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粉袋內褲

　　電影「悲情城市」裡有一段對話，大意是：日本戰敗後，有人取下日本國旗做內褲，結果紅太陽正好落在褲襠上，猶如紅屁股一般。用日本國旗做內褲的時候，我尚未出生，所以無緣目睹；但印有中、美兩國國旗，又有雙手相握圖案，及標明「Weight 5 kg」字樣的麵粉袋內褲，卻是我親身經歷。

　　民國四、五十年間，台灣是一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一般家庭除了溫飽外，談不上豐衣足食，所以能省則省，能利用的東西都不會輕易丟棄。當時，美援物資深入民間，三不五時可以到教會或里辦公處（註一），領取麵粉、泡好的牛奶、牛油、聖誕卡片……等東西；有人便把麵粉袋拿來做內褲，即所謂的「麵粉袋內褲」，由於耐磨、好穿，深受人們喜愛，於是有廠商專門生產麵粉袋的布料，供作內褲出售，一樣受到消費者的青睞，雖然沒有國旗、圖案及字樣，我們仍然稱它為「麵粉袋內褲」。

　　台灣光復後，父親（當時稱呼「多桑」）便不再入坑挖礦，改行賣成衣，其中「麵粉袋內褲」便是我們家銷售的強項，每天大約可以賣出20件，每件約有2元的利潤，每天賺40元，就可以讓我們過著小康的生活（註二）。為求自製自銷，家裡購置2台縫紉機，母親把批來的麵粉袋布料，加以裁剪，由兄弟姊妹輪流縫製，當時我年僅10歲，即投入家庭生產線。記得母親規定，每天至少要做6件內褲，而且經過檢查通過後，才可以外出玩耍；否則成品有瑕疵，必須拆掉重做，由於重做所耗的時間數倍於新做一件，因此起步認真縫製，就不會影響遊戲的時間。

　　讀中學時，我的制服學號，都是自己一針一線綉上去，既美觀又耐用，沒有人相信那是我綉的。高中畢業後，參加在成功嶺的大專集訓；有一天，班長利用夜間兩個小時，要大家手縫2件名牌及臂章，我只花10分鐘便全部縫畢，有些同學還不知如何下手？於是，班長便要我協助他人，記得我幫了6位同學之後，還有人尚未完成。畢竟是男孩子，沒有學過家事課，或許也從未看過別人縫衣服，確實情有可原。我就看到一個同學，不會用中指打結，而是像童子軍結繩一般；縫完也不會用線繞針一圈作結，而是把線剪斷，兩線再綁在一起；如此一來，當然耗時。大家都以為我是學裁縫的，我只好回應：「學裁縫的，怎麼會上成功嶺。」

　　小時候，多桑希望我繼承衣鉢，從事成衣買賣；母親希望我小學畢業後，當個學徒，將來可以成為一位西服師傅。只因我在校成績優良，父母禁不起鄰居親戚（註三）的勸導，才咬緊牙關，繼續讓我升學，最後我的職業，與父母的期望相去甚遠。如今，我早已離開職場，過著退休的生活，回想小學畢業後，若繼續發揮裁縫的天賦，現在究竟是怎樣，是比較好？還是比較壞？誰也無法預料！

　　不過，小時所學的縫紉對日後工作，也不全然沒有幫助，至少凡事養成一種「頂真」的態度，總希望精益求精，好還要更好；否則，忽略「慎始」，只會給自己帶來無窮的困擾，終至得不償失！

註一：九份里辦公室位於豎崎路上，電影「無言的山丘」的「萬里紅酒家」就是用里辦公室的外表作為場景。

註二：我讀小學期間，算過著小康的生活，無奈多桑罹患礦工常有的「矽肺症」，在我小學6年級時病逝，從此家裡陷入困境。

註三：我嬸嬸擔任小學老師，經常勸父母要讓我繼續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