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看Richard Henry Tawney的《中國的土地和勞動》，跟許多著作一樣的問題是，同為分析中國整體，卻屢屢將「屬地」與「本土」隔開。會如此便宜行事的基礎在於，沒有邊疆地區的統計數字。換言之，邊疆地區的盟旗制度、土司制度，讓其行政與治理不與「本部行省」同步，故所可以輕易地從中國整體中割捨開來。但是，這樣的割捨，對於真正試圖分析中國整體的工程而言，是極大的誤區。

誠然，沒有邊疆不足以成中國，但是「中國」卻並非能夠單純以邊界來界定的「國家」，它其實更多的成分是一個文化有機體，這樣的認知近年已經隨著葛兆光、許倬雲、王柯等學者的闡揚而漸為世人所熟悉。但正如Tawney所說，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它「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因此革命的目的不在於革命，而是建立政權。建立政權的這觀點跟黃仁宇很類似，黃氏認為抗戰時期是在一個極其落後的國度裡，由具有先進外殼的政權組織與軍隊領導的建國運動。那股畫面想必很不協調，但是由親真經歷者寫出來文字卻是躍然紙上。

我認為中國這個文化有機體在面對現代國家建設的壓力（刺激）時，展現出來的回應首先是對於國土邊界的要求與維繫，亦即政權明明無法達到「全國領土」，甚至僅侷限於數省之地，卻死命的要將本部與蒙藏回疆綁在一塊，使其看上去粗具完整輪廓的堅持。這樣的堅持表現在民國初年，為兩次形式上的統一。第一次為民國元年南北議和，同意蒙古王公統治管轄權照舊；第二次是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實質上給予地方軍閥繼續統治權。這兩次形式上的統一，也成為民國時期形塑現代國家的根本取徑。

續言之，這種回應現代國家的衝擊方式，顯為重形式甚於實質。因此等到進入了國共內戰、兩岸分治，中共佔據整個大陸時，後者就必須重新回應這個衝擊。中共用的整合方法，乃是強力壓抑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以及新疆三區革命、武力鎮壓西藏，較之於土改，暴力程度分毫不遜色。在兩岸關係方面，則透過一個中國的堅持，剝奪台灣人在中共之外的中國選項，也引起反彈。總而言之，這種整合方式實在太過霸道與激烈，硬生生將傳統文明有機體在數十年內轉換成現代國家，副作用屢屢併發。

這種副作用，表現在中共與邊疆的關係，就是疆獨、藏獨、泛蒙古主義；表現在兩岸關係，即為台獨。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圖像，由漢人主導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寄生、吸附並內化為中國大陸本部地區漢人的生命共同體，針對邊疆地區實行不同的策略：壓抑（西藏）、反恐（新疆）、殖民（蒙古）、封鎖（臺灣），並以一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概念冷冷的套在這些區域上面，就像是一個漂浮在中國大地的幽靈般，借想像的民族之名綁架了漢人主體民族，剝奪少數民族的自治地位，並且同時為了強調共黨的正統，也綁架了「中國」。最後，整體看來，由文明有機體轉換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唯一獲利的是共黨政權得以存續。

未來國人可以努力的方向為，重新檢視中國、以及重新思考現代國家的形式。能否以更為平等的制度安排，促進中國真正的轉型，並且達到眾人受益的結果，會是決定百餘年來前功是否盡棄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