏爾倫，”我回答說，“並沒有違背他自己的道德標準。不管主題如何，道德總是一樣的：
靈魂啊，你記得他嗎，在那天堂的盡頭，
從奧特伊車站和過往的火車裡
每天把你從那個小教堂接來。
“詩歌結尾表現出一種奇怪的喜悅：
我可憐的孩子，從布洛涅傳來了你的聲音。
“這是一首寫給帕西法爾的十四行詩，是他病臥在一家酒店時在床上寫出來的，我和迪雅爾丹去看他時，他正在編《瓦格納評論》。如果我沒去看他，我就不會得到寫這篇文章的靈感了——也許一個字也不會寫，也可能永遠都不會寫。我不能確定我心裡所想的都能實現。坎寧安·格雷厄姆，難道你從未發現自己最終被欺騙了？
神和人，我們都如此迷惑。
我們追著一個少女，握著一根蘆葦。
“怎麼會是這樣？但不要讓你的記憶費神了。我永遠不會將這種雙重生活付諸紙筆。我會闡述矛盾是如何協調的，以至於同生共死，不可分離卻又永遠被分開。你有雪茄嗎，坎寧安·格雷厄姆？”
“啊，不，謝謝，我從不吸煙，我忘了。當然，一個西班牙人以前沒有，將來也不會，永遠也不會這樣的。我們在說什麼？”“你告訴我和一個名叫迪雅爾丹的人一起去找生病的魏爾倫。
……
“你有沒有再見到過魏爾倫？”坎寧安·格雷厄姆問。
“是的！我在回憶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中敘述了另一次見面，此外還有第三次。我的那本《一個青年的自白》在《獨立評論》雜誌上發表時，迪雅爾丹請了頓午餐，我的老朋友馬拉美出席了，魏爾倫也到場了。我不記得於斯曼來沒來，但迪雅爾丹絕不會漏掉他。沒有比迪雅爾丹更好的主人了；他使每位客人都很愉快。瑪麗·勞倫特，我在回憶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中曾寫到過她，她也露面了。她在餐桌的另一端用眼神傳來訊息：她未曾忘記幾年前在馬奈工作室裡纏綿的風流韻事，她可以擺平這件事，並最終以一個優美的鞠躬了結此事，可她絕不願以此拘束自己，當我沒在聽魏爾倫說話時，就丟個眼神給予她鼓勵。在魏爾倫卑微的聲音裡，我找不出一絲個人的自豪感，但即使在當時他也一定知道，他是個偉大的詩人。在他的發言中，亦如在他的書中，他就像維永的三節聯韻詩裡的老嫗——一個可憐的基督教徒，缺乏財富和榮譽，但她一直執著地和她的莊園主及上帝一起追求優雅。魏爾倫的名字將永遠和維永連在一起，而如果維永不為我們所知，那麼我發誓就沒有三節聯韻詩裡重複句的出現：‘我在恐懼中生與死’，這是魏爾倫的一行詩，收入《智慧集》？”
弗雷曼：你這部新作品的名字是什麼？
摩爾：《埃伯利街談話錄》。
弗雷曼：噢，我喜歡這個名字。但為什麼要加上埃伯利街？為什麼不就叫作“談話錄”？太蘭多（註）化了，這你一眼就能看出來。自蘭多之後，尚沒人嘗試寫對話，這麼長的時間之後，現在輪到你來復興這種形式了，以這種形式進行批評要比論文更容易為人接受。
摩爾：我對蘭多的仰慕之情，猶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我把他置於莎士比亞之上，而且對我來說，模仿他也是一種榮幸。但我並不是因為受到蘭多的影響，才去依葫蘆畫瓢。這是一種我自然而然憑著感覺創作出的形式。我就像是被這種感覺牽引著，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我被驅使著一本接一本仔細讀笛福的小說，並把它們跟我們的詩歌相比，發現它們缺乏嚴肅性。但在一篇論文裡我卻做不到這一點。主題的持續變化將會令人厭煩，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的。當然，如果我不知道蘭多，我就不可能想到對話：同樣可能的是，如果蘭多沒有讀過柏拉圖，他也就不會想到對話。
——喬治·摩爾，《埃伯利街談話錄》
