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秩序維護法》的修正
2011年11月，《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正了第八十條（「妨害善良風俗之處罰」）第一項（「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的第一款，從原本「意圖得利與人姦、宿者」的寫法，改成「從事性交易。但符合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之自治條例規定者，不適用之」。很簡單的說，我們從罰娼不罰嫖的制度設計，修改成娼嫖皆罰的處置。究其原因，在於兩年前釋字第666號宣布，原本的條文違反了性別平等以及比例原則，因此在違憲的大旗之下，我們完成了修法。
所以，如此的一個事件，是一次性別平等的進步範例嗎？許多人卻不是如此認為。這是因為許多追求人權議題的人，想藉由這次大法官的解釋達到「性工作除罪化」的終極目標。2009年釋字666號出爐的時候，曾經激起一次樂觀的想像；然而兩年之後的修法結果讓人最終發現，完全沒法滿足這些「進步」人士的期待，保守勢力再次佔了上風。
（現在同性婚姻修法的狀態，在一陣狂衝之後暫時停止了下來，大家把期望放到了大法官釋憲上，但是這會不會又發生一次釋字666號的翻版呢？）
一次擦邊球的作文範本？
「憲法第七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要求本質上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不得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法律為貫徹立法目的，而設行政罰之規定時，如因處罰對象之取捨，而形成差別待遇者，須與立法目的間具有實質關聯，始與平等原則無違。」
這是釋字第666號理由書的第一段，是一段氣勢恢弘的文章段落，進而可以名正言順地指出《社會秩序維護法》在罰娼不罰嫖的規定，違反了憲法的平等原則。
透過這樣的展開，理由書更進一步指向了性別的議題，畢竟性交易所謂「圖利」的一方，往往都是經濟弱勢的女性，這個不平等也就升級到了性別不平等的議題。而現實上女性會進行性交易，又因為經濟上的弱勢。在這樣的情況下，罰娼不罰嫖並無法解決任何社會問題，反而加深了社會的諸多不平等。大法官理由書的文章結構，最後揭露出這些大法官們的關懷所在。
然而，這些畢竟更像是是「補充意見」，整個修法的過程，最後走向的是前面所謂的「絕對、機械之形式平等」，娼罰皆嫖可以說是這樣的產物，呼應了保守勢力對性交易的反對立場，卻沒有回應前述大法官對性別不平等、經濟不平等的關切。這最終讓一切回歸到原點，半點都沒有踏出任何有關性工作除罪化的步伐。這讓整個釋憲文最後只不過是個擦邊球，一篇讓人覺得氣勢磅礡的作文範本而已。
協同意見書的微弱聲音
實際上，有不少大法官不是沒有注意到這個理由書的問題，他們在自己的協同意見書上，也做出了相對應的表態。許宗力大法官甚至很直接的說，「本件解釋固以平等權的形式操作，為立法者保留了偌大的管制手段選擇空間，但無論政治部門將來選擇何種性交易管制政策，都必須謹記：本件解釋乃是為了她們在多重弱勢下交相逼迫的痛苦而作，在國家對此有所回應之前，廉價的「娼嫖皆罰」絕對不該是選項。」而很明顯的是，他得到了「誰理你協同意見」的回應。
陳新民大法官在協同意見書中，也很坦白地說釋字第666號是在做「鋸箭法」的解釋，「按性交易行為既然是違反公序良俗之行為，其禁止之合憲性未獲大法官之挑戰，而僅針對處罰對象只是一方，而認為違憲，豈非是對一個由多種病因所造成的沈疴，醫者只以「外觀病癥」來開藥方，而忽略在根本上應醫治產生病因隱疾，即難謂為善醫」；許宗力大法官、許玉秀大法官、葉百修大法官每個人也都提出自己的意見書，強調真正的問題在於性工作是否是符合憲法保障的工作權內容，而不是對此先存而不論；另外林錫堯、陳敏、陳春生三位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還加入了性自主的議題（另外還有一位黃茂榮大法官，則著重比例原則的問題，認為罰娼罰嫖不是真正適合的手段）....
釋字第666號一共只有13位大法官在上面署名，卻至少有7位表達相似的不滿意意見，顯示了這樣的解釋如此的脆弱，它就只是一個多方妥協的意見而已。三位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中指出，關於性交易和所謂「善良風俗」的關連，大法官解釋第407、554、617與646等號都一直進行迴避，不斷拒絕做出一槌定音的結論。
我們該怎麼看待這樣的情況呢？或許吳佳樺法官〈難以置信的真相－論釋字第666號解釋與社會變遷〉一文援引的觀點，其實是大法官解釋的最佳註腳[1]。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 Gerald Rosenberg 在其著名的「落空的期望」一書中，以實證研究的方式，指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關於種族隔離、墮胎及女權等看似促成重大社會改革的裁判，只是恰好反映社會變動的趨勢，並非創造新的趨勢和潮流。」
也就是我們必須回到社會學的觀點，必須是社會（我們自己）的觀點先做出了改變之後，其他的力量才會跟上配合。我們自己才是真正決定一切的人。（同婚議題大概也是如此吧）
註釋
[1] http://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article.aspx?AID=P0002157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