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想把定題目為：「周顯王33年」
很顯然，這樣的題目有點太「虛」、太不「實」在了。
為了要「虛者實之」、充實主題的內涵，所以前面再添上了「虛與實」的前題，以稍加導引。

周顯王
是三代中國的領導，身處東周末季的戰國時期，國衰氣虛…在戰國七雄爭霸中、是位不顯眼的不實領導。
而周顯王33年：
西元前336年（魏惠王34年、齊威王21年、秦惠文王2年）…只是一個空虛的時間點，無任何實質意義。

至於我們真正想討論的…是在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所載：周顯王33年裡的內容。
也就是要藉由「虛」無緲縹的周顯王33年，對映至有「實」在紀錄的《資治通鑑》‧周顯王33年。

當然，
兩千多年前的周顯王33年（前336）、和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年一樣，應該有數之不盡的大小事件。
然而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周顯王33年卻只紀錄了兩件事：
一件是「宋太丘社亡」，一件是「鄒人孟軻見魏惠王」。
因這兩件事都不算大事，並沒有曲折蜿蜒、龐雜繁複的情節，所以將該年項下的全文錄之於後：

（一）宋太丘社亡。

（二）鄒人孟軻見魏惠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魏惠）王曰：「善。」

（三）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
子思曰：「先利之。」
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
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四）臣（司馬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為知仁義之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當我們把「周顯王33年」的內容列出來後，就會發現：其內容其實並非兩段、而是被分成了4段。

第一段非常簡潔：「宋太丘社亡」…短短5字，就交待了一件事。

接下來，竟用3段、243字的篇幅，來鋪陳一件其實很簡單的事，這使內容變得冗長了許多。
其首段確實載「孟子見梁惠王」之事…雖有91字，但對中國人而言，多己耳熟能詳，所以簡單、不算多。
其次引《孔叢子》‧雜訓，準備詮釋「孟子見梁惠王」…用101字來做對比，超過了本來的史事、稍多。
最後作者司馬光以「臣光曰」做結論…花了51字、想盡辨法撮合本事與詮釋，煞費苦心！

老實說，
「周顯王33年（前336）」距今（2014）己有2349年，可說虛無縹渺、平常不可能去追尋探索；
原先只是為了要尋「孟子見梁惠王」的相關資料，才找出《資治通鑑》、終而翻到了：「周顯王33年」。
而《資治通鑑》在周顯王33年（前336）就只載兩件事：一虛、一實…這應該是一般人的感想吧。

什麼是《資治通鑑》‧周顯王33年之「虛」？…「宋太丘社亡」是其「虛」。

短短5字，就交待一件事，這不僅止於太簡單、而是有些太簡略了。
因為這5個字裡包涵的資訊非常有限，
對絕大多數今天的中國人而言，就算知道了這件事，卻不知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更無從理解《資治通鑑》為什麼一定要載這件表面看來似屬無關痛癢的小事？
故而，單就內容的篇幅而言：「無乃太簡乎」，或可稱為周顯王33年之「虛」。

什麼是《資治通鑑》‧周顯王33年之「實」？…「孟子見梁惠王」是其「實」。

《孟子》曾是中華民國‧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當中所必修之課，而「孟子見梁惠王」是《孟子》首章。
所以「孟子見梁惠王」對於曾在蔣介石父子治下、復興基地寶島台灣…接受中學教育的中國人而言，可謂耳熟能詳，只是不清楚事件發生的時間而己。
司馬光顯然重視「孟子見梁惠王」這件事，故在他傾盡畢生心血的《資治通鑑》…載明了這件事的時間；
同時還不厭其煩地充「實」了「孟子見梁惠王」的相關資訊來對此、藉以做出結論，實在是用心良苦！
這…純就內容的廣泛、周延而論，應可算是周顯王33年之「實」。

「動靜虛實之理不合於今，反古而求之。」…《鬼谷子》‧反應
講到周顯王33年之「虛實」，世間並非僅有一個角度去觀察。
站在一位嚴謹的、注重史料真「實」的、亦步亦趨於「反古而求之」的史學家立場，
對前面以內容之多寡而定「虛實」的觀察，或另有不同的看法。

什麼是《資治通鑑》‧周顯王33年之「實」？…對歷史家而言：「宋太丘社亡」是其「實」。

《史記》‧六國年表…宋太丘社亡。（秦惠文王2年‧周顯王33年‧前336）
《史記》‧封禪書…或曰宋太丘社亡。
《漢書》‧郊祀志…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前327），宋大丘社亡。

宋朝司馬光（1019-1086）在《資治通鑑》（1084）所載的「宋太丘社亡」，原文實錄了太史公的《史記》；
至於班固的《漢書》，雖然寫的是「宋大丘社亡」，但這裡的「大」就是「太」、兩字相通。
故從史料真「實」與否的立場來看：
《資治通鑑》的「宋太丘社亡」…可謂真「實」確鑿、信而有徵！

