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耳「過」衛…表現出三代中國「國家」概念的激蕩糾纏；而《左傳》、《國語》就是當代的歷史見証。

「國家」…這獨特的名詞表現出中國親親宗法的文化特色，而遠自三代中國的《尚書》就有「國家」出現：
《周書‧金滕》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周書‧立政》其惟起士，用勵相我「國家」。
《周書‧文侯之命》殄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三代中國以禮建親親宗法、約制個人主義。
西方文化自古典希臘時代則宏揚個人主義，雅典、斯巴達…等城邦之國的獨立是其尊重個體的實例；
羅馬繼踵希臘文化：以城為邦、以城盟邦、以城名邦、以城命國…是西方尊重個體、尊重城邦的終極呈現。

三代中國表面上與西方的古典希臘一樣，似乎是同屬城邦政治。
其與世界上任何一種文明一樣，三代中國一開始亦是先有「邦」…部落之邦；然後有「國」…築城之國。

對此，我們同樣可以參考三代中國最古老的文獻《尚書》，其中也的確很早就有「邦」的出現：
《虞書‧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虞書‧大禹謨》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後非眾，罔與守「邦」？
《虞書‧皋陶謨》亮采有「邦」，翕受敷施…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虞書‧益稷》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在此所舉只是《尚書》中最早的《虞書》而己，《尚書》中較晚的《夏書》、《商書》、《周書》當然也都有「邦」的出現。
可見「邦」在三代的出現非常早、而且一直流傳於數千年之久的整個三代中國，究其始…則見於唐堯。

至於「國」、相較於「邦」…則在《尚書》當中出現的時間就晚多了。
堯、舜時代未見有「國」自不待言，即使遲至三代夏朝的《夏書》亦不見「國」之蹤影；
一直要等到三代商朝的《商書》才跚跚來遲，出現了「國」這個字，而且僅出現一例：
《商書‧伊訓》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

等到了三代周朝的《周書》，「國」終於開始大量出現了。
至於「國家」的出現則在《尚書》當中最晚，需待三代最末的周朝之《周書》才出現，而其僅有三例。

因此，參考三代中國的典藉《尚書》，我們也可約略理解「邦」、「國」、「國家」的先後演化關係。
三代中國實先有部落之「邦」、後有築城之「國」：「國」源之於「邦」，「國」就是「邦」…最終才有「國家」；
「國家」是中國獨有的名詞、表現出三代宗法親親的文化特色…有別於西方的個人主義特色。

中國至今仍舊使用「邦」代表「國」的名詞、成語很多，如：
城邦、家邦、邦國、異邦、鄰邦、舊邦、萬邦、聯邦…
多難興邦、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禮儀之邦、治國安邦、安邦定國、懷寶迷邦、本固邦寧…

而在這些「邦」的語彙中，一方面其與「國」相通、與「國」相關，另一方面也與「家」相通、與「家」相關，例如「家邦」…就與「國家」非常類似。

可是「國」與「邦」…彼此相通可以理解，但「國」與「家」…則是屬於兩個各別獨立的名詞。
在西方的語彙中，我們似乎並沒有看到一個語彙…是由國與家的字根來共同組合。
可是在中國的語彙中，國、家雖獨立，卻有「國家」一詞…是由國與家的字根組成，其意仍等於「國」。

因此中國的語彙：「國家」…可說是風格別具，國與家的關係在此一詞中變得混沌不分、難分難解；
國即是家、家即是國，國以立家、家以立國，國中有家、家中有國；
真不知道「國家」一詞中的國與家孰先孰後、孰輕孰重？也許…三代的孟子可以幫我們來稍做釐清。

