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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悉為我有：11世紀中國的快樂、擁有、命名》
2026/06/21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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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悉為我有：11世紀中國的快樂、擁有、命名》
書名：悉為我有：11世紀中國的快樂、擁有、命名
作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譯者：杜斐然
出版社：北京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25/9
本書的三個關鍵詞快樂、擁有、命名，皆圍繞“物”之地位與所有權的崛起展開，背後則是商業與士人文化的糾纏。宇文所安在古文中探索這些關係的顯與隱，也睹見了寫作者所處的社會情境。歐陽修“六一居士”的雅號、蘇東坡的石頭、司馬光“獨樂的”私人花園，以及黃庭堅、蘇舜欽等一代文人的學識“資本”，都在多種力量並存的北宋文化陣地上遊蕩；文本的調和與自辯，也引導著我們認識文學的虛與實。
【Excerpt】
〈其名何所寓：六一居士傳〉
給自己命名是很有意思的一種行為。在北宋，士大夫取“號”成了普遍現象。人逃脫不了父母給的“名”——那種鄙賤但寓意逢凶化吉的乳名，也逃脫不了他們取的比較規正的“字”。對少數的成功人士而言，他們能得到一個謚號，擬溢號倒是會經過仔細商酌，但他們本人肯定是無分參決的。號，或是說假名，給了人推介自己更個人性也更私密的一面的機會，給了人自陳的機會。
歐陽脩自號“醉翁”時才三十多歲。“醉翁”不太符合一個尚沈淪於下僚、流徙於貶所的年輕文官的形象，但作為“號”是完全沒問題的。等他到了六十多歲、真成了“翁”且仍然好酒的時候，他覺得三十多歲時自號“醉翁”是有些不妥。但他也沒有保留“翁”的號，而是在更晚年的時候又改了一個奇特得多的號：“六一居士”。
這麼一個號在隱匿自我和推銷自我之間達成了一種詼詭的平衡。很難說到底是為釋六一居士之名而作了《六一居士傳》（1070），還是為了作這篇《傳》才取了這個名。這不是一篇記述人物籍貫、家世和生平的標準意義上的“傳”。它是傳主以此名號來定義自我的傳。取了號，便會引來一問：“您這是什麼意思？”為免無人詢問，歐陽脩還引入了一個“客”，在傳記裡自己設下了這個應有之問。
雖然這是篇非典型的“傳”，卻並非沒有先例。大概七百多年前，也曾有過一篇半真半假、亦莊亦諧的“傳”，傳主以五物而得其“號”，再加上傳主本人就是“六”。這就是陶淵明（365？—427）的《五柳先生傳》。按歐陽脩的邏輯，如果陶淵明也像他那樣寫“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那他也可以是“六一先生”。
歐陽脩的讀者不會對“六一居士”的名號感到驚訝，那是因為傳的文學體裁至此已經有了充分的文學演進；而在陶淵明那裡，叫“五柳先生”是更合適的，因為他沒有那樣一位選擇或轉而自稱“居士”的政治人物的歷史、事跡和建議可供參詢，從而為自己以“居士”自號尋求合理依據。五柳先生有一系列可見的特徵，但也僅此而已，他唯一穩固的標識是宅邊的五棵柳樹。有這個名號只是偶然之機，其偶然性跟世上所有名字的得然性比起來沒有任何特出之處。誰的家宅旁邊都可能有五棵柳樹。我們得先想一想“五柳先生”才能理解“六一居士”。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
英譯：
We dont know what age the master lived in, and we arent certain of his real name. Beside his cottage were five willow trees, so his name (hao) was taken from them. He lived in perfect peace, a man of few words, with no desire for glory or gain. He liked to read but didnt try too hard to understand. Yet whenever there was something that caught his fancy, he would be so cheerful he would forget to eat. He had an ale-loving nature, but his household was so poor he couldnt always get hold of ale. His friends, knowing how he was, would invite him to drink. And whenever he drank, he finished what he had right away, hoping to get very drunk. When drunk, he would withdraw, not really caring whether he went or stayed. His dwelling was a shamble, providing no protection against wind or sun. His coarse clothes were full of holes and patches; his plate and pitcher were always empty; he was at peace. He often composed literary works for his own amusement, and these gave a good indication of his aims. He forgot all about gain or loss and in this way lived out his life.
