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後第一次看自己的臉時，母親在身旁，我不願意露出太失望的表情；只淡淡地說了一聲：「好醜。」我彷彿困在鋼纜斷落又斷電的升降機裡，自由落體般地往下墜。像顆彈珠，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封閉空間裡，任由失速的墜落拋彈；我無助地蜷曲著身體，等著最後一聲巨響──踫！
我將跟著升降機粉碎，一切灰飛煙滅。
還未等到終結一切的巨響，我的胃卻不能再承受下墜的壓力，痙攣翻覆，就要跳出喉頭了。
我把鏡子輕輕蓋上；病房裡一陣沉默，每個人都等著我的反應。我閉上眼，癱倒回床上，不想再看這個世界一眼。
我想死。
即使照鏡之前，我也大致猜到自己臉變形：左臉好像掛了塊鉛；笑時左半邊臉沒跟著動。因為左眼無法合攏，角膜容易乾裂，醫師矚咐我睡覺時得戴上眼罩保護角膜，護士每隔兩個小時來點眼藥膏。擦臉時，左右臉的感覺明顯不同：左臉彷彿貼了張蠟紙，烘烘熱熱，卻只有遲鈍的觸感；嘴唇腫大，說話大舌頭，口水流到頸子上才發現，吃東西漏得到處都是……。
多少自覺都無法減輕眼見為憑的震驚，我完全認不出鏡子裡的眼歪嘴斜是自己的臉。想牽動嘴角，鏡中的嘴角卻沒有動靜，我努力地吞下眼淚──老母在床邊，我不能讓眼淚掉下來。
年近半百，青春腳步早已遠離，對外在皮相沒那麼在乎；至少之前是這麼想的。手術後第一次攬鏡時，我不得不承認，以上只是我的自我要求；其實我還很在乎自己的容顏。攬鏡的一刻，不只重重地摔在自己變容的事實裡，自我要求的理性機翼也應聲斷裂──跑道未盡，著陸失敗。我是個無能的機長，無顏面對媒體，只想躲起來。
多年後，看到一則短片，一位美國女士接受換臉手術的真實故事。這故事讓我了解，臉孔不只是凡塵俗世美醜評判的焦點，也左右每個人的自我認同；我領悟到初次照鏡時的情緒衝擊，那不完全是我還在乎外在皮相，也因為我還不習慣變形的面容──我需要時間跟新的臉孔建立關係。
兩個月後，我又經歷了一次手術；算是整型手術。大多數的整型手術將病人的外表朝理想的目標改進；然而，這次的手術把我的臉改變得更難看，更嚴重影響我的自信。
手術的目的是幫助神經受損的左眼閉合；醫師放了塊小小的金塊在左眼皮裡，增加上眼皮的重量，輔助肌力不足的眼瞼閉合；還把我的左眼尾縫了幾公厘起來，拉近上下眼皮的距離。這麼一來，我的兩眼大小不一，左眼永遠像沒睡醒，半闔半張。
因為開顱手術，我左臉顏面神經受損，一張臉像支架倒了一邊的大樓；第二次手術後，我更認不得鏡子裡的自己了。直到今天，洗臉抬頭照鏡，常會被鏡中自己的影像嚇一跳──我又掉回到那台失速的升降機裡了。
手術後，我痛恨照相；也很害怕看從前自己的相片。相片中不知愁的身影再再提醒我變形的面容。原本就不是個外向的人，變容後更不喜歡外出結識新朋友。對方好奇又閃躲的眼光一斧一鑿地鬆動我的自信。
近來的科學研究指出，人腦對人的五官表情很敏感；眼裡的五官美醜，以及臉孔的表情往往直接牽動我們的情緒；這是直接的情緒反應，不需要經過大腦處理的。這個發現可以解釋，一般人初見傷殘的肢體或缺陷的臉孔，常會別過頭去，不忍直視。這些傷殘缺陷提醒我們人世中的無常和缺憾，觸及我們心底的負面情緒，我們自衛性地避而不視。反倒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我們學會同理心，學會關懷別人的感受，所以壓抑原始的負面情緒、修飾本能的反應。
那位經歷換臉手術的美國女性因為被前夫潑鹽酸毀容，五官嚴重變形，眼睛也瞎了。即使看不見，她也能感覺到，面對她嚴重變形的臉時，對方短暫的屏息、不知如何反應的窘迫。毀容之後，人們對她相對客氣而溫和；但是，她希望藉著換臉，去除別人不舒服的感覺，不要讓自己變形的臉成為她與人互動的障礙。
短片裡女士換臉前扭曲變形的臉，連我看了都不舒服，脖子後面的汗毛都站起來了。
手術後一兩年，小徑上慢跑時，遇到帶著幼兒散步的媽媽；見到我的臉，媽媽本能地把小孩拉近身旁，直到確定我無害才鬆手。可能意識到她們的恐懼只是基於我不尋常的五官，有些媽媽反而不好意思起來，霎那間眼神柔和下來。這些情緒反應往往發生在一兩秒鐘之間，稍縱即逝。起初，我不太能確定自己的觀察是否正確，或者是自卑作祟？近來，小徑上形單影隻的媽媽看到我，頂多投個警覺的眼色，沒把我當一回事。我猜是因為我的顏面神經恢復了一些，五官的歪斜沒那麼明顯了。此外，我也察覺到投注在我身上眼神的微妙轉變，黏膩的憐憫眼神逐漸稀釋成溫開水般的關懷；我終於從個病人回到作個平常親友。雖然因為我不尋常的臉，我得到一這些不平常的體會和觀察，我寧可作個平常人。
在台灣看到滿街整型的廣告，我只覺得辛酸。我的問題不是整型能解決的。
