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僖伯之諫
2015/11/02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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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僖伯之諫」…臧僖伯是誰?
臧僖伯:姓姬、名摳、字子臧;封地為臧、諡號為僖。
臧僖伯:魯孝公之子、魯惠公之兄、魯隱公之叔、魯桓公之叔;也是《論語》中孔子所提臧文仲的曾祖。
臧僖伯是三代中國春秋時代的魯國人;他在歷史上驚鴻一瞥,就只活動在魯隱公5年(前718 ) 。
21世紀的中國人,應該不清楚這位2700多年前的人物,因為時間相隔實在太遙遠了。
「臧僖伯之諫」…臧僖伯出現在歷史上的唯一活動就是進諫,而進諫的對象是魯隱公,魯隱公是誰?
魯隱公:姓姬、名息姑、諡號為隱,魯惠公庶子…這些都不重要;因為今天少有人在意這些事。
魯隱公是魯國第14位領導,這似乎也不重要;因為實際上他自始至終都無意出任魯國的領導。
魯隱公是孔子《春秋》第1位領導,這非常重要;無《春秋》不成中國、否則我們也就不必在此討論了。
「臧僖伯之諫」…題目就源於揭開中國序幕的《春秋》。
◆《春秋‧隱公五年》五年,春,(魯隱公)公矢魚于棠。
孔子在《春秋》的魯隱公五年,寫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魯隱)公矢魚于棠…主角只有一位即魯隱公。
矢…在這裡不方便解釋為射箭。因為以箭射魚太難、太不可思議,故中國人通常解為:觀看、陳列。
矢魚…就是觀看捕魚,或陳列捕魚的器具、魚獲,這樣的解釋雖有點牽強,但也實出於無奈。
公矢魚于棠…指魯隱公到棠邑,參與、視察當地的捕魚活動。
在孔子筆下的《春秋》:矢魚…是主題,魯隱公…是主角;完全沒提到臧僖伯,臧僖伯被隱而不見。
前面提到魯隱公之隱…是其謚號;
依謚法:隱拂不成曰隱,不顯尸國曰隱…這的確說明了魯隱公隱其志、未成其志的命運;
《春秋》採用「矢魚于棠」這樣的說法…好像也彰顯了魯隱公尸其位、不合其位的作為。
「臧僖伯之諫」…藏僖伯似為魯隱公的「矢魚于棠」而進諫。
只是《春秋》:在「矢魚」事件中卻隱藏了藏僖伯,讓人弄不清其「矢魚于棠」究竟是什麼意思?
想解《春秋》:「矢魚于棠」的意思,只有從《春秋》三傳:《穀梁傳》、《公羊傳》、《左傳》著手。
◆《穀梁傳‧隱公五年》
五年春,(魯隱)公觀魚於棠。
《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魯隱)公觀之,非正也。
《穀梁傳》解釋「矢」為「觀」,那麼「矢魚於棠」就是「觀魚於棠」。
《穀梁傳》還引其他典籍說明:關注正常之事稱「視」,關注不正常之事稱「觀」…「觀」魚屬不正常。
依禮,尊者不親務小事、卑者不主導大事。
有關捕魚之事是卑者所務之小事,而魯隱公屈尊親力親為…這並不正常。
◆《公羊傳‧隱公五年》
五年春,(魯隱)公觀魚于棠。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魯隱)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
百金之魚(魯隱)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公羊傳》解釋「矢」亦為「觀」,「矢魚於棠」亦是「觀魚于棠」。
《公羊傳》說明孔子為什麼要在《春秋》特別記載這件事?…就是為了要諷魯隱公。
為什麼要諷魯隱公?…只因為魯隱公跑到魯國邊境的棠邑去「觀」魚,太遠了。
而魯隱公為什麼要老遠從曲阜跑到棠邑去「觀」魚?…是因為他想「登來之」。
什麼是「登來之」?…這是當地俚語、自在的意思。魯隱公能自己張網捕撈百金之魚,痛快、感覺很美!
而「棠」是濟上邊境的城邑。
《穀梁傳》和《公羊傳》對「矢」外在表面的直接解釋完全一致;
解「矢」為「觀」,「矢魚於棠」就是「觀魚於棠」。
《穀梁傳》和《公羊傳》對「矢」內在意涵的間接解釋相輔相成;
《穀梁傳》認為魯隱公以領導之尊,親務「觀魚」小事…不正。
《公羊傳》認為魯隱公去棠邑「觀魚」:太遙遠、太過率性了。
《穀梁傳》和《公羊傳》同樣以「觀魚」為主題、魯隱公為主角;完全不提臧僖伯…為什麼?
