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號在昆明火車站發生的慘案，造成三十餘人死亡，百餘人受傷，目前雲南的官方消息直指發動者為疆獨份子。我覺得不無可議，也有可能是當地利益衝突所致(比如開發案之類的)，要知道，一群人發了瘋似的上街砍人，一定是遇到什麼事情或者下了什麼決心，才行背水一戰；小老百姓是不會這樣幹的。
整起事件對外地人而言最顯著的影響應該在於之後昆明乃至西南各省首府的維安和管制必定增重，暑期若要前往該地旅遊，將受到的盤查待遇或許不亞於新疆省內各區。並且這種事件發生，也必然給中共增強社會控制力或者武力的藉口，對於社會自由度以及人身自由不見得是好事，特別是多民族混居地更容易如此。
整個事件也凸顯了中共的民族政策仍遊走在失敗的邊緣，中共不願意讓它們"自決"、又不願意讓他們"自治"(五個"自治區"都沒通過省級的自治條例，空有其名)。在這樣的情況下，用什麼來維持少數民族對中共統治的服從，實在難以找到支柱；況且少數民族聚居地多為資源豐富的地區，如水力發電、礦產、石油、林木等等，在沒給當地人足夠政治權利以及經濟回饋的情況下，忿忿不平是很容易產生的情緒。新疆就是很好的例子。
對照族群衝突的現代面貌，可發現自下而上的要求自治還滿常看到的，獨立國協就有這種問題，由於組成民族太複雜，因此當各加盟共和國要從蘇聯脫離時，底下的各民族自治共和國也相對地要求脫離母國，攤開俄羅斯地圖，倘若這些自治共和國真的脫離俄羅斯而獨立，則北極熊就要變成皮包骨了。但是至少在較為民主的體制中，比較好處理族群之間的衝突，也有學者指出半總統憲政體制的優點之一在於緩和族群衝突。(Lijphart,1993) 而在中國，民族問題除了中共政體的專制性壓迫之外，還包括歷史上的複雜脈絡，因此處理起來其實更為棘手。這也是我認為為何民族問題是當代乃至於或許之後百年內的中國所最需要面對的根本議題的原因。
雲南昆明事件若真如該省官方所說的那樣，就算是一場族群衝突(用族群衝突會比恐怖攻擊更能解釋其背後的脈絡)。而對比近日烏克蘭的問題，族群衝突絕非一夕可至，背後的歷史脈絡才是了解及解決問題的關鍵。烏克蘭的問題在於歷史上分屬兩個國家統治、文化語言都被拆成兩半了，現在烏克蘭更因為東西產業體系的差距以及經濟發展的問題(例如能源依賴)，而更加深了一層隔閡。儘管如此，烏克蘭做為一個國家雖然還是最大公約數，但在這個框架以下的各個領域則早已暗潮洶湧了。
把視角拉回中國，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得雲南曾經是我國回族重要聚居地之一。宋朝末年蒙古忽必烈南下滅大理之時，所攜帶的主力即為回兵，平大理之後不少回兵定居於該地(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即為回人)，直到清朝時期，因承平過久人口滋長太多，各個邊疆地區都爆發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衝突，雲南漢回衝突是引起雲南回變的根本原因。
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道光二十五年(西元1845年)，雲南西部保山地區即發生激烈的漢回爭地事件，而滇省官兵選擇幫助了漢人，導致回民抗爭或大。至咸豐六年(西元1856年)，杜文秀、馬如龍等人起兵發動抗爭，杜文秀佔領西邊的大理、馬如龍靠近昆明，一時之間還有許多自立山頭的地方勢力興起，雲南省大亂。
直到同治元年(西元1862年)，馬如龍投降清廷，形勢逆轉，到了同治十一年(西元1872年)，杜如秀兵敗自殺後，隔年全雲南獲平定。此次事件，造成雲南回民大量被屠殺，與陝甘回變的下場類似，從此回族不是雲南重要的民族組成；漢人應該搶了很多回民的地，回民也有被限縮在寧夏和新疆一帶的趨勢。
對於這次昆明事件而言，倘若真為維族所造成，固然施暴者應付出代價，但我們也要清楚雲南當地的歷史情況，了解到其複雜的族群衝突背景與事件背後所可能要表達的意象。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民族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答案可以概括的，我們所注意到的暴力表象，其實背後所藏的是歷史積累的結果。並且，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根本作法在於政治上的改進，我覺得重點就在於放權。孫中山先生百年前強調民族主義的最終目標是促進大同之治，雖然他的民族主義是把所有中國土地上的民族融為一體來講，但他並沒有對各民族政治壓迫的想法，反而藉由民主的實踐讓各民族有充分的發言權利，比如憲法的制定結果是明文規定蒙藏地區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方法，有很濃厚的保障性質。
雖然現代中國史的脈絡是對於少數民族居住區"拿到的地方不給權、拿不到的都可以許諾"，但這種思維在現在實在已經太老舊了，真正的民族平等才是唯一可能的出路，比方說民族的確認目前僅有五十多族，但當時申請的有四百多族，其他的都被併到一起了，這實在很不公平，例如四川涼山地區的諾蘇人和鄰近的其他民族被併成一個新民族：彝族。
中國真正的民族平等，才是消滅民族衝突的有效辦法；而要讓各民族平等，實際上要先重新鑑定各民族，不要以漢族中心姿態來壓迫、之後還須給予充分的政經權利(自治、資源利益回饋等)，不然目前的制度是走不長久的，史跡斑斑可鑑。要分離雖然很困難，要安穩卻也求而不可得。
附記:寫完之後看到這篇報導，也可做為一個結尾的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