譯註：沃爾特．薩維奇．蘭多（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英國詩人、散文家，精通希臘羅馬文學，曾用拉丁文寫抒情詩、劇本、英雄史詩等，代表作品為多卷本散文著作《想像的對話》。
閱讀及分享《埃伯利街談話錄：喬治·摩爾談文學與藝術》。
從本書可以欣賞到作者喬治·摩爾的風趣幽默，相信也是因為譯者孫宜學恰如其分的翻譯出那樣的感覺，以下摘要分享其中與詩人魏爾倫相關的章節內容。
書名：埃伯利街談話錄：喬治·摩爾談文學與藝術
作者：喬治·摩爾（George Moore）
譯者：孫宜學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25/01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CN13299499
內容簡介
喬治·摩爾在中外文學交流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本書是他晚年的重要著作之一，堪稱其一生文學觀、思想觀、人生觀的總結。
一方面，摩爾從19—20世紀的著名作家談起，對當時的文學思潮和流派進行評述，言簡意賅、金句頻出；另一方面，他談到18—19世紀的各種藝術流派、代表藝術家和作品，對藝術風格及前景進行了大膽分析，表達了自己對藝術與人生、靈感、情感等各方面關係的見解。
在他銳利而深刻的言論面前，人們對文學和藝術的一些慣常看法毫無疑問會受到挑戰和衝擊。全書內容豐富多彩，既有充滿哲理性的思考，也有風趣幽默的對話，是難得的文學讀本。
【Excerpt】
〈魏爾倫〉
……”克拉拉，整個下午我都感到很煩悶，我想到餐館去吃。”“好吧，先生，肉片就留到明天吃吧。”“明天再說吧，”我說，“現在看能不能找到我的帽子。”在克拉拉的幫助下，帽子找到了，我快步向斯隆廣場走去，一邊走一邊想：在皇后餐廳我或許會遇到從劇院回來的熟人；但他們一個都不在，我正為此感到遺憾，目光被菜單吸引住了。我點了一份咖哩燴飯，因為我需要吃點可口的東西，我幾乎還沒開始吃，一個穿得花里胡哨的人，一個介於蘇格蘭地主和西班牙貴族之間的人，衣著精美，就像堂吉訶德的影子一樣，穿過這個現代世界的屏幕，走了進來。
“坎寧安·格雷厄姆！”我說，我正準備邀請他坐在我旁邊，他已準備坐下了，這比他接受我的邀請才坐下要好。因為他希望坐在我旁邊使我能有如釋重負之感，因為我怕他發現我是一個令人厭煩的同伴，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因為他和誰在一起都不會感到厭倦。他要了一份湯，是什麼湯？麵包皮燉湯！對，肯定是麵包皮燉湯；我記不得他吃了什麼魚，然而卻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問他是否喜歡吃小羊肉。“很少吃。”他回答，他懂得了我的暗示，即我不想和他一起吃小羊肉，但他點了一道烤鰈魚片和一份里昂炒蛋，隨後我要了一份草莓，但我並沒按照英國習慣加奶油沖淡，而是在上面倒了一點葡萄酒。“對蒙馬特區的回憶。”他說。
我們喝著咖啡的時候，一個想法在我腦中成熟了：我將邀請他到埃伯利街121號，享用一個小時貴族的靈魂。他同意了；與這樣一個西班牙人交談對我來說是一種精神享受，但在去埃伯利街的路上，我卻痛苦地想到，我只能給這個人提供幾根香煙，而他，就像全世界都知道的，像堂吉訶德一樣說西班牙語，並且大部分時光都生活在原始部落之中，他的話中儘管夾雜著各種各樣的方言俚語，卻仍對英語情有獨鍾。他的語言中有一種真正的蘇格蘭風味，這一點任何人都看得出來。
……
……我們的話題轉向了天氣，炎熱的天氣給這個文明人帶來了精神上的痛苦，他在扶手椅上打瞌睡，腦子裡想著一本書中寫不出來的一章。我又回到痛苦的根源了；我告訴他，我正在寫一本書來代替《印象與觀點》。
