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憲問》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說的這段話，有點像謎，這謎可以有很多種的解答…但只有中國人能解。
因為這涉及到三代中國的親親宗法價值體系，
只有氳氤在此親親宗法價值體系的氛圍裡，孔子…才可能會說出這樣的謎語，
也只有沁潤在此親親宗法價值體系的餘韻中，我們…才能輕鬆自然地解開這樣的謎。

「三代中國的親親宗法價值體系」…說起來實在是太長、太拗口、太抽象、太不著邊際了。
簡單講，精義或可蘊於「國家」二字組成的名詞中；
雖然「國家」非謎，但…這三代中國所遺留下來的名詞，仍然只有中國人才會說、也只有中國人能解。

什麼是「國」、什麼是「家」？…全世界人人皆知、皆朗朗上口，故毋庸贅釋。
什麼是「國家」？…國是國、家是家，國與家雖然關係密切，但國既不是家、家也不是國；「國家」二字、實非對等組合的語彙，全世界少有文明試圖將其勉強組合；
然而，中國人就是有念頭、有辦法、有努力…把國與家組合在了一起而稱之為「國家」；
這絕非一蹴而幾；那是遠自三代經歷數以千年的沈澱、衝突、扭曲、融合、淬瀝、昇華…才凝鍊出的結果。

《孟子‧離婁上》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三代戰國的孟子為「國家」做出歷史証言…採用了由小而大的視角，闡述國家以及國、家的根本。
實際上，從人類文明演化的過程來看，人類也的確是：先有家、再有國，先組織家、再組織國的。
中國人就是以擴大家成為家族、成為家邦，以宗法組織家族、組織家國，慎終追遠強調親親宗法之家國而成「國家」…所以追根究柢從時間軸上由遠而近來看，中國的文字應該是先有家、再有國、最後才有「國家」。
關於這點，在三代中國最古老的典籍《尚書》當中…我們可依序清楚地印証。

《虞書‧大禹謨》 克勤於邦，克儉於「家」。
《虞書‧臬陶謨》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虞書‧益稷謨》朋淫於「家」，用殄厥世。

這裡所稱的「三代」，是指廣義的三代，包括了夏、商、周以及之前黃帝、唐堯、虞舜的傳說時代。
「家」是遠自三代《尚書》的虞舜時代，就出現在虞舜告誡大禹，以及臬陶、益稷所說的話當中。
當時的中國還處於漁獵、農牧並存的部落時代，實際上或無「國」之組織，當然亦無「國」的文字出現。

《商書‧伊訓》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

「國」這個中國字，外圍象徵四面的城牆，而在三代中國的夏朝實屬部落時代，漁獵、農牧並存猶未定居築城…所以這也是三代夏朝並無「國」字出現的原因。
「國」…四面有牆、以戈拱衛四域之民；一直要等夯土築牆建立城廓、冶鍊青銅執戈衛民的三代商朝。
《尚書‧商書》終而跚跚來遲這「國」之文字，但也僅出現一例而己。

「國」…一直要到了三代周朝的《尚書‧周書》才開始大量出現。
因為自周朝初肇，周公旦即執戈東征、以戈衛民，並戮力營建洛邑東都，巍巍偉烈立「國」之丕基；
所以自《周書‧泰誓》起，載有西周30餘例的「國」字、玆不贅述。

《周書‧金滕》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周書‧立政》其惟起士，用勵相我「國家」。
《周書‧文侯之命》殄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國家」在三代中國的出現最晚，伴隨著三代之「禮」而同時出現。
周朝開國，除了親親延續三代舜、夏、商後裔之國以外，
同時擷取商朝亡國的教訓，親親廣設同宗姬姓之藩國，
但即便如此境內仍有叛亂，故周公東征平亂之後，制禮作樂…以親親宗法強化家國一體、用凝「國家」。
《尚書‧周書》可稱為周朝初年的記言史，周以禮融家治國，所以自稱「『禮』亦宜之」的「國家」。
因禮樂典章初制，所以「國家」…在主要記載西周的《周書》當中，其出現的次數相當有限，僅三例而己。

