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尚德」？
「德」…中國人對其滋味體驗頗深，而世上其他文明未必專立：「德」這種意涵的單字。
「尚德」…因「德」而上、崇尚道「德」，這是三代中國的文化特徵；起源於五千年前傳說中的堯、舜。

《尚書‧虞書‧大禹謨》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尚書》的核心在「德」，可解為崇尚道「德」之書。
由上述《尚書》描述的堯舜廟堂…短短幾句話，溫柔蘊藉、兩次皆以「德」提綱，適足以管窺一斑。

《尚書》可算得上是言必稱「德」，玆略舉數例如下：
「克明俊德」、「玄德升聞」、「舜讓于德」、「惇德允元」、「黎民敏德」、「帝德廣運」、「德惟善政」…等等。
實際上全書總共有224次提到「德」，用示尚德；《尚書》…「尚德」之頻堪稱中國典籍之冠。
（本文內之《尚書》概指：源於東晉‧梅頤輯《古文尚書》、唐朝‧孔穎達疏《尚書正義》之清朝《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

尚…亦可解為上古，《尚書》則解為上古之「書」，上至堯、舜傳說的遠古時代。
其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聖人賢哲之言，多上古傳說；原典本無名稱、各自散立成篇，不知何時由何人蒐輯而成，三代中國或簡稱為《書》。
我們可以猜想：
《書》…非一時所輯、非一人所輯、亦非只有一個版本，應該是歷經一段漫漫無考的過程，漸凝為若干流行於三代中國的版本。

就因《書》是中國史上最古之書，而《書》中之旨一以尚德，適足以說明中國自古以來即為尚德；
所以想要討論中國人的「尚德」，就得要先討論《書》。
但《書》…實在太古老了，古老的虛無縹緲、起伏跌宕…甚至帝制時代的中國人都不免產生疑惑。
故帝制中國自漢興以後，士人君子集秦火餘篇之《書》，百感交集…權且名為《尚書》，
而今中國人對《尚書》疑慮尚存，這是我們不便直接以《尚書》來簡單闡釋中國人自古「尚德」的根由。

因此，請暫藉《論語》為引，俾便在草蛇灰線中探微抉隱…逐步開始討論「尚德」之《書》。

◆《論語‧為政》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孔子在此所提的《書》有幾個特點：
首先、孔子所言之義在「德」。
其次、孔子並未明確指出《虞書》、《夏書》、《商書》或《周書》。
最後、《論語》所載，看不出《書》中所引的範圍，若推其內容實亦略有別於今日的《尚書》版本。
這幾項平凡的特點，在平淡中各有曲折，請讓我們一一分別討論。

◆
一、孔子所引：「《書》云」…其意在「德」。

「《書》云」的結語為：施於有「政」…家族兄弟孝友之「政」，即國家具體而微之「政」，何必一定要在廟堂才算為「政」？

這施於「有政」的概念轉換，可用三代中國宗法價值體系的特徵名詞「國家」…再做說明。
家族兄弟孝友之「政」…僅為家政，而國家具體之「政」…實為國政；兩者似不相干。
但「國家」：國即是家、家即是國，國政即家政、家政即國政…友孝於家之「有政」，實即盡忠於國之「為政」。
孔子引述「《書》云」…藉以轉化家國一體之「有政」與「為政」。

然而，我們也要注意到孔子將「書云」的「有政」，曲折轉化做「為政」…其內在深層之義在「德」；
對此，我們可參考同樣是在《論語‧為政》篇中，孔子對於「為政」的闡述：

《論語‧為政》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星共之。”
《論語‧為政》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第一段，孔子直接說明：「為政」的核心在「德」…就像群星中的北極星。
第二段，孔子間接說明：為政之道的核心在「德」…無德則無法以禮齊民。
孔子既在《論語‧為政》中自己闡述之「為政」…義在國政尚「德」；
故孔子在《論語‧為政》中引：「書云」之「有政」…實籍《尚書》家政核心之「德」、用申國政核心之「德」；因為國、家兩者價值的核心完全相通，皆在「德」。

在結束這段討論前，我們還可思考一個「有趣」的「問題」：
既然孔子的回答中兩次提及：「為政」…其意在「德」，那為何又一定非要特別去引「《書》云」？

試看《論語‧為政》中孔子自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直指問題核心，是多麼地簡捷明快。
那正是《論語》能夠深入中國人心的風格：御繁入簡、化虛為實，且淺顯流暢，讓人一看就知。
但孔子在此處回答特引「書云」的內容，不免就顯得有些抽象、拗囗，
而為了要把「有政」轉化繞回「為政」，結果又變得更為混沌、拗囗。
孔子為何一定要如此地拐彎抹角？
同時《論語》的作者又為何情有獨鍾，一定要記載這段風格晦澀的孔子之言？