“利用你做一章節如何？你會介意嗎？”我說，“我明天就不得不寫了，我給你講講我計劃怎樣處理這一主題，這樣大有幫助。”
他回答說：“我偶爾會打斷你的話增添一些內容，是確實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你不會反對吧？”
“恰恰相反，”我回答說，“如果你能談談魏爾倫和蘭波，不論是什麼，都會讓我感激的；你從他的詩中獲得的任何印象我都
可以發展。我所要的就只是一個暗示，某種來自外界的東西；而在內部，他們的名字令我厭倦和疲勞。我將發展你偶然洩露出的暗示，但我真不能再寫：魏爾倫的詩歌像憂鬱的小溪，而蘭波的詩歌就好像在阿弗黑鎮的樹林裡響起的尖銳響亮的聲音。《印象與觀點》就充滿著這種東西。”
“在這種情況下，”坎寧安·格雷厄姆說，“你最好不要寫這些文章。”
“但我不能不寫這些文章，因為就是我將這些詩人介紹到英國的，也幾乎可以說是我把他們介紹給法國人的。如果我沒有從外界得到什麼暗示，我將會寫另外一篇文章，發表在某家雜誌上，文章名字為《魏爾倫和蘭波天才的某些方面》。亨利·詹姆斯的天才有那麼多方面已經被人寫成文章發表過，所以編輯一定還歡迎這樣的文章名字，即使我在長達12頁的文章裡什麼也沒說，他們也會歡迎的。令人奇怪的是，在現在這一代年輕人中，竟有那麼多的人願意寫藝術論文，他們就這樣一直寫下去，卻始終沒發現自己實際上根本沒什麼東西可說。”
“還有更奇怪的，”坎寧安·格雷厄姆說，“就是20年或30年才寫一部傑作，卻一連50年都生活在由此帶來的逐漸衰微的榮耀之中。”
“蘭波就是這樣的人，”我回答說，“他18歲時寫了一部傑作，自那之後就歸隱到阿比西尼亞趕駱駝去了。”
“現今時代，人們讀書不是為了獲得書中的知識，而是因為作者的性怪癖。”精明的西班牙貴族說。
聽我談了一段時間後，他問我怎麼將蘭波文學作品的貧乏與魏爾倫聯繫起來，因為後者一直到生命的結束都在寫美麗的詩。我回答說：“魏爾倫和蘭波的名字是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吸引——既有精神上的吸引，也有肉體上的吸引——才被聯繫到一起的。”我們又談起在布魯塞爾發生的槍殺事件，以及魏爾倫因被控謀殺罪而被囚禁的事。隨後我們一直隨意地聊著，直到坎寧安·格雷厄姆記起了蘭波曾加入過唐·卡洛斯的軍隊，但他一拿到錢就擅離職守，溜走了。可他想不起來他是在什麼情況下加入軍隊，並代表荷蘭軍隊在爪哇服役，事實上，船剛一靠岸，他就又溜走了。我們一直認為他在英國當過翻譯，隨後我們就失去了聯繫，直到有消息傳言他乘船去了亞歷山大港。我們在想像中與他在埃及又見面了，他正騎著駱駝走在去阿比西尼亞的路上。
坎寧安·格雷厄姆說：“如果你選擇寫一本關於蘭波的小說，你就必須親自到阿比西尼亞去體驗當地的民俗風情。”
“我親愛的坎寧安·格雷厄姆，如果我追隨蘭波的蹤跡去阿比西尼亞，我就必須重溫所有舊地，而不是重開新途。”
“蘭波沒有對他的旅途做任何記述，”坎寧安·格雷厄姆回答說，“如果你不打算討論魏爾倫的詩，也不去瞭解他和蘭波、呂西安·萊蒂諾瓦的關係，你的敘述可能就只局限於魏爾倫的宗教感情和經歷方面。你會將他的轉變和《智慧集》歸功於他在蒙斯被捕的經歷。”
“但這是事實嗎？我懷疑魏爾倫是否被改變了，事實上不是向神學轉變。你覺得，坎寧安·格雷厄姆，在魏爾倫身上就沒一點蘇格蘭味道嗎，雖然他可能會喜歡灰蒙蒙的天空和多雨的天氣，但在爭論鬼魂是來自父和子，還是只來自父的爭論中，他萎靡不振。”
“他對宗教的依戀，”坎寧安·格雷厄姆說，“僅僅局限於彩色玻璃窗和教皇的赦免。而這些，奇怪得很，並沒有阻止他搶去母親的錢交給呂西安·萊蒂諾瓦——他手裡拿著匕首衝向母親。在我看來，魏爾倫聲稱，在不道德者之間，他與阿瑟和呂西安不同，他最著名的要求是免除任何形式的道德本能。”