每當某一作者喚起某個前代的名篇以自比時，他想讓人注意到的便不只是相似性，還有差異性。五柳先生和六一居士都愛書：一位是“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另一位是“吾家藏書一萬卷”。五柳先生和六一居士都愛酒：一位是“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另一位是“常置酒一壺”。
很顯然，五柳先生和六一居士與其所愛之物之間的關係有著深刻的不同。五柳先生的樂是沒有延宕的，就是說，傳記呈現出的是他正在享受他正在擁有的東西。六一居士對物的擁有則在於預期，對使用和享受這些物的預期。他或許是愛讀書的。但他樂於知道自己擁有多少卷書。他或許是愛伙酒的，但他樂於知道自己手邊常常有酒。他的樂在於期冀之中，由擁有所保障，而且已經從消費經驗之樂轉變成了消費與享受之資力之樂。此外，六一居士所享受到的豐贍也與五柳先生之貧乏形成了對比。他常有酒壺在側，而且酒壺永遠是斟滿的。
兩篇傳之間另一個深刻的不同點在於：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的作者，在眾人中造出了一個匿名的敘述者來講述五柳先生的故事，而五柳先生的真名和生平都不得而知。這位敘述者首先告訴我們的，不單是五柳先生的姓名不詳，而且連他是什麼時代的人都不清楚。他似乎不是敘述者的同時代人，因為在文末敘述者說他“以此自終”。認識五柳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沒有別的名字。六一居士則不然。他並不試圖隱藏他有另一個名字的事實，他姓歐陽名脩，是當時政界和思想界最顯赫的人物之一。正如“客”將要提醒他的那樣，“名不得逃”，與其名相系的個人歷史亦不得逃。
……
“正名”是個問題。在稍早的一首詩《題滁州醉翁亭》中，歐陽脩跟我們講了一番有關“醉翁”之名的實話，即，這個名號何以與實情不甚相符：“四十未為老。”同樣，在作於同一時期的《醉翁亭記》中，歐陽脩說他之所以以“翁”自號，僅僅是因為他是座中年齒最高者；同時他還否認了這個自選名中“醉”字的暗示意，說他不過是將一些其他更嚴肅的關懷“寓”於飲酒之中罷了。在《六一居士傳》這裡，歐陽脩帶著一種嘲諷的幽默提到了他早年自號的不準確：現如今他是真的既老且衰了，卻要丟掉“翁”這個號了。從這番開場白來看，這篇傳想要做到的是將其名與其人以某種方式統合起來。但我們知道，名是會有問題的。
客有問目：“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
英譯：
It happened that someone asked him: "What do you mean by Six Ones?" The Retired Layman said: "My home library is one of myriad scrolls and I have gathered one thousand scrolls of records of texts surviving on metal and stone since the Three Dynasties; I have one zither and one chess set; and one jug of ale is always set out before me." The person then said: "This is just five ones; what about that?" The Retired Layman then said: "By adding this one old man, me, aging among these five things, how can this not make six ones?"