因為《穀梁傳》和《公羊傳》皆專心致志於解釋《春秋》,且極為尊重《春秋》。
《春秋》既未提臧僖伯,所以《穀梁傳》和《公羊傳》完全依《春秋》…沒自我主張、未節外生枝。
《春秋》隱而約…以魯隱公為主角,表面上似乎並無臧否;
但《穀梁傳》和《公羊傳》揣摩《春秋》義旨,解「矢魚」為「觀魚」…認為孔子意諷魯隱公不正、有失。
有何不正?以領導之尊、親務「觀魚」小事…故不正;
有何過失?棠邑太偏遠,遠赴棠邑「觀魚」…乃有失。
這是《穀梁傳》和《公羊傳》解釋《春秋》的義旨…自三代中國起,歷兩千餘年帝制中國從未受到質疑。
關於此,我們可舉帝制中國之始的漢代典籍三例,略作說明。
一. 《史記》之觀魚
◆《史記‧魯周公世家》隱公五年,觀漁於棠。…君子譏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五(年),(魯隱)公觀魚于棠,君子譏之。
太史公於《史記‧魯周公世家》、《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載魯隱公「觀漁於棠」、「觀魚于棠」。
太史公把《春秋》之「矢魚」解作「觀魚」,同樣隱藏了進諫魯隱公的臧僖伯。
並且太史公還補上了一句:「君子譏之」。
這裡的「譏」…應該是源於《公羊傳‧隱公五年》的「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這裡的「君子」…至少是包括《公羊傳》和《穀梁傳》作者的兩位三代中國君子。
想來太史公對《春秋》「矢魚」事件之解,應與《穀梁傳》和《公羊傳》的詮釋是完全一致的。
二. 《春秋繁露》之觀魚
◆《春秋繁露‧玉英》
(魯隱)公觀魚於棠,何?惡也。
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
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
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
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今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
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
董仲舒是《公羊傳》大家,他力輔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公羊傳》既然對《春秋》的「矢魚」事件:「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評之以「譏」;
所以董仲舒對此事件同樣「譏」之。
並且董仲舒「譏」魯隱公之「觀魚」非常重…「惡也」。
而「觀魚」之惡…在於其以領導之尊,位動風化卻親自求利。
關於這一點,在《公羊傳》亦略提及:「百金之魚(魯隱)公張之」…董仲舒實在是《公羊傳》大家。
董仲舒以利來譏「觀魚」是一種觀點,可供參考;
董仲舒還提出另一種觀點:就是把魯隱公的「觀魚」和後來魯莊公的「觀社」等量齊觀,更值得參考。
「社」…是「社稷」之社、是祀土神之社、是遠自夏朝開始就有之社、是與「中國」歷史同樣久遠之社。
「社」…是夏啟在《夏書‧甘誓》、商湯在《商書‧湯誓》、周武在《周書‧泰誓》誓之社,那是國社。
「社」…是《論語‧先進》子路所說季氏費邑的社稷之社,那是大夫的家社。
「社」…是《詩經‧小雅‧北山之什‧甫田》「以社以方」、《詩經‧大雅‧蕩之什》「方社不莫」之社,或指地方的邑社。
社…歷經三代演化,從天子諸侯的國社,擴而為大夫封邑的家社,終而擴散到地方的邑社。
魯莊公的觀社…觀的是地方以邑社為中心,所展開的庶民活動。
魯隱公的觀魚…董仲舒認為其所觀的是地方以邑社為中心,所展開之捕魚活動。
把「觀魚」擬之於「觀社」…就產生了類似於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是否「侵官」的見解差異。
董仲舒把《春秋》之「矢魚」解作「觀魚」,同樣隱藏了進諫魯隱公的臧僖伯;
董仲舒對「矢魚于棠」事件,應該與《公羊傳》的立場完全一致的,只是更加重了譏諷的份量。
三. 《焦氏易林》之陳魚
◆《焦氏易林‧大壯之》渙:陳魚觀社,佷荒踰矩,為民開緒,亡其祖考。
《焦氏易林》對《春秋》之「矢魚」解作「陳魚」,同樣未提進諫魯隱公的臧僖伯;
「陳魚」…未見於《穀梁傳》、《公羊傳》而見於《左傳‧隱公五年》「遂往『陳魚』而觀之」。
漢朝焦延壽的《焦氏易林》上承三代中國的《左傳》解「矢魚」解作「陳魚」,
焦延壽的《焦氏易林》亦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將魯隱公的「觀魚」擬如魯莊公的「觀社」。
而最終、最重要的是《焦氏易林》對「矢魚」事件,給予「佷荒踰矩」、「亡其祖考」的最嚴厲譴責。
從上述帝制中國之初的漢代三例,
從漢武帝太史公的《史記》「君子」之譏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甚惡」之譏,到漢昭帝焦延壽的《焦氏易林》之「佷荒踰矩」、「亡其祖考」…
我們發現其對「矢魚」事件的評論極為嚴厲,
這對於21世紀的中國人而言,一個領導親民的活動竟會被如此嚴厲的批評,實在很難接受。
簡而言之:魯隱公是好人、是君子。
魯隱公尊重禮之大體:一心暫代幼弟之政,他是準備待幼弟長大後、要將君位傳給嫡子之弟的無私君子。
而且魯國並非在魯隱公手中亡國、亡祀,魯國實際上是由他開始推展出《春秋》。
但三代中國的《穀梁傳》、《公羊傳》卻對魯隱公:諷之、譏之;
到了帝制中國的《史記》、《春秋繁露》、《焦氏易林》竟然更進一步:譏之、惡之、痛貶之。
站在21世紀的中國人立場,
相信會認為魯隱公的「觀魚於棠」…就算不正、太遠,有失於禮;但也不失為愛民、親民,
《穀梁傳》、《公羊傳》卻對魯隱公「矢魚」譏諷;難道那真的就是《春秋》「矢魚」事件的正解?
