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11月 13日

我在哈佛大學博士論文工作的第一個研究項目是試圖分析極權主義政權內的權力結構。我從當時的導師科爾奈和馬斯－科賴爾（Andreu Mas-Colell）那裡獲益良多。雖然由於我對當時使用的合作博弈論方法和模型的預測能力不滿意而最終放棄該項目，但那只是暫時推遲了對共產極權主義的研究。馬斯金講授的機制設計理論（包括信息和激勵機制問題）在我思考制度及其演變，尤其是極權制下的制度演變方面，產生了變革性的影響。後來，我將博士論文的重點轉向分析為什麼計劃經濟阻礙突破性創新，指導教授是馬斯金和科爾奈。這項工作雖未直接討論極權制度的政治權力，但從創新和長期增長的角度論證了共產極權制的部分重要性質。此後與馬斯金的合作以及與他無數的深入討論，使我有機會加深理解機制設計理論的精髓。科爾奈對共產極權主義制度本質的深刻理解，對我探索共產極權制度的歷程至關重要。1989年5至6月期間，我與他頻繁交流對天安門廣場正在發生的學生運動的看法。他將這場最後轉變為全國性的公民運動與三十多年前被鎮壓的匈牙利革命對比，糾正我那時對共產黨仍然天真的認識。

1990年代，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職期間，科爾奈邀請我到哈佛大學就中國改革問題發表演講。他在評論中對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深表懷疑，強調中國共產黨不可能讓出絕對權力，不可能從一黨制漸進改革成多黨制。2009年聯合國大學紀念柏林圍牆倒塌二十周年的國際會議上，我在演講中提出中國的制度特點是向地區分權的威權主義制度，並依此分析中國經濟改革的機制和存在的問題。科爾奈在回應中再次強調中共政權堅韌的極權主義本質及其對中國長期發展軌跡的潛在影響。後來，該論文發表在《經濟學文獻評論》上的版本反映出針對他的意見所做的修改，這些觀點也反映在本書相關章節。 我必須對我的長期合作者馬斯金、皮斯托爾（Katharina Pistor）、錢穎一和羅蘭（Gerard Roland）表示特別感謝。本書一些觀點某種程度上與我們在二十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十幾年合作所進行的討論有關，或受到其啟發。最長期的合作者是錢穎一。從博士論文到我早期的很多研究工作都是與他合作的。過去那些有關中國制度的討論對形成本書的想法有重要影響。另外，本書第二章和第三章一些觀點，來自與博爾頓（Patrick Bolton）和哈特的許多討論而產生的靈感。我衷心感謝他們在過去的合作和討論中給予我的啟發和持久的友誼。當然，本書所表達的見解僅代表我個人的觀點，任何潛在的錯誤或爭議均由我負責。

■導論概要（摘錄）

中國當代制度的基礎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極權主義制度。這個制度幾乎在所有基本方面都不同於任何非共產極權制國家的制度：不同於中國古代的制度，也不完全相同於蘇聯的制度。這個制度源於蘇俄，但其在中國的深厚根基則離不開中國古代制度的基礎。不看事實而機械套用學術上已知對制度的分析，不僅幫助甚微，甚至往往會誤導。從制度演變的角度對中國當代制度研究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歷史學的學術工作雖然不完全是空白，但整體上非常薄弱，存在許多空白和相當深的誤解。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試圖加強這個學術研究的薄弱環節，並填補空白和清除誤解；這是理解中國的過去和今天，預測將來可能的變化的基礎。對於關心中國改革的人士，這也是認清中國基本問題所在、中國改革的方向，及推動制度變革的基礎。 本書所謂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或極權制度，是社會被全面控制的最極端形式的現代專制制度。在這個制度裡，社會所有方面的權力，包括對所有資產的最終控制權，全面集中在一黨手裡。所謂現代，主要指的是進入二十世紀前不曾存在過的現代極權主義黨，也包括極權主義黨在控制和宣傳方面使用的現代化手段。弗里德里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和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1960年代提出的描述性定義至今仍然是對這個制度很好的概要。

極權制度由高度互補的六個基本成分組成：

一、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控制全民的黨；

二、黨對意識形態的壟斷和依賴；

三、黨對秘密警察的壟斷和依賴；

四、黨對傳媒的壟斷和依賴；

五、黨對武裝的壟斷和依賴；

六、黨對社會中所有組織（包括企業）的壟斷和依賴，並通過這個管道控制全社會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