《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的詮釋有兩個重點：
一、
在孟子生活的三代東周，中國人己經非常流行「國家」這個名詞，並且更擴大為「天下國家」的概念。
孟子還認定其為「恆言」…永恆之言。
只是在今天的現代中國：中國之價值與孟子的時代一樣地扭曲、中國之國勢與東周的天子一樣地積弱；
故今天的中國人己不太好意思再把「天下」和「國家」結合，兩岸中國幾己無人再談「天下國家」了；
但「國家」一詞猶未消失、「國家」一詞依然流行、「國家」一詞…仍是今天兩岸中國朗朗上口的恆言。
二、
孟子如庖丁解牛般層層解剖「天下國家」一詞…簡潔精闢。
依樣畫葫蘆，我們也可詮釋「國家」為：「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我們對這樣的詮釋確有感覺，感覺說的對、說的好、說的有理…然而，能否更進一步、更為具像地說明？
可以，
我們可以感覺：國、家、身經由宗法親親的價值體系沁潤而融成一體，終而化為一座具體的形象…宗廟。
國之本在家之宗廟，家之本在身之宗廟…親親宗廟凝聚了身而成家，更凝聚了家而成國；是謂「國家」。

這樣詮釋的感覺好像己經具像化了，但對今天的我們而言…不免仍有些許的迷惘。
三代中國的的宗廟，在今天中國人想像中的感覺…究竟是巍峨典雅、殘敗傾頹，或莊嚴穆肅、腐朽凋落？

一如那三代中國孟子所稱的「國家」：
在歷經峰火戰亂的淬瀝：無論是有形的宗廟或無形的親親…其實己經不再那麼完美、變得有一些渺遠；
國與家一直嚐試尋找在「國家」中的適當定位，這與今天的兩岸中國不也非常地類似！

於今，
我們實在需藉一個三代真實的故事，好來細細品味似近若遠的「國家」感覺…中國人獨有的感覺。
而在此推薦的一個故事，就是：「重耳過衛」。

重耳…姓姬，三代東周晉國人，在晉國的曲沃有重耳姬姓先人的宗廟，而在衛國…也有著姬姓的宗廟。
「重耳過衛」…是姬重耳離開晉國、經過姬姓同宗之國，那等於是一樣回到自己姬姓的本家；
孟子說：「天下國家」…這句恆言之詞用到重耳身上，「過衛」的感覺應該很親切，而實際上又如何？

要想瞭解這件事的經過，我們應該翻閱當時歷史，
因為重耳當時的身份還只是一個落難公子，沒有任何爵位，所以《孔子‧春秋》沒有記載他過衛的事；
當時最具權威的記事史《左傳》對這件事有記載，但「好像」只有短短八個字：「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左傳》作者基本上是魯國人…很可能是魯國的史官。
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基本上源於衛國的「歷史」資料…晉國人大概不會去寫這段滄桑之事。
魯國史官參考衛國史官的資料寫史，這也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特徵，而且史料還分：記事史、記言史，《左傳》屬於記事史；
一個記事史記載一件事只用八個字，這是非常特殊的例子…在西方史書中應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們仔細分析《左傳‧魯僖公23年》在講述晉國的公子重耳周遊列國之事，其自離開晉國起：
「奔狄…過衛…及齊…及曹…及宋…及鄭…及楚…乃送諸秦…」，共過經狄、衛、齊、曹、宋、鄭、楚、秦八個國家，敘事用字較少的國家如宋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也有十二個字，比起「過衛」的八個字來得多；為什麼？難道是因為《左傳》作者對「重耳過衛」沒資料好寫嗎？

其實「重耳過衛」這件事，在三代典籍的《國語‧晉語四》當中是有一些記言資料的。
《國語》是記言史、《左傳》是記事史，難道對《國語》當中的那些記言資料，《左傳》認為不那麼重要所以才忽略不記嗎？

老實說，關於「重耳過衛」這件事，《左傳》並非只記了八個字而己，
還有一段話，可能會被近代中國的我們給忽略掉：

《左傳‧魯僖公23年》
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土）。公子（重耳）怒，欲鞭之。
子犯（狐偃）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重耳一行人來到「五鹿」這個地方，向「野人」請求一點食物，野人就送他們一塊土。
重耳很生氣，想要揚鞭打野人。
狐偃立即出面打圓場，說：「這是上天的珍賜。」於是俯首敬禮，接下一塊土，載上車離去。

這段故事的重點在「五鹿」，我們先稍稍討論一下「五鹿」。

一、「五鹿」首先出現於三代典籍中西周的周穆王時代。

《穆天子傳‧卷六》
白鹿一牾乘逸出走。天子（周穆王）乘渠黃（六駿之一）之乘焉。天子（周穆王）丘之，是曰「五鹿」。
…
天子（周穆王）東征，舍于「五鹿」。

這是《穆天子傳》最後一卷，提到了因為周穆王打獵而名菹臺為「五鹿」的緣由，後來周穆王東征，又住於「五鹿」這個地方。
這時的「五鹿」…有一種林獵閒逸的遐想，其地或位於河北、屬於周天子。

