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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經典解碼．文學作品讀法系列2】《浪漫主義》
2026/04/14 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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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經典解碼．文學作品讀法系列2】《浪漫主義》
書名：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導讀：吳雅鳳
出版社：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出版日期：2010/1
本叢書的規劃乃因應文建會關懷本國年輕作家之養成教育，以深入淺出的撰寫方式，介紹文學各流派與各種批評法，延攬在大學任教的專家學者擔任執筆人，基於他們長年教授相關課程的經驗，以生動活潑的筆法，介紹學子如何閱讀文學作品。
【Excerpt】
〈導論〉
歴史背景
浪漫主義是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中期橫跨歐洲的文藝與思想風潮，可包括1760至1780年代德國的狂飆運動（Sturm and Drang）、英國的浪漫文學與法國環繞著革命主題的文藝作品。浪漫主義的基本精神是對新古典主義凡事以古典為尊、以理智為圭臬的反動。相對於新古典主義強調理性秩序、中庸平穩、追求放諸四海皆準的通則，與社會群體的規範；浪漫主義講求感性想像、向規矩挑戰、不怯於局部差異、追求適情適性。浪漫主義是民初中國知識分子最先引介的西方文學思潮之一，推動了五四新文學運動，力圖維新的文人及思想家為浪漫主義的狂飆與解放特質所深深吸引。歐洲各地浪漫主義各有不同的表現，「德國」地區因為長久處於各自獨立的親王領地（principality）狀態，狂飆運動背後的最終目標乃是日耳曼民族的統一；英國受法國大革命的衝擊，政治趨於保守，但壓抑不了社會各界對改革的要求；法國的社會動盪幾乎超過半個世紀，因為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與波旁王朝復辟的緣故，浪漫與新古典的形式衝突，持續最久也最複雜。在這裡，筆者著重於英國浪漫主義，原因之是它與中國新文學的淵源。學者多以1780年代的中間1785年為起點，此間新古典大師約翰生（Samuel Johnson）已逝，而正巧代表文學新聲的布雷克（William Blake）與彭斯（Robert Burns）分別出版個人的第一本詩集；而以1832年國會通過改革法案，擴大參政權為迄。史學家多稱19世紀為「革命的年代」，尤以美國獨立（1776）與法國大革命（1789）為標竿，歐洲各地如普魯士、義大利、希臘等均有追求獨立或統一的政治運動。在此動盪年代，英國的處境異常尷尬。英國智識分子在法國大革命的早期普遍欣見法國步上英國的後塵，證明了自由傳統的可貴與普世價值。渥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史詩《序曲》（The Prelude），便有兩卷以法國大革命為題，嚴肅地剖析個人年輕時代的激情。當時仍在劍橋大學就讀的渥茲華斯特地在1790年與同學健行經過大半個法國並攀登阿爾卑斯山，就是為了要躬逢其盛：
But Europe at that time was thrilled with joy,
France standing on the top of golden hours,
And human nature seeming born again.
