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孟子在《孟子》一書當中所說的第一個字？

不是「孟子」的「孟」。
「孟子見梁惠王」…這是《孟子》全書的第一段文字。
「孟子」之「孟」則是《孟子》全書的第一個字，但那並非孟子所說…

不是「叟」。
「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是《孟子》書中的第一段對話。
「叟」是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為迎賢之孟子所說的第一個字，但那亦非孟子所說…

答案是「王」。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是《孟子》一書當中孟子所說的第一段話。
「王」則是孟子回應梁惠王的「將有以利吾國」…而說的第一段話中之第一個字；
這個「王」…是《孟子》全書開宗明義之始；
若不討論「王」…恐難以討論《孟子》，也就沒有必要討論《孟子》！

孟子尊孔、自詡傳承孔子的思想；所以《孟子》開篇立即表現出：闡述孔子思想之書的標準風格。

自古以來，中國人心中認定：闡述孔子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有兩部書：
一部是《論語》，一部是《春秋》。

《論語》…毫無疑問，是兩千多年來廣為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一部闡述孔子思想經典。
學而篇…是《論語》開篇的第一章，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則是《論語》開篇第一章裡的第一段話…正是記載了孔子所說的話。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孔子是中國首位最具知名度的平民教育家，自述：「有教無類」…孔子之教，樂在能學而時習
孔子自幼就喜歡學習，自述：「十有五志於學」…是孔子之初學
孔子成年進入職場後，仍努力學習，「入太廟，每事問」…是孔子之時習
孔子強調終身學習，自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是孔子樂以發憤、不忘於學
在孔門弟子眼中…孔子重視教學與身體力行的終身學習，是學習的典範。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孔子思想的核心在仁，仁…主要是講述人際關係的人倫，
而朋友是五倫之一…是關係較遠、關係最為複雜的人倫，
樂於接待遠方來訪的朋友，顯現孔子人倫關係的融洽，藉此不著痕跡顯現出孔子親親敦仁的中心思想。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雖然孔子身體力行於學禮習樂、教禮傳樂，一生努力振興三代親親道統的人倫之仁，
可是在現實的世界中，孔子卻宦途坷坎，難有機會進入廟堂施展抱負。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這堪稱孔子一生的真實寫照。
然而孔子「不忮不求」、「人不知而不慍」，不違君子之道…為學生以及後世中國人樹立起君子典範！

這可說是《論語》開篇的風格：「開宗明義」。
一開始，也就是在開篇第一章、第一段話…立刻呈現全書的核心思想：重視學習、親親敦仁、不違君子。
而這…也是《孟子》開篇想要追隨、回應，表現的風格。
為說明此點，請看：

「孟子見梁惠王」
這…可稱如響斯應於《論語》開篇的：「有朋自遠方來」。
孟子家在山東，梁惠王都居河南，兩人的距離當然很遠；
只不過，單從《孟子》這句話…我們看不出兩人是否為朋友、是否樂於見面。

「叟，不遠千里而來…」
這…完整補足了《論語》開篇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之孟子，見面熱情歡迎，行孔子之禮；從《孟子》這句話可以感覺出兩人是朋友。

「亦有仁義而已矣。」
這…部份對應了《論語》開篇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孔子的核心思想在仁，
從《孟子》這句話可以看出孟子：言必稱仁、先必稱仁，學而時習孔子之仁，孟子應是以此為教而悅之。

「亦有仁義而已矣。」
這…部份還對應了《論語》開篇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當梁惠王以禮熱情歡迎遠來的孟子，除了說：「叟，不遠千里而來」，
還附帶一句：「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表示梁惠王：或知孔子、但未知孔子之仁，雖知孟子、但不知孟子宣揚孔子之仁；
孟子不以梁惠王之「不知」為慍，坦白以告自己之所鍾：「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不亦君子乎！

依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孟子》開篇的確表現出：追隨、回應《論語》開篇的風格：「開宗明義」。
然而，這只是追隨、回應《論語》之義：重視學習、親親敦仁、不違君子；實非《孟子》自身之義。
《孟子》自身的「開宗明義」；始於孟子在《孟子》一書當中所說的第一個字…「王」；
而《論語》開篇的第一段孔子之言，其中並未言及「王」！
我們不知《論語》…是否在其他之處有「王」、有多少「王」、何時出現「王」？

