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這是孟子…在《孟子》一書當中所說的第一段話，相信也是最重要、最經典、最為傳統中國人熟知之語。
這是孟子…在三代中國的時代背景下艱難出口的一段話，也是傳統帝制時代的中國儒者難以入耳之語。
為說明其內在的矛盾、衝突，與孟子的委婉用心所在，我們試將原文切成三段，以方便討論。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
這是第一段、極端重要與艱難的焦點，今天暫不討論。

「何必曰」…
這是隱晦的第二段焦點，本身似無任何意義，只是一種口語句型的起始而己，重點在於其語法之特殊。
這語法總歸不夠正面、坦蕩、積極，多少帶一點質疑、否定，所以在正式的三代文獻裡很少見。
若非梁惠王一開始就言必稱「利」，它不會因緣際會被孟子引薦到中國歷史上的經典舞台。
但我們也勿輕忽這語法的草根性、親和力：令市井庶民一經聽聞便朗朗上口，從而造就了誦傳千古的輝煌！

「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這是第三段沒有爭議的焦點，是傳統中國人兩千年來認知的《孟子》精義，也是我們今天討論的焦點。

我們所執著的焦點究竟在那兒？
《孟子》全書難道不全都是在用心詮釋：「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段開場白嗎？
是的、當然是的、的確如此，《孟子》全書的精義，就是一以貫之去利就義、宏揚「亦有仁義而已矣」。
在孟子的口中：利與義是矛盾的、是衝突的、是昂揚對峙誓不兩立的…
為此，
孟子用上了「何必曰」…的特殊語法，特別用來介紹、突出、強調：利與義的矛盾；
孟子還用上了一整本書的篇幅，反覆從各各角度詮釋「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的利、義衝突。
既然如此，我們何需在此添足書咄、何不直接去讀《孟子》的原書、原文、原句，豈非更能掌握焦點原義？

關鍵在於我們想另闢蹊徑、要從另外一種角度來觀察：「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句話的背景，
那是孟子所深知，卻是孟子不便於明說、不適合指出的角度…否則他將陷入治絲益棼、徒滋紛擾的困境。
而我們所切入的角度就在於：「義即是利、利即是義」！

◆《孔叢子》‧雜訓  
孟軻問牧民何先？
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子思曰：
「仁義、固所以利之也。
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
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孔叢子》應該原本是出於三代戰國的篇章，歷經秦火後重新剪輯、編纂於漢人之手。
這段對話或許應屬於一種超越現實的想像，
因孔子的孫子子思（孔伋‧約前483-402）…生前並未親炙孟子（孟軻‧約前372-289）。
但那並未減損這段虛擬對話的價值意思，
因這段對話依稀沁潤出：孟子…仰慕於儒、學承於子思、一以貫之傳襲孔門仁義的脈絡。

因孟子學承於子思，是子思的心傳弟子，所以一開始文中就直稱孟子之名：軻，而敬稱孔伋為子思。

第二段子思與孟子的對話很有趣，請讓我們列出梁惠王孟子的對話來做對比：

◆《孟子》‧梁惠王上
（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在《孔叢子》中的子思開門見山即言「利」：「先『利』之。」
比起在《孟子》中的梁惠王還要先客套兩句：「叟（梁惠王當時年紀比孟子大），不遠千里而來（稍誇張）」，
最後才委婉言「利」：「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兩者相比，
子思言「利」：更乾脆、更直接了當的多，只因子思是師長（想像、心傳的），故醍醐灌頂、不用廢話！

而孟子對子思之答，與對梁惠王之答…用的字句雖然是大體相同，但次序卻前後顛倒。
對子思是：「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先陳述己見，再表示疑問，要請師長（子思）開釋解惑。
對梁惠王是：「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否定對方所引用之利，再作結論；後續有一大篇開釋。

《孔叢子》的作者，籍著雜訓中子思對孟子的一番開釋解惑，表現出他對《孟子》思想更深一層的體驗。
而子思開釋的話分為三段，我們最好倒過來看，先討論最後的第三段：

「《易（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子思在第三段引述《易經》的話：「利者、義之和也」…表示「利即是義、義即是利。」
只不過：「利」是調和之義，只有經過調和之後的義才能夠成為「利」…表示「利」是有條件限制的。
為此子思特別強調他所說的「利」，非為市井庶民在意之小利而是領導在意之大利；
同樣的道理，子思特別強調的調和之「義」，亦非市井庶民在意之個人小義而是關照全局的公義、大義。
換句話說：
「大利」是調和之義，而經調和之後的公義才是「大利」…子思只討論牧民「大利」、不討論市井「小利」。