對談者或“客”的存在是中國散文的一個重要寫作手法，涉及中國傳統中知識的假設和推定。在一篇“論”中，作者可能會直接闡述非個人性的知識；但還有另外一種知識，尤其是那種與自己有關的知識，是只有在受到來自他者的挑戰而被引發出來之後，才能得到認可的。歐陽脩知道這是個怪名，他需要別人給他一個解釋的機會。一定會有人來問他“六一”這個奇特的名號的意思——此名是公之於眾的，其含義卻是基於僅限私人所瞭解的知識，得有些註解才行。給自己起這麼個謎題般的名字，就是要引人質詢，以便做出解釋；通過作者的自命名以及他先給出那番不圓全的解答（六樣事物中他只揭曉了書、金石遺文、琴、棋、酒這五樣），我們便可看出他的開篇之問是怎樣有心設置的了。
歐陽脩對自號的解釋本應告訴我們其人“是”何人；但他只告訴了我們其人“有”何物，而且只說出了“五一”。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會引著“客”去問剩下的那個“一”是什麼：原來就是要老於五物之間的歐陽脩本人。正是在這個“五物加一人”的表述中，我們看到了存在於這位宋代作者身份背後的“五柳先生”。而我們又可以發現五柳先生和六一居士之間另一項深刻的不同。陶淵明的五棵柳樹只是在那裡而已，而且屬於同一類東西。柳樹的存在是個巧合，一個方便別人“定位”陶淵明的巧合，否則他就只是個無名無姓、自由自在的怪誕之人。而反觀歐陽脩，他有長期積聚起來的風雅私藏，自號也由此而來。五柳先生之柳是實實在在有根的；這些柳樹用它們穩定的“根據地”定義了傳主其人。六一居士之物則是傳主的隨行，跟著他遷轉各地，是個隨身攜帶的身份。在它們所定義出的這個空間中，主人說要以一己之身泯於眾物之中只是做做樣子罷了，連他自己都在提醒我們“吾”與“物”之間的根本差別。
……
《六一居士傳》表面上看是一篇用以釋名的“傳”，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即是先例，但在“傳”的背後，文中還涉及另一個更為古老的文類：設論。設論中會有一個虛構的與談人，即“客”，以批評作者行為的姿態出現，以便作者能借此為自己的人生選擇辯護——也就是更古老意義上的 “apology”（論辯文）。修辭學上的名詞叫procatalepsis（預辯法）。《六一居士傳》大部分篇幅都在做這種“設論”，回應著那位從某群像中跳將出來的“客”，這個群像存在於想象當中，隨時隨地都在視察和評判。
但歐陽脩此番“設論”中有一個晦昧的反轉。“設論”原本要在作者／傳主的自證清白中結語的，但《六一居士傳》總給人一種揮之不去的感覺：歐陽脩似乎並沒守住他的立場。他是從“樂”開始講的，但當他被逼到某個境地時，他筆下的“樂”就變成了一個極度封閉的空間，變成了在諸物中的沈醉入迷。當“客”繼續施壓，說繫於已物所受的羈絆並不比累於公務要少，歐陽脩只能回應說，他喜歡他的這幾樣東西，它們也並無大患。最後，歐陽脩換了個話題，他不再為“樂”，而是為“宜”尋找合理化的依據；還說他並不需要這五樣東西，哪怕他是由於“五物”在側才得了這個“六一”之名。
他輸了，也勉強地認了輸。他的五物當中有四樣都可以作為私密的享受，或者叫“獨樂”，帶給他那種他似乎一直念茲在茲的絕佳的隔絕空間。但諸物中有一樣是通向外部世界的：有棋一局。這是五物中唯一不能獨自享受的東西，下棋就需要一個“客”，一個對手。歐陽脩在內我的世界中想象著社會和同僚對他的檢視。他所憧憬的那個可以讓他忽略掉一切外部世界的、徹底的隔絕空間，終是落空了。
對於一個已經為王朝服務了終身、過不了幾年就會離世的老人來說，在“文物”和酒中消磨享受一下本無可厚非。但1070年的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每說一句話都要面臨新的和更嚴苛的道德標準的評判。歐陽脩在《六一居士傳》中表達的那些理念可能招來同時代思想家的指摘，他們會批評他對外物的迷戀，說他“非有道者”。以如此架勢來評判一個人的道德本性和操守，而他只不過是興之所至地歡慶一下退休，在心愛的物事中消遣一下，這顯得很怪，有失允當。歐陽脩是實踐儒家經學新傳統的先行者，是傑出的史學家，是平易流暢風“古文”的創造者，也是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但這一切都會因為他戲取了一個名號而被矮化。
蘇東坡自己也曾經批判過對物的迷戀，但在《書六一居士傳後》中，他為老座師做了一番辯護：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目：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日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蘇東坡是一個總有妙論的天才。“釋物而後安”與“挾物而後安”一樣都是對物的依賴；在這兩種情況下，無論是“有”物還是“無”物，人的“樂”的決定性因素都在於物。蘇東坡總是比那些持幼稚且道德化的儒家理念的人要高明，那些人認為只有“有”才內含危機。蘇東坡明白，正兒八經地宣佈對物的放棄，實際上是在強化外物宰人的這種理念。“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在此前提下，蘇東坡巧妙地給出了歐陽脩唯一完美的解決方案：“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即，在“有物”與“物有之”的不確定中，“有”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即便他有能力對抗幼稚的道德宣教，蘇東坡也已然置身於一個將“有道”與否作為評判標準的時代了。