對此，我們還可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國家」一詞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擴張。
曾經被三代春秋的孔子所裁的《詩經》…涵蓋了東周春秋時代以前，包括商朝的詩文，其內容猶無「國家」。
而到了三代戰國未期楚國的《楚辭》…雖然地處南方極隅，其內文則有三例的「國家」出現。
由此可見「國家」自三代西周始現後，隨著時代的推移，最終到東周戰國就己散佈到整個中國的域內。

「國家」…伴隨三代親親宗法價值體系的發展，由家、國之蘊釀而成形、擴張，實可稱為中國之代言詞。

當我們嚐試用「國家」來解「三代中國的親親宗法價值體系」…這對中國人而言不難，因「國家」非謎；
但對西方人而言，就可能有些難解，假如希臘先哲蘇格拉底在世的話，他可能會以提問的方式來解謎：
先問什麼是「國」、什麼是「家」？接下來再問什麼是「國家」？…這是西方的辯証教學法。

而對孔子之所言：「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蘇格拉底應該也會同樣以辯証的提問來解謎：
什麼是「晉文公」與「齊桓公」、什麼又是「正」與「譎」？

〈壹〉、「晉文公」與「齊桓公」
對中國人而言這兩個名詞似乎不是謎，但對西方人而言就難解了；所以蘇格拉底還會進一步追問：
什麼是「晉」、「齊」，什麼是「文」、「桓」，什麼又是所謂的「公」？

（一）
「晉」、「齊」是三代中國的「國」名，就如同古典希臘的「雅典」、「斯巴達」同為「邦」名。
「國」就是「邦」、「邦」就是「國」…這很容易理解。

「晉」是三代中國的姬姓之國、有姬姓宗廟…宗廟既是家廟、也是國廟，祭姬姓家族先祖；
「齊」是三代中國的姜姓之國、有姜姓宗廟…宗廟既是國廟、也是家廟，祭姜姓家族先祖。
「晉」、「齊」同有宗廟、同祭家族先祖，同是三代中國的親親「國家」體系內的一家、一國。
雅典有廟、祭雅典娜女神，而所有希臘的城邦各有其廟、各祭其神；諸神皆屬奧林匹克家族之神…我們或可與中國的家族類比而能理解之。

（二）
「桓」是三代中國的齊國領導小白…逝世（魯僖公17年‧齊桓公43年‧前643年）後之「謚號」，
「文」是三代中國的晉國領導重耳…逝世（魯僖公32年‧晉文公9年‧前628年）後之「謚號」。

「謚號」不是任由他人隨意起的綽號、也不是當事人生前自封的別號，
而是死後由國家領導慎重衡量逝者生前的綜合表現，依三代中國宗法親親的價值標準所頒予的稱號。
一個人生前有名、死後其實亦可稱其名，那…為何死後還要多一個「謚號」？
這實源之於「禮」…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特徵、這是中國人內心一種永恆無形的牽羈。

生前之名…代表當事人長輩對其未來之期許，當事人究其一生是否真的行如其名，其實尚未可知。
「謚號」…代表當世人對當事人一生之評價，當事人生前以其「名」為指標、以「禮」為規範，兢兢業業、克己復禮，希望能死後蓋棺論定：能無愧其「名」、嬴得美「謚」，以傳頌家國、流芳後世。

無禮不成「國家」、因家國之禮乃有「謚號」，因此「謚號」…是中國起自三代之禮的文化特色。
「謚號」…是三代中國：由家而國、以家為國而制禮的終極體現。

《禮記‧檀弓上》：「死諡，周道也。」
三代中國自周朝開始，因襲堯、舜、夏、商的親親道統，制禮以定「謚法」；從此流傳中國近三千之久。
因此，雖然在三代中國的周朝以前…對中國人的稱呼只有名；
但自三代中國的周朝以後…對中國人的稱呼：可稱名、也可稱「謚號」；依親親「禮」制則以稱謚號為正。

那什麼才是三代中國親親「禮」制下：「桓」、「文」…「謚號」所代表的意義呢？

《逸周書‧諡法解》
道德博厚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湣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
辟土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

依三代典籍《逸周書‧諡法解》的說明，一個人死後被謚為：「桓」或「文」，其生前行止應符合上述的若干標準，或至少符合其中一項標準。
因齊桓公為春秋五伯之首，玆以「桓」為例來略做說明。