（6.340～343）
但是那時的歐洲充滿了歡樂，
法國站在黃金時代的頂端，
人性似乎獲得了重生。
法國大革命在英國掀起激烈論戰，保守派柏克（Edmund Burke）在1791年發表的《法國革命之沉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儼然預言了兩年後的恐怖統治，後者造成英國激進與改革派的嚴重挫敗。1793年起英國與歐洲保守諸國聯合對抗拿破崙，一直到1815年滑鐵盧一役為止。拿破崙的輻起與遺敗正代表著法國大革命理想的實踐與幻滅。戰爭期間英國籠罩在高壓的緊張氣氛中，嚴密控制言論、最監激進分子，詩人渥茲華斯、柯利芝 （Samuel Taylor Coleridge）等也在黑名單上。積壓的民怨在鐵腕執政下無從抒發。1819年8月16日民眾在曼徹斯特的聖彼得廣場（St. Peter’s Field）集會，要求國會改革，卻遭到當局無情的鎮壓，史家稱此不幸事件為「彼得盧屠殺」（“Peterloo Massacre”），以譏諷滑鐵盧戰後，大舉成功向外拓展的大英帝國，竟向自己的民眾開火。原本動盪的社會更加分裂，一直等到1832年國會才通過「改革法案」，局部開放參政權，才稍稍平息累積的民怨。
英國能在帝國拓展上獨占鰲頭，工業革命提供了主要的動力。新的生產機器，為資本家賺進大筆利潤。大量人口集聚大城市與中、北部的工廠區，家庭結構因冗長工時而瓦解。農村情形更悲慘，冗長的拿破崙戰爭期間，農事荒廢，又加上配合新式機器與龐大資本而加速實施的「圈地政策」（“enclosure”），仕紳地主與佃農間的穩定勞雇關係動搖，傳統的農村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體系瓦解。鄉村的窘況早就引發文學家悲天憫人的情懷，如高史密斯 （Oliver Goldsmith）1770年的長詩《頹敝的村落》（Deserted Village），對庫柏 （William Cowper）、渥茲華斯等影響深遠。在詩人心中，傳統農村道德機序的失落，無啻詩道的淪喪。工業革命促成雄厚資本的聚集，又有哲學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提倡的經濟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保障了富者恆富的局面。此時的倫敦已是國際大都會，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就是在1820年代奢華氛圍下一夕成名。布雷克在短詩〈倫敦〉（“London”）中，指控資本主義的違反自然與人性，終將帶來災難。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的十四行詩〈1819年的英國〉（“England in 1819”），以未世預言的方式，揭示了全面毀滅才有建設的可能。
時代精神與文學主張
上述歷史背景，幫助我們了解浪漫主義的「時代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此詞來自德文Zeitgeist，指一時代普遍存在的知性與想像的氛圍。浪漫的時代精神有四個元素，首先是一種向前輩、現狀、當權挑戰的勇氣，正是法國大革命的遺緒，企圖推翻一切「舊體制」（“ancien regime”）。第二是「個人主義」，從認識論開始重新定義這個世界，推翻洛克（John Locke）所提，心靈像一張白紙（tabula rasa）的被動模式，強調心靈在認知過程中便同時創造了世界。知性與想像的重心於是由外界轉向內心，個人的成長、情緒波動成為正當、嚴肅的探索題材。中古傳奇（romance）乃浪漫主義的字源之一，包含神秘色彩、想像成分、魔幻元素。浪漫主義的中心理論「想像力」（“imagination”）一詞，並不局限於非理性、奇幻的概念，而根植於17世紀發源愛丁堡的「普遍感知」（“common sense”） 哲學，如休姆（David Hume）、亞當．史密斯等人所強調同情性的想像力（sympathetic imagination），此乃我們身分認同的基礎，也是社會道德的根源：因為想像力為昨目、今日、明目的我構築共同的基底；也弭平人與我之間的距離，所謂我好惡者，人亦好惡之。雪萊在《詩辯》（A Defence of Poetry）裡一再強調文學的亙古價值，即因文學直接作用於人的想像力。
第三，浮士德精神（Faustean spirit），向極限禁忌挑戰。詩人往往希冀獨處、不媚俗討喜，甚至揭露俗世的虛晃、汙穢，也因此遭社會放逐，其實他早已放棄了人群。最佳的代表便是「拜倫式主人翁」（“Byronic hero”）。拜倫結合了文學、傳說、神話裡各種亡命之徒，包括該隱（Cain）、撒且、浮士德、「流浪的猶太人」阿祖厄瑞斯（Ahasuerus）、拿破崙等，來塑造他的英雄。這一點在論及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部分，再做詳細討論。
