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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亞投行看兩個中國競逐的新境界
2015/04/01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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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對國台辦,有無降格之嫌?

 

近日在台灣突然火熱的亞投行議題,惹了不少爭議,主要是因為當看事情的價值不同時,態度也會不同;其實我覺得用陸委會提交意願書,應該是非常正確。陸委會是中華民國政府處理其大陸地區事務的部會,從前是指導性部會,實際接觸由海基會負責,不過近期陸委會已有轉變為業務性部會的跡象,而亞投行總部設在大陸地區的北京,既然如此,由其提交意願書自然十分合理,既表明了中華民國憲法的主權界線(同時提醒國內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也表明了參與的誠意。

 

另外,提交給中共的國台辦,則是非常現實的考量,外國加入亞投行不外乎向中共財政部或亞投行秘書處申請,但在中國目前依然分裂的現實之下,一個政府要加入另一個政府主導的機制,勢必要有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妥協,並且這個妥協其實沒有降低我方政府的國格,至少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方向上面,這是平等的官方對官方(陸委會本來就是對國台辦),至於在台灣的人民怎麼解釋,端看其認不認同中華民國架構下的政府運作邏輯。

 

當遊戲規則改變時,你要參與制定,還是成為被決定者?

 

亞洲金融風暴以來,隨著日本在東亞地區資金、技術能力的弱化,導致其引領的雁行架構日漸鬆動,與之而來的東協經濟機制的強化以及大陸經濟實力和其對東亞地區經濟的鑲嵌性上升,早已衝擊了原有的美、日主導的東亞經濟格局,尤其是日本,作為美國在東亞經濟上的「鳥居」(Torii)地位可以說是一去不復返。

 

再加上世界貿易組織杜哈回合談判以來的挫折,使得世界各地興起區域經濟整合的風潮,經濟上的區域主義可謂是近年來的主流方向,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東協加三、亞太經合會、南錐共同體、TPP、RCEP等等,再輔以宛如義大利麵條般的雙邊貿易協定盛行,整個全球經濟的區域化、雙邊化傾向極其明顯,東亞尤其是值得矚目的一塊,因為其經濟總量大、經濟結構多元、並且板塊重組的勢頭很明顯。

 

這樣的前提之下,台灣如果不積極融入區域經濟的主流方向,不用說南韓可能進一步壓制產品與其高度重疊的台灣的競爭力,就連台灣現在的經濟活力都可能難以尋覓下一波泉源。而放眼整個亞洲地區,經濟動能最巨大的就是大陸地區,近年來中共充分利用這個優勢,擴張在區域經濟當中的影響力,亞投行的倡議,其實也反映了東亞地區經濟結構重新調整的冰山一角,從前世銀、IMF、亞銀的影響力已經因為對新興出資國持股的諸多限制以及對受援國其他附加要求引起反彈而趨弱,新的經濟整合模式正在台灣的旁邊成形、並且遊戲規則也正要開始制定,所以即使我們再怎麼不喜歡中共政權,也不應該因此而將自己拒之於門外,當我們放棄自己發展的機會、離群索居時,轉過頭來就真的離被併吞越來越近了。

 

兩岸對中國正統競逐的新形勢

 

把視野拉小一點,放在兩岸問題上,兩岸分治其實是二戰後共產主義陣營跟資本主義陣營間對抗所延續最久的遺產(次久的應該是南北韓),壟罩於充滿國際氛圍的脈絡下,中國的分裂至今已延續了六十多年,在這個過程中,不管從族群構成、國家建制和國際關係來看,兩個「中國」的形成與並立已經是很明顯的現狀。從族群構成來看,兩個「中國」都是以漢人為絕大多數、多元民族並存的態樣;國家建制方面,則從憲法、軍隊到各種行政組織,兩者都具有相當完整的「中國」架構;至於國際關係方面,兩個「中國」的邦交國互不重疊,相加起來則約莫等於全球國家數量,也就是說合而觀之約略能覆蓋到全球。

 