二、隔了很長一段時間，「五鹿」再次出現，己經是在三代典籍中東周的齊桓公時代。

《管子‧小匡》
（齊）桓公憂天下諸侯…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
《國語‧齊語》
（齊）桓公…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

這是齊桓公所築之城，以保衛堯、舜道統的諸夏「中國」，不受遊牧狄人所侵，其首城即為「五鹿」。
重建的「五鹿」…有一種莊嚴肅穆的感覺，其地位於河南、應該是屬於衛國吧。
「五鹿」…代表著齊桓公：「示勸於中國」，於是「天下諸侯稱仁焉」、「是故諸侯歸之」。
這應該是孔子讚齊桓公：「正而不譎」的緣起。

三、緊接著，「五鹿」似乎變成了一個衝突的焦點，一再出現於三代東周的典籍…始於晉文公時代。

《左傳‧魯僖公23年》
（重耳）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

而《國語‧晉語四》、《呂氏春秋‧離俗覽‧上德》、《史記‧晉世家》也皆為此而記載了「五鹿」。
從此「五鹿」躍上了歷史的爭伐舞台。

《左傳‧魯僖公28年》晉侯（重耳）…伐衛…取「五鹿」。
「五鹿」原本是個小地方，取「五鹿」原本是件小事情，
但此時的「五鹿」卻成為歷史階段性的小小焦點，
《左傳‧魯僖公23年》、《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商君書‧賞刑》皆為此特記：晉文公取「五鹿」，
那是因為「五鹿」從原本宗法親親、濟弱扶傾的一種象徵，轉變而成為外交伐謀、諸侯伐戰的一個焦點。自此：

《左傳‧魯襄公25年》晉侯…逆衛侯…崔子…求「五鹿」。
《左傳‧魯哀西元年》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這動蕩的「五鹿」…有一種風雨飄搖的感覺，其地位於河南，先屬於衛、後屬於晉，不知何時確改其屬。
「五鹿」…代表著晉文公：用先軫之「謀」以「取威定霸」之始。
這應該是孔子稱晉文公：「譎而不正」的緣起。

在稍稍討論過「五鹿」的源起之後，現在我們可以回頭再來討論「過衛」。
關於晉國公子重耳的「過衛」，我們得先弄清楚重耳從何而來、往何而去到底…重耳是如何「過衛」？
為此，得參考記事史的《左傳》。

《左傳‧魯僖公23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 遂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及齊…及曹…及宋…及鄭…及楚…乃送諸秦。

所謂「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是指晉獻公寵驪姬，想改立驪姬之子為世子，故先逼死世子申生，再派人到蒲城刺殺公子重耳。
重耳不得己逃離自己的「家國」…晉國；從而流浪天涯，這是重耳的「家」難、也是重耳的「國」難。

依《左傳》所述，
重耳是先逃到了狄國，再「過衛…及齊…及曹…及宋…及鄭…及楚」，再經秦返晉。
重耳在晉國境外流浪19年，所經歷的國家依序是：狄、衛、齊、曹、宋、鄭、楚、秦。
重耳這般的歷程，可見証於同為三代典籍的《呂氏春秋》，以及後世漢朝太史公的《史記》。

《呂氏春秋‧離俗覽‧上德》
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
去齊之曹…去曹過宋…之鄭…去鄭之荊（楚）…去荊（楚）之秦，秦繆公入之。

《史記‧晉世家》
晉文公重耳，重耳遂奔狄…至狄…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至齊…過曹…去，過宋…乃去…過鄭…去之楚…秦…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楚）厚送重耳。

依上所載，我們會發現：《呂氏春秋》、《史記》所述重耳在晉國境外流浪的歷程，和《左傳》完全一樣。
其中《呂氏春秋》所稱之「翟」，即《左傳》之「狄」；《呂氏春秋》所稱之「無禮」，即《左傳》之「不禮」。
《呂氏春秋》、《史記》都稱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過五鹿…和《左傳》完全一樣；
但…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思考，不禁在內心會昇起了一絲疑惑：
《左傳》的內容字斟句酌、千錘百鍊；
為何《左傳》稱重耳：奔狄、過衛、及齊、及曹、及宋、及鄭、及楚…偏偏只有衛國獨「過」？