第四，末世天啟論（apocalypse），主張末世即將來臨，人類將重返伊甸園，最先是與基督共同執政的千禧國度（Millennium），最終將是永恆的新天新地。這種以啟示錄第20章所預言的未世，來解讀現實的宗教態度，在拒絕服膺英國國教的新教徒（Dissenters）團體裡普遍可見，而浪漫文人多半屬於這一社群。他們在宗教與民權上受到欺壓，很自然地將政治與宗教結合，認為政治事件正是神聖旨意的實踐。如布雷克的兩首預言詩〈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美國，預言〉（“America a Prophecy”），將政治革命視為墮落世界將盡的先兆。法國大革命後期的恐怖執政使得那種千禧國度即將來臨、幸福就在眼前（imminent）的歡喜瞬間變色，他們不得不承認現世樂園極難建立，改革必須從個人內心（immanent）開始。因此浪漫詩往往強調一種新的靈視（vision）；啟示錄所預言的羔羊婚禮，也轉化為個人內心與外界自然的結合，這正是渥茲華斯未完成的哲學長詩〈隱士〉（“The Recluse”）的終極精神。
當代的新詩歌可分為三類，第一是湖濱詩派（Lake School），由渥茲華斯、柯利芝代表，致力維護牧歌般恬靜的鄉野生活。第二是撒旦詩派（Satanic School），主要是雪萊、拜倫二人，悖離常道，追尋至高理想。第三是卡克尼詩派（Cockney School），如濟慈（John Keats）、杭特（Leigh Hunt）等人，「卡克尼」原指倫敦東區外來移民、勞工所持口音，這些詩人多半自學而成，以尋常語言入詩，強調具體感官經驗，頗具現代感。
1798年渥茲華斯與柯利芝合作的《抒情歌謠》（Lyrical Ballads）立下新典範。其第三版（1802）增補的〈序言〉更是文學史重要里程碑，上接悉德尼（Philip Sidney）的《詩辯》，下有雪萊的《詩辯》。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也受到影響，主張除去典故、對仗等舊規則，以白話文寫作，表達新時代的精神。
〈序言〉的主張如下：
1.渥茲華斯第一個要改革的便是新古典文學所堅持費雅精繳的語言，即詩的專屬語彙（poetic diction），他強調以平常人生活中的語言入詩。
2.文學的主題，由家鄉及身澄事物著手，這一方面其質是女性作家深耕的結果，她們習以尋常生活瑣事開始，引入情感或哲思。渥茲華斯更以鄉野軼聞為題材，牧羊人、乞丐、白痴、瘋女等皆可以引發嚴肅的主題。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渥茲華斯的浪漫詩學其實是年輕時激進理念的文學性實踐，以詩為窮苦大眾發言。
3.文學的體例，打破了新古典的層級，即由史詩、悲劇、喜劇而下，最底層是抒情詩（lyric）。浪漫主義則視抒情詩為最主要的形式。詩中的第一人稱，直接帶有詩人本身的氣質、經驗。拜倫之所以風靡一時，原因之一便是作者與角色之間的曖昧，誘使讀者混淆其對角色的認同與對作者個人的崇拜。
4.由柯利芝自德國美學譯介的「有機理論」（“organic theory”），成為文學的標準，強調詩就像植物一樣自然生發茁壯，也依循著自然的規律，不假借外在的框架。濟慈說道，如果寫詩不能像樹木發葉一樣自然，就寧可不要下筆。詩就像種子一般由詩人心中發芽，融合內在情感與感官經驗，演變為一和諧的整體。浪漫詩人咸認同的標竿正是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全因柯利芝塑造並單固了莎翁天縱英才、師法自然的浪漫形象。
5.浪漫主義賦予個人私我極高的關注。「詩人」做為一隱喻，已由反映外界的「鏡子」，轉變為抒發情感思考的「明燈」。渥茲華斯強調，即使靈感可能來自沉靜反思後所回憶的情感（emotions recollected in tranquility），至少在寫作的當下，所有優秀的詩都應該是「強烈情感的自發性
流露」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他格外注重內在情感表現（expression）而非對外界的模擬（mimesis）。作者是受上帝啟發的天才，發揚光大英國固有「詩人—先知」的傳統，可上溯到聖經先知與密爾頓（John Milton）。但是浪漫詩人的手稿依舊經過反覆的修改、斟酌，他們對「自發性」的講究，其實是對直覺、心靈的執著，以抗衡新古典主義的理智與知性訴求。對自我的探索，遂在時間軸上展開一個回溯的面向，包含個人與群體的歷史，特別注重兒時的記憶，自傳性質十分濃烈。詩人紛紛跨過注重普遍理性的文藝復興時期，而向神祕的中古時期汲取靈感（medieval revival），包括歌謠、傳說、傳奇，這個傾向到了維多利亞時期蔚為亞瑟王（King Arthur）神話再現的風潮。
6.有別於新古典機械式的自然觀，浪漫主義的自然是有生命、與人類互動而產生意義、甚至富有神性，只有我們的心眼靈視（inward eye）才能與之溝通。此時所謂的「自然詩」承襲了前代寫景兼寫意的基本形式，只是自然變得更加可親。渥茲華斯推崇與自然為伍的鄉間人民，其淳樸的情性最能貼近詩所需要的純淨語言。布雷克的說法則貼近禪宗的「靜觀皆自得」：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Auguries of Innocence"
