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不只是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台灣光復八十周年，也是故宮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三者對比，前兩者兩岸官方都有極為激烈的齟齬，但故宮建院百年，則又都舉辦盛大活動慶祝。

兩岸的慶祝活動，則有根本性的差異。

北京故宮推出的「百年守護—從紫禁城到故宮博物院展覽」，以及台北故宮推出的「甲子萬年：國立故宮博物院百年院慶特展」，分別是兩岸故宮在慶祝院慶百年的最主要展覽，並搭配有其他的展覽進行。

從主軸上來看，北京方面著重在強調「賡續中華文脈」，突出故宮博物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識，並有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親自觀展，突出政治性；台北則強調文物如何被詮釋、以及博物館如何回應社會變遷，突出的重點是讓台灣走向世界，也讓世界走進故宮，包含「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名作展」、赴捷克國家博物館舉辦「故宮文物百選及其故事」特展等。

今年因工作輪調關係，恰好無法兼得兩岸故宮百年展，僅就其一，略述觀後感。

對台北故宮百年「甲子萬年」特展，金髮碧眼、日韓遊客真是人潮洶湧，這個展覽的國際影響力確實不同一般。細看展覽，策展人的布局亦相當宏觀。

諸如故宮建院檔案文獻、彭楷棟捐贈故宮卻又只能「寄存」日本的展品、這兩年引起爭議的「蘭千山館」藏品、日本友人的捐贈等，講述的都不只是文物的藝術性與歷史性，更有對故宮定位、文物所有權糾紛，特別是遭日方強佔我國文物的表態。

而可想而知，在現實環境下，點到為止，已是策展人所盡的最大努力。

現場展品中，依文化資產保護法被列為的「國寶」歷代中華文物眾多，包含曾經轟動兩岸、分隔360年後在台北合璧展出的元代黃公望「富春山居圖」，還有多幅宋畫、字帖等。

學術上，大展也特意闢出一個空間呈現故宮典藏文獻對於美國「新清史」學派的啟發與影響，實物包含哈密扎薩克王爺送給乾隆皇帝的金碗、噶爾丹身亡真相、渥巴錫獻給皇上的刀叉餐具。

瓷器類別展品雖不多，但都有很強代表性，如宣德青花、康熙青花、雍正琺瑯彩、唐英黃釉、當然還有國寶汝窯。

百年展由「甲子萬年」、「北宋西園雅集傳奇」、「故宮宋版圖書觀止」組成，後兩個展覽，世人皆知中國書畫以宋版書、宋畫為奇珍，這次一下子展出那麼多，已可謂誠意滿滿。

但展覽的一幅非常詭異的地圖，以及英文翻譯，就有不少貓膩了。

這幅地圖擺在甲子萬年展的醒目處，呈現故宮成立以來赴海外展覽的足跡，包含1935年赴英國展、1940年赴蘇聯展、1970年赴日、1973年赴南韓等，地圖很巧妙地沒有標註國界，但用非常大的字體標出台灣以及故宮的標誌，這幅地圖極易讓人誤解，是否1935年就有名為「臺灣」的國家？

事實上1935 年至1936 年間故宮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當時故宮是把存放在上海的735件文物運至倫敦參展，同時赴英展覽的還有內政部北平古物陳列所、河南博物館等單位文物，且在國內真正轟動的是上海預展；1940年至1941年在莫斯科「中國藝術展覽會」上展覽的故宮文物，則是從故宮南遷至貴州安順的文物中挑選到陪都重慶，再從蘭州、迪化轉運至莫斯科。

單從此次展覽這種去脈絡化的地圖，完全無助於觀眾了解故宮百年的發展。不僅如此，整個甲子萬年展，也都沒有任何關於故宮文物南遷的完整敘述。

據報導，沈春池基金會與北京故宮合辦的神武門故宮文物南遷展覽，過程中都有向台北故宮保持溝通，因此，是否台北故宮因為事先知道北京故宮的百年展會有南遷的部分，要刻意作區隔化、故隱匿了這些面向？不得而知。

另外，展覽的翻譯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空間。諸如中文解說寫的「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9年與美斷交」，英文翻譯成「In 1971, Taiwan withdrew from the United Nation, and in 1979, the diplomatic tie between Taiwan and United State was terminated」，此處不禁讓人懷疑，翻譯工作是否外包給共產黨掌握的企業？因為正式國名完全被消除了，這種對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史的扭曲手法，與共產黨別無二致。

現場展板還有多數英文翻譯「去中華民國化」的痕跡，如中文解說寫「亦有學者參加『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時將此幅放入宋畫《瀟湘八景》之〈煙寺晚鐘〉脈絡下探討」，英文翻譯把裡面的「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逕行簡化為「the 1991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Chinese Art history」。

此外諸如展版上的「中央博物院」、「國立北平博物館」，英文翻譯分別為「National central museum」、「Beiping Library」，後者明顯有誤，因我國官方文件向來是翻譯為「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並不使用「Beiping」，故宮不久前的「院藏善本古籍」展覽也是使用正確的「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但這次的百年大展卻至少有兩處將國立北平圖書館翻譯為「Beiping Library」。

其他錯誤諸如將《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翻為「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ventory inspection report」，忽略1930年根本沒有「國立故宮博物院」這個單位，且刊行點查報告的是「清室善後委員會」，最湊得上邊的，也應是其後國民政府公布的故宮正式名稱「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National Peiping Palace museum）。

比較小的疑點，像是「土爾扈特東歸」，學術上一般稱為「Torghuts’ Eastward Movement」或者「Torghuts Eastward Return to Xinjiang」，但展覽翻譯為「Torghuts’ eastward journey」，看起來好像只是去東邊玩玩而已，這也與故宮先前展覽的翻譯「return」不同，因為土爾扈特本來就住在新疆，是被趕走後，回到故土。部分土爾扈特人，也隨中央政府遷台。

最後，回到展覽的社會價值來談。北京方面的側重，在於中華文化的延續性，雖沒有「復古」之情，卻也很明顯摻入了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思考，這些文物本身，是串連歷史與當下的樞紐，其間的文化意義，如價值觀、審美觀、禮法秩序、人倫道德，都有一定的突出。

台北方面則似乎更著重在「世界的故宮」，強調對外連結，反而對本國人的連結，十分薄弱，常見在展覽裡面放幾張清代台灣文獻，就能敷衍，或如展覽強調的故宮在台落地生根60年、南院成立10年。相較於這些歷史連結的表層，國人與文物的內在文化聯繫，則似已斷裂，所以無論如何宣揚這是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博物館，仍始終如浮萍，無法與斯土斯民建立深切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