就算整型手術能回復我左眼的大小、能改善眼歪嘴斜的問題，麻痺的顏面神經也不見得能恢復功能。我的左眼還是無法閉緊；吃東西時再小心還是難免弄髒衣服；神經完全移除的左耳仍舊聽不到聲音；一耳失聰影響我的平衡，走路成一直線永遠是挑戰；這些後遺症能改善嗎？美醜只是我最表面的問題，更嚴重、更需要療癒的，是我的信心。
我想起九零年代初的加拿大總理Jean Chrétien，當時我在加拿大邊境的水牛城念書，時常在加拿大電視上看到他歪著嘴在國會大廳裡演講；這位總理的眼歪嘴斜是他小時候顏面神經炎的後遺症；我已經不記得他演講的內容，也對他的政績毫無印像；更未曾想料到，有一天我會記得Chrétien不尋常的臉。如果顏面神經癱瘓不足以影響他擔任總理要職，我也不能讓我受創的臉成為重建新生活的絆腳石。
想通了自信才是我的問題。我把自己梳洗整齊，打扮得體；如果不能作在世潘安，起碼在衣著上得獲取尊敬。我不能在意異樣的眼光，不管對方透露的是驚訝、同情、害怕……；我都得若無其事地把場面撐過去。
看我長大的長輩在場面話下紅了眼，我裝作沒看見；孩童盯著我歪斜的嘴角，我給他一個更歪斜的笑；當有人眼裡透露出害怕的神色時，我伸出手表示友善。
內在的心理會影響外在的形貌。我不再退縮，不知道是別人習以為常，還是我的臉上真的有光澤，好像別人沒那麼害怕了。當然，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的顏面神經還在緩慢地回復中。
醫師告訴我，神經有自我修補的能力，所以部分臉部肌肉的功能可能會恢復；但是神經再生的速度極為緩慢，醫師要我有長期抗戰的準備。他也提醒我，長達十七個鐘頭的手術，可能嚴重地損傷了顏面神經，要能全面恢復，可能有點強求。總之，沒人能保證我的神經將會恢復到什麼程度？
對自己的顏面沒有期望之類的話是說給旁人聽的；自己仍然希望，臉孔可以回復正常。至於什麼是正常，自己也沒個準；除了顏面神經麻痺，我也一天天老化。
等待顏面神經恢復的歲月中藏著青春離去的焦慮。第一次發現自己額前有白髮，眼瞼鬆弛，快蓋到眼尾，竟有種莫名的絕望。那些是遺傳自母親家族的面容特徵。從小別人都說我長得像父親多於像母親。我的認知裡，遺傳父親的特徵好像理所當然；承認自己也有母系的遺傳，對我而言卻是嶄新的領悟；我得花些時間接納鏡中越發有母親影子的臉。
反倒是動過手術的左眼，因為眼尾縫合，上眼皮下墜的程度沒有自然的右眼來得嚴重。
我嘆了口氣，照鏡子是件很挫折的事。
如果說自己對青春沒有絲毫的眷戀，是莫大的謊言，無比自戀的英雄神話。
我找了一張手術前的照片；未經鉅變的自己，笑得斑爛無慮；想要交代猶是青少年的兒女，這是我葬禮上的照片。那張照片至今還壓在抽屜裡，想交代的話也找不到機會說。這件事也許就算了，這種舉動可能會嚇到沒什麼生命經驗的兒女；另一方面，如果我幸運終老，葬禮上放張這麼年輕的相片可能不太恰當吧？
那麼，我為什麼這麼重視自己的容貌呢？還是我在乎別人對我容貌的反應？
開刀後聽到的都是些鼓勵的話，告訴我，我的康復多麼神速，我的情況其實沒那麼糟。直到有一次遇到一位許久未見面的朋友，她顯然沒聽說我開刀的事；拉起我的手，關切地問我發生了什麼事？因為沒心理準備，對她的關心，我一時哽咽起來了。
這件事，我思索了許久；終於能夠看清：我堅強的表面下，還是有些陰影、幾許自憐；所以在不設防的情況下，自憐的情緒失控湧現。
也沒有必要不好意思嘛！畢竟我是個凡人。
那位換臉的女士覺得她自己很幸運，看不到別人驚恐的表情，也見不著自己換了張陌生的臉，所以沒有自我認同的困擾。美醜不是她計較的；新的臉至少有完整的五官，不再讓人害怕，讓她更有自信，肯定會給她新的生活。事實上，她在換臉之前就展開了新生活：因為瞎了眼，她跟著一位視障的朋友學習彈奏樂器，靠著記憶可以彈出一首四分多鐘的歌曲；據她自己說，她在生命變調前，只想到生存，連首流行歌曲也不曾仔細聽完過；生命變調後，她才認真思考「生活」這件事。
一則很客觀的醫學新聞報導，我卻看得淚眼模糊。有個衝動，想寫封信給那換臉的女士；提起筆，情緒氾濫到沒有一處能著墨；那封信，終究沒寫成。
我到鏡子前看自己的臉，不知什麼時候，那台升降機停下來了。
對於整型，我的想法有些改變；如果整容可以幫助一個人的自信，無論微整型，或是動刀，又有何不可？我越發了解，為什麼有些明星不怕痛、花大把鈔票不斷地作整容手術：是為了留下青春，也是一種心理治療。
鏡中的大小眼，只是我的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
上個月，應任職攝影師的老同學邀約下拍了幾張全家福照片，算是給妻子一個交代。手術後，我一再推拖，不願意變容的臉上鏡頭；翻閱相簿，一對兒女從孩童成長到青少年，但是我像是從這幾年缺了席。看了看，心中有些酸楚。
同學說，我們的全家福照片只稍修一下就完美了！我還考慮著要不要讓他修照片；因為我不知道，人生裡有完美這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