《左傳》稱重耳離開晉國流浪到第一個國家為：「奔」狄…用以表示重耳的行色匆匆。
因為當時重耳原本住在晉國的蒲城，他父親晉獻公派使者赴蒲城捉拿他。
重耳知道此事，通令蒲城不淮抵抗君父之命。
原本他要稍事準備再走，沒料到使者急急如律令趕到蒲城，重耳…只得跳牆逃跑，衣袖還被切下來一段。
所以，重耳逃離晉國跑到狄國是非常匆忙，《左傳》稱「奔」狄、而不稱「及」狄…用字十分精準。

《左傳》稱重耳離開楚國流浪到最後一個國家為：「送」諸秦…用以表示重耳是由楚成王專人護送至秦。
因為留在秦國當人質的晉惠公之子、也是秦穆公之婿，不告秦穆公而逃回晉國。
秦穆公很生氣，所以「召」（《史記》用字）在楚國的重耳，楚成王做順水人情便「送」重耳入秦。
這是重耳在外飄泊19年，第一次有人護送他出國到另一個國家；《左傳》稱「送」諸秦…用字十分精準。

《左傳》稱重耳到齊、曹、宋、鄭、楚等國為：「及」…只是用以表示重耳的到達而己。
因為重耳的身份只是一個異國的落難公子，
不可能有人護送，也不可能事先安排前程，惶惶流亡於道途；《左傳》稱「及」…用字十分精準。

《左傳》卻獨稱重耳「過」衛：既非「奔」衛、亦非「送」諸衛、也非「及」衛…必然有其特殊的緣由。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對比《國語》在「重耳過衛」這件事情上的內容…或可看出一點端倪。

《國語‧晉語四》
（晉）文公（重耳）在狄十二年…乃行，過五鹿…遂適齊…過衛，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
…自衛過曹…公子（重耳）過宋…公子過鄭…遂如楚…秦伯召公子（重耳）于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重耳）于秦。

從表面上看《國語》的描述：稱重耳：過五鹿，「過衛」，衛文公不能禮…和《左傳》幾乎一樣；
因為凡是《左傳》有的事，《國語》幾乎都有記載，但仔細推敲後卻發現兩者貌合神離、有兩樣大不同：
「過衛」的涵義不同、「過衛」的時序不同。

一、「過衛」的意涵不同
《左傳》、《國語》在重耳過衛的描述，都用：「過衛」…這兩個字；但兩者之「過」涵意不同。

《左傳》：奔狄…過衛…及齊…及曹…及宋…及鄭…及楚…乃送諸秦。
《國語》：在狄…乃行…適齊…過衛…自衛過曹…過宋…過鄭…如楚…送公子（重耳）于秦。

《左傳》只有在重耳經衛國時才稱「過」；
《國語》不只在在重耳經衛國，在他經曹國、宋國、鄭國之時皆同樣稱「過」。
二書作者應該皆出身於三代中國史官，對當世的史實都有通盤理解，對筆下的用字也都會錘鍊再三；
所以這裡的「過」…雖然使用的是同一個字、但由於其用法頗不相同，相信其意涵必有不同之處。

《左傳》只在重耳經衛國時稱「過」…意在「經過」；強調衛國並非目的地；齊國才是。
《國語》在重耳經衛國、曹國、宋國、鄭國之時皆稱「過」…意在「價值」；強調這些國同屬「天下國家」。

《左傳》在本質上是屬於記事史，
為了要說明重耳之所以離開狄國，其意在前往齊國，所以稱「過」衛…及齊。
我們可以拿《呂氏春秋》的記事來與《左傳》相互比較一下，就可看出兩者間的差異。

《呂氏春秋‧離俗覽‧上德》
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
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
之鄭，鄭文公不敬…之荊（楚）…之秦…