其實《論語》書中確有「王」，玆將其列諸如下：

《論語‧學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
《論語‧八佾》「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論語‧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論語‧子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論語‧子路》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論語‧憲問》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論語‧季氏》孔子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

《論語》多次提及「王」，除了有兩次提及人名：「王孫賈」以外，還有五次提及不同之「王」；
其中包括「文王」、「武王」、「王者」各一次，另有兩次為「先王」。
《論語》雖在開篇第一章出現了「先王」，並非出現於第一段，看起來「王」似乎並非那麼重要；
而且那個「王」非孔子所說，而是孔子的弟子有子說的，重要性當然應該沒那麼高。

而《孟子》之「王」，顯然大不同於《論語》之「王」：
《論語》全書僅7次提及「王」，扣除兩次有關姓氏的「王孫賈」之「王」，實際上僅五次提及「王」。
《孟子》全書則有321次提及「王」，即便扣掉少數的姓氏之「王」，實質次數仍遠多於《論語》之「王」！

《論語》開篇並未立即提「王」，其首章中段提及「先王」之人…是有子、非孔子，其重要性並不很高。
而《孟子》開篇首章由孟子親口說出的第一個字，即是「王」，這表示出孟子對「王」的重視！
「王」…是孟子在《孟子》一書非常自然的起點：那是孟子對梁惠王自然地打招呼，
「王」…是孟子在《孟子》一書極為艱難的起點：那是孟子對梁惠王艱難親口稱王，
「王」…是孟子在《孟子》一書「開宗明義」的起點：孟子自此而引出對仁義的核心詮釋！

既然《論語》開篇未立即提「王」，無法和《孟子》相比；那接下來我們只有轉而來探索《春秋》了。

是的，我們很快就會發現：《春秋》一書無處沒有「王」！
就像《孟子》全書共321次提及所謂之「王」，
《春秋》全書也有高達195次提及了「王」，而其眾目睽睽的焦點，在於《春秋》開篇所述之「王」：

《春秋‧隱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

這是孔子手著《春秋》第一篇第一段的內容，箋箋六字…卻力逾千鈞，涵蓋兩組性質迥異的焦點：
其一乃隱焦點、是留白待補的焦點，是對魯隱公的元年即位、應言而不言的特殊焦點…我們不予討論
另一為顯焦點、是明白點出的焦點，是整部《春秋》年年、月月幾必言之的普遍焦點…焦點在「王」

因此，
「王」…是孟子口中《孟子》一書「開宗明義」的起點；
而其緣起，實因「王」…是孔子筆下《春秋》一書「開宗明義」的顯焦點；
關於這一點，我們將進一步略作討論。

元年春「王」正月…這《春秋》開篇六字，在《穀梁傳》、《公羊傳》裡都有詳盡的解釋。
《穀梁傳》集中闡釋：那留白待補的隱焦點…或因對該時之人而言，顯焦點天下皆知、無需再多作解釋。
《公羊傳》重點解說：那沒寫出字的隱焦點…但也如下所述，簡單地再次強調了顯焦點。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元年是何意？是指魯隱公開始執政的第一年。（恍如廢話，應別有幽旨）
「春者何？歲之始也。」…春是何意？是指一年開始的第一個季節。（仍若廢話，當必另蘊深意）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王」是指誰呢？喔，是指周文王之意。（頗有點玄）
「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為何先說「王」再說正月？是指「王」正月之意。（仍很玄）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為何一定要「王」正月？是宣揚大一統一意。（還是老調：玄之又玄）

相信《公羊傳》的作者應該並非刻意要玩弄玄虛，而是認為：
孔子之意天下皆知，實在沒什麼必要多做解釋，他的目的純為補充一下、強調一下而己！
的確，這六字的焦點在於中心的「王」。
對三代的中國人而言…他們早知「王」之義，所以會認為：《公羊傳》補充的己夠明了；
對帝制的中國人而言…他們既得「王」之旨，故而皆以為：《公羊傳》強調的非常白了。
但對現代的中國人而言…我們生活中無「王」、難知「王」之義旨，自然感覺《公羊傳》解釋得不明不白；
當然有必要針對：《春秋》六字當中的「王」…再做更進一步的解析！

