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曰」…
這只是一個句子的起始而己，相當於白話文的「何必說」，
但到底想說什麼、究竟要說什麼卻根本未說，因句子不完整，表面上看來似無任何的意義。
為何我們會來討論這樣一個支離破碎、沒有實質意義的單字組合呢？

因為
這…確實有意義，隱含著藉此對比近代中國價值崩解的意義。
那…其中的意義，還得遠從三代中國的價值崩解開始說起；而原句出於三代孟子：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這是三代中國價值崩解時代的經典名句，藉由這句話揭開了《孟子》全篇波瀾壯闊的序幕。
但後世中國人總是忽略句中最前之「王」，一以貫之一氣呵成把焦點凝在：「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久而久之、漸漸形成了一種幻覺，
以為涵此焦點的這句話，在孟子當代、一經孟子慷慨道出…恍如黃鐘大呂、振聾發聵，立即競為時人所尚。
倘這錯誤的想像的確為真，昔之孟子實不必多所辭費、無需那般辛苦地舌辯滔滔了；
若我們仍按家喻戶曉的老生常談去詮釋該話，小弟也就不必在此狗尾續貂來野人獻曝了！

實際的情形並非如此，
孟子說這句話的背景…是處於三代中國親親宗法價值體系崩解的時代，他說話的音量也許一點也不大；
而孟子說這句話的語法…具體而微顯現出那價值崩解的時代癥兆，他說話的氣勢或者並非相當的足。
為真實描繪那艱難的境況，我們需推薦另外一種、將本句分為三段焦點的斷句法：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這是第一段、極為重要的焦點，也是《孟子》在傳統帝制中國之所以被刺、遭疑的根本病灶。
「何必曰」…這是隱性的第二段焦點，使我們在面對近代中國價值崩解之際、省思其為三代歷史再現。
「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是第三段沒有爭議的焦點，是傳統中國人兩千年來認知的《孟子》精義。

關於第一段：《孟子》之「王」以及第三段，我們將另文討論，在此僅討論《孟子》的「何必曰」。

「何必曰」，僅為殘缺之句、是一個句子的開始；我們可稱其為一種句型、一種語法。
「何必曰」，堪稱為孟子在三代中國匠心獨運的語法，在孟子之前不曾見過、在孟子之後也幾乎未有。

這只是針對現存的三代中國典籍而言；除《孟子》外，我們幾乎未見他書曾用「何必曰」的語法。
這一方面可能只是一種偶然，
因所有其他曾載「何必曰」的三代經典，可能碰巧都毀了、壞了、遭秦火焚銷了。
另一方面或許亦屬一種必然，
因三代典籍多屬歷經琢磨潤飾的正式文獻，應不容易出現「何必曰」這類帶有生活化的負面語法。

實際上，三代中國的典籍雖然不曾出現《孟子》的「何必曰」，但性質相近的「何必」倒的確出現過。
當然，
在正式的經書、文獻，如：《尚書》、《易經》、《詩經》、《春秋》…自然不會有「何必」。
《禮記》（「何必」小寶耳）、《穀梁》（必其時也，「何必」焉？）、《公羊》（「何必」以蕭同侄子為質？）…也各僅出現過一次「何必」。
至於在同為經書的《左傳》…因屬史書，難免會在18萬字的浩繁卷帙中出現十餘次有「何必」的對話。
而歸類為師生日常生活教學對談的《論語》…同樣也在談話中有高達6次的「何必」。
因《論語》為中國人所熟悉，所以下面將專列《論語》6次的「何必」段落，好與《孟子》的「何必曰」相互比較、做進一步的討論。

◆《論語》‧先進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論語》‧憲問
子路問成人。
（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孔子）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論語》‧陽貨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孔）子欲往。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論語》‧微子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
（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接下來列出《孟子》中有「何必曰」，以及「何必」的段落。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告子下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宋牼）曰：「我將言其（秦楚之王）不利也。」
（孟子）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
『何必曰』：利？」

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綜覽上述段落可以發現：

《論語》6次的「何必」全都出現在對話中，因「何必」本來就是屬非正式的、口語性質的詞彙。
《孟子》3次的「何必曰」以及另外一次的「何必」，同樣也都出現在對話中，因其口語性質相類。

