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玟妤
前副總統呂秀蓮在世界女記者及作家大會上向與會
筆者從六百多則與媒體有關的法院判決中，整理媒體從業人員工作上會面臨的主要議題，而從這些案例中，也發現與「小記者不可承受之重」有不謀而合的結論。
每個媒體的官司中，認為權利受到侵害的人，會對媒體提起訴訟。以典型的平面媒體訴訟為例，原告會依照公司規模及職務明細表，把能告的都告進去，從媒體本身、媒體的董事、代表人（法定代理人）、發行人、社長、總編輯、副總編輯、採訪主任、攝影主任、編輯、文字記者、攝影記者，編務等通通一個不漏地排上被告之列，可是最後要法律責任的是誰呢？
如果把大家的責任拿來比一比，董事、代表人、發行人，平日多半未介入編務流程，負責人通常也未介入編務或企劃的流程。各組主任（政治組、娛樂組、攝影組等）如果未親自參與被訴報導中的編務或攝影工作，也可以脫身。再扣除未參與決策，對報導內容無決定權的執行副總編輯、單純負責版面編排的美編，負責校正錯字的編務等，多數的案例中，這些人可以全身而退。
剩下的，是第一線作業的記者、編輯，兩個再互推責任。記者怪編輯下錯標題，編編怪記者未合理查證，最後往往是由總編輯陪著記者或編輯負起法律責任。
很少有像新新聞與副總統呂秀蓮間的官司那樣，第一審只有李明駿一個人要負責，到了第二審改判，所有參加編輯會議的人都要負責，由一個團隊共同負起責任。
所幸，大部分有罪(或侵權)的案例中，媒體要與行為人一起負連帶責任，減輕了基層人員的負擔。但是許多媒體會與受僱人作內部約定，因為工作上的疏失涉訟，受僱人要分擔一定比例的賠償責任。
(本文同時刊載於媒體觀察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