中國之「王」源於「三代」，而「三代」意指：夏、商、周三個朝代。
這三個朝代，各自採用不同的曆法，也就是夏曆、商曆、周曆三種曆法。
這三種曆法，其實差不了多少，差別在於各採不同的正月，故而又稱夏正、商正、周正，是謂「三正」。

中國自古以來一直是以天干（甲、乙、丙、丁…）地支（子、丑、寅、卯…）合起來紀年、紀日；
例如甲子年、乙丑年…，乙丑日、丙寅日…等等；每60年、60日一個循環。
至於紀月則專採地支（子、丑、寅…戌、亥），因為12個地支剛好配12個月份，每12個月一個年循環。
另外紀月也常用一月、二月…，因為用數字比較容易記；
而正月是一月的特別稱呼，它有特別的意義：它是曆年之始、也是春季之始；這是三曆更迭糾結的根源。

假如中國真的紀年、紀月、紀日全都只採用天干、地支來表示，大概就不會出現三代的三曆、三正了。
老實說當初中國會有三曆的分歧，是因為出現了三正的分歧；
而三正的分歧，實出於一年之始的正月應該採用那個月來代表一年之始，這在三代各有不同的堅持。

「三代」的夏朝用夏曆，以寅月為正月；這是夏正、也是夏曆春季之始。
夏曆是最能配合農業耕作之曆，中國自漢朝太初曆以後大體上行夏曆，也就是我們今天仍然沿用的農曆；
夏正因合乎農業社會的人民作息，故亦稱人正。

「三代」的商朝用商曆，以丑月為正月；這是商正、也是商曆春季之始…早夏正一個月。
商曆之所以改正月，或因商人認為：以大寒之月為正月，最適於定義一年春天的開始；
商正因始於地氣由寒變暖的轉捩點，故亦稱地正。

「三代」的周朝用周曆，以子月為正月；這是周正、也是周曆春季之始…早商正一個月、早夏正兩個月。
周曆之所以改正月，或因周人認為：以冬至（日照最短）之月為正月，最適於定義一年春天的開始；
周正因始於白天太陽光的日照由短變長的轉捩點，故亦稱天正。

「三代」的周朝用周曆…那只是理論、並非實務，至少在春秋時代並非真正如此；
孔子所處的東周春秋時代，中國境內有數以百計的國家，並未統一採周曆、用周正。
例如當時的宋國，因其為殷商的後裔，所以仍然依循舊制：採商曆、用商正；
而當時舉足輕重的晉國，也未採周曆，居然是採夏曆、用夏正；
因此春秋時代的中國，可說是：夏商周三曆共用、夏商周三正並行…紀月並未一統於周正。

表面上看三曆不同，似乎只是三正不同，也就是只有正月不同；
但由於紀月不同，會連帶影響到季節與紀年…也跟著不同；我們可舉出兩則例子來作說明：

一、
《春秋‧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春秋》採周曆、用周正；宋國攻占長葛是在周曆的冬季
《左傳‧隱公六年》「秋，宋人取長葛」…宋國採商曆、用商正；《左傳》直接引用，同一件事變為秋季

二、
《春秋‧僖公五年》「春，晉侯殺世子申生」…《春秋》採周曆、用周正；申生之死在魯僖公五年的春季
《左傳‧僖公四年》「十二月，戊申（日），（世子申生）縊于新城」…晉國採夏曆、用夏正；申生之死就變成在魯僖公四年的冬季、12月

這種三正不同造成的混亂；時人皆知；孔子決心統一採「王」曆，將三曆定於「一」；
當他在《春秋》寫下「元年春王正月」六字…當時讀到的中國人，應該對其用心是一清二楚。
《公羊傳》這才強調「王」為文王，實指周文王，其意在周、意在強調中國的大一統！

孔子在《春秋》決心將三曆定於「一」；其實未必一定要以周曆、周正定於「一」。
若孔子順從感情，也可考慮以商曆、商正定於「一」；
若孔子順從理性，更當推薦以夏曆、夏正定於「一」。