但是，蘇東坡身上是有一個難解之題的。在經歷過奔徙轉任於各地、以死罪遭鞠訊繼而被流放至荒僻貶所之後，他將會在一首詞中寫下“長恨此身非我有”的句子。“非我有”是上文所引《書六一居士傳後》中“吾有”的一個變相表達。它是對歐陽脩那句“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的老生常談、令人驚異的直白的重述。
被遣往首都參加進士考試的年輕學子們是地方獻給中央的一種貢品。他們是地方上的“土產”，或棄或用，都依皇帝的喜好。談論“此身”為君主所有是他們的一個老生常談，在蘇東坡這裡尤其如此，至少他主觀上的確是這樣認為的。
歐陽脩已經站在一個新世界的臨界上。新生的道學所構想的理念化的世界與更廣大範圍內北宋社會的價值體系間的割裂還不像後來那麼徹底。一方面，許多“士大夫”都在蒐集和購入價值不菲的物品（他們深知貴重的文物已經開始具有相當高的商業價值）；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著一套鄙視“有物”的話語體系，在這套話語體系中，唯一合理的“有”是“有道”。很多人是徹頭徹尾的虛偽，一邊興衝衝地索物購物，一邊又鄙視“有物”這種理念。其他人有的是興高采烈地索物購物，有的則是真心鄙視“有物”。當社會實際與意識理念發生分裂時，會出現一個問題。歐陽脩處在這種分裂的邊界，他坦言他享受自己擁有的東西，這些東西能讓他快樂。雖然算不上巨富，但他有的已經不少。他不想再多要，也不想失去已有的。過不了幾年他就要辭世了。他離那個新的價值世界已經足夠近，近到他會因為自己如此樂在其中地“有物”而感到不安。可不管他有多麼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有物”之“有”看上去就是庸俗意義上的“所有權”之“有之”，但他在“物”裡得到的那種樂是近乎純粹而無害的。
書名：悉為我有：11世紀中國的快樂、擁有、命名
作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譯者：杜斐然
出版社：北京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25/9
本書的三個關鍵詞快樂、擁有、命名，皆圍繞“物”之地位與所有權的崛起展開，背後則是商業與士人文化的糾纏。宇文所安在古文中探索這些關係的顯與隱，也睹見了寫作者所處的社會情境。歐陽修“六一居士”的雅號、蘇東坡的石頭、司馬光“獨樂的”私人花園，以及黃庭堅、蘇舜欽等一代文人的學識“資本”，都在多種力量並存的北宋文化陣地上遊蕩；文本的調和與自辯，也引導著我們認識文學的虛與實。
【Excerpt】
〈其名何所寓：六一居士傳〉
給自己命名是很有意思的一種行為。在北宋，士大夫取“號”成了普遍現象。人逃脫不了父母給的“名”——那種鄙賤但寓意逢凶化吉的乳名，也逃脫不了他們取的比較規正的“字”。對少數的成功人士而言，他們能得到一個謚號，擬溢號倒是會經過仔細商酌，但他們本人肯定是無分參決的。號，或是說假名，給了人推介自己更個人性也更私密的一面的機會，給了人自陳的機會。
歐陽脩自號“醉翁”時才三十多歲。“醉翁”不太符合一個尚沈淪於下僚、流徙於貶所的年輕文官的形象，但作為“號”是完全沒問題的。等他到了六十多歲、真成了“翁”且仍然好酒的時候，他覺得三十多歲時自號“醉翁”是有些不妥。但他也沒有保留“翁”的號，而是在更晚年的時候又改了一個奇特得多的號：“六一居士”。
這麼一個號在隱匿自我和推銷自我之間達成了一種詼詭的平衡。很難說到底是為釋六一居士之名而作了《六一居士傳》（1070），還是為了作這篇《傳》才取了這個名。這不是一篇記述人物籍貫、家世和生平的標準意義上的“傳”。它是傳主以此名號來定義自我的傳。取了號，便會引來一問：“您這是什麼意思？”為免無人詢問，歐陽脩還引入了一個“客”，在傳記裡自己設下了這個應有之問。
雖然這是篇非典型的“傳”，卻並非沒有先例。大概七百多年前，也曾有過一篇半真半假、亦莊亦諧的“傳”，傳主以五物而得其“號”，再加上傳主本人就是“六”。這就是陶淵明（365？—427）的《五柳先生傳》。按歐陽脩的邏輯，如果陶淵明也像他那樣寫“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那他也可以是“六一先生”。
歐陽脩的讀者不會對“六一居士”的名號感到驚訝，那是因為傳的文學體裁至此已經有了充分的文學演進；而在陶淵明那裡，叫“五柳先生”是更合適的，因為他沒有那樣一位選擇或轉而自稱“居士”的政治人物的歷史、事跡和建議可供參詢，從而為自己以“居士”自號尋求合理依據。五柳先生有一系列可見的特徵，但也僅此而已，他唯一穩固的標識是宅邊的五棵柳樹。有這個名號只是偶然之機，其偶然性跟世上所有名字的得然性比起來沒有任何特出之處。誰的家宅旁邊都可能有五棵柳樹。我們得先想一想“五柳先生”才能理解“六一居士”。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
英譯：
