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戒嚴時期的著名惡法

  釋字第384號涉及到著名的〈檢肅流氓條例〉，在過去被認為是戕害人權的著名惡法。尤其是它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時，也曾被用來壓迫政治異議人士，因此它的修正廢除，被認為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的重要成果之一。

  檢肅流氓條例在1955年的前身為〈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屬於中央法規標準法下的「職權命令」，缺少立法單位的法律授權卻對人民的自由權造成損害，違反了憲法23條的規定。1961年時監察院對此向行政院提出糾正，但一直要到1985年，才完成〈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流氓條例〉的修法，並在1990年移除「動員戡亂時期」。

  檢肅流氓條例引發非常大的爭議，環繞著它出現了三次的釋憲案，三次都宣告違憲（釋字384、523、636）。釋字384號是1995年7月28日公布，釋字636則是2008年2月1日，幾乎在每一個層次，它都被認定有違憲的問題。因此釋字636號出來之後，大家終於決定廢了它。

強制到案及秘密證人

  釋字384針對處理的部分，是條例中所設定的「強制到案」與「秘密證人」兩個明顯有重大爭議的地方。這兩者分別違反了憲法設定的核心原理。

  首先，憲法明確將對人身自由的限制與審問、懲罰的權力，交給司法機關來處理（憲法第8條「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但是〈檢肅流氓條例〉這個首先來自行政單位職權命令的法規，將大多數權力逕自交到了警察機關（行政單位）的身上，並且干預了司法體制的正當法律程序。該條例的第6條設定了可以越過司法程序的強制到案設計，第21條可以直接宣告「管訓」處分，都直接取代了一般的司法程序，便可以剝奪個人自由。

  此外，第12條設計了秘密證人的制度，行政單位以「保護證人」的名義隱藏起對個人的指控證據，拒絕雙方對質、也阻礙法院詢問，也很清楚是在破壞正當法律程序。

  大法官們認為，這些條文不僅違反了正當程序，同時也逾越了必要程度，違背比例原則。行政單位採取了相當激進的方式來「維護社會治安」，這是它最為嚴重的問題。

獵殺流氓

  今日我們要批評〈檢肅流氓條例〉各種層次上的違憲，其實並不困難，然而我認為很多人沒有更進一步去思考，為什麼這樣的法規被當時的行政單位，認為是必要的？

  由於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很多人會以政治的理由來加以理解，但是我認為這並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核心。在我看來，因果關係其實是相反的。

  首先，一開始是行政單位強調自己維護「社會秩序」、確保「善良社會風俗」的責任感，因此發動激進的手段來實踐其目的，也產生了擴權的後果。

  然後，當統治者開始有政治的合法性問題的時候，他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很好打壓異己的工具，特別拿出來使用。

  當統治者（威權體制）被打倒了之後，行政機關回頭看看這個工具，覺得還是有必要繼續保有，這樣才能回歸「社會秩序」的初衷。就像實際發生的一樣，到了1990年，我們只是把條文的標題移除了六個字，整體繼續採用下去。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必須回到道德上的保守主義。不管在哪個地方，都會有素行不良的人，從奇裝異服、遊手好閒，到偷拐搶騙、包娼包賭各種程度都有：這些人若不是找不到罪證，就是罪行輕微無法加以法律制裁。許多人自道德的角度深信，這些人對整個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是嚴重的威脅，他們必須加以管制，甚至利用公權力來做驅趕。

  這就是〈檢肅流氓條例〉產生的心理背景。這種法規的出現，蘊含著大多數人相信，前述這些人中有一部份是惡行重大的流氓，他們之所以還能橫行無阻，純粹是因為民眾敢怒不敢言，怕舉發他的罪證後將會遭到報復。因此，包含秘密證人在內的各種超越法律程序的非常手段，是無可避免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