首先，我們必需指出當時周室闇弱，根本不足以號令天下；故而未必一定要選擇周曆、周正定於「一」。
而考慮孔子家族因避禍遷居於魯不過四代，
孔子先世是宋國人…為宋國貴族、甚至為宋國之君，而宋國採商曆、用商正；
若更進一步上推孔子先世，則世世為商朝之君，而商朝採商曆、用商正！
孔子若存親親的私心、順從感情的牽羈，當然有可能考慮用商正。
然而孔子並未推薦商正…孔子以「王」寓意當朝位居北辰的周王，採周曆、用周正。

其次，我們必需指出當時周曆太過理想化了，有點不切實際，存在著實用上的弱點。
周正當初是以冬至（日照最短）的子月為正月，因北斗七星的斗柄此月指向子位…正北，感覺似合天象；
而一年中白天太陽光的日照自此由短而變長，感覺若順天意；
只不過，這只是抽象的感覺；現實的農業生活最適用的曆法其實為夏曆。（直到今天中國人所用的農曆，大體亦為夏曆）

關於這一點，孔子心裡頭非常清楚；在《論語》書中就有明確的記載。
《論語‧衛靈公》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所謂行夏之時…就是採夏曆、用夏正，以利農事。

孔子若懷利農便民之心、順從理性的抉擇，或許更應該推薦夏正；
然而，孔子亦未推薦夏正…孔子以「王」寓意天下宗廟建秩歸尊的冢子，堅持採周曆、用周正。

孔子著《春秋》，開篇第一段話只有箋箋六字：「元年春『王』正月」；代表孔子意在尊「王」一統；
孔子這種尊「王」一統的意念非常堅定、非常執著、非常頑強；
故而「元年春『王』正月」…在《春秋》並非只出現一次；實際上《春秋》全書總共出現了11次。
這是因為《春秋》共載12位魯國之君，應該有12個新君即位的「元年春『王』正月」；
但其中一位就任魯君不正，孔子當年只載：「元年春『王』」，故意漏掉「正月」；所以少了一次！

無論如何，《春秋》開篇「元年春『王』正月」…焦點在「王」，故而「開宗明義」意在尊「王」一統；
其意自始至終貫穿了《春秋》全書。
這可說是孔子著《春秋》的核心思想；而孟子對孔子著《春秋》的這種尊「王」一統用心非常清楚！

《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三代中國在孟子之前，
沒有任何一位中國人曾指出：「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三代中國在孟子之後，
也無任何一位中國人曾引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是整個三代中國，
首先指出、惟一引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的人物。

在中國的圖書館中，以春秋為名的相關書籍…在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有，大概是類別最多的書籍了。
《春秋》是帝制中國、被秦漢至明清的中國人詮釋最多的經典，
《春秋》也是在三代中國、被中國人詮釋最多的經典，《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至今猶存。

而《孟子》也可說是三代中國《春秋》釋義的一種…
理由就在於書中：「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這句孟子的一家之言，直抒孔子腑肺、成為千古不易的定鼎之論！

然而《孟子》一書為了因應時代變化，其所闡述的若干革命思維，不知不覺變成了三代中國的異類；
這就是造成孟子開篇稱「王」、稱梁惠王為「王」…極為艱難的原因了！

孟子為了要讓中國的士人易於了解：他是孔子思想的繼承者、悍衛者、宣揚者，就必需先預做一番準備；
故在《孟子》開篇，
孟子首先向《論語》致敬：
他精心挑選在大梁見梁惠王的場景，真情演譯：遠友相會、學而時習、人不知而不慍的孔門薪傳。
接著孟子向《春秋》致敬：
在他開口說的第一個字就是《春秋》之「王」、他開口闡釋的第一個辭彙就是孔子之「仁」。

是的
《孟子》之堪稱為異類的根源，就在《春秋》的焦點：「王」；
問題出在《孟子》之「王」…實不同於《春秋》之「王」、不同於《論語》之「王」。
故孟子要在《孟子》開篇第一句話，勇敢說出「王」、努力詮釋「王」，以掙脫「王」之束縛、開展「王」的新境界。

至此
本文己盡力說明：為什麼孟子在《孟子》開篇一定要先言「王」…故而文名標之為：孟子先言「王」。
然而，這只是一個小小的、簡單的、非常膚淺的開始而己。
接下來，我們應該還要分別討論：這孟子在《孟子》開篇先言之「王」，
與《論語》的「王」…究竟有何幽微的關聯；又與那《春秋》之「王」…有著什麼樣的衝突與傳承？
而那…才是真正有意義的重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