We dont know what age the master lived in, and we arent certain of his real name. Beside his cottage were five willow trees, so his name (hao) was taken from them. He lived in perfect peace, a man of few words, with no desire for glory or gain. He liked to read but didnt try too hard to understand. Yet whenever there was something that caught his fancy, he would be so cheerful he would forget to eat. He had an ale-loving nature, but his household was so poor he couldnt always get hold of ale. His friends, knowing how he was, would invite him to drink. And whenever he drank, he finished what he had right away, hoping to get very drunk. When drunk, he would withdraw, not really caring whether he went or stayed. His dwelling was a shamble, providing no protection against wind or sun. His coarse clothes were full of holes and patches; his plate and pitcher were always empty; he was at peace. He often composed literary works for his own amusement, and these gave a good indication of his aims. He forgot all about gain or loss and in this way lived out his life.
每當某一作者喚起某個前代的名篇以自比時，他想讓人注意到的便不只是相似性，還有差異性。五柳先生和六一居士都愛書：一位是“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另一位是“吾家藏書一萬卷”。五柳先生和六一居士都愛酒：一位是“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另一位是“常置酒一壺”。
很顯然，五柳先生和六一居士與其所愛之物之間的關係有著深刻的不同。五柳先生的樂是沒有延宕的，就是說，傳記呈現出的是他正在享受他正在擁有的東西。六一居士對物的擁有則在於預期，對使用和享受這些物的預期。他或許是愛讀書的。但他樂於知道自己擁有多少卷書。他或許是愛伙酒的，但他樂於知道自己手邊常常有酒。他的樂在於期冀之中，由擁有所保障，而且已經從消費經驗之樂轉變成了消費與享受之資力之樂。此外，六一居士所享受到的豐贍也與五柳先生之貧乏形成了對比。他常有酒壺在側，而且酒壺永遠是斟滿的。
兩篇傳之間另一個深刻的不同點在於：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的作者，在眾人中造出了一個匿名的敘述者來講述五柳先生的故事，而五柳先生的真名和生平都不得而知。這位敘述者首先告訴我們的，不單是五柳先生的姓名不詳，而且連他是什麼時代的人都不清楚。他似乎不是敘述者的同時代人，因為在文末敘述者說他“以此自終”。認識五柳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沒有別的名字。六一居士則不然。他並不試圖隱藏他有另一個名字的事實，他姓歐陽名脩，是當時政界和思想界最顯赫的人物之一。正如“客”將要提醒他的那樣，“名不得逃”，與其名相系的個人歷史亦不得逃。
……
“正名”是個問題。在稍早的一首詩《題滁州醉翁亭》中，歐陽脩跟我們講了一番有關“醉翁”之名的實話，即，這個名號何以與實情不甚相符：“四十未為老。”同樣，在作於同一時期的《醉翁亭記》中，歐陽脩說他之所以以“翁”自號，僅僅是因為他是座中年齒最高者；同時他還否認了這個自選名中“醉”字的暗示意，說他不過是將一些其他更嚴肅的關懷“寓”於飲酒之中罷了。在《六一居士傳》這裡，歐陽脩帶著一種嘲諷的幽默提到了他早年自號的不準確：現如今他是真的既老且衰了，卻要丟掉“翁”這個號了。從這番開場白來看，這篇傳想要做到的是將其名與其人以某種方式統合起來。但我們知道，名是會有問題的。
客有問目：“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
英譯：
It happened that someone asked him: "What do you mean by Six Ones?" The Retired Layman said: "My home library is one of myriad scrolls and I have gathered one thousand scrolls of records of texts surviving on metal and stone since the Three Dynasties; I have one zither and one chess set; and one jug of ale is always set out before me." The person then said: "This is just five ones; what about that?" The Retired Layman then said: "By adding this one old man, me, aging among these five things, how can this not make six ones?"