不、不相信:事實若真的如此,那《春秋》可能就和現代中國的價值觀有了距離;
我們寧願相信:事實並非如此,那是因為《穀梁傳》、《公羊傳》未能真正道出「矢魚」事件的重點。
最後,我們只有從《左傳》尋找事實真相、嚐試尋找其他可能的詮釋。
◆《左傳‧隱公五年》
五年,春,(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將略地焉。」
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臧僖伯…終於驚鴻一瞥,在《左傳》的歷史舞台活動。
觀察上文,臧僖伯…才是全篇的主角,而臧僖伯之諫…則為《左傳》「如棠觀魚」事件的真正主題。
這是三代中國的《左傳》:
大不同於三代《穀梁傳》、《公羊傳》之處,
亦絕不同於帝制《史記》、《春秋繁露》、《焦氏易林》之處。
如果單從《左傳‧隱公五年》中臧僖伯對魯隱公「矢魚」進諫的內容來看,表面上似乎並無一字提到魚。
但從一開始:「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意在「魚」為小事、小器。
到最後結束:「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意在「魚」為卑者之事。
這其實和《穀梁傳‧隱公五年》的評論:「禮,尊不親小事…魚,卑者之事也…非正也」…意旨完全吻合。
如果單看《左傳‧隱公五年》中臧僖伯對魯隱公「矢魚」事件的結論:「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也和《公羊傳‧隱公五年》對「矢魚」事件的評論:「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意旨完全吻合。
因此,
《左傳》即使記載了臧僖伯…大不同於《穀梁傳》、《公羊傳》刻意隱略了臧僖伯。
然而《左傳》結論的「非禮」、「言遠」…又類同於《穀梁傳》、《公羊傳》之譏諷。
難道那《左傳》「書曰」的譏諷結論,就真正代表了「臧僖伯之諫」的初衷本意?
這當然只能從臧僖伯進諫的內容來探求線索、進行分析。
綜觀臧僖伯進諫的內容…基本上可分為三大段,其中1、3的兩個大段我們己經討論過了。
第1大段:「凡物不足以講大事…所以敗也」…意在「魚」為小事、小器。
第3大段:「鳥獸之肉…非君所及也」…意在「魚」為卑者之事。
賸下了第2大段: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這當然不是小事,而是大事;這當然不是卑者之事,而是尊者親務之事。
因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為農隙練兵之「戎」,既為「戎」事,即屬:國之大事、君之大事。
這個尊者所當親務的大事,既未見於《春秋》、故未為《公羊傳》、《穀梁傳》提及…卻可能是臧僖伯之諫的真正重點。
客觀而言,臧僖伯之諫會提:「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可分兩種可能性。
一、臧僖伯只是隨機舉例。
臧僖伯在諫言中並未提及「遠」、只提到「小」;
「魚」就如同:「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屬小物;即使其為肉、亦為「鳥獸之肉,不登於俎」,非屬可「祀」之肉。
「觀魚」:是屬「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的「小」事,領導若參與親為則屬「侵官」。
因此,臧僖伯在諫言中,其焦點在於斥「小」崇「大」;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屬「戎」事,也是國之大事、君之大事;不過是臧僖伯無心、隨機舉例用以對比於「小」的「大」事。
二、臧僖伯確是用心良苦。
既然臧僖伯諫魯隱公之事為「小」事,即使魯隱公於此「小」事有失,也只是「小」過,沒什麼要緊;
臧僖伯應不至於太在意。
但臧僖伯卻似非常在意這件「小」事,更而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上綱到:
「三年而治兵」…非僅一季、一歲之小事,實關乎三年、十載之大事。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非僅治兵、振旅之武事,實關乎軍實的經濟之事。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非僅關乎經濟,實涵蓋宗法家族親親人倫的價值體系。
這樣的無限上綱,不禁令人會有聯想;
臧僖伯主要的用心:其實不在「魚」、不在「矢魚」、也不在遠赴棠「矢魚」。
臧僖伯真正的用心:在諫魯隱公做好「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的份內「大」事…所以才無限上綱。
為什麼臧僖伯要那麼用心良苦呢?
我們還可猜想:應該是魯隱公並未做好「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的治兵「大」事。
臧僖伯久鬱於心,終於逮到了這個機會才得以進諫。
那…有什麼樣的証據,足以說明魯隱公並未做好「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的治兵「大」事?
很可惜,並無任何直接的証據,不過卻有下述的三項間接証據足供參考。
1.首先,
臧僖伯諫魯隱公的內容,提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的治兵「大」事…這當然算一項間接証據。
也許有朋友會問:如果臧僖伯意在…魯隱公疏於「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為什麼《春秋》三傳的《公羊傳》、《穀梁傳》、《左傳》不明確點出來?