“你忘了，坎寧安·格雷厄姆，這個世界上的道德和信條一樣多。”
“請你原諒，”我的西班牙貴族回答說，“道德本能。”
“忘了嗎？”我回答說，“美是一種道德，魏爾倫從沒有違背過他所意識到的唯一道德。這樣的詩人你說有多少？像魏爾倫的詩一樣美的詩，從來不曾比令人昏昏欲睡的說教和傳統法律的贊許有更永恆有力的影響，的確是這樣嗎？他的邪惡只是他自己的，已隨他一起死亡了。”
坎寧安·格雷厄姆說：“你叫我去尋找人生的目標，我現在找到了一個，就是剛才你的回答。我很高興你認為我有目標，我會再尋找另一個，因為你鼓勵了我。如果魏爾倫的美感不能將他從邪惡中拯救出來，我就不明白它怎麼可能去救他人。因為美歸根結底是一種比惡更有影響的力量。”
“隱藏在每個蘇格蘭人身上的神學家開始出現了，”我回答說，“但我想，我能給出一個更好的理由。很少有人能被分成兩半。魏爾倫是一個例外，他是一個你會發現很難相處的人，我相信你會同意我的觀點，如果只以他的思想去評判他的人，那結果會比以他的行為評判他的人更接近事實。我親愛的摩爾，難道你不認為魏爾倫的日常生活與他的詩歌完全脫離嗎？”
“魏爾倫，”我回答說，“並沒有違背他自己的道德標準。不管主題如何，道德總是一樣的：
靈魂啊，你記得他嗎，在那天堂的盡頭，
從奧特伊車站和過往的火車裡
每天把你從那個小教堂接來。
“詩歌結尾表現出一種奇怪的喜悅：
我可憐的孩子，從布洛涅傳來了你的聲音。
“這是一首寫給帕西法爾的十四行詩，是他病臥在一家酒店時在床上寫出來的，我和迪雅爾丹去看他時，他正在編《瓦格納評論》。如果我沒去看他，我就不會得到寫這篇文章的靈感了——也許一個字也不會寫，也可能永遠都不會寫。我不能確定我心裡所想的都能實現。坎寧安·格雷厄姆，難道你從未發現自己最終被欺騙了？
神和人，我們都如此迷惑。
我們追著一個少女，握著一根蘆葦。
“怎麼會是這樣？但不要讓你的記憶費神了。我永遠不會將這種雙重生活付諸紙筆。我會闡述矛盾是如何協調的，以至於同生共死，不可分離卻又永遠被分開。你有雪茄嗎，坎寧安·格雷厄姆？”
“啊，不，謝謝，我從不吸煙，我忘了。當然，一個西班牙人以前沒有，將來也不會，永遠也不會這樣的。我們在說什麼？”“你告訴我和一個名叫迪雅爾丹的人一起去找生病的魏爾倫。
……
“你有沒有再見到過魏爾倫？”坎寧安·格雷厄姆問。
“是的！我在回憶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中敘述了另一次見面，此外還有第三次。我的那本《一個青年的自白》在《獨立評論》雜誌上發表時，迪雅爾丹請了頓午餐，我的老朋友馬拉美出席了，魏爾倫也到場了。我不記得於斯曼來沒來，但迪雅爾丹絕不會漏掉他。沒有比迪雅爾丹更好的主人了；他使每位客人都很愉快。瑪麗·勞倫特，我在回憶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中曾寫到過她，她也露面了。她在餐桌的另一端用眼神傳來訊息：她未曾忘記幾年前在馬奈工作室裡纏綿的風流韻事，她可以擺平這件事，並最終以一個優美的鞠躬了結此事，可她絕不願以此拘束自己，當我沒在聽魏爾倫說話時，就丟個眼神給予她鼓勵。在魏爾倫卑微的聲音裡，我找不出一絲個人的自豪感，但即使在當時他也一定知道，他是個偉大的詩人。在他的發言中，亦如在他的書中，他就像維永的三節聯韻詩裡的老嫗——一個可憐的基督教徒，缺乏財富和榮譽，但她一直執著地和她的莊園主及上帝一起追求優雅。魏爾倫的名字將永遠和維永連在一起，而如果維永不為我們所知，那麼我發誓就沒有三節聯韻詩裡重複句的出現：‘我在恐懼中生與死’，這是魏爾倫的一行詩，收入《智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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