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關於大陸環境議題的紀錄片推出的密度算是滿高的，從賈樟柯的《人在霾途》到柴靜的《穹頂之下》都引起頗大的關注，還滿驚訝柴靜可以做到這種程度，涵蓋那麼多的時間、地域、學科範圍以及政治經濟社會寫實面向，而且犀利的問答說服力很夠，相當推薦大家來觀看這部，它不僅止於環境議題而已。

中共的環保法規在立法過程中就已經由於部門利益、權力的衝突而打了折扣，到了地方政府也不討喜，結果就是環保部門拿不出棍棒、喪失公權力。台大地理系簡旭伸老師深入研究了中共地方政府「不對稱分權」（經濟上地方分權，政治上中央集權）以及「向上問責」（課責者主要是上級）制度的特性及後果，這樣的制度邏輯對於被視為邊緣的治理部門或者吃力不討好的政務，都有很明顯的排擠效果，尤其以「唯GDP論」之下的環保部門最慘，片中很清楚的點出了這個層次的無奈，正如環境部官員說的：「我現在就張不開嘴，我怕人知道我沒牙，環保尷尬不就尷尬在這嗎？」（之後情況也許會好一點，至少生態文明被搬上檯面成為重要口號）

我曾經也以為自己在杭州看到的「美景」是「山色空濛雨亦奇」，不曾想那原來是最嚴重的機動車汙染，而政府欺騙人民是極不道德的。又我的氣管其實一向對空氣滿敏感，去年夏天在大陸重感冒咳嗽，大概一直休養到年底才好；看完這部片，除了了解並非所有美景皆是渾然天成之外，還提醒了我以後若去華北，一定要挑季節。

回歸主題，這部片主要講的是空氣汙染，對於如何解開這個穹頂的壟罩，柴靜提出來的解決方法是，每個人做為一個公民，應該要自覺地善盡環保的良心與義務（例如要撥12369），她期待透過社會上每個個體的自覺投入，規模擴大與加總後就會扭轉現實中悲慘的環境狀況；柴靜的出發點其實是源自於對女兒的愛，因此也很強烈的隱含以「為子孫們著想」來做為號召的觀點。看似很可行的號召，全片看下來，我覺得其實有更根本的問題需要先回答：究竟現在的人們為什麼會對公共事務如此冷漠無感？而黑心企業懼怕的「權威」到底是甚麼？

稍微思考這些問題，我感覺柴靜所提出的解決途徑並不是那麼可行，但又讓人期待。首先是因為個人自掃門前雪成為共產高潮結束後的價值標竿，社會氛圍與價值早已與之南轅北轍，要如何讓人們「重新」關注公共事務，其實是很難的課題，尤其社會動力的誘因被大大壓縮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情況下，對非經濟議題的關懷更形困難；但反過來說，如果社會真的自覺地（非鄰避）關注環保議題，那真的應該值得高興，因為具有這種態度的人們，不會再對政治問題三緘其口了，必定也會開始關注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政治，進而藉由關心公共事務來關懷社會上所有階層的人民，邁向更理想的社會。從另一方面想，公共事務權本應屬於人民，這是共和國體民有民治民享精神的本質；一個團體不可能代表全民，它最多就只是代表那一群人而已，而在台上的那群人永遠說自己代表全民，這個弊病不是威權政體的專利，民主政體的多數決亦然，因此人民關注公共事務是很重要的事，這不僅創造和維繫了群體價值、變化社會風氣，也能限制寡頭的獨裁。

至於「權威」，我覺得這部片透露出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那些黑心廠商嘴上說的「如果真的…，國家會…」、「你有這個義務但你沒這個權力」，在在讓我感到恐懼，為什麼看似集權的中共政府，其公權力會如此模糊無力（至少在環保部份）。我們大都接受公權力是一種合法壟斷的暴力，但在當代大陸，這是被共黨壟斷的，想當然耳「合法性」沒問題但「正當性」卻大有疑慮。仔細想想，社會上的公共秩序、公共事務以及對於公權力的需求與期待，竟都源自於中共的施與，人民竟然那麼地沒有自覺，國家機關口口聲聲的「民主」曾幾何時竟變質至此（也許這幾十年並沒有變質過），而更可怕的是，對於黑心企業而言，公共權威的主體竟極為不確定，究竟是「黨」、「全國人大」（依中共憲法規定來看，其權力甚至凌駕當年的國民大會）還是「政府」（政府又分為許多利益不見得相同的部門），其實指涉常常很模糊，這就讓黑心企業有了罔顧公權力的空間，他認為你不是，你就不是（反正有「牙」的才有權威），因此政府應有的功能不能得到貫徹、社會不平等也無法改善、難以節制資本家造成的外部成本，這說到底，其實源於政治體制上的分工以及制衡不明確，而這樣的現況跟人民對公共事務的融入程度其實脫不了關係。

綜合來看，柴靜提出來的路線，相當程度需要依靠反躬自省、自我覺悟才能實現，而且這個實現恐怕還需要相當長的教育、社會氛圍變遷，但它一旦實現了，則政治上也不會再是一潭死水。不過這種思路的罩門就在於難以動員人民進行與社會主流價值觀、短期利益不一致的行動，在大陸，要做任何事情，其實最重要的仍是「行動綱領」，有了可行的路徑才可能有改變，更何況這是在那麼廣袤多樣的地區，各種議題的濃縮與擴散是如此捉摸不定；反過來說，許多改革也不是在社會壓力下推動的，而是由中共自行啟動按鈕（近期尤為明顯），中共確實是一個學習能力極強的政黨，有不容小覷的威權韌性，也因此才能至少在表面上維持那麼多年的穩定。在個人與政權之外，對企業而言，重要的是權威，而權威說到底還是跟政府、公權力相關，所以最終也只有政府改變了、明確部門間權力配置以及外在監督制衡關係，才會進而影響企業，它們的社會心態與行為才可能有所不同，而想要政府改變，人民的心態與價值得先改變。

因此，要突破現有的環境治理困境，主要歸根於更大範圍的對於公共事務的重新檢視，這大概有兩條途徑，分別為反求諸己式的民眾覺醒以及政治制衡結構的徹底改變（我不認為企業在這當中會主動改善自己的生產外部性）；而只要有改變的開端，則不論是政治上的改造或者個人的改造，最終都很可能邁向對公共事務的全面檢討，進而可能更合理地安排中國的政治制度、以最透明的方式照顧到最多的人，我的期待是這個，目前看來，「公共事務的壓縮以及公權力的受牽」才是真正的穹頂，兩者甚至是一體兩面，唯有公共事務受到大眾普遍的關心跟參與，公權力才能得到舒張，我也相信唯有如此才能解決包括環境治理在內的諸多公共問題、也才能確保人民真正的自由與權利，看到柴靜走出這一步，我很驚艷，也很佩服。

10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