答案是因為《公羊傳》、《穀梁傳》的主旨專為解《春秋》,
而《春秋》只提「矢魚」,故兩傳亦步亦趨只在「觀魚」、「陳魚」中打轉。
即使兩傳作者,知道臧僖伯之諫的初衷本意、知道魯隱公確疏於「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但囿於《春秋》:未提臧僖伯、未提臧僖伯之諫、未提魯隱公之疏失,
作者當然就效法《春秋》為尊者(魯隱公)晦,絕不會率爾強調魯隱公疏於「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的治兵「大」事。
而《左傳》略不同於《公羊傳》、《穀梁傳》者,除了旨解《春秋》以外,還兼具敘事述史的功能。
所以《左傳》才特別敘述了臧僖伯之諫。
只不過《左傳》雖然敘述了臧僖伯之諫,卻不再特別點出臧僖伯的初衷本意;這一方面是君子自知、毋需贅言,另一方面也同樣是為了依循《春秋》為尊者(魯隱公)晦的義旨。
2.其次,
依《春秋》記載,魯隱公自上任元年起至五年止,五年間不曾帥軍出征…這也算一項有力的間接証據。
實際上在這五年間,魯國並非干戈不興,參考《春秋》就可發現其間魯國確有兩件戰事。
《春秋‧隱公2年》(展)無駭帥師入極…魯卿司空(展)無駭率魯軍入極國。
《春秋‧隱公4年》(姬)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子(姬)翬率魯軍伐鄭。
這兩件戰事,分別由魯隱公的侄子(展無駭)、弟弟(公子翬)率領魯軍…非由魯隱公親自領軍。
當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魯軍若由魯隱公親自率領實屬最為合理、正當,不過若承魯隱公之命改派卿大夫率領,似乎亦無不可。
但這兩場非由魯隱公親自領軍的戰事…皆受到了《春秋》指責,想必當是臧僖伯久鬱於心的「大」事。
我們可以推想,臧僖伯諫言中的:「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其實並不僅指字面上的農閒軍訓,應該更涵蓋了親率魯軍出征的「戎」之「大」事。
3. 最後,
魯隱公高度肯定臧僖伯的忠忱…這可算是一項極為重要的間接証據。
我們翻遍三代中國的典籍,只找到兩件有關臧僖伯的相關事跡,皆載於《左傳‧隱公五年》:
一件就是臧僖伯之諫…魯隱公婉轉拒絕。
一件就是臧僖伯之逝…魯隱公高度肯定。
依《左傳‧隱公五年》所載:魯隱公當場並未接受臧僖伯的諫言,仍堅持去棠:「吾將略地焉。」
表面上似乎魯隱公婉轉拒絕了臧僖伯的諫言、或許沒聽懂臧僖伯的諫言。
其實魯隱公應該是聽懂了臧僖伯的諫言。
因為原先魯隱公是要去…棠邑觀「魚」的,
可是臧僖伯的諫言中:既沒提:觀魚、陳魚、捕魚,也沒提矢魚…根本沒有一個「魚」字;
魯隱公的回答同樣也完全沒提及「魚」…這表示魯隱公明白臧僖伯之諫,根本意不在「魚」。
魯隱公應該清楚感受到臧僖伯進諫的真正重心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的「大」事,
因為這很敏感,
這件事責無旁貸是屬魯隱公份內之事,但實際大概少有那位國君能真正季季都做到,魯隱公當然也做不到。
而臧僖伯卻以此相責…難道他是在雞蛋裡挑骨頭?
但魯隱公若進一步自省,自然會想到:(展)無駭帥師入極、(姬)翬帥師會伐鄭…兩件「大」事不妥。
可能這才是臧僖伯真正用心之所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只是「戎」之「大」事的引子而巳。
換句話說,
臧僖伯的初衷本意,不在譏魯隱公、不在諷魯隱公。
而是在勸魯隱公正視:宗法朝綱、親親人倫的「戎」之「大」事!
魯隱公也許當場就明白了、也許事後才想清楚,
但在當時,魯隱公或是一時情緒、或是基於面子,婉轉改用了一個藉口拒絕:「吾將略地焉」。
無論如何,魯隱公終於理解了臧僖伯之諫的初衷本意,
只可惜天不假年,就在臧僖伯進諫的同一年(隱公五年),魯隱公的叔父‧臧僖伯就過世了。
《左傳‧隱公五年》「叔父(臧僖伯)有憾於寡人,寡人(魯隱公)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魯隱公不敢忘…忘什麼?
魯隱公不敢忘,忘臧僖伯之憾…憾什麼?
魯隱公不敢忘,忘臧僖伯之憾,憾魯隱公當初沒有接受臧僖伯的諫言;臧僖伯有什麼諫言?
臧僖伯對魯隱公的諫言:
沒有一字及「魚」、沒有一字及「棠」…也似乎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然而魯隱公不敢忘、不敢忘臧僖伯之憾、不敢忘沒有當場接受臧僖伯諫言之憾。
故而在臧僖伯逝後…魯隱公特命「葬之加一等」;
並且從臧僖伯逝後…魯隱公皆親自領軍出征,庶幾無憾於「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等「大」事之諫!
21世紀的中國人,應該不清楚2700多年前的臧僖伯,因為時間相隔也實在太遙遠了。
《春秋》「矢魚」,臧僖伯…驚鴻一瞥、似隱若現;
《左傳》解「矢魚」,「臧僖伯之諫」…其苦心孤詣、耿耿寸衷終而雪泥留爪。
《穀梁傳》和《公羊傳》解《春秋》「矢魚」義旨…不在「魚」、不在「觀魚」,實隱於「臧僖伯之諫」的「戎」之「大」事;
這…應該是21世紀的中國人可以理解、能夠接受的吧。
達芬奇所繪「蒙娜麗莎的微笑」是西方經典之畫,只是在今天無人知道蒙娜麗莎;
正如《左傳》所述「臧僖伯之諫」是中國經典之諫,只是在今天幾無人知道臧僖伯。
文藝復興時代自達芬奇之後所有在佛羅倫斯的貴族應該都熟知蒙娜麗莎…因為「蒙娜麗莎的微笑」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經典。
五百多年後的今天,即使西方己經遺忘了蒙娜麗莎是何許人也,但「蒙娜麗莎的微笑」仍是西方的經典;
因為「蒙娜麗莎的微笑」繪出親親人性的美。
這個美…似微笑、非微笑,無關乎微笑、關乎善於勾勒出親親的人性。
春秋時代自魯隱公之後所有魯國的貴族應熟知臧僖伯…因為「臧僖伯之諫」是春秋時代的經典。
兩千多年的今天,即使中國人己經遺忘了臧僖伯是何許人也,但「臧僖伯之諫」仍是中國的經典;
因為「臧僖伯之諫」述出親親人倫的真。
這個真…魯隱公衷心有憾而知之。
這個真…《春秋》、《穀梁傳》、《公羊傳》、《左傳》知而隱之,以「矢魚」、「觀魚」、「陳魚」隱而述之。
《春秋》…以「矢魚」隱隱流露魯隱公之憾、似露非露,
《春秋》…以「矢魚」隱隱表達臧僖伯之諫,似表非表;
其所沁潤、氳氤三代宗法親親人倫的真,一如文藝復興親親人性的美,超越時空…皆永恆不滅的人間瑰寶。
臧僖伯:姓姬、名摳、字子臧;封地為臧、諡號為僖。
臧僖伯:魯孝公之子、魯惠公之兄、魯隱公之叔、魯桓公之叔;也是《論語》中孔子所提臧文仲的曾祖。
臧僖伯是三代中國春秋時代的魯國人;他在歷史上驚鴻一瞥,就只活動在魯隱公5年(前718 ) 。
21世紀的中國人,應該不清楚這位2700多年前的人物,因為時間相隔實在太遙遠了。
「臧僖伯之諫」…臧僖伯出現在歷史上的唯一活動就是進諫,而進諫的對象是魯隱公,魯隱公是誰?