對談者或“客”的存在是中國散文的一個重要寫作手法，涉及中國傳統中知識的假設和推定。在一篇“論”中，作者可能會直接闡述非個人性的知識；但還有另外一種知識，尤其是那種與自己有關的知識，是只有在受到來自他者的挑戰而被引發出來之後，才能得到認可的。歐陽脩知道這是個怪名，他需要別人給他一個解釋的機會。一定會有人來問他“六一”這個奇特的名號的意思——此名是公之於眾的，其含義卻是基於僅限私人所瞭解的知識，得有些註解才行。給自己起這麼個謎題般的名字，就是要引人質詢，以便做出解釋；通過作者的自命名以及他先給出那番不圓全的解答（六樣事物中他只揭曉了書、金石遺文、琴、棋、酒這五樣），我們便可看出他的開篇之問是怎樣有心設置的了。
歐陽脩對自號的解釋本應告訴我們其人“是”何人；但他只告訴了我們其人“有”何物，而且只說出了“五一”。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會引著“客”去問剩下的那個“一”是什麼：原來就是要老於五物之間的歐陽脩本人。正是在這個“五物加一人”的表述中，我們看到了存在於這位宋代作者身份背後的“五柳先生”。而我們又可以發現五柳先生和六一居士之間另一項深刻的不同。陶淵明的五棵柳樹只是在那裡而已，而且屬於同一類東西。柳樹的存在是個巧合，一個方便別人“定位”陶淵明的巧合，否則他就只是個無名無姓、自由自在的怪誕之人。而反觀歐陽脩，他有長期積聚起來的風雅私藏，自號也由此而來。五柳先生之柳是實實在在有根的；這些柳樹用它們穩定的“根據地”定義了傳主其人。六一居士之物則是傳主的隨行，跟著他遷轉各地，是個隨身攜帶的身份。在它們所定義出的這個空間中，主人說要以一己之身泯於眾物之中只是做做樣子罷了，連他自己都在提醒我們“吾”與“物”之間的根本差別。
……
《六一居士傳》表面上看是一篇用以釋名的“傳”，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即是先例，但在“傳”的背後，文中還涉及另一個更為古老的文類：設論。設論中會有一個虛構的與談人，即“客”，以批評作者行為的姿態出現，以便作者能借此為自己的人生選擇辯護——也就是更古老意義上的 “apology”（論辯文）。修辭學上的名詞叫procatalepsis（預辯法）。《六一居士傳》大部分篇幅都在做這種“設論”，回應著那位從某群像中跳將出來的“客”，這個群像存在於想象當中，隨時隨地都在視察和評判。
但歐陽脩此番“設論”中有一個晦昧的反轉。“設論”原本要在作者／傳主的自證清白中結語的，但《六一居士傳》總給人一種揮之不去的感覺：歐陽脩似乎並沒守住他的立場。他是從“樂”開始講的，但當他被逼到某個境地時，他筆下的“樂”就變成了一個極度封閉的空間，變成了在諸物中的沈醉入迷。當“客”繼續施壓，說繫於已物所受的羈絆並不比累於公務要少，歐陽脩只能回應說，他喜歡他的這幾樣東西，它們也並無大患。最後，歐陽脩換了個話題，他不再為“樂”，而是為“宜”尋找合理化的依據；還說他並不需要這五樣東西，哪怕他是由於“五物”在側才得了這個“六一”之名。
他輸了，也勉強地認了輸。他的五物當中有四樣都可以作為私密的享受，或者叫“獨樂”，帶給他那種他似乎一直念茲在茲的絕佳的隔絕空間。但諸物中有一樣是通向外部世界的：有棋一局。這是五物中唯一不能獨自享受的東西，下棋就需要一個“客”，一個對手。歐陽脩在內我的世界中想象著社會和同僚對他的檢視。他所憧憬的那個可以讓他忽略掉一切外部世界的、徹底的隔絕空間，終是落空了。
對於一個已經為王朝服務了終身、過不了幾年就會離世的老人來說，在“文物”和酒中消磨享受一下本無可厚非。但1070年的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每說一句話都要面臨新的和更嚴苛的道德標準的評判。歐陽脩在《六一居士傳》中表達的那些理念可能招來同時代思想家的指摘，他們會批評他對外物的迷戀，說他“非有道者”。以如此架勢來評判一個人的道德本性和操守，而他只不過是興之所至地歡慶一下退休，在心愛的物事中消遣一下，這顯得很怪，有失允當。歐陽脩是實踐儒家經學新傳統的先行者，是傑出的史學家，是平易流暢風“古文”的創造者，也是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但這一切都會因為他戲取了一個名號而被矮化。