齊桓公生前「辟土服遠」…開闢疆土、綏服遠人；依宗法家國親親之禮謚他為「桓」，誠可謂實至名歸。
參閱三代《論語》…可發覺書中五次提及齊「桓」公或「桓」公，皆為「謚號」，然而卻不稱其名「小白」，
這就是三代中國的親親之「禮」所發揮的功能；
而其中孔子稱：齊「桓」公（一次）、「桓」公（兩次），這應代表孔子對於「桓」…謚號的肯定。

在宗法家國的體制下，
齊國有家廟、國廟、以「禮」…謚（姜）小白為「桓」（齊桓公），
魯國亦有家廟、國廟、以「禮」…謚（姬）允為「桓」（魯桓公）、謚（姬‧季）孫斯為「桓」（季桓子）；
其實不止齊國、魯國之領導、貴族…三代中國謚為「桓」的「國家」領導甚多，略依年代時序列之於下：

鄭桓公（姬）  友（西元前806年-前771年在位）
曹桓公（姬）終生（西元前756年-前702年在位）
陳桓公（媯）  鮑（西元前744年-前707年在位）
衛桓公（姬）  完（西元前734年-前719年在位）
蔡桓侯（姬）封人（西元前714年-前695年在位）
魯桓公（姬）  允（西元前711年-前694年在位）
齊桓公（姜）小白（西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齊桓公（田）  午（西元前374年-前357年在位）
宋桓公（子）禦說（西元前681年-前651年在位）、宋桓公（子）辟兵（西元前362年-前356年在位）
杞桓公（姒）姑容（西元前636年-前567年在位）
燕桓公（姬）  ？（西元前617年-前602年在位）、燕桓公（姬）  ？（西元前372年-前362年在位）
秦桓公（嬴）  榮（西元前603年-前577年在位）

上面鄭、曹、陳、衛、蔡、魯、齊、宋、杞、燕、秦…共11國（依姓12國）、14位領導皆謚為「桓」。
而這11國（依姓12國）又可概分為4類：

1. 三代東周姬姓之國
鄭、曹、衛、蔡、魯、燕…共六國，皆為周文王之後，親親同屬一家之國。

2. 三代東周姬姓姻戚之國
齊（姜齊）…是姜太公之後，世代與姬姓親親聯姻，亦親親泛屬同一大家族之國。

3. 三代堯、夏、商後裔之國
陳（虞舜後裔）、杞（夏禹後裔）、宋（商湯後裔）、齊（田齊、虞舜後裔）…三代中國秉親親之倫繼絕存亡保留了所有前朝之宗廟，此與姬姓皆泛屬炎黃相關的家族成員之國。

4. 三代邊陲、文化後進之國
秦…雖然地處邊陲，但在接受周朝宗法家族的親親道統後，實亦視同泛屬炎黃相關的家族成員之國。

我們在這個事例中，可以感覺到
「桓」這個謚法、謚號，超越了時空、超越了姓氏…超越了家國，成為11國（依姓12國）共通的稱號，
因為這些國…認同同一套宗法親親的價值體系、遵守著同一套約定俗成的禮法，
所以這些國…自炎黃起，貫穿了三代（虞舜、夏、商、周）、屬於同一個抽象無形的「國家」：中國。

（三）
「公」…依字形：上為背、下為私，意即背私，原始之意在於公平、公正、公開，請參考三代《韓非子》。

《韓非子‧五蠹》
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自環爲厶，六書之指事也。八厶爲公，六書之會意也。

「公」…依其背私的高尚本意，引申於三代周朝的爵位中，排名最高的即為「公」。

《周禮‧春官宗伯》
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

三代周朝禮制的爵位分兩類：
一類是封國的諸侯外爵，其爵位自高而低為：「公」、候、伯、子、男，以「公」為最高爵。
一類是朝廷的廟堂內爵，其爵位自高而低為：「公」、卿、大夫，同樣以「公」為最高爵。