魯隱公:姓姬、名息姑、諡號為隱,魯惠公庶子…這些都不重要;因為今天少有人在意這些事。
魯隱公是魯國第14位領導,這似乎也不重要;因為實際上他自始至終都無意出任魯國的領導。
魯隱公是孔子《春秋》第1位領導,這非常重要;無《春秋》不成中國、否則我們也就不必在此討論了。
「臧僖伯之諫」…題目就源於揭開中國序幕的《春秋》。
◆《春秋‧隱公五年》五年,春,(魯隱公)公矢魚于棠。
孔子在《春秋》的魯隱公五年,寫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魯隱)公矢魚于棠…主角只有一位即魯隱公。
矢…在這裡不方便解釋為射箭。因為以箭射魚太難、太不可思議,故中國人通常解為:觀看、陳列。
矢魚…就是觀看捕魚,或陳列捕魚的器具、魚獲,這樣的解釋雖有點牽強,但也實出於無奈。
公矢魚于棠…指魯隱公到棠邑,參與、視察當地的捕魚活動。
在孔子筆下的《春秋》:矢魚…是主題,魯隱公…是主角;完全沒提到臧僖伯,臧僖伯被隱而不見。
前面提到魯隱公之隱…是其謚號;
依謚法:隱拂不成曰隱,不顯尸國曰隱…這的確說明了魯隱公隱其志、未成其志的命運;
《春秋》採用「矢魚于棠」這樣的說法…好像也彰顯了魯隱公尸其位、不合其位的作為。
「臧僖伯之諫」…藏僖伯似為魯隱公的「矢魚于棠」而進諫。
只是《春秋》:在「矢魚」事件中卻隱藏了藏僖伯,讓人弄不清其「矢魚于棠」究竟是什麼意思?
想解《春秋》:「矢魚于棠」的意思,只有從《春秋》三傳:《穀梁傳》、《公羊傳》、《左傳》著手。
◆《穀梁傳‧隱公五年》
五年春,(魯隱)公觀魚於棠。
《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魯隱)公觀之,非正也。
《穀梁傳》解釋「矢」為「觀」,那麼「矢魚於棠」就是「觀魚於棠」。
《穀梁傳》還引其他典籍說明:關注正常之事稱「視」,關注不正常之事稱「觀」…「觀」魚屬不正常。
依禮,尊者不親務小事、卑者不主導大事。
有關捕魚之事是卑者所務之小事,而魯隱公屈尊親力親為…這並不正常。
◆《公羊傳‧隱公五年》
五年春,(魯隱)公觀魚于棠。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魯隱)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
百金之魚(魯隱)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公羊傳》解釋「矢」亦為「觀」,「矢魚於棠」亦是「觀魚于棠」。
《公羊傳》說明孔子為什麼要在《春秋》特別記載這件事?…就是為了要諷魯隱公。
為什麼要諷魯隱公?…只因為魯隱公跑到魯國邊境的棠邑去「觀」魚,太遠了。
而魯隱公為什麼要老遠從曲阜跑到棠邑去「觀」魚?…是因為他想「登來之」。
什麼是「登來之」?…這是當地俚語、自在的意思。魯隱公能自己張網捕撈百金之魚,痛快、感覺很美!
而「棠」是濟上邊境的城邑。
《穀梁傳》和《公羊傳》對「矢」外在表面的直接解釋完全一致;
解「矢」為「觀」,「矢魚於棠」就是「觀魚於棠」。
《穀梁傳》和《公羊傳》對「矢」內在意涵的間接解釋相輔相成;
《穀梁傳》認為魯隱公以領導之尊,親務「觀魚」小事…不正。
《公羊傳》認為魯隱公去棠邑「觀魚」:太遙遠、太過率性了。
《穀梁傳》和《公羊傳》同樣以「觀魚」為主題、魯隱公為主角;完全不提臧僖伯…為什麼?
