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在金馬獎的成績不如大陸及香港，立即有民進黨立委主張停辦金馬獎。

電影圈包括侯孝賢等多位導演對這種膝蓋式的反射思維皆不以為然，認為金馬獎是華人社會最具公信力的影展，台灣影片固然應力爭上游，但沒有理由停辦金馬獎。

從導演們的強烈反應，可看出當政治人物企圖干預他們所不了解的專業領域，結果適得其反。其中，有幾個面向值得探討：
一、一國舉辦一個在專業上具有公信力的影展，與該國電影能否得獎是兩個不同的價值體系。
二、台灣近幾年電影陸續出現了一些新人及新氣象，一次參賽成績不如意，並不表示所有點點滴滴的努力都不值得珍惜。
三、比賽的目的是在切磋技藝，更多競爭則能幫助我們看見自己的優劣得失，不必患得患失。
四、台灣作為金馬獎主辦國，自須本著開放的心胸和廓然大公的精神操持專業標準，若有「台片為什麼不能得獎」的心念，才是自毀長城。

此次金馬風波，初始是因有些民眾不滿香港及大陸電影贏得大部分獎項而心生怨懟；政治人物竟而火上加油，對文化部發出「停辦」的主張。綠委管碧玲甚至說：「金馬獎已成了中國統一的文化預演，在這個地盤，台灣電影沒有自我。」

如此荒唐的論調，除了凸顯其無知，也在貶抑及否定台灣的公正精神與電影專業；也難怪，這番談話連台灣電影界亦甚感憤怒，被導演侯孝賢斥為「胡說」。

然而，可怕的不只是政治人物不問青紅皂白的胡說本事，更可怕的是他們無意正視外在世界的「自閉思維」。金馬獎設置於台灣風雨飄搖的年代，藉著「自由中國」（相對於「鐵幕中國」）的號召，讓港、台兩地電影業者在此競逐；近年大陸崛起後，遂又增添了大陸電影人的參與。

也就是說，從威權年代傳承至今的金馬獎傳統，漸成了華人電影界共同認知的殊榮；今天若只因國內電影得獎成績不佳，台灣的政治人物便要求主張停辦，或改辦一個專供自己人得獎的活動，那麼，金馬獎的開放精神豈不比戒嚴時代還要倒退？

廢金馬獎風波只是一例，事實上，近年來台灣政壇這類「自閉思維」式的主張處處可見，已到了誤國誤民的地步，政治人物卻毫不反省收斂。

以美牛進口為例，明知有一個世界公認的標準可供參考，在野黨卻硬拗要求「零檢出」；再以開放大學為例，明知全球趨勢都在走向相互開放，綠營卻偏要對陸生單獨設限。

其中動機，不論是怯於面對競爭、吝於分享資源、或者只是存心杯葛，都助長了台灣社會的消極、內向與封閉；這與近年台灣政經發展的停滯不前，已是互為因果。

十多年前，台灣曾提出「亞太營運中心」的宏偉規劃，結果斷送在內部的統獨之爭；再加上高漲的「本土化」氣氛，從此之後，政府提出任何成為亞太或境外「中心」的企圖，均以幻滅收場。

對照今天的廢金馬獎的事件來看，其原因即十分清楚：一個只知顧影自憐、缺乏國際競合觀念的台灣，注定不可能成為區域中心，因為這類人物的關注半徑，不超出這個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島嶼。

可舉新加坡的例子作為對照。新加坡的藝術家並不多、藝術活動也非其強項，但該國為爭取成為新的亞洲藝術中心，取消藝術品進口關稅，增值稅僅七％；這比起中國百分之廿到四十的關稅、十七％的增值稅，遂吸引了不少如佳士得等藝術商到新加坡開店辦展。

小國的生存之道，在兼容並蓄，作為世界江海的尾閭，有容乃大，而民進黨卻反其道而行，現在又把這種「自閉思維」的邏輯套在金馬獎上。

電影本是一種世界語言，如今更是一種世界產業；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印度的角色、台灣的場景、美國的資本，始能成就這一部國際級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