作為在這個架構下的其中一員,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這樣子的現象?雖然兩個「中國」的存在,是一種政治理論分析上關於「國家」(State)現實的、獨立而外在觀察的結果,亦即從旁觀之,確實有兩個都自稱為中國的、規模完整的「國家」,但是身為其中一員,則又會受到各種感性上的因素影響,而對這兩個「國家」的聯繫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可能會覺得另一方是外國人,一方面可能會認為是同胞。我比較偏向後者,因為從甲午戰爭到國共內戰來看,中國的分裂是國際因素影響居多的,外在介入有很關鍵的作用,人民並非自我決定分裂,在兩岸內部的人民,大部分都不認為對方是常態化的「外國人」,同胞之情或多或少還在,隱約有一個更大架構的(superordinate)「中國」在主導。但是近年來,隨著「中國」話語權越來越被中共主控以及台灣島內支持台獨人士的增加(尤其年輕群體),而使得由於感受不到具有共享性的「中國認同」,部分台灣人對更上層的「中國」有疏離感、被壓迫感,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壟斷是具有排擠性的,會改變人們的情感。

 

話說回來,還是有很多地方看得出來兩個中國存在並競逐的事實,如果有人注意到的話,兩岸在競逐中國正統的方面近年來又有激烈化的趨勢了,我認為,現代中國的「正統」主要奠基於兩個方面的衡量,第一個是現代國家的構建(帝國到共和的現代化移轉);第二個是對日抗戰的付出(民族意識的形塑)。

 

第一個判准一向是各說各話,隨著內戰後的兩岸分治,中華民國政府認為自己完成了北伐統一大業、維繫了邊疆地區的不分離;而中共政府則認為自己帶領的共產革命才是真正完成掃除古代封建殘餘、構建現代國家的使命。不過近年來民國歷屆政府當年在大陸的貢獻逐漸成為史學的新興研究領域,而兩岸分治後各自在不同道路上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更隨著開放陸客來台而使更多大陸人民知道並且比較兩者的差別,總體來說,大陸人對國民政府(或某種程度的當代中華民國)看法已經不若從前那樣,絕對的差劣,現在的問題主要在於中華民國的民主制度與行政能力是否能夠說服當代大陸人民(公平與穩定性)。而第二個判准,其實可以看出是今年雙方爭奪的焦點,從數年前中共終於開始承認國民黨政府在抗戰時期的貢獻以來,一方面雖然越來越多國軍老兵願意與中共交流,但另一方面大陸人民受到的抗戰史觀(共軍主導)也隨之鬆動,而今年兩岸相繼高調宣布要舉行抗戰七十周年閱兵、馬英九總統親自參加空軍春祭(第一位參加空軍春祭的國家元首、紀念八一四空戰),在在都表明了這一次政府不會再默不吭聲,就這個方面來說,我們應該要支持。

 

今年亞投行的成立,其實標榜了隨著經濟區域主義盛行與中國大陸地區經濟崛起下,兩岸競逐新模式的開啟。未來的中華民國政府,將會面臨到要在中共日漸佔據主導地位的區域經濟組織當中,一方面爭取活動空間與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則需爭取中國正統的新境遇,這是很艱難的挑戰,但也可能蘊含新的發展機會,主要取決於是否對區域形勢有基礎的了解,以及願不願意認真思考國家的未來在這個結構中的定位,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凝聚發展共識。

 

兩岸的競爭是多面向的,從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歷史話語權上、文化上都在爭,而短暫的某個面向的妥協又很容易淪為批評者的話柄,但看待兩岸競逐應該具有全面性而非淪為偏頗的恥笑,百年來的現代中國兩條道路的鬥爭,現在到了比氣長的關鍵時刻,數十年內很可能會大局底定,現在的我們不應該自亂陣腳,要支持政府的正確決策(錯誤當然也要批評),唯有團結一致、樹立目標並且努力實踐,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安身立命的位置,不然先且不提國民的滿足感,光是小確幸可能都無法持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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