關鍵…在於我們漏掉了全文的前言：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就因為別人：看得起孔子、愛惜孔子、尊敬孔子…才會好心地詢問孔子為何不「為政」？
反而，這…卻令孔子處於一個尷尬的局面，很難直接回答這樣一個出於好心的問題。

這…應該是孔子授徒設教、聲譽鵲起的時候；或許己是魯昭公24年（孔子34歲）以後的事。
這一年魯國重臣孟僖子過世，遺命二子（孟懿子、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因此才有魯人看好孔子的仕途。
老實說，打從一開始，孔子一心就想從政，只可惜一直沒有機緣。
孔子家族自宋避禍遷魯不過三代，他既非姬姓後裔、在朝中實缺乏援引，這是孔子遲遲未仕的主因、也是溫良恭讓的孔子難以直接說出口的原因。

孔子50歲之前未仕的原因很多，但絕非孔子不想「為政」。
魯人大多看好孔子之必將「為政」，但孔子就是遲遲不曾「為政」。
《論語》中就述有陽貨勸誡孔子，孔子當面不好意思把場面弄僵，姑且回答：「諾，吾將仕矣」…卻仍然未仕「為政」。

當其他的魯人也善勸孔子「為政」時，孔子就變得十分尷尬：
他既不能違心講自己無意「為政」，也不能實心說自己無路「為政」；
他既不能再打馬虎：「諾，吾將仕矣」；也不方便逕答：目前待業授徒，「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這話說的似乎有點硬、有點孤芳自喜；
所以孔子才轉彎抹角別引「《書》云」…以避免直接回答的尷尬。

孔子面臨無可如之的境遇，在當時其實並非他一人的境遇，
想來有意「為政」、而未能「為政」的士人君子…包括孔門弟子等，應該是在所多有。
孔子當時的回答，是一個「持其志、無暴其氣」的經典回答，足為所有長期待仕的士君子們借鑑；
所以，《論語》作者才情有獨鍾…一定要記載下這段風格晦澀的孔子之言，以激勵後進。

老實說，這些只能算是背景說明而己，我們才正要點出這「問題」真正「有趣」之處。

孔子當時的尷尬，在於他不方便直接回答「問題」，必須拐彎抹角別引權威：《書》之所云，來間接回答。
只因為當時之人「尚德」，而《書》…是「尚德」之權威。
「有趣」者…我們今天也有類似的尷尬，在於不方便直接引《尚書》，而須拐彎抹角別引權威：《論語》之所云，來間接闡述「尚德」。
因為當今之人有疑於《尚書》，而《論語》…或是今天中國所熟知的「尚德」權威。

古今同慨…「有趣」曲折其中。

◆
二、孔子只言：「《書》云」…但未明確指出《虞書》、《夏書》、《商書》或《周書》。

孔子不但沒指出這是虞、夏、商、周那個朝代之《書》，也未指出這是何人所說之話。
所以我們並不知道，此《書》…究竟是那個版本的彙集專《書》，或是三代聖哲散立篇章之某《書》。

其實這種：「《書》云」的表達方式，並不止在《論語‧為政》篇中的孔子如此，在《論語‧憲問》篇中的子張亦復如此。
而這可算是《論語》中僅有兩次「直接」提及「《書》云」的表達方式。

老實說，這在三代東周的典籍中絕非孤例或特例，而是一種頗為普遍的通例。
例如整部《孟子》共7次提及《尚書》，都是以「《書》云」的方式表達…未指出《尚書》所屬的朝代。
再如整部《荀子》共11次提及《尚書》，都是以「《書》云」的方式表達…未指出《尚書》所屬的朝代。

為什麼會如此？
主要的原因可能在於：三代中國並沒有《尚書》之書名，甚至連《尚書》的獨立各篇都也都無篇名。
既然如此，
所以，《論語》、《孟子》、《荀子》…等書提及《尚書》，也就只能泛稱為《書》；
至於提及書中內容，亦不得不皆泛以「《書》云」的方式表達…不指書名、不指篇名，亦不指朝代名。