從一粒沙裡看見世界
從一朵花中瞥見天堂，
在你的掌中握著無限
在瞬間享受永恆。
浪漫主義的文學主題，在渥茲華斯擅長的領域——自然冥想與尋常事物——之外，還包括以下兩方面：（1）因為鼓勵想像力馳騁，超自然的傳說，甚至怪力亂神的典故，也成為靈感的泉源，柯利芝的《古水手之歌》（The Rime ofthe Ancient Mariner）是描寫一接近泛神論（Pantheism）、充滿神怪、詛咒的古老世界，但最終仍須服膺於神愛世人的基督教規條。夢境也是詩人積極探索的領域。最早有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漫遊者的夢》（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探索夢境與清醒意識之間的未明領域；又如渥茲華斯在〈汀騰寺〉
("Tintern Abbey”）影射肉體沉睡而心靈清明的狀態；柯利芝、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記錄鴉片所帶來的創造力願的以及連連惡夢。（2）西方文明以外的境域，包括東方、番特文化均成為嚮往的異地。浪漫主義對於這域多半予以理想化，如盛後稱那些不愛西方文明「汙染」的原始部落為「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還有產生極大回響的歐西安（Ossian）史詩，描寫三世紀蘇格蘭西北外海的黑博蒂斯群島（Hebridies）上，一個已經滅絕的國度。拜倫一系列有關地中海東岸及中東的敘事詩，如轟動一時的〈海盜〉（“The Corsair”）也可做為代表。
……
書名：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導讀：吳雅鳳
出版社：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出版日期：2010/1
本叢書的規劃乃因應文建會關懷本國年輕作家之養成教育，以深入淺出的撰寫方式，介紹文學各流派與各種批評法，延攬在大學任教的專家學者擔任執筆人，基於他們長年教授相關課程的經驗，以生動活潑的筆法，介紹學子如何閱讀文學作品。
【Excerpt】
〈導論〉
歴史背景
浪漫主義是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中期橫跨歐洲的文藝與思想風潮，可包括1760至1780年代德國的狂飆運動（Sturm and Drang）、英國的浪漫文學與法國環繞著革命主題的文藝作品。浪漫主義的基本精神是對新古典主義凡事以古典為尊、以理智為圭臬的反動。相對於新古典主義強調理性秩序、中庸平穩、追求放諸四海皆準的通則，與社會群體的規範；浪漫主義講求感性想像、向規矩挑戰、不怯於局部差異、追求適情適性。浪漫主義是民初中國知識分子最先引介的西方文學思潮之一，推動了五四新文學運動，力圖維新的文人及思想家為浪漫主義的狂飆與解放特質所深深吸引。歐洲各地浪漫主義各有不同的表現，「德國」地區因為長久處於各自獨立的親王領地（principality）狀態，狂飆運動背後的最終目標乃是日耳曼民族的統一；英國受法國大革命的衝擊，政治趨於保守，但壓抑不了社會各界對改革的要求；法國的社會動盪幾乎超過半個世紀，因為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與波旁王朝復辟的緣故，浪漫與新古典的形式衝突，持續最久也最複雜。在這裡，筆者著重於英國浪漫主義，原因之是它與中國新文學的淵源。學者多以1780年代的中間1785年為起點，此間新古典大師約翰生（Samuel Johnson）已逝，而正巧代表文學新聲的布雷克（William Blake）與彭斯（Robert Burns）分別出版個人的第一本詩集；而以1832年國會通過改革法案，擴大參政權為迄。史學家多稱19世紀為「革命的年代」，尤以美國獨立（1776）與法國大革命（1789）為標竿，歐洲各地如普魯士、義大利、希臘等均有追求獨立或統一的政治運動。在此動盪年代，英國的處境異常尷尬。英國智識分子在法國大革命的早期普遍欣見法國步上英國的後塵，證明了自由傳統的可貴與普世價值。渥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史詩《序曲》（The Prelude），便有兩卷以法國大革命為題，嚴肅地剖析個人年輕時代的激情。當時仍在劍橋大學就讀的渥茲華斯特地在1790年與同學健行經過大半個法國並攀登阿爾卑斯山，就是為了要躬逢其盛：
But Europe at that time was thrilled with joy,
France standing on the top of golden hours,
And human nature seeming born again.
