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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最後的皇族》
2017/07/26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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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介紹:羅友枝,2017,《最後的皇族》,八旗文化出版。上圖取自八旗文化 http://gusapublishing.blogspot.tw/2017/01/blog-post.html

      號稱「新清史四書」之一,這本書談的是清代宮廷的結構跟禮儀,想要回應的議題卻是現代中國「民族國家」樣貌是否成形於清代。作者認為就算有,也只是各種政策造成的意外結果,因為清代統治者並沒有打造「民族國家」的意圖,而是著重自身作為與不同地區民族連結的多重身分,並且強調各種身分在清帝身上的共通性,清代的成功也許在於為現代中國的領土奠定基礎,但絕不是因為統治者想要成為「民族國家」(頁325)。

      對於像我這種不懂清語、不是研究清史、又對其感興趣的朋友們,推薦看第二、三、六章,我覺得行文蠻流暢、好讀易懂,且可代表全書精華。

      有趣的是,本書主題是清宮廷,但主軸似乎擺在清帝權力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對比以往某些傳統史學家認為清代乃「專制之極限」,羅友枝會覺得這只是將各種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方法,混搭參用、實施在極具政治意味的皇室禮儀與規則上,以增加清帝作為諾大帝國唯一合法且正當統治者的地位。換句話說,清室的「漢化」,只是維護皇權的手段;贊助伊斯蘭教與藏傳佛教,也非純然出自誠心信仰;各種政策的運用,主要希望防止相互制衡的某一方構成對皇權的威脅。

      我覺得全書寫得最好的地方有兩處,第一處是在第六章皇帝登基的部分,提到皇帝端坐寶座接受朝拜時,可思考「重視皇權登基儀式的這個方面是否意味著官僚集團一個未說出口的願望:皇帝在位,但不當政。」(頁231)這個說法好像與錢穆將相權與皇權分開討論有那麼一點異曲同工之妙,且又融合儒道思想往前做了推論,值得省思。第二處是第七章「喇嘛—保護者」關係的變化,作者用拉薩的唐卡與壁畫說明永樂、順治、乾隆、慈禧與光緒時期,北京最高政治權力與藏傳佛教領袖的關係(頁289),我覺得很有趣,但文章並沒有很清楚交代最後(清末)變化成什麼樣子,因為就我所知,似乎十三世達賴進京時曾與宮廷、理藩院有禮儀、位階上的糾紛,最後乃採折衷,與光緒皇帝平起平坐,但皆臣服於慈禧座下;不久後,民國初年十三世達賴對於承認北洋政府的猶疑,也顯示出政教關係並沒有沉澱。

      全書的論述雖然流暢且豐富,但錯誤之處也實在頗多,同為清史學家的譯者用了很多「譯註」來糾正年代與人物對象的謬誤,這多少減低了作者論述的可信度,若不是作者在正文之後詳附多達145頁的參考文獻及檔案,說服力恐怕更低。而對於書中強調以清史對話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起源,我覺得似乎可以把論述時間再縮小一點,比方說可以關注晚清宮廷的諸多政策,到底有沒有「民族國家」的走向。因為目前焦點聚集在清初跟盛清時期宮廷的多元塑造、而作者同時也強調清代本身歷經大幅改變,但卻未論述共和之前、清代最後時期的變與常,這與Rawski想要回應中國民族國家(或者說理解現代中國)的出發點,其實不是那麼契合。

      外在方法上,作者似乎過於偏重「非漢王朝」的特性,而忽略清代繼承漢族王朝的許多延續政策。像是朝服的章節,作者簡短提到清代沿用明代的補子,並說明「龍」是很多非漢王朝也崇拜的圖騰,清統治者著重的是五爪龍朝服被賜予蒙古王公及三大活佛的禮物性意涵,但卻未提到清帝龍袍繡有繼承兩千多年歷史的「十二章紋」,那象徵明顯的「漢化」特質,這甚至是比「龍」還要關鍵的圖騰,因此,到底要如何取捨各種認同的孰輕孰重,正是新清史論爭的核心。

      將視角著重在非漢特質,可能會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容易忽視眾多漢族王朝內部的歧異性,譬如明的制度相當多繼承自元,與漢、唐等漢人王朝的差異,搞不好要比明、清兩代的差異還大。第二是將每個王朝切割、視為一個獨立帝國來檢視的方法,好像容易太過著重在該朝代的特殊性,而較不易關注前朝對它的制約,以及它對後面一個朝代的影響,民國史很少正視清帝國的影響,也是這種遺憾之一。

      最後,我覺得要很感謝新清史學界的努力,讓我們得以擺脫教條式的「五族共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之類的神話;也避免侷限在傳統史學界對於清代專制的批評,重新認識這個我們所處時代的前身,也藉此反省當代的諸多問題。

      現代我們對於「中國」之廣袤、之異質性所感到的困惑,其實絕大部分應該可在清代尋得蛛絲馬跡,比方說為什麼無神論的共黨要堅持喇嘛轉世制度、強調十四世達賴是否轉世乃操之在北京;為什麼民國政府要設立蒙藏院(後改為蒙藏委員會);為什麼內蒙古現在會有三盟、五十二旗的行政建置;為什麼新疆會有蒙古人;為什麼中共到現在都為處理與鄰國的領土爭議而困擾不已;以及香港澳門臺灣的殖民史、認同分歧等等,很多當代與「中國」有關的核心議題,皆奠基於清朝,若按傳統教科書那種省道府州縣、中央六部兩院的思維來認識清代,肯定有所不足,這是新清史學派最大的貢獻,他們挖掘了滿、蒙、藏、回文材料,拼湊出以往較少人關注的、牽涉當代中國核心問題的面向,增進大眾對當代的認識。

      從這個角度來看,新清史並不是掀「中華民族」的瘡疤,反而是還其本來之面貌。其實有許多東西是在國共兩黨「革命」、「建國」的偉大理想之下被改寫、被淹沒於荒草中(雖然中國歷代統治者似乎對於改寫歷史、建構論述都有一股莫名的偏好),而大部分民眾受到特定史觀所教育的國家觀、世界觀,難道不是創造繼續壓抑結構的幫兇?或許總有一天,矛盾還是免不了要面對,到時候要承受的,其實是普羅大眾,而非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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