蘇東坡自己也曾經批判過對物的迷戀，但在《書六一居士傳後》中，他為老座師做了一番辯護：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目：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日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蘇東坡是一個總有妙論的天才。“釋物而後安”與“挾物而後安”一樣都是對物的依賴；在這兩種情況下，無論是“有”物還是“無”物，人的“樂”的決定性因素都在於物。蘇東坡總是比那些持幼稚且道德化的儒家理念的人要高明，那些人認為只有“有”才內含危機。蘇東坡明白，正兒八經地宣佈對物的放棄，實際上是在強化外物宰人的這種理念。“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在此前提下，蘇東坡巧妙地給出了歐陽脩唯一完美的解決方案：“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即，在“有物”與“物有之”的不確定中，“有”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即便他有能力對抗幼稚的道德宣教，蘇東坡也已然置身於一個將“有道”與否作為評判標準的時代了。
但是，蘇東坡身上是有一個難解之題的。在經歷過奔徙轉任於各地、以死罪遭鞠訊繼而被流放至荒僻貶所之後，他將會在一首詞中寫下“長恨此身非我有”的句子。“非我有”是上文所引《書六一居士傳後》中“吾有”的一個變相表達。它是對歐陽脩那句“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的老生常談、令人驚異的直白的重述。
被遣往首都參加進士考試的年輕學子們是地方獻給中央的一種貢品。他們是地方上的“土產”，或棄或用，都依皇帝的喜好。談論“此身”為君主所有是他們的一個老生常談，在蘇東坡這裡尤其如此，至少他主觀上的確是這樣認為的。
歐陽脩已經站在一個新世界的臨界上。新生的道學所構想的理念化的世界與更廣大範圍內北宋社會的價值體系間的割裂還不像後來那麼徹底。一方面，許多“士大夫”都在蒐集和購入價值不菲的物品（他們深知貴重的文物已經開始具有相當高的商業價值）；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著一套鄙視“有物”的話語體系，在這套話語體系中，唯一合理的“有”是“有道”。很多人是徹頭徹尾的虛偽，一邊興衝衝地索物購物，一邊又鄙視“有物”這種理念。其他人有的是興高采烈地索物購物，有的則是真心鄙視“有物”。當社會實際與意識理念發生分裂時，會出現一個問題。歐陽脩處在這種分裂的邊界，他坦言他享受自己擁有的東西，這些東西能讓他快樂。雖然算不上巨富，但他有的已經不少。他不想再多要，也不想失去已有的。過不了幾年他就要辭世了。他離那個新的價值世界已經足夠近，近到他會因為自己如此樂在其中地“有物”而感到不安。可不管他有多麼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有物”之“有”看上去就是庸俗意義上的“所有權”之“有之”，但他在“物”裡得到的那種樂是近乎純粹而無害的。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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