（6.340～343）
但是那時的歐洲充滿了歡樂，
法國站在黃金時代的頂端，
人性似乎獲得了重生。
法國大革命在英國掀起激烈論戰，保守派柏克（Edmund Burke）在1791年發表的《法國革命之沉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儼然預言了兩年後的恐怖統治，後者造成英國激進與改革派的嚴重挫敗。1793年起英國與歐洲保守諸國聯合對抗拿破崙，一直到1815年滑鐵盧一役為止。拿破崙的輻起與遺敗正代表著法國大革命理想的實踐與幻滅。戰爭期間英國籠罩在高壓的緊張氣氛中，嚴密控制言論、最監激進分子，詩人渥茲華斯、柯利芝 （Samuel Taylor Coleridge）等也在黑名單上。積壓的民怨在鐵腕執政下無從抒發。1819年8月16日民眾在曼徹斯特的聖彼得廣場（St. Peter’s Field）集會，要求國會改革，卻遭到當局無情的鎮壓，史家稱此不幸事件為「彼得盧屠殺」（“Peterloo Massacre”），以譏諷滑鐵盧戰後，大舉成功向外拓展的大英帝國，竟向自己的民眾開火。原本動盪的社會更加分裂，一直等到1832年國會才通過「改革法案」，局部開放參政權，才稍稍平息累積的民怨。
英國能在帝國拓展上獨占鰲頭，工業革命提供了主要的動力。新的生產機器，為資本家賺進大筆利潤。大量人口集聚大城市與中、北部的工廠區，家庭結構因冗長工時而瓦解。農村情形更悲慘，冗長的拿破崙戰爭期間，農事荒廢，又加上配合新式機器與龐大資本而加速實施的「圈地政策」（“enclosure”），仕紳地主與佃農間的穩定勞雇關係動搖，傳統的農村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體系瓦解。鄉村的窘況早就引發文學家悲天憫人的情懷，如高史密斯 （Oliver Goldsmith）1770年的長詩《頹敝的村落》（Deserted Village），對庫柏 （William Cowper）、渥茲華斯等影響深遠。在詩人心中，傳統農村道德機序的失落，無啻詩道的淪喪。工業革命促成雄厚資本的聚集，又有哲學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提倡的經濟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保障了富者恆富的局面。此時的倫敦已是國際大都會，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就是在1820年代奢華氛圍下一夕成名。布雷克在短詩〈倫敦〉（“London”）中，指控資本主義的違反自然與人性，終將帶來災難。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的十四行詩〈1819年的英國〉（“England in 1819”），以未世預言的方式，揭示了全面毀滅才有建設的可能。
時代精神與文學主張
上述歷史背景，幫助我們了解浪漫主義的「時代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此詞來自德文Zeitgeist，指一時代普遍存在的知性與想像的氛圍。浪漫的時代精神有四個元素，首先是一種向前輩、現狀、當權挑戰的勇氣，正是法國大革命的遺緒，企圖推翻一切「舊體制」（“ancien regime”）。第二是「個人主義」，從認識論開始重新定義這個世界，推翻洛克（John Locke）所提，心靈像一張白紙（tabula rasa）的被動模式，強調心靈在認知過程中便同時創造了世界。知性與想像的重心於是由外界轉向內心，個人的成長、情緒波動成為正當、嚴肅的探索題材。中古傳奇（romance）乃浪漫主義的字源之一，包含神秘色彩、想像成分、魔幻元素。浪漫主義的中心理論「想像力」（“imagination”）一詞，並不局限於非理性、奇幻的概念，而根植於17世紀發源愛丁堡的「普遍感知」（“common sense”） 哲學，如休姆（David Hume）、亞當．史密斯等人所強調同情性的想像力（sympathetic imagination），此乃我們身分認同的基礎，也是社會道德的根源：因為想像力為昨目、今日、明目的我構築共同的基底；也弭平人與我之間的距離，所謂我好惡者，人亦好惡之。雪萊在《詩辯》（A Defence of Poetry）裡一再強調文學的亙古價值，即因文學直接作用於人的想像力。