《呂氏春秋》記錄重耳離開晉國蒲城後，奔翟（狄）、過衛、如齊、之曹、過宋、之鄭、之荊（楚）、之秦…
一開始：到狄國稱「奔」…這能夠理解，但寫的非常簡略；
然後再：經齊國稱「如」，經衛國、宋國稱「過」，經曹國、鄭國、楚國、秦國稱「之」…經不同的國家用不同的字，但讀者看不同作者寓意所在，全篇雖然也算記事，但用字不夠精警，記的有點像流水帳。

而《左傳》同為記事，到狄國稱「奔」、經衛國稱「過」…體現出錘煉用字的精警。
因為重耳在外流浪19年的過程中，只有兩個國家是待最久的：
一個是狄國：「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
一個是齊國：「（重耳）留齊凡五歲」（《史記‧晉世家》）
因為這兩個國家，可說是重耳在流亡中預先規劃、心中意屬的國家。

請讓我們先來討論：重耳流亡中預先規劃、心中意屬的國家：狄國。

當魯僖公5年（晉獻公22年‧齊桓公31年‧前655年）重耳在晉國蒲城，聽到世子申生被父親逼而自殺的消息，就應在心中有了準備…若不想死恐將只有逃離晉國；而逃亡的目的地是狄國。理由有二：

1. 狄國距離晉國很近
一旦晉國情勢有變，重耳能在第一時間返晉掌控局面。

2. 狄國是重耳母親的國家
《史記‧晉世家》：「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
重耳有母舅狐毛、狐偃伴隨，在狄國關係良好，而外公狐突在晉國又可通消息。

所以，當晉獻公派使者赴蒲城捉拿重耳，重耳能事先得到消息，預先告知蒲城軍民不可抵抗；
即便使者急急趕路，出乎意料之外地出現，重耳也能與其從屬在倉促中…順利逃出奔赴狄國。

晉國有姬姓的宗廟是重耳的祖國，在晉國也有重耳的家人…晉國是重耳的國家。
狄國是重耳母親所出之國稱母國，後來重耳也在狄國成家…狄國是重耳的家國。
國即是家、家即是國，在三代中國由於宗法親親的制度，開始凝聚「國家」的文化特質；
重耳是在此親親敦倫的文化背景下，才如蛾撲火般地亡命「奔」狄…並在狄國安居長達12年之久。

接下來，請讓我們來討論：重耳流亡中預先規劃、心中意屬的國家：齊國。

《史記‧晉世家》「（晉）惠公七年（前644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

當魯僖公16年（晉惠公7年‧齊桓公42年‧前644年），重耳的弟弟晉惠公…因戰敗被俘終而獲釋返晉，這時狄國與晉國發生戰爭，晉惠公於是派使者刺殺重耳。
重耳夾在祖國與母國之間，天地不仁、親親有缺…不得己而離開狄國，繼續流亡，流亡的目的地是齊國。

老實說，打從魯僖公5年（晉獻公22年）重耳逃離晉國蒲城後，
雖然重耳在感情上潛意識地想去母國…狄國，但他在公開場合卻表示想要投奔的第一目標卻是齊國。

《國語‧晉語二》
（晉獻公）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
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

結果狐偃勸重耳不要再卜卦：不必再考慮；因為齊、楚太遠了…這話由重耳說不方便，由狐偃說沒人反對；
所以在魯僖公5年（晉獻公22年‧齊桓公31年‧前655年）重耳一行人「奔狄」。
但11年後的魯僖公16年（晉惠公7年‧齊桓公42年‧前644年）重耳一行人離開母國…狄國，又是由狐偃提議，而目標則是11年前重耳所提的齊國。

《國語‧晉語四》
（晉）文公（重耳）在狄十二年。
狐偃曰：「…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歿（前645）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

狐偃承認齊國距晉國太遠，所以上次才會建議奔狄。
只不過積蓄十二年的時光，韜光養晦己經有力量可以走的更遠了。
齊桓公年長而親晉，而管仲前一年又過世了，讒小占據晉國的政壇，所以現在我們赴齊國是最適當的選擇。

狐偃這次建議改適齊國，理由有二：

1. 齊桓公親晉
齊桓公為什麼親晉？因為重耳的父親晉獻公可說是齊桓公的女婿，所以齊桓公「親晉」。
齊國是大國、齊桓公是當時中原諸侯伯長（霸主），而齊桓公又「親晉」，這與上次重耳公開聲言赴齊的原因相同。