瞭解了「公」的原意，以及爵位的三代禮制後，
我們可以來嚐試探討孔子在《論語》中所說：齊桓「公」、晉文「公」…之「公」，究竟是什麼意思？

細審《論語》…只稱（姜）小白為齊桓「公」（或桓「公」）、只稱（姬）重耳為晉文「公」，而皆不稱其名；
我們可能直覺：齊桓「公」、晉文「公」…之「公」，是（姜）小白、（姬）重耳身為封國諸侯的外爵稱號。
但實情恐怕並非如此。

為了說明這一點，
請讓我們先討論孔子對（姜）小白的稱呼…是否如《論語》：僅止於齊桓「公」（或桓「公」）？
對此，可以參考《孔子‧春秋》…我們立刻會發現，實際上孔子對（姜）小白有四種稱呼。

「齊小白」：魯莊公9年(前685 ) …「齊小白」入於齊。
「齊侯」：自魯莊公13年(前681 ) 至魯僖公17年(前643 ) …共21次皆單獨稱「齊侯」。
「齊侯小白」：魯僖公17年(前643 ) …「齊侯小白」卒。
「齊桓公」：魯僖公18年(前642 ) …葬「齊桓公」。

而在《孔子‧春秋》當中，孔子稱（姜）小白為齊桓「公」（或桓「公」）的次數非常少，僅有一次…那是在葬「齊桓公」的時候，這和我們從《論語》得來的印象大不相同。
而孔子稱（姜）小白之名，則有兩次、比稱「齊桓公」還多一次。

一次是稱「齊小白」
為什麼故直稱其名、不稱謚號…主因（姜）小白以齊國公子的身份返回齊國，白衣無爵。
為什麼冠名以「齊」、不稱姓…主因國姓即家姓、齊國是姜姓；親親家國的三代不直稱家姓、習稱國姓。

另一次稱「齊侯小白」
為什麼又直稱其名、不稱謚號…或因（姜）小白剛剛過世，尚未取得諡號，故稱（齊）小白。
為什麼既稱「齊小白」又加稱「侯」…主因過世的「齊小白」，非褐衣庶民、實諸侯領導，故特稱「侯」。

孔子既在《論語》中概稱（姜）小白為「齊桓公」，難道（姜）小白的謚號有二：「桓」、「公」？

《逸周書‧諡法解》立制及眾曰「公」

在三代周朝：確曾有雙謚號的成例。
而「公」…又屬謚號之一；「立制及眾」 這個謚號，看來似乎也頗適合（姜）小白。
所以純就理論上推測，孔子會在《論語》中稱：「齊桓公」（一次）、「桓公」（兩次）…可能因其擁有「桓」、「公」的雙謚號。

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我們可以肯定：「齊桓公」…謚號只有一個，就是「桓」；
故《左傳》對（姜）小白最多的稱呼就是「齊桓」…並無「公」。

那孔子在《論語》中稱：「齊桓公」之「公」…既非謚號，那有可能是爵號嗎？
我們可以肯定：實情亦絕非如此。

請看《孔子‧春秋》當中，孔子稱（姜）小白為「齊侯」共21次，次數最多…非「公」、實「侯」。
除了（姜）小白出場、下場（過世、安葬）的3次（分稱：齊小白、齊侯小白、齊桓公）以外…貫（姜）小白一生孔子皆稱其為「齊侯」，
這清楚說明了一件事：齊國受封的真正爵位…實為「侯」、確非「公」。

既然（姜）小白的謚號確非「公」、齊國的爵位亦非「公」，
那為什麼《孔子‧春秋》當中，孔子仍然要稱（姜）小白為：齊桓「公」？

關於這一點，也許我們得要從孔子的祖國…魯國，開始說起。
魯國因周公戡亂扶危、功高勳偉之故，爵位雖列為「侯」，但在魯國境內卻被賜有某些地位更高的特權，
基於此，故《孔子‧春秋》當中，孔子一以貫之地專稱魯君為「公」、而非稱其爵為「侯」；
這雖然稍稍有點僭越…但孔子是魯國人、《孔子‧春秋》本乎魯史，似乎不脫這種人情之常。

東漢班固對此人情之常的三代現象，很含蓄地歸納出一種結論：
《白虎通德論‧卷一‧號》云：「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