那…是否三代東周的典籍中在提及《尚書》時，全都未明確指出《夏書》、《商書》或《周書》？
未必…請參考《左傳》。

《左傳‧莊公八年》
八年，春，（魯）治兵于廟，禮也。
夏，（魯）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魯）仲慶父請伐齊師。
（魯莊）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
秋，（魯）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魯莊公八年，魯軍與齊軍共同圍攻郕國。
郕國（姬姓）不支，最後郕國向齊（姜姓）軍投降。
魯國（姬姓）的大臣慶父認為：齊軍怎能單方面接受（魯國同宗）郕國的投降？太沒面子，勸魯君伐齊。
魯莊公並未接受慶父的意見。
理由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尚德」，故能自省謙稱「不德」
引《夏書》：「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尚德」，始源於夏，禹之皋陶「種德」，能以德降人。
結果是：姑務脩德以待時乎…「尚德」，故自惕以「修德」，等待未來能像皋陶一樣：能以德降服遠人。

《左傳‧莊公八年》明確提及了《夏書》之名。
實際上，整部《左傳》…共提及《夏書》13次（引述《夏書》的內容共14次）；
另外還提及《商書》共5次，提及《周書》共9次（引述《周書》的內容則有11次）；
總計《左傳》引述《尚書》的內容共30次；其中有27次明確提及了《夏書》、《商書》或《周書》。

為什麼《左傳》會而且能…明確提及《夏書》、《商書》或《周書》？
主要的原因可能在於：
《左傳》的作者為史官、前任史官，或與史官有密切關係，能直接參訪官方史料，得見《尚書》原典。
雖然《尚書》無書名、《尚書》各篇無篇名，而且可能亦無《夏書》、《商書》或《周書》之名；
但《左傳》作者…既見《尚書》原典，自依全文意旨推知其朝代，又因其具史官的專業素養，在引用《書》之內容時，為便長官諮詢或自己追查，乃主動別註為：《夏書》、《商書》或《周書》。

而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國語》，
《國語》「記言」和《左傳》「記事」相類似，性質皆屬史，其作者與史官相關，或得見《尚書》原典。
所以，《國語‧楚語上》才會出現「《周書》曰」，以及白公大段引述《商書》的場景。

在此特別分析三代典藉之提及《書》時，明確指出《夏書》、《商書》或《周書》之可能原委；
實因其有助說明三代中國的文明特徵「尚德」：是「一以貫之」…貫穿了堯、舜、夏、商、周三代。

在「尚德」的主題下，我們之所以會引《論語》，實因《論語》乃是我中國人最熟悉之三代經典。
當然，《論語》可算得上是言必稱「德」，全書共有40次提及「德」。例如孔子所說的：
「為政以德」、「道之以德」、「君子懷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等等。
所以，《論語》之「尚德」，實為中國人眾所周知。
但《論語》之「尚德」，只能說明孔子「尚德」、孔門「尚德」，並不足以概括整個三代中國「尚德」。
而《尚書》之「尚德」概括了整個三代中國；故特引《論語》之「《書》云」以闡釋中國人之「尚德」。

很可惜，若不算在《論語‧堯曰》篇內間接、並未直指《書》名之內容的話；
實際上《論語》直接提及《書》的地方，就僅有《論語‧為政》篇內兩處而己。
而這兩處所引之《書》，皆未指出夏、商、周之朝代名，亦未指出是何人所說；或無助於用來概述整個三代中國：「一以貫之」的「尚德」。

類似的情形，不只發生在《論語》，其他如：《孟子》、《荀子》…亦復如此；
其所引述的「《書》云」…雖然能理解其意在「德」，但亦未指出《夏書》、《商書》或《周書》。

還好，三代典籍的《左傳》、《國語》、《墨子》…等等，在引述《書》時，多明確指出《夏書》、《商書》或《周書》。

這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左傳》。
當然，《左傳》也可算得上是言必稱「德」，全書共有334次提及「德」，不但遠比《論語》的40次多，甚至比起《尚書》的224次還要多；
但這些並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在於…《左傳》引《夏書》13次、《商書》5次或《周書》9次以稱「德」，例如：

《左傳‧莊公八年》：《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說明「夏朝」廟堂之尚德。
《左傳‧襄公三年》：《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說明「商朝」以王道尚德。
《左傳‧僖公五年》：《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再三說明「周朝」廟堂以王道尚德。