因為《穀梁傳》和《公羊傳》皆專心致志於解釋《春秋》,且極為尊重《春秋》。
《春秋》既未提臧僖伯,所以《穀梁傳》和《公羊傳》完全依《春秋》…沒自我主張、未節外生枝。
《春秋》隱而約…以魯隱公為主角,表面上似乎並無臧否;
但《穀梁傳》和《公羊傳》揣摩《春秋》義旨,解「矢魚」為「觀魚」…認為孔子意諷魯隱公不正、有失。
有何不正?以領導之尊、親務「觀魚」小事…故不正;
有何過失?棠邑太偏遠,遠赴棠邑「觀魚」…乃有失。
這是《穀梁傳》和《公羊傳》解釋《春秋》的義旨…自三代中國起,歷兩千餘年帝制中國從未受到質疑。
關於此,我們可舉帝制中國之始的漢代典籍三例,略作說明。
一. 《史記》之觀魚
◆《史記‧魯周公世家》隱公五年,觀漁於棠。…君子譏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五(年),(魯隱)公觀魚于棠,君子譏之。
太史公於《史記‧魯周公世家》、《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載魯隱公「觀漁於棠」、「觀魚于棠」。
太史公把《春秋》之「矢魚」解作「觀魚」,同樣隱藏了進諫魯隱公的臧僖伯。
並且太史公還補上了一句:「君子譏之」。
這裡的「譏」…應該是源於《公羊傳‧隱公五年》的「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這裡的「君子」…至少是包括《公羊傳》和《穀梁傳》作者的兩位三代中國君子。
想來太史公對《春秋》「矢魚」事件之解,應與《穀梁傳》和《公羊傳》的詮釋是完全一致的。
二. 《春秋繁露》之觀魚
◆《春秋繁露‧玉英》
(魯隱)公觀魚於棠,何?惡也。
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
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
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
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今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
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
董仲舒是《公羊傳》大家,他力輔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公羊傳》既然對《春秋》的「矢魚」事件:「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評之以「譏」;
所以董仲舒對此事件同樣「譏」之。
並且董仲舒「譏」魯隱公之「觀魚」非常重…「惡也」。
而「觀魚」之惡…在於其以領導之尊,位動風化卻親自求利。
關於這一點,在《公羊傳》亦略提及:「百金之魚(魯隱)公張之」…董仲舒實在是《公羊傳》大家。
董仲舒以利來譏「觀魚」是一種觀點,可供參考;
董仲舒還提出另一種觀點:就是把魯隱公的「觀魚」和後來魯莊公的「觀社」等量齊觀,更值得參考。
「社」…是「社稷」之社、是祀土神之社、是遠自夏朝開始就有之社、是與「中國」歷史同樣久遠之社。
「社」…是夏啟在《夏書‧甘誓》、商湯在《商書‧湯誓》、周武在《周書‧泰誓》誓之社,那是國社。
「社」…是《論語‧先進》子路所說季氏費邑的社稷之社,那是大夫的家社。
「社」…是《詩經‧小雅‧北山之什‧甫田》「以社以方」、《詩經‧大雅‧蕩之什》「方社不莫」之社,或指地方的邑社。
社…歷經三代演化,從天子諸侯的國社,擴而為大夫封邑的家社,終而擴散到地方的邑社。
魯莊公的觀社…觀的是地方以邑社為中心,所展開的庶民活動。
魯隱公的觀魚…董仲舒認為其所觀的是地方以邑社為中心,所展開之捕魚活動。
把「觀魚」擬之於「觀社」…就產生了類似於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是否「侵官」的見解差異。
董仲舒把《春秋》之「矢魚」解作「觀魚」,同樣隱藏了進諫魯隱公的臧僖伯;
董仲舒對「矢魚于棠」事件,應該與《公羊傳》的立場完全一致的,只是更加重了譏諷的份量。
三. 《焦氏易林》之陳魚
◆《焦氏易林‧大壯之》渙:陳魚觀社,佷荒踰矩,為民開緒,亡其祖考。
《焦氏易林》對《春秋》之「矢魚」解作「陳魚」,同樣未提進諫魯隱公的臧僖伯;
「陳魚」…未見於《穀梁傳》、《公羊傳》而見於《左傳‧隱公五年》「遂往『陳魚』而觀之」。
漢朝焦延壽的《焦氏易林》上承三代中國的《左傳》解「矢魚」解作「陳魚」,
焦延壽的《焦氏易林》亦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將魯隱公的「觀魚」擬如魯莊公的「觀社」。
而最終、最重要的是《焦氏易林》對「矢魚」事件,給予「佷荒踰矩」、「亡其祖考」的最嚴厲譴責。
從上述帝制中國之初的漢代三例,
從漢武帝太史公的《史記》「君子」之譏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甚惡」之譏,到漢昭帝焦延壽的《焦氏易林》之「佷荒踰矩」、「亡其祖考」…
我們發現其對「矢魚」事件的評論極為嚴厲,
這對於21世紀的中國人而言,一個領導親民的活動竟會被如此嚴厲的批評,實在很難接受。
簡而言之:魯隱公是好人、是君子。
魯隱公尊重禮之大體:一心暫代幼弟之政,他是準備待幼弟長大後、要將君位傳給嫡子之弟的無私君子。
而且魯國並非在魯隱公手中亡國、亡祀,魯國實際上是由他開始推展出《春秋》。
但三代中國的《穀梁傳》、《公羊傳》卻對魯隱公:諷之、譏之;
到了帝制中國的《史記》、《春秋繁露》、《焦氏易林》竟然更進一步:譏之、惡之、痛貶之。
站在21世紀的中國人立場,
相信會認為魯隱公的「觀魚於棠」…就算不正、太遠,有失於禮;但也不失為愛民、親民,
《穀梁傳》、《公羊傳》卻對魯隱公「矢魚」譏諷;難道那真的就是《春秋》「矢魚」事件的正解?