事實上，《孔子‧春秋》當中，記其他國家諸侯朝會時，皆一律嚴格遵守周禮、各稱本爵…如齊「侯」。
這是《孔子‧春秋》當中，孔子稱「齊侯」共21次的主因。
但依自己對魯君通融稱「公」的特例…孔子：順乎人情、推己及人，也對其他諸侯開一個特例；
那就是當各國諸侯下葬時…不論爵位：一概稱謚、並特稱之為「公」。
這是一種小小的非禮之「禮」遇…如齊桓「公」。
這才是《孔子‧春秋》稱「齊桓公」僅1次的真正主因…「齊桓」實非爵「公」，僅特尊稱「齊桓公」。

上面的討論主要著重於齊桓「公」，至於有關晉文「公」的部份，基本類似今不贅述，有機會另文討論。

我們可以感覺到，孔子所稱的「齊桓」、「晉文」之「公」，非爵、非謚，乃是一種尊稱：
那是一種源於宗法親親的尊稱、是超越家族、國家，成為諸侯在家族「國內」共通的親親尊號，
因為這些國…認同同一套宗法親親的價值體系、遵守同一套約定俗成的禮法，卻又開始漸有一點權變，
這就是三代中國親親家國之「禮」、有異於西方之「法」…顯現特殊的彈性；對西方人而言或許有些難解。

〈貳〉、「譎而不正」與「正而不譎」
對中國人而言，這兩段敘述似乎並不是謎，但其實個中頗有些曲折，並不似表面上那麼簡單。
也許我們可以繼續仿效蘇格拉底式的追問：
什麼是「譎」、什麼是「正」，然後再進一步琢磨什麼是「譎而不正」與「正而不譎」？

（一）
「譎」…詐也、欺也、詭也。
「正」…是也，從止；一以止。凡正之屬皆從正。

這樣的詮釋，是屬於一般、正常地詮釋，一切是以無缺點的「正」為最高、惟一的標準：
「譎」必定存在著某方面的「不正」，「譎而不正」…強調「不正」，是詐也、欺也、詭也。
「正」基本上一定要在各方面「不譎」，「正而不譎」…強調「正」，止於至善為一以貫之的追求。

孔子：「溫良恭讓」，不曾指出晉文公「譎而不正」的事跡，對此…請讓我們參考司馬光的《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周威烈王23年》（西元前403年）
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周）襄王。
（周）襄王不許，曰：
「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
（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

晉文公平王室內亂，輔周襄王安居王位立下大功。為此向周襄王「請隧」：請求自己死後能行「隧」禮。
「隧」禮：是天子專用的葬禮（周人一般懸柩入墓為葬，天子則掘地下隧道，運柩入穴為葬）。
周襄王沒答應。
他聲稱這是周朝的典章制度，周德未衰、不容有代、不容有二，相信（姬）重耳能理解、尊重這傳統之禮；
否則（姬）重耳自己有地、可強而行「隧」…又何必再詢？

晉文公「請隧」：依三代家族宗法親親之禮，向宗正、周襄王請求非禮之「隧」禮…程序上是以中國為家。
周襄王稱（姬）重耳為「叔父」：依三代家族宗法親親之倫，稱諸侯之君為族長…實質上是以中國為家。
周襄王舉「王章」：是舉三代中國宗法親親姬姓家族之倫禮…亦是舉三代諸侯宗法親親國內之倫禮。
在晉文公與周襄王的互動中…充份展現出三代中國：國即是家、家即是國的「國家」特色。

「禮」所以「正」人倫也，
晉文公之「請隧」：以非禮而請禮，非正也、是為「不正」…詐也、欺也、詭也，「譎而不正」。
三代中國典籍對這件事多有記載。

《左傳‧魯僖公25年》（周襄王18年‧西元前635年）
戊午，晉侯（晉文公）朝王，（周襄）王饗醴（宴甜酒），命之宥（命敬酒）。（晉文公）請隧，弗許。
（周襄王）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左傳》是記事史，客觀簡潔記載晉文公「請隧」之始末，周襄王用字精鍊…18個字就把意思說足了。

《國語‧晉語四》
（周襄）王饗醴，命（晉文）公胙侑。（晉文）公請隧，弗許。
（周襄王）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無若政何。」