2. 管仲己逝
管仲既逝、隰朋亦逝，齊桓公被群小（易牙、開方、豎刀）包圍，所以齊桓公「多讒在側、謀而無正」。
此時赴齊能為齊進賢效力、謀之以正，這是與上次赴齊時機不同、情況不同的理由。

晉國有姬姓的宗廟是重耳的祖國，在晉國也有重耳的家人…晉國是重耳的國家。
齊國自姜太公至齊桓公皆是姬姓宗周的姻戚之國，後來重耳也在狄國成家…齊國是重耳的家國。
國即是家、家即是國，在三代中國由於宗法親親的制度，開始凝聚「國家」的文化特質；
重耳是在此親親敦倫的文化背景下，百轉千折最終還是不辭遙遠地赴齊…並在齊國安居了5年之久。

至此我們大致討論了重耳流亡的目的地是齊國，這是重耳在一開始奔狄之際，就縈迴腦際的構想。
所以《左傳》只在重耳經衛國時稱「過」…意在「經過」；強調衛國並非目的地；齊國才是。
至於《國語》在重耳經衛國、曹國、宋國、鄭國之時皆稱「過」…意在天下國家的「價值」，則留待下節討論。

二、「過衛」的時序不同
《左傳》、《國語》在重耳「過衛」的描述，都有：「過衛」、衛文公不禮、過五鹿…這些字；但因編排的次序不同，結果造成重耳過衛的時間先後大不相同。

《左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及齊…及曹…
《國語》：過五鹿…遂適齊…「過衛」…衛文公…不能禮焉…自衛過曹…

《左傳》描述的非常清楚：重耳先「過衛」、然後到齊國、再到曹國。
《國語》描述的也很清楚：重耳先到齊國、然後「過衛」、再到曹國。
《左傳》和《國語》描述重耳之「過衛」：一在到齊國之前、一在到齊國之後…兩者時序相互衝突，到底真相如何？

請讓我們先看看「五鹿」。
《左傳》、《國語》都說重耳先過「五鹿」，再到齊國…那「五鹿」在那兒？
依先前之討論，「五鹿」之地位於河南，當時應實屬於衛，這是齊桓公…「築『五鹿』」、復衛國、以示勸中國之遺惠。

既然《左傳》、《國語》都說重耳先過「五鹿」，而「五鹿」又屬於衛國，所以《左傳》稱重耳先「過衛」…完全正確。

不過
《左傳‧魯僖公16年》、《呂氏春秋‧離俗覽‧上德》、《史記‧晉世家》、《東周列國誌31、35回》，全都只提重耳「過衛」、過「五鹿」至齊，然後離齊…而絕口不再言「過衛」、逕言到了曹國；
那《國語‧晉語四》為何要等到重耳經「五鹿」至齊後，才言「過衛」，並且在敘述了甯莊子與衛文公的對話後，又刻意明言「自衛過曹」？

《國語》既為記言史、言必有據，亦為信史，
實際上，重耳應該是先經衛國的「五鹿」至齊，然後在齊國待了5年，等離開齊國則是先經衛國再到曹國。

《左傳》之所以先提重耳「過衛」至齊…這是站在重耳的立場記事：重耳的目的地實為齊國、非為衛國。
當重耳「過衛」、衛國閉關不禮，重耳只能繞城走在野外；其實重耳心裡有數，這是他事先所能預料得到的…因重耳來自於狄。
衛國15年前（魯閔公2年‧齊桓公26年‧前660年）方亡國於狄…衛文公曾親身經歷，錐心剌骨、創慟至深，所以他閉門謝客，應可預見！

《左傳》是記事史。
《左傳》之所以不提重耳「過衛」至曹…這仍是站在重耳的立場記事：重耳心中所嚮的只有齊、而非曹。
如果離開齊國寫「過衛」至曹，豈非目的地是曹國？
如果離開齊國寫「過衛」、過曹、至宋，豈非目的地是宋國？
…
雖然齊桓公過逝了，
但重耳認為環顧「華夏中原」…只有齊國有力量、有機會送他回晉國，齊國是他唯一寄託的希望。
所以，《左傳》寫重耳「過衛」、及齊、及曹、及宋、及鄭、及楚…曹、宋、鄭、楚都不過是到了齊國之後的茫然遺緒而己。