不、不相信:事實若真的如此,那《春秋》可能就和現代中國的價值觀有了距離;
我們寧願相信:事實並非如此,那是因為《穀梁傳》、《公羊傳》未能真正道出「矢魚」事件的重點。
最後,我們只有從《左傳》尋找事實真相、嚐試尋找其他可能的詮釋。
◆《左傳‧隱公五年》
五年,春,(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將略地焉。」
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臧僖伯…終於驚鴻一瞥,在《左傳》的歷史舞台活動。
觀察上文,臧僖伯…才是全篇的主角,而臧僖伯之諫…則為《左傳》「如棠觀魚」事件的真正主題。
這是三代中國的《左傳》:
大不同於三代《穀梁傳》、《公羊傳》之處,
亦絕不同於帝制《史記》、《春秋繁露》、《焦氏易林》之處。
如果單從《左傳‧隱公五年》中臧僖伯對魯隱公「矢魚」進諫的內容來看,表面上似乎並無一字提到魚。
但從一開始:「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意在「魚」為小事、小器。
到最後結束:「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意在「魚」為卑者之事。
這其實和《穀梁傳‧隱公五年》的評論:「禮,尊不親小事…魚,卑者之事也…非正也」…意旨完全吻合。
如果單看《左傳‧隱公五年》中臧僖伯對魯隱公「矢魚」事件的結論:「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也和《公羊傳‧隱公五年》對「矢魚」事件的評論:「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意旨完全吻合。
因此,
《左傳》即使記載了臧僖伯…大不同於《穀梁傳》、《公羊傳》刻意隱略了臧僖伯。
然而《左傳》結論的「非禮」、「言遠」…又類同於《穀梁傳》、《公羊傳》之譏諷。
難道那《左傳》「書曰」的譏諷結論,就真正代表了「臧僖伯之諫」的初衷本意?
這當然只能從臧僖伯進諫的內容來探求線索、進行分析。
綜觀臧僖伯進諫的內容…基本上可分為三大段,其中1、3的兩個大段我們己經討論過了。
第1大段:「凡物不足以講大事…所以敗也」…意在「魚」為小事、小器。
第3大段:「鳥獸之肉…非君所及也」…意在「魚」為卑者之事。
賸下了第2大段: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這當然不是小事,而是大事;這當然不是卑者之事,而是尊者親務之事。
因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為農隙練兵之「戎」,既為「戎」事,即屬:國之大事、君之大事。
這個尊者所當親務的大事,既未見於《春秋》、故未為《公羊傳》、《穀梁傳》提及…卻可能是臧僖伯之諫的真正重點。
客觀而言,臧僖伯之諫會提:「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可分兩種可能性。
一、臧僖伯只是隨機舉例。
臧僖伯在諫言中並未提及「遠」、只提到「小」;
「魚」就如同:「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屬小物;即使其為肉、亦為「鳥獸之肉,不登於俎」,非屬可「祀」之肉。
「觀魚」:是屬「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的「小」事,領導若參與親為則屬「侵官」。
因此,臧僖伯在諫言中,其焦點在於斥「小」崇「大」;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屬「戎」事,也是國之大事、君之大事;不過是臧僖伯無心、隨機舉例用以對比於「小」的「大」事。
二、臧僖伯確是用心良苦。
既然臧僖伯諫魯隱公之事為「小」事,即使魯隱公於此「小」事有失,也只是「小」過,沒什麼要緊;
臧僖伯應不至於太在意。
但臧僖伯卻似非常在意這件「小」事,更而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上綱到:
「三年而治兵」…非僅一季、一歲之小事,實關乎三年、十載之大事。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非僅治兵、振旅之武事,實關乎軍實的經濟之事。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非僅關乎經濟,實涵蓋宗法家族親親人倫的價值體系。
這樣的無限上綱,不禁令人會有聯想;
臧僖伯主要的用心:其實不在「魚」、不在「矢魚」、也不在遠赴棠「矢魚」。
臧僖伯真正的用心:在諫魯隱公做好「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的份內「大」事…所以才無限上綱。
為什麼臧僖伯要那麼用心良苦呢?
我們還可猜想:應該是魯隱公並未做好「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的治兵「大」事。
臧僖伯久鬱於心,終於逮到了這個機會才得以進諫。
那…有什麼樣的証據,足以說明魯隱公並未做好「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的治兵「大」事?
很可惜,並無任何直接的証據,不過卻有下述的三項間接証據足供參考。
1.首先,
臧僖伯諫魯隱公的內容,提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的治兵「大」事…這當然算一項間接証據。
也許有朋友會問:如果臧僖伯意在…魯隱公疏於「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為什麼《春秋》三傳的《公羊傳》、《穀梁傳》、《左傳》不明確點出來?
答案是因為《公羊傳》、《穀梁傳》的主旨專為解《春秋》,
而《春秋》只提「矢魚」,故兩傳亦步亦趨只在「觀魚」、「陳魚」中打轉。
即使兩傳作者,知道臧僖伯之諫的初衷本意、知道魯隱公確疏於「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但囿於《春秋》:未提臧僖伯、未提臧僖伯之諫、未提魯隱公之疏失,