《國語》是記言史，《晉語》理當由晉國的史官執筆。
因晉文公「請隧」非禮、「譎而不正」；
晉國史官站在晉國姬家的「國家」立場，欲責含羞，故對周襄王用字最省…僅用12個字，意思到了。

《國語‧周語中》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周襄）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
（周襄）王不許，曰：
「…叔父其懋昭明德…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
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晉）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國語》的《周語》則當由周天子的史官執筆。
站在姬姓宗周的立場…為彰晉文公「請隧」非禮之「譎而不正」，用申三代親親宗法之倫；
故周朝史官總共用了319字，來充分闡揚周襄王的論述。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志在承續《孔子‧春秋》…三代宗法親親「國家」之倫：善善惡惡、是是非非。
雖然自皇帝中國秦漢以降，歷代中國史書概遵漢代太史公《史記》所創之紀傳體；
但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鑑》卻別樹一幟、奮力上效《孔子‧春秋》所立的編年體。
而《資治通鑑》開篇於韓趙魏三家分晉的周威烈王23年（西元前403年），正是三代東周戰國時代之始，沿續《孔子‧春秋》的三代東周春秋時代之落幕…由此可見司馬光《資治通鑑》之用心所在。

就在《資治通鑑》開篇之前，
司馬光特舉晉文公之「請隧」（魯僖公25年‧周襄王18年‧西元前635年），
藉玆用申周公所訂：堯、舜、禹、湯、文、武「先王之禮」，以此用宏孔子述《春秋》親親宗法「國家」道統。

然而，
晉文公「請隧」之「非禮」…固然是當世之大事，三代典籍：《周語》、《晉語》、《左傳》皆明載之。
但《孔子‧春秋》卻闕而不載…只因孔子溫良恭讓、隱惡揚善，不忍在《春秋》刺（姬）重耳之「譎」；
這也適足以得見孔子之厭惡：晉文公「請隧」之「非禮」…雅不欲載之。
只是在平日教學，難免必需要善善惡惡、是是非非，所以才被學生載於《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乃適以引而「正」禮、「正」親親「國家」之倫也！

剛剛我們舉例詮解釋了孔子所說：晉文公「譎而不正」的事跡，
接了來我們則要舉例詮解釋了孔子所說：齊桓公「正而不譎」的義行。

《春秋‧魯僖公元年》(前659 )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桓公召齊、宋、曹三國之師救邢國，並且還為邢國建立新都於夷儀。
關於這段史實，在《左傳》中講的比較清楚。

《左傳‧魯僖公元年》(前659 )
（齊、宋、曹）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齊、宋、曹）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邢國遭狄人入侵，邢人潰散，紛紛投奔齊、宋、曹三國援救之師。
三國援師趕走了狄人，幫助邢人搬遷器具、秋毫無犯。
到了夏天，邢國遷都夷儀，則是由齊桓公召集了齊、宋、曹三國之師幫忙築城。

「救（邢）患、分（邢）災，討（狄）罪」，
這是齊桓公率領姜姓之齊、子姓之宋、姬姓之曹，超越地域、姓氏、家國…以光三代中國宗法親親之「禮」；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國」…這是三代唐堯訓示虞舜的誡語。
三代東周齊桓公所領導的「救邢」，
誠為本諸：以家為國、以國為家的「國家」概念…上承堯訓，「正而不譎」的堂堂發皇。

（二）
「譎」…權詐、從權也。
「正」…一以止，從止；守一之正以止也。

這樣的詮釋，是屬於另類、非常地詮釋。
「不正」之「譎」是一種妥協，「譎而不正」…強調「權變」，是在詭詐邊緣中探尋適應的隙縫；
「不譎」之「正」是一種堅持，「正而不譎」…似若「頑固」，缺乏彈性、若有若無帶一點宿命。

對於這種詮釋的「譎而不正」，我們可舉一個上面曾經提過的事例，
那就是三代春秋晉文公的「請隧」（周襄王18年‧魯僖公25年‧西元前635年）

這件大事除了《孔子‧春秋》…因善善惡惡、是是非非，未載此「不正」之事以外；
其他如《左傳‧魯僖公25年》、《國語‧晉語四》、《國語‧周語》都載有此事，其中卻有微妙的差異。