第三，浮士德精神（Faustean spirit），向極限禁忌挑戰。詩人往往希冀獨處、不媚俗討喜，甚至揭露俗世的虛晃、汙穢，也因此遭社會放逐，其實他早已放棄了人群。最佳的代表便是「拜倫式主人翁」（“Byronic hero”）。拜倫結合了文學、傳說、神話裡各種亡命之徒，包括該隱（Cain）、撒且、浮士德、「流浪的猶太人」阿祖厄瑞斯（Ahasuerus）、拿破崙等，來塑造他的英雄。這一點在論及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部分，再做詳細討論。
第四，末世天啟論（apocalypse），主張末世即將來臨，人類將重返伊甸園，最先是與基督共同執政的千禧國度（Millennium），最終將是永恆的新天新地。這種以啟示錄第20章所預言的未世，來解讀現實的宗教態度，在拒絕服膺英國國教的新教徒（Dissenters）團體裡普遍可見，而浪漫文人多半屬於這一社群。他們在宗教與民權上受到欺壓，很自然地將政治與宗教結合，認為政治事件正是神聖旨意的實踐。如布雷克的兩首預言詩〈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美國，預言〉（“America a Prophecy”），將政治革命視為墮落世界將盡的先兆。法國大革命後期的恐怖執政使得那種千禧國度即將來臨、幸福就在眼前（imminent）的歡喜瞬間變色，他們不得不承認現世樂園極難建立，改革必須從個人內心（immanent）開始。因此浪漫詩往往強調一種新的靈視（vision）；啟示錄所預言的羔羊婚禮，也轉化為個人內心與外界自然的結合，這正是渥茲華斯未完成的哲學長詩〈隱士〉（“The Recluse”）的終極精神。
當代的新詩歌可分為三類，第一是湖濱詩派（Lake School），由渥茲華斯、柯利芝代表，致力維護牧歌般恬靜的鄉野生活。第二是撒旦詩派（Satanic School），主要是雪萊、拜倫二人，悖離常道，追尋至高理想。第三是卡克尼詩派（Cockney School），如濟慈（John Keats）、杭特（Leigh Hunt）等人，「卡克尼」原指倫敦東區外來移民、勞工所持口音，這些詩人多半自學而成，以尋常語言入詩，強調具體感官經驗，頗具現代感。
1798年渥茲華斯與柯利芝合作的《抒情歌謠》（Lyrical Ballads）立下新典範。其第三版（1802）增補的〈序言〉更是文學史重要里程碑，上接悉德尼（Philip Sidney）的《詩辯》，下有雪萊的《詩辯》。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也受到影響，主張除去典故、對仗等舊規則，以白話文寫作，表達新時代的精神。
〈序言〉的主張如下：
1.渥茲華斯第一個要改革的便是新古典文學所堅持費雅精繳的語言，即詩的專屬語彙（poetic diction），他強調以平常人生活中的語言入詩。
2.文學的主題，由家鄉及身澄事物著手，這一方面其質是女性作家深耕的結果，她們習以尋常生活瑣事開始，引入情感或哲思。渥茲華斯更以鄉野軼聞為題材，牧羊人、乞丐、白痴、瘋女等皆可以引發嚴肅的主題。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渥茲華斯的浪漫詩學其實是年輕時激進理念的文學性實踐，以詩為窮苦大眾發言。
3.文學的體例，打破了新古典的層級，即由史詩、悲劇、喜劇而下，最底層是抒情詩（lyric）。浪漫主義則視抒情詩為最主要的形式。詩中的第一人稱，直接帶有詩人本身的氣質、經驗。拜倫之所以風靡一時，原因之一便是作者與角色之間的曖昧，誘使讀者混淆其對角色的認同與對作者個人的崇拜。