首先分析《論語》6次的「何必」，那分由子路（2次）、孔子（2次）、柳下惠、閔子騫說出。

子路所言之「何必」：
或因宰季氏而薦子羔赴費從政，或因公山氏召而阻孔子赴費從政，都是為了具體從政的單一事件而起。
子路在辯解或表達意見時其實可無需說「何必」，但他個性急、腸子直…忍不住而對孔子說「何必」。

孔子所言之「何必」：
或因子路問如何能成人，或因子張問（殷）高宗的三年不言，也都是為了某種具體的單一事件而起。
孔子在回答時，其實完全可無需說「何必」，但他是熱心教學的老師…忍不住而對弟子多說了段「何必」。

柳下惠所言之「何必」：
是因有人質疑他身為司法部長，三次遭到罷免，卻仍淹留國內政壇，也同樣為自己切身的單一事件而起。
柳下惠辨解時，可無需說「何必」，但他直來直往…既己忍不住直言「枉道事人」，就不在乎說「何必」！

閔子騫所言之「何必」：
是他認為魯國國庫仍可沿用舊庫，何需勞師動眾去改建？表面上是為了國庫改建的單一事件而起。
實際上或非僅如此，
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閔子騫既不在廟堂，本不當臧否國政，
但改建國庫之事雖屬國政，卻較不顯眼、較不重要，所以閔子騫才對此無關痛癢的單一小事表示意見，
不過，其所涉及領導窳政的價值意義卻相當重大。

「何必」是語助詞，是帶著疑問、否定意味的負面語助詞。
而在上面《論語》中出現的「何必」，
或者是子路與柳下惠基於個性而用、或是孔子基於教學補充而用…基本上皆少見，且多用於日常對話、針對具體的單一事件有歧見之際。
對單一事件而用「何必」，範圍較小、眼界較窄，不過較為貼近生活、較為具體有形、較為親切自然，
因《論語》全書把持孔子溫文恭良的風格，彷彿楊柳風、杏花雨，所以讀者不覺其鋒芒、自然而然默化。

「何必曰」也是用於句中起承轉合的語助詞，故也帶有疑問、否定的負面意味。
所以在《孟子》中只出現過一次「何必」、也僅出現過3次「何必曰」…並不能算太多。
《孟子》中孟子所言的「何必」，類似《論語》中柳下惠所言的「何必」…都屬為自己辯護的單一事件。
至於《孟子》中孟子所言的「何必曰」，表面上看似與「何必」類似，唯一的差別就在多了一個「曰」，
但這個小小的差別，卻有大大的作用。
作用在使「何必曰」…跳出專指某特定單一事件的侷限，擴而變為抽象無形、遍及世間整體的價值觀！

原因就在於
無「曰」的「何必」之後：接動詞、接具體的動作、接具體有形的動作或獨立的事件…視界窄小；
有「曰」的「何必曰」之後：接名詞、接抽象的概念、接抽象無形的思想價值…視野變為寬大恢宏。
這就是無「曰」、有「曰」…兩者的差異。

關於無「曰」的「何必」之後所接的是動詞，
我們可以《論語》中閔子騫所言的：「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為代表來說明；
閔子騫「何必」之後的「改作」：是動詞、是具體的動作、是改建國庫的獨立事件…視界窄小。
至於有「曰」的「何必曰」之後所接的是名詞，
即孟子「何必曰」之後的「利、義」：是名詞、是抽象的概念、是抽象無形的思想價值…視野寬大恢宏。

我們之所以特別在《論語》中舉出閔子騫所言之「何必」為代表來說明，
是因「何必」：這種帶著疑問、否定意味的負面語助詞，一般是在對談中雜有批評、辯解、責難或爭議。
但閔子騫之「何必」則全無；
正如孟子對梁惠王對談言之「何必曰」，亦絲毫未載梁惠王的任何負面反應。

實際上《論語》所載閔子騫所言之「何必」，並無明確的交談對象，孔子之評，顯然非在現場。
因閔子騫所言之「何必」，非屬私事、非屬自己之事、非屬一人之事，而是公事、是論及領導國政之事；
這對孔門中以德行見長的閔子騫而言，似乎稍有一點逾越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分際。