接下來，我們往前討論第二段：

「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
子思在第二段裡的「上」指領導，「下」指臣子、官僚、士人、市井庶民…
子思完全是以負面、否定的方式來描述：
「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得到「國大不利」的推理…負面敘述的推理、相當合理，
「上」不義，則「下」樂為亂也，同樣「國大不利」的結果…否定敘述的結果、十分自然。

最後，我們回到子思開釋孟子的第一段：
「仁義、固所以利之也。」
子思開宗明義的這句話，正是：「利即是義、義即是利」。
但這句話的「仁義」…是專對「上」而言，是要求牧民的領導必需有仁、有義，
而這句話的「利」…則是專指「大利」，是要求領導需先存仁義，才能調和公義、才能為民得「大利」！

《孔叢子》作者藉子思開釋孟子：「先利之」的「利」…非小利、乃大利，是國家民族的「大利」。
《孔叢子》作者藉子思開釋孟子：固利之「仁義」…非小我之仁義、非私我之仁義，而是「上」之仁義、是身為領導為了公眾大利、調和各方之公義所需堅守的個人之仁義。
領導個人之仁義…屬私德、屬小仁小義、屬一己安身的私仁私義，然而這是子思開釋第二段所提的仁義。
領導牧民的仁義…屬公德、屬大仁大義、屬調和鼎鼐大利百姓的公義，這才是子思開釋第三段所提的義。

子思開釋孟子之際，他們兩人心中有一個先決的共識：仁義。
子思與孟子都是孔門弟子，都認同孔子之仁、也認同孔子之義…這是三代君子立身處世的基本價值。
但孟子請問子思的…非為一己個人的仁義道德，而是問：「牧民何先。」

因為孟子問「牧民」，非問自省、自治、自勵、自惕…所以子思不必再強調個人修身的仁義。
因為孟子問「何先」，非問本、非問基…所以子思不必再強調教民以仁義的根本基石，而答以「利先」。

孟子問「牧民何先」，
子思答以「先利之」…
簡潔扼要僅3字，比起孟子所問的4個字還要短，頗具《論語》之風、可謂深得乃祖（孔子）之真傳！

然而孟子具有獨特的、一以貫之的、堅定理念絕不退縮的個性，
不像《論語》中大多數的孔門弟子，問完孔子後往往就默而退思、慢慢地消化…，
孟子據理陳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義而已矣」，堂堂正正、不改其一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勢，
最後再以：「何必曰利」…請教子思。

子思其實沒有徹底反駁孟子，子思基本同意：「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義而已矣。」
他只是針對「領導牧民之『先』」提醒孟子：「先」要為民謀利、謀大多數人之利、謀大多數人可大之利。
他開釋孟子…在君子修身「亦有仁義而已矣」的共識基礎上，牧民當以「調和公義」之「大利」為「先」！
這是我們另闢蹊徑、從《孔叢子》作者的角度來觀察：「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句話的背景，
焦點在於：「義即是利、利即是義。」

這…不是小弟坐井觀天的野人獻曝之言，
這…不是綴補三代《孔叢子》的漢代作者，向壁虛構的子思開釋孟子之論，
這…是志續春秋的宋朝大儒司馬光，在他傾盡畢生心血的《資治通鑑》裡所闡述的肺腑衷誠。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周）顯王三十三年，
先大體復述
◆《孟子》‧梁惠王上…「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再照本宣科
◆《孔叢子》‧雜訓…「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

最後司馬光做出結論：
臣（司馬）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為知仁義之為利，不仁者不知也…」

孟子明明在《孟子》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強調「利」與「仁義」的矛盾
孟子明明在《孔叢子》說：「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彰顯「利」與「仁義」的衝突
而在《孔叢子》說：「義即是利、利即是義」的…明明是子思並非孟子。

可是司馬光卻一以貫之、一意孤行，斬釘截鐵地聲稱：「子思、孟子之言，一也…」，
這裡的「一」，意即孟子心服於子思之言：「義即是利、利即是義。」

這是司馬光對《孟子》：「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的詮釋：「義即是利、利即是義」…然而這說的通嗎？
這實在是《孟子》極為有趣、頗耐人尋味的地方了。
相信司馬光以…「義即是利、利即是義」來詮釋《孟子》自必有其道理，
只不過他在《資治通鑑》裡篇幅有限、不方便多做解釋，我們下次有機會將再做進一步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