而《左傳》之所以不提重耳「過衛」至曹…或有另外一個不足為外人道的原因，是源於「野人」的無禮。
「野人」的無禮…是影射、代表衛文公之不禮。
「野人」獻土的無禮…也是質樸象徵晉國之失禮：如晉獻公殺子、晉惠兄逐兄；乃使重耳失土、失其家國。
然而這些晉國之失禮…其實是晉獻公之無禮、晉惠兄之無禮，並非重耳本身之過。
但是，
一旦重耳「及」齊，蒙齊桓公「錯」愛，招重耳為婿，重耳「不能」拒絕，這使得重耳和父親同樣變成了齊桓公的女婿…這就變成了重耳本身之過、應該是重耳本身之無禮。
「野人」獻土的無禮…變成預言重耳之終將失禮；
所以站在重耳的立場…他有愧再入於衛，《左傳》故而不再言重耳之離齊「過衛」！

《國語》是記言史。
《國語》之所以要提重耳「過衛」至曹…這仍是站在天下國家的立場記言：記甯莊子之言以彰親親道統。

第一次重耳「過衛」，衛國閉關不接待；
那是因為衛文公站在衛國的立場，難忘15年前（前660年）衛國亡於狄，而重耳的母國是狄國、重耳又自狄國入衛…衛文公不知該如何待之以禮。
《國語》能理解衛文公的內心掙紮，所以不稱重耳「過衛」，只簡單地說重耳離開狄國：
「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然後「遂適齊」。

第二次重耳「過衛」，又碰上了「狄侵衛」，舊恨未了、新創又添。
這時候，重耳茫茫然借道於衛西行（自齊赴曹、宋、鄭、楚，必過衛）；
衛國之卿甯莊子終而站在宗法親親的大我立場，以「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出面相勸；
但衛文公站在衛國的小我立場：內心難以釋懷，最終仍然沒有接待重耳。

《國語》認同甯莊子所詮釋的「華夏中原」…凡能以禮為紀之國、以親親相結之家皆屬「華夏中原」：
衛國、曹國、鄭國與晉國皆為姬姓紀禮的家國，齊國、宋國與晉國皆為親親相結的國家，皆同為「華夏中原」之屬；而狄、楚、秦則非為「華夏中原」之屬。
在「華夏中原」之內：國即是家、家即是國，此即孟子所說的「天下國家」，同為一國、同為一家；
故《國語》寫重耳自「適齊」開始：衛、曹、宋、鄭皆為「過」…經過親親紀禮的同一個國、同一個家。

當然，
《國語》對重耳的旅程，也有裁剪，自狄適齊的那一段衛國旅程，衛文公不禮、甯莊子未諫…就忽略掉了；
這樣的情形，
就像《左傳》裁剪掉了自齊赴曹的一段衛國旅程，因重耳之心在齊、幾乎是在茫然地漫遊…也忽略掉了。

「國家」…這獨特的名詞表現出中國親親宗法的文化特色。
國即是家、家即是國的國家概念，中國自三代堯舜傳夏開始發展，到了三代《周書》才有「國家」的名詞出現，己歷三千年的人文蘊釀。
不過這「國家」概念即使到了三代周朝並未真正地成熟穩定、依舊在蛻化轉變之中，
這種的蛻化轉變…糾纏著國家的大我與小我，就表現在《左傳》、《國語》描述重耳「過衛」的差異。

雖然重耳兩次「過衛」，《左傳》、《國語》：一則取前記事、一則取後記言；
但這兩本三代中國的經典，與《呂氏春秋》以及後代的《史記》、《東周列國誌》全都記載了「五鹿」。

照映著齊桓公「繼絕存亡」的親親餘暉、遙指著晉文公「取威定霸」的磅礡前景…
「五鹿」：
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成為《左傳》、《國語》的共同焦點，
默默靜觀著重耳「過衛」…在禮崩樂壞的峰火戰亂中亡命天涯，踟躕尋找「國家」的適當定位。
這…不也正是今天兩岸中國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