《左傳》引《夏書》、《商書》、《周書》以稱「德」…乃得充份展現「三代」中國「一以貫之」的尚德。

可能大家會懷疑，何必如此麻煩，既然《尚書》最古老、最「尚德」、最能涵蓋夏商周三代，逕引《尚書》豈非直接了當？
說來說去，問題在於中國人…到了帝制中國時代後期，大舉公開質疑《尚書》；今天的《尚書》，幾乎己被疑稱為《偽古文尚書》，真偽難辨，所以不宜直接引用。
這才從《論語》之引「《書》曰」，從而延伸討論到《左傳》引「夏、商、周之《書》曰」，這是說明「三代」中國「一以貫之」尚德的可靠方式。

古今存疑…「真偽」曲折其中。

◆
三、孔子只言：「書云」…並未指出《書》中所言的範圍，且推其內容實亦略有別於今日的《尚書》。

孔子所引：「《書》云」…其實並未指出其真正的內容，讀者很難理解要到那裡才結束。
這主要是因中國古書並無句讀、沒有標點符號；讀者根本無法從《論語》書中看出「書云」的明確範圍。
假如我們把「孝乎惟孝」或「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等等內容，拿去和今天的《尚書》版本直接對比，恐怕會沒有結果。

不過略作推敲，我們還是可以猜出孔子所引：「書云」…的真正來源與內容；
實出於《尚書‧周書‧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這是周天子勛勉君陳的話；原典並沒有標點符號。對此，我們至少可以有兩種斷句法：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但不論如何斷句，基本上其意思都差不多。

由此，我們很幸運地：
可以得知《論語‧為政》篇中孔子所引之《書》是《周書》，實為周朝天子之言。
也可推知《論語‧為政》篇中孔子所引之《書》的明確範圍，應止在「施於有政」。
從而，我們也可看出：
《論語‧為政》篇中孔子所引之《書》的內容：「孝乎」，實略有別於今日《尚書》的內容：「孝恭」。

這種現象，在三代東周的典籍中也許並非通例、但絕非孤例。
我們還可用《論語‧憲問》的另外一則事例說明之。

◆《論語‧憲問》
子張曰：“《書》云：「（商）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張問孔子，《書》裡記載：商朝的高宗‧武丁在接位居喪期間，三年不掌政；請問其政務如何運行？
孔子回答子張：不止商朝的高宗、所有古代聖王皆如此。前王過世，由宰相掌政、新王依禮守喪三年。

在此子張所引：「書云」…意在商高宗‧武丁之依禮守喪三年，孔子解其義在親親之「德」。
同時子張只引：「書云」…並未指出是夏、商、周那個朝代之《書》，也沒有指出這是那個人所說之話。
另外子張所引：「書云」的內容，若與其他三代典籍所引「書云」的內容相比較…多有參差。
例如：

《禮記‧檀弓下》
子張問曰：“《書》云：「（商）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歡。」有諸？”
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禮記‧喪服四則》
《書》曰：“（商）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

《孔子家語‧正解》
子張問曰：“《書》云：「（商）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
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歿，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綜合上述三代典籍：《論語‧憲問》、《禮記‧檀弓下》、《禮記‧喪服四則》、《孔子家語‧正解》；
其引「書云」的內容分別為：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歡」、「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
四者內容無一相同，而我們若依其內容拿去和今天的《尚書》版本直接對比，恐怕同樣會沒有結果。

《尚書‧周書‧無逸》
周公曰：
“嗚呼！我聞曰：…其在高宗…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實際上《論語‧憲問》、《禮記‧檀弓下》、《禮記‧喪服四則》、《孔子家語‧正解》…四處所引「書云」的內容皆類似，應該都是出於上述的《尚書‧周書‧無逸》，那是由周公所說的一段話。
但四處內容，沒有一處是完完整整地引用《尚書》裡的周公所言。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原因可能是：魯魚亥豕的筆誤、傳聞之誤。
另外就是以詞意記載、而非以文字記載所造成的失誤；
這…正如《尚書》裡的周公：「我聞曰」的內容，與其原始之文，可能就己有些許的不同了。

表面看來，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
的確，在一般的情況下，這應該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可是對《書》…至上、「尚德」的三代中國之《書》而言，就不能算小事了；
特別是當秦始皇26年（前221）一統天下之後，廢德以尚法…盡焚三代中國之《書》，那就成了大事。
因為從此中國的《書》…失去了標準版本，逐漸引發秦漢以降帝制時代中國人的懷疑，
最終到了帝制中國末季的清朝，把歷經秦火劫難而遺留下來的《書》、或《尚書》…稱《偽古文尚書》。
原本三代中國一以貫之：至上、「尚德」之《書》，在帝制中國一以疑之：終而名為偽造的上古之書。