什麼是《資治通鑑》‧周顯王33年之「虛」？…對歷史家而言：「孟子見梁惠王」是其「虛」。

「孟子見梁惠王」之事源於《孟子》一書。
如果拿上面《資治通鑑》‧周顯王33年，所述（二）「鄒人孟軻見魏惠王…」的內容，與《孟子》‧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的內容對比，兩者在很多地方都不相同；
站在歷史學家注重史「實」的立場，這表示：《資治通鑑》‧周顯王33年的內容失「實」。

謹以第1句話為例，來做說明好了：
「鄒人孟軻見魏惠王」…這是《資治通鑑》‧周顯王33年，第（二）段的第1句話。
「孟子見梁惠王」…這是「反古而求之」原版《孟子》‧梁惠王篇相對應的一句話。

司馬光把「梁惠王」改成「魏惠王」…「反古而求」不免失之於「實」，但這還算是小事。
司馬光把「孟子」改成「孟軻」而且還添「鄒人」二字…不但「反古」失實，而且似若輕視「孟子」？
不過，這其中原委說來話長，我們需另文討論，這裡暫不深入討論。
其實：西漢太史公在《史記》中曾稱孟子為孟軻、東漢班固在《漢書》中亦曾稱孟子為孟軻，
即使到了唐朝韓愈在《原道》中尊孟子仍稱其為孟軻，那…我們就不必特別在意司馬光稱其為孟軻了。
甚至還可為司馬光辯解：
這段「孟子見梁惠王」的內容…只是意在援引《孟子》的意旨，所以不必要字字據實。

但在《資治通鑑》‧周顯王33年，第（二）段的最後：
「（魏惠）王曰：『善。』」 …這就大有問題了。
因為在《孟子》書中根本就沒這段話、梁惠王並未留下任何曰：「善」或「不善」的紀錄。
這應是司馬光全憑己意、一廂情願…虛構出來的，嚴重脫離了史「實」。
所以，《資治通鑑》的「孟子見梁惠王」…並未完全依從史實、可謂相當地「虛」！

「存亡在虛實」…《韓非子》‧安危
司馬光一開始立志編《通鑒》，實因北宋國衰力虛，處在西、北強鄰壓境下深有存亡瀕秋的危機感。
所以在治平3年（1066），他將戰國迄秦的《通鑒》8卷初稿，呈給宋英宗、以供領導借鑒。
而後來宋神宗更因其全稿「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名《資治通鑒》，認同司馬光的用心。
所以，
《資治通鑒》雖具史書之形，卻不列廿四史，實是一部專供領導者借鑒存亡安危、著義於思想價值的經典。

如果站在史書的立場，
史書最起碼應標出史事的正確時間…若不確知、未能肯定時間的話，就不該提及年代。
我們在今天來看「宋太丘社亡」、「孟子見梁惠王」這兩件事，實無法確認是發生在周顯王33年。
若真要寫這兩件事，可考慮其他筆法、含糊籠統跳過年代…而這正是太史公當初在《史記》會採紀傳體的原因之一。
但司馬光並不考慮紀傳體、他立定決心要用編年體；
因而《資治通鑒》裡頗令人質疑的周顯王33年…其時間顯的有些「虛」。

老實說，司馬光當初在撰周顯王33年內容的時候，內心可能也有時間抓不太穩的感覺。
可是他不願為此而改變採用編年體的初衷。
因司馬光想琢磨的…並非「史」、而是「鑒」，
司馬光一心追隨的…並不是一般史官所撰之史、而是孔子善為中國領導垂鑒的不朽《春秋》。
所以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才會在起點上選三家分晉接續《春秋》、在體例上採編年之列共序《春秋》！

焦聚於三代親親的宗法價值道統，用以宣揚春秋大義…是《資治通鑒》之實。
「宋太丘社亡」、「孟子見梁惠王」這兩件事…即使時間抓不太穩也沒關係，因時間相對為「虛」；
假如非得要百分之百確定時間，那兩件事恐怕就不必錄了。
若能讓北宋領導由此借鑒關乎國家存亡的春秋之義，這就變成兩件非錄不可的思想價值事件，而這才是司馬光真正在意之「實」！

「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呂氏春秋》‧仲秋
時間的進化也許真的是縹緲的、空泛的、空虛而不重要的，
而思想價值之知若對領導醍醐灌頂，則能影響大政方針，使國家產生盛衰變化的實質效果。

「宋太丘社亡」、「孟子見梁惠王」，
這兩件事…發生於三代中國的某一個時間點，或許是在周顯王33年（前366）。
這兩件事…見諸《史記》（先於前86），那是太史公閱而「未嘗不廢書而嘆」的某一時間點。
這兩件事…複載《資治通鑒》（1084），這是司馬光傾盡一生獻給當朝與後世領導鑒往資治的時間點。
這兩件事…虛實交錯春秋之義、隨時在兩岸間盛衰變化，令我輩2014中國人疑古疑今、不免衷心有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