《左傳‧魯僖公25年》
（晉文公）「請隧」，（周襄王）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

《國語‧晉語四》
（晉文）公「請隧」，（周襄王）弗許…賜（晉文）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

《左傳‧魯僖公25年》、《國語‧晉語四》的口徑一致，
都說晉文公先「請隧」，周襄王沒答應…最後賜晉文公許多田地，以獎賞晉文公的勤王之功。
但《國語‧周語中》的說法就有了變化，實情並非盡然如此。

《國語‧周語中》
（周襄）王勞之以地。（晉文公）辭，請隧焉。（周襄）王不許…（晉）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國語‧周語中》是說周襄王慰勞晉文公的勤王，於是賜地給晉文公，但晉文公推辭，而「請隧」；周襄王沒答應，還洋洋灑灑講了一番319字的大道理，晉文公恭謹領教，受地而還。

《國語‧周語中》的結果和《左傳》、《國語‧晉語四》完全一樣：晉文公「請隧」遭拒、受地而還；
但程序恰恰顛倒；而其間的差異實在是不可以道里計。

因為如果按《左傳》、《國語‧晉語四》的描述，絕大多數讀者的感覺應該是：
晉文公先「請隧」遭拒、後受地而還…這是晉文公居心叵測、「無禮」邀功，譎詭、譎詐想要僭越王章。

然而我們卻相信《國語‧周語中》的描述，才是事實真相，因周語是宗周史官所記，具有絕對的權威性。
所以事實上，是周襄王先賜地，晉文公推辭以後、才「請隧」、遭拒絕、再受地而還…過程十分曲折。

在這樣的情況下，心有靈犀的讀者可能會感覺到：
也許晉文公並非真的那麼「無禮」。
他可能當時對周襄王的厚賜：「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受之有愧，所以才會推辭；
晉文公從權「譎」請另外一種抽象的「禮」物…結果卻意外犯下「不正」的大錯！

《尚書‧虞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我們永遠無法探究…晉文公當時內心真正的想法。
晉文公犯了錯…他沒有表白的機會、也無必要辯白；因為錯就是錯，「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所以晉文公認錯…「受地而還」。
而《左傳》作者、晉國史官…不多言其中曲折，逕言最後結果，以彰晉文公「非禮」之過、用儆效尤。

對這種晉文公「請隧」…改採另類詮釋的「譎而不正」，涉及人心深處的幽微變化，討論起來頗為繁瑣；
對齊桓公某些個案…改採另類詮釋的「正而不譎」，同樣涉及人心的幽微變化，為節省篇幅，玆不贅述。

《論語‧憲問》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說的這段話，
也許是在：義正辭嚴地批判晉文公、毫無保留地褒揚齊桓公…乃是對「人」的褒貶，
也許是在：溫言慨惜晉文公之某事、揚善提拔齊桓公之某事…其為對「事」的揚抑。
實在有點像謎，這謎可以有很多種的解答。

站在三代「國家」宗法親親的中國人立場：
依三代周禮：（姜）小白實為齊侯、其謚為「桓」非「公」，（姬）重耳實為晉侯、其謚為「文」非「公」。
孔子既非依時序：先揚（姜）小白、後抑（姬）重耳；又非嚴格依禮：竟溫良概尊兩者皆為「公」；
因此孔子應該是專門針對某「事」…而揚（姜）小白、抑（姬）重耳之所為。
如今「事」己成謎，只能任後世中國人自行想像去解答了。

西方沒有「國家」這個名詞，其禮…非同於三代中國之禮、實非立足於「國家」宗法價值之禮。
西方古典希臘的價值體系實奠基於城邦之法，
而古典希臘先哲蘇格拉底的辯証法，對我們解開「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之謎，實頗有助益。

蘇格拉底為堅持自己所認知的、城邦所繫的價值…為崇法而殞身，
孔子同樣為堅持自己所認知的、家國所宗的價值…為敬禮而去國；
東西聖哲，皆擇善固執表現出高貴無悔的「正而不譎」，然城邦家國之禮法終而依舊稠濁一至於今；
「桓」、「文」之「譎」、「正」…或宜為謎之疑也，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