4.由柯利芝自德國美學譯介的「有機理論」（“organic theory”），成為文學的標準，強調詩就像植物一樣自然生發茁壯，也依循著自然的規律，不假借外在的框架。濟慈說道，如果寫詩不能像樹木發葉一樣自然，就寧可不要下筆。詩就像種子一般由詩人心中發芽，融合內在情感與感官經驗，演變為一和諧的整體。浪漫詩人咸認同的標竿正是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全因柯利芝塑造並單固了莎翁天縱英才、師法自然的浪漫形象。
5.浪漫主義賦予個人私我極高的關注。「詩人」做為一隱喻，已由反映外界的「鏡子」，轉變為抒發情感思考的「明燈」。渥茲華斯強調，即使靈感可能來自沉靜反思後所回憶的情感（emotions recollected in tranquility），至少在寫作的當下，所有優秀的詩都應該是「強烈情感的自發性
流露」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他格外注重內在情感表現（expression）而非對外界的模擬（mimesis）。作者是受上帝啟發的天才，發揚光大英國固有「詩人—先知」的傳統，可上溯到聖經先知與密爾頓（John Milton）。但是浪漫詩人的手稿依舊經過反覆的修改、斟酌，他們對「自發性」的講究，其實是對直覺、心靈的執著，以抗衡新古典主義的理智與知性訴求。對自我的探索，遂在時間軸上展開一個回溯的面向，包含個人與群體的歷史，特別注重兒時的記憶，自傳性質十分濃烈。詩人紛紛跨過注重普遍理性的文藝復興時期，而向神祕的中古時期汲取靈感（medieval revival），包括歌謠、傳說、傳奇，這個傾向到了維多利亞時期蔚為亞瑟王（King Arthur）神話再現的風潮。
6.有別於新古典機械式的自然觀，浪漫主義的自然是有生命、與人類互動而產生意義、甚至富有神性，只有我們的心眼靈視（inward eye）才能與之溝通。此時所謂的「自然詩」承襲了前代寫景兼寫意的基本形式，只是自然變得更加可親。渥茲華斯推崇與自然為伍的鄉間人民，其淳樸的情性最能貼近詩所需要的純淨語言。布雷克的說法則貼近禪宗的「靜觀皆自得」：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Auguries of Innocence"
從一粒沙裡看見世界
從一朵花中瞥見天堂，
在你的掌中握著無限
在瞬間享受永恆。
浪漫主義的文學主題，在渥茲華斯擅長的領域——自然冥想與尋常事物——之外，還包括以下兩方面：（1）因為鼓勵想像力馳騁，超自然的傳說，甚至怪力亂神的典故，也成為靈感的泉源，柯利芝的《古水手之歌》（The Rime ofthe Ancient Mariner）是描寫一接近泛神論（Pantheism）、充滿神怪、詛咒的古老世界，但最終仍須服膺於神愛世人的基督教規條。夢境也是詩人積極探索的領域。最早有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漫遊者的夢》（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探索夢境與清醒意識之間的未明領域；又如渥茲華斯在〈汀騰寺〉
("Tintern Abbey”）影射肉體沉睡而心靈清明的狀態；柯利芝、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記錄鴉片所帶來的創造力願的以及連連惡夢。（2）西方文明以外的境域，包括東方、番特文化均成為嚮往的異地。浪漫主義對於這域多半予以理想化，如盛後稱那些不愛西方文明「汙染」的原始部落為「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還有產生極大回響的歐西安（Ossian）史詩，描寫三世紀蘇格蘭西北外海的黑博蒂斯群島（Hebridies）上，一個已經滅絕的國度。拜倫一系列有關地中海東岸及中東的敘事詩，如轟動一時的〈海盜〉（“The Corsair”）也可做為代表。
……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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