古今有憾…「帝制」曲折其中。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初步的結論：
中國文化的特徵在：「尚德」，這可由三代中國之《書》看出端倪。
我們初由三代典籍《論語》之引《書》，擴而再由《左傳》之引《夏書》、《商書》、《周書》；適足以証明三代中國的「尚德」。
問題是接下來秦漢以後的帝制中國，是否其文化持徵仍然可稱：「尚德」？
關於這問題，請讓我們還是引《書》…在帝制中國的曲折命運，來略作討論。

三代尚德之《書》，到了帝制中國的秦朝：因秦始皇廢德焚《書》：天下之《書》…幾乎盡毀於秦火；
即使尚有餘《書》，猶館藏於巍巍壯麗的阿房宮內，也因項羽之焚秦宮，再化作灰燼…曲折毀於火。
幸好，
三代中國的士人君子…為尚親親道統之德，或將《書》藏於牆壁中、或將《書》記在腦海裡；
到了帝制漢朝廢挾書令之後，乃得以掘壁、記誦…略復三代之《書》，專而名之為《尚書》。
自漢朝開始，世傳於帝制中國的《尚書》主要似有三個版本：

一、伏勝《今文尚書》…秦朝博士伏生，九十餘歲在漢文帝時囗授、由晁錯以漢隸今文筆錄，傳世28篇。
二、孔安國《古文尚書》…漢武帝時魯恭王拆殿壁中發現古榴文《尚書》，交孔安國整理、意將呈朝廷。
三、梅頤《輯古文尚書》…晉元帝時梅頤輯校永嘉亂後的《尚書》進獻朝廷；為唐朝《五經正義》所本。

站在親親人倫的價值立場，漢朝與唐朝是帝制中國史上兩個非常重要的朝代：
漢朝繼絕存亡，自秦火中，廣蒐三代之《書》，綜錯紛陳…延續三代中國親親「尚德」之道。
唐朝允執厥中，承離亂後，明經科舉《尚書》，惟精惟一…始建帝制中國親親「尚德」之統。

漢朝的重要，在於把己經滅絕失傳的三代之《書》，重新挖掘出來，以不廢「尚德」。
雖然當時的《尚書》，有《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以及許許多多其地版本的《尚書》，頗為紛歧；
但究其本衷不外乎皆為「尚德」，這影響了整個漢代的社會風氣，指引了兩漢廟堂的為政之道。

當然，漢朝再續《尚書》、唐朝統一《尚書》…的確對帝制中國的廟堂為政，引發「尚德」的正面效果。
但自唐後的宋明各朝，卻對漢唐一統的《尚書》產生了疑慮…不論其疑為何，那終究是一種負面的效應。
到了帝制中國末季的清朝，這種質疑來到了最高點，我們可舉一件小小事例說明，'
那是由官方之臣：翰林院檢討‧毛奇齡，載於官方重典：《欽定四庫全書》裡的《古文尚書冤詞》。

◆《欽定四庫全書‧古文尚書冤詞‧卷一》
客曰：
…東晉之初，有豫章內史梅蹟（頤）忽奏上《古文尚書》，此何來者、非偽書乎？
…而元‧吳澄、明‧郝敬、歸有光輩俱競起攻辨，迄無遺力；
…予（毛奇齡）聞言：惡之歸而不食者累日。
…
歐陽修作日本刀歌，其末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尚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通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謂海外當有真古文也。
夫謂海外有真古文，則中國古文偽矣。
海外真古文當求，則中國偽古文當廢矣！

《古文尚書冤詞》全書共八卷很長，在此，我們僅取《卷一》當中開始的兩段略述其旨。

一、毛奇齡借客人之口，說明東晉梅蹟（頤）的《古文尚書》是「偽書」，包括元朝吳澄，明朝郝敬、歸有光皆有疑；另外，還包括了南宋大儒朱熹。
二、毛奇齡更假借北宋歐陽修之詩，強調秦朝時徐福可能將《古文尚書》帶到日本，帝制中國自秦至清己無真本的《尚書》。