然而，閔子騫並非完全無涉於政治的布衣庶民。
他曾受重於季氏，見於《論語》所載：「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只不過他把持原則、不願自污、委婉躲避，對外聲稱：「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試觀《論語》：
子路薦子羔為費宰…孔子評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
公山弗擾以費召孔子…子路勸曰：「何必」；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主動委婉拒絕…卻無人批評他、無人勸他「何必」，可見他行事卓有分寸。

同樣的情形，當閔子騫在談及魯國「何必」改作國庫，他是精心選擇一件最不起眼的小事來談，
表面上閔子騫的視界窄小、僅指單一的事件，實際上用意深遠、他實為藉此喟嘆那魯國領導的整體窳政。
這是閔子騫所言「何必」的以小見大、是其與《論語》中其他人所言「何必」的不同之處，也是孔子為此而稱讚他「言必有中」的根由。

雖然《論語》所載閔子騫所言之「何必」，藉由單一的「改作」之事，得以延伸視界，讓聽者能有更寬、更深的體驗，而且沒有留下任何負面的評語，只有孔子「言必有中」的稱讚；
不過其格局仍有侷限，這是由「何必」引導動詞、引導出具體單一事件所造成的侷限。
孟子所言之「何必曰」，則藉由抽象的名詞、抽象的概念，直接指向抽象無形的思想價值，這是孟子大開大闔、視野宏恢的大格局論述，如果孔子得緣聞及想必也會有「言必有中」的稱讚，關鍵在於孟子用了「何必曰」的語法。

無論如何，
「何必曰」究竟仍是帶有疑問與否定的語法、類似「何必」。
所以《孟子》中僅出現一次「何必」，而「何必曰」也僅出現3次，
其中兩次的「何必曰」都出現在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談中，一次在對談開始、一次在對談結束。
另外一次的「何必曰」都出現在孟子與宋牼的對談。
而這3次的「何必曰」，都是以「何必曰利」的單一形式出現。

可見得在《孟子》書中，孟子本人並不喜歡「何必」或「何必曰」的語法，
他會用「何必曰」應該是一種機緣，因為梁惠王一見面就談「利」，那是真實反應世俗的價值，卻也有違三代親親道統、有背孟子的思想價值；
所以孟子在第一時間必需明白地、堅定地、委婉地、曲折地反擊這混淆宗法人倫的世俗之利，…藉以表達自己一以貫之的價值立場。
於是他選擇了：「何必曰」的語法。

這是孟子不由自已、第一次採用了「何必曰」的語法。
除了後來對宋牼同樣用之於「何必曰利」以外，孟子就再也不曾採用這「何必曰」的語法。
這也成為三代中國唯一部出現「何必曰」語法的重要典籍、唯一曾經運用「何必曰」語法的重要人物，
這其實也是一種奇妙的機緣。
因為，這顯示除了梁惠王以外，包括梁襄王、齊宣王、滕文公…等領導，再也無人對孟子言利，
孟子因而不再有機會重述「何必曰」的語法，無以再度直擊那混淆親親人倫價值的世俗之利！

「何必曰」只是一種語法，本身其實並無意義。
「何必曰」也是一種既明白堅定又委婉曲折的語法；
孟子採用這種前人未用、後人無隨的語法，是在當時的境況下、他憑直覺反應的最恰當語法。
結果証明梁惠王並未生氣、也沒排斥他，事後反而常向他請教，表示孟子取用這樣的語法卓有成效。
《孟子》將其置於卷首，在那價值崩解的時代得以宏揚三代中國的價值道統，這是「何必曰」語法的意義！

歷史總是不斷的輪迴。
念我先人…乘桴於瀛洲海外的蕞爾小島，乃為追隨、實踐孔子在兩千多年前縈繚胸臆的未竟之志；
然而今我…卻囿於短利、淺利、近利、薄利遺忘了先人宏道之初衷，終而陷溺於：羞稱自己為中國人、愧道自己為中國人、不言自己為中國人、嘲諷自己曾為中國人的莫名困境；
縹緲恍若返諸三代中國價值崩解的離亂神州。
際此艱難，不免有懷孟子「何必曰」的語法、裊裊依稀…期盼餘音不泯能復現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