作者當然就效法《春秋》為尊者(魯隱公)晦,絕不會率爾強調魯隱公疏於「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的治兵「大」事。
而《左傳》略不同於《公羊傳》、《穀梁傳》者,除了旨解《春秋》以外,還兼具敘事述史的功能。
所以《左傳》才特別敘述了臧僖伯之諫。
只不過《左傳》雖然敘述了臧僖伯之諫,卻不再特別點出臧僖伯的初衷本意;這一方面是君子自知、毋需贅言,另一方面也同樣是為了依循《春秋》為尊者(魯隱公)晦的義旨。
2.其次,
依《春秋》記載,魯隱公自上任元年起至五年止,五年間不曾帥軍出征…這也算一項有力的間接証據。
實際上在這五年間,魯國並非干戈不興,參考《春秋》就可發現其間魯國確有兩件戰事。
《春秋‧隱公2年》(展)無駭帥師入極…魯卿司空(展)無駭率魯軍入極國。
《春秋‧隱公4年》(姬)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子(姬)翬率魯軍伐鄭。
這兩件戰事,分別由魯隱公的侄子(展無駭)、弟弟(公子翬)率領魯軍…非由魯隱公親自領軍。
當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魯軍若由魯隱公親自率領實屬最為合理、正當,不過若承魯隱公之命改派卿大夫率領,似乎亦無不可。
但這兩場非由魯隱公親自領軍的戰事…皆受到了《春秋》指責,想必當是臧僖伯久鬱於心的「大」事。
我們可以推想,臧僖伯諫言中的:「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其實並不僅指字面上的農閒軍訓,應該更涵蓋了親率魯軍出征的「戎」之「大」事。
3. 最後,
魯隱公高度肯定臧僖伯的忠忱…這可算是一項極為重要的間接証據。
我們翻遍三代中國的典籍,只找到兩件有關臧僖伯的相關事跡,皆載於《左傳‧隱公五年》:
一件就是臧僖伯之諫…魯隱公婉轉拒絕。
一件就是臧僖伯之逝…魯隱公高度肯定。
依《左傳‧隱公五年》所載:魯隱公當場並未接受臧僖伯的諫言,仍堅持去棠:「吾將略地焉。」
表面上似乎魯隱公婉轉拒絕了臧僖伯的諫言、或許沒聽懂臧僖伯的諫言。
其實魯隱公應該是聽懂了臧僖伯的諫言。
因為原先魯隱公是要去…棠邑觀「魚」的,
可是臧僖伯的諫言中:既沒提:觀魚、陳魚、捕魚,也沒提矢魚…根本沒有一個「魚」字;
魯隱公的回答同樣也完全沒提及「魚」…這表示魯隱公明白臧僖伯之諫,根本意不在「魚」。
魯隱公應該清楚感受到臧僖伯進諫的真正重心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的「大」事,
因為這很敏感,
這件事責無旁貸是屬魯隱公份內之事,但實際大概少有那位國君能真正季季都做到,魯隱公當然也做不到。
而臧僖伯卻以此相責…難道他是在雞蛋裡挑骨頭?
但魯隱公若進一步自省,自然會想到:(展)無駭帥師入極、(姬)翬帥師會伐鄭…兩件「大」事不妥。
可能這才是臧僖伯真正用心之所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只是「戎」之「大」事的引子而巳。
換句話說,
臧僖伯的初衷本意,不在譏魯隱公、不在諷魯隱公。
而是在勸魯隱公正視:宗法朝綱、親親人倫的「戎」之「大」事!
魯隱公也許當場就明白了、也許事後才想清楚,
但在當時,魯隱公或是一時情緒、或是基於面子,婉轉改用了一個藉口拒絕:「吾將略地焉」。
無論如何,魯隱公終於理解了臧僖伯之諫的初衷本意,
只可惜天不假年,就在臧僖伯進諫的同一年(隱公五年),魯隱公的叔父‧臧僖伯就過世了。
《左傳‧隱公五年》「叔父(臧僖伯)有憾於寡人,寡人(魯隱公)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魯隱公不敢忘…忘什麼?
魯隱公不敢忘,忘臧僖伯之憾…憾什麼?
魯隱公不敢忘,忘臧僖伯之憾,憾魯隱公當初沒有接受臧僖伯的諫言;臧僖伯有什麼諫言?
臧僖伯對魯隱公的諫言:
沒有一字及「魚」、沒有一字及「棠」…也似乎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然而魯隱公不敢忘、不敢忘臧僖伯之憾、不敢忘沒有當場接受臧僖伯諫言之憾。
故而在臧僖伯逝後…魯隱公特命「葬之加一等」;
並且從臧僖伯逝後…魯隱公皆親自領軍出征,庶幾無憾於「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等「大」事之諫!
21世紀的中國人,應該不清楚2700多年前的臧僖伯,因為時間相隔也實在太遙遠了。
《春秋》「矢魚」,臧僖伯…驚鴻一瞥、似隱若現;
《左傳》解「矢魚」,「臧僖伯之諫」…其苦心孤詣、耿耿寸衷終而雪泥留爪。
《穀梁傳》和《公羊傳》解《春秋》「矢魚」義旨…不在「魚」、不在「觀魚」,實隱於「臧僖伯之諫」的「戎」之「大」事;
這…應該是21世紀的中國人可以理解、能夠接受的吧。
達芬奇所繪「蒙娜麗莎的微笑」是西方經典之畫,只是在今天無人知道蒙娜麗莎;
正如《左傳》所述「臧僖伯之諫」是中國經典之諫,只是在今天幾無人知道臧僖伯。
文藝復興時代自達芬奇之後所有在佛羅倫斯的貴族應該都熟知蒙娜麗莎…因為「蒙娜麗莎的微笑」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經典。
五百多年後的今天,即使西方己經遺忘了蒙娜麗莎是何許人也,但「蒙娜麗莎的微笑」仍是西方的經典;
因為「蒙娜麗莎的微笑」繪出親親人性的美。
這個美…似微笑、非微笑,無關乎微笑、關乎善於勾勒出親親的人性。
春秋時代自魯隱公之後所有魯國的貴族應熟知臧僖伯…因為「臧僖伯之諫」是春秋時代的經典。
兩千多年的今天,即使中國人己經遺忘了臧僖伯是何許人也,但「臧僖伯之諫」仍是中國的經典;
因為「臧僖伯之諫」述出親親人倫的真。
這個真…魯隱公衷心有憾而知之。
這個真…《春秋》、《穀梁傳》、《公羊傳》、《左傳》知而隱之,以「矢魚」、「觀魚」、「陳魚」隱而述之。
《春秋》…以「矢魚」隱隱流露魯隱公之憾、似露非露,
《春秋》…以「矢魚」隱隱表達臧僖伯之諫,似表非表;
其所沁潤、氳氤三代宗法親親人倫的真,一如文藝復興親親人性的美,超越時空…皆永恆不滅的人間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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