《古文尚書》有什麼重要？ 為什麼毛奇齡獨為《古文尚書》訴冤？
就算《古文尚書》為偽，帝制中國的清朝，豈非仍有《尚書》，或今文、古文混合版的《尚書》？

請讓我們回顧一下，前文討論《論語》中：孔子所提之《書》的第三個特點：
孔子只言：「書云」，並未指出《書》中所言的範圍；推其內容實亦略有別於今日的《尚書》版本。

我們曾討論《論語‧憲問》、《禮記‧檀弓下》、《禮記‧喪服四則》、《孔子家語‧正解》；
其引「書云」的內容皆不太一樣，而和《尚書‧周書‧無逸》之所述亦略有不同。
若對照毛奇齡之語，則：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歡」、「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其中或有其一，相當於伏生《今文尚書》之版、亦即所謂的「真本《尚書》」。
至於「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就變成為所謂的《偽古文尚書》了。
這…或許就是毛奇齡為「真本《尚書》」抱冤的原因之一，是嗎？

這…當然應該不是。
不過即使真正的細節並非如此、實際上其間曲折也大體差堪類比。
問題就來了，這樣的真、偽有什麼重要？有什麼必要專文為《古文尚書》訴冤、要求廢《偽古文尚書》？

其實道理很簡單，人人皆知，那己清楚載明於《欽定四庫全書‧古文尚書冤詞‧提要》：
「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逸經排比聯貫，故其防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

這裡的「梅賾之書」…是唐朝所本、東晉所傳的《古文尚書》，就是清朝毛奇齡所稱的《偽古文尚書》。
《尚書》真、偽之重要，在正經「尚德」…這是毛奇齡為「真本《尚書》」抱冤的原因。
《古文尚書》真、偽的不重要，在其「不悖於聖人」…可同視為三代「尚德」之《書》。

然而，這冤真正「有趣」之處，
不在：毛奇齡小題大作…為真《古文尚書》抱冤、要廢《偽古文尚書》。
而在：堂堂帝制中國《四庫全書》的總纂官紀昀…等，竟然仍錄《古文尚書冤詞》，並為其撰文《提要》。

這顯現出，《古文尚書冤詞》…必有義在言外的重要性。
那是毛奇齡在《冤詞》中不便說出，也是南宋朱熹、元朝吳澄、明朝郝敬、歸有光不想說出，更是清朝《四庫全書》紀昀…等不能說出來的尷尬主題。
三代中國「尚德」之《尚書》，己成為帝制中國「尚古」之《尚書》…實因帝制中國自秦至清：沒有一位領導嘗有「尚德」之言以增益《尚書》。
這…是毛奇齡的《古文尚書冤詞》：善舒千載帝制中國、士人君子的繾綣鬱結之情衷。

站在親親人倫的價值立場，秦朝與清朝也可稱為帝制中國史上兩個非常重要的朝代：
秦朝焚《書》以斷三代中國道統，從此帝制中國領導再無一人、再無一詞，能再益德《尚書》。
清朝冤《書》以訴三代中國道統，可惜帝制中國士人無人敢解，中國乃積弱沈淪終而在劫在逃。

是的，
中國宗法親親價值體系的文化特徵在：「尚德」…可由三代之《書》看出端倪；可惜《書》毀於秦火。
我們若由《論語》引「《書》曰」…只能說明三代東周的孔子「尚德」，
若續由《孟子》、《荀子》引「《書》曰」…或能說明三代東周時代的庶民「尚德」，
若由《左傳》引《夏書》、《商書》、《周書》…則可說明三代中國的廟堂領導：「一以貫之」「尚德」。
因三代中國領導的「尚德」，使中國在三代能凝鍊出宗法親親的價值體系，使三代中國奠基終成其大。

然而，
《書》中所述，三代中國的廟堂領導：「一以貫之」的「尚德」…多限於三代開國或中興的領導，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末季領導則概無述焉，
這…應該是周赧王，不免於追隨著夏桀、商紂的遺跡，以亡東周、終絕三代的根本原因。

《書》雖然毀於秦火，《尚書》卻在帝制中國能歷劫重生於灰燼、汲冢之中。
自漢至晉：經《今文尚書》、《古文尚書》，終以《揖古文尚書》面目出現，再由唐朝一統曲折傳至清朝。
這一方面表示帝制中國重《尚書》、猶「尚德」，使三代中國宗法親親的價值體系凝聚不散、續成其大，
另一方面由《尚書》命途之坎坷、《偽古文尚書》之遭疑，表示帝制中國多虛飾「尚德」，使三代中國宗法親親的價值體系大而無當、終難補漏…
實際上，
帝制中國歷代開國領導，無一曾再述德於《尚書》，使帝制中國之《書》：尚古之情深、尚德之義薄，
這…應是《古文尚書冤詞》得起、《偽古文尚書》得興，末季清朝迭遭外侮、終絕帝制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