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11月 13日

1.為何習近平要收緊私企政策，壯大國有經濟？

2.為何東歐各國的共產政權因經濟崩潰而紛紛垮台時，中國仍屹立不搖？

許成鋼透過「制度基因」的架構，解釋中西憲政發展與極權演變的前因與後果。本書探討中國制度和共產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和演變，並引入「制度基因」這個分析概念，以研究從蘇俄來的制度基因如何與中國帝制的制度基因融合，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且持久的極權主義政權。制度基因是不斷自我複製並影響制度演變的基本制度要素，是可以實證識別的。作者首先分析共產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在歐洲興起，並在俄國的制度基因基礎上產生出極權主義制度。然後分析中國帝制制度基因的起源和演變，著重這些制度基因如何與蘇俄共產國際引入到中國的共產極權主義制度基因相結合，使中共得以在中國建立極權制。

接著討論中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制度變化，分析在蘇俄極權制度基因和中國傳統制度基因的基礎上，如何產生出中國特色的區域管理式極權主義制度，以及這個制度如何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獲得經濟快速發展，不僅挽救中共，而且使中國成為極權主義超級大國。 中國共產極權制的大發展應當使人們回想起米塞斯近八十年前對遏制極權主義努力失敗的警告。要扭轉這一趨勢，深入理解極權主義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序言及謝辭（摘錄）

本書從制度基因的角度分析極權主義的起源和發展，並側重於分析中國制度。當代中國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最持久，而且對全球產生深遠影響的極權主義政權。要認識這個制度，離不開對中華帝國遺留的和蘇俄傳播來的權力－產權與意識形態的深刻影響的探尋。而共產極權制本身是集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意識形態於一體的制度，對其進行分析必須跨越多個學術領域，是極大的挑戰。我提出「制度基因」這個概念，希望藉此能幫助克服分析的困難。 本書以歷史敘述（historical narratives）的方式討論制度基因的產生和演變。本書提出的制度基因和激勵相容的制度演變的理論框架，深受政治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等多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我既非史學家，也非政治學家或法學家。我預計很多學者會在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法學方面對本書提出批評，甚至可能會有不少經濟學家在政治經濟學或制度經濟學方面，對本書的嘗試持保留態度。 即便如此，如果本書能引起人們對共產極權主義的廣泛關注，引起人們對制度基因作為方法論的辯論甚至進一步探索，我就已經感到非常欣慰。對於本書似乎不自量力而涉獵廣泛的冒險，我只能很謙卑地向讀者解釋，這是由本書所討論的問題的性質決定的。

研究和認識制度起源和演變這類問題，必須突破對歷史分期、地域和領域的學術常規分界。 本書彙集我幾十年來對共產極權主義本質的研究和思考。我對共產黨政權統治的性質及其發展的好奇始於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我的父母曾經是中共地下黨員，儘管他們在反右期間遭到殘酷整肅，但仍然教育我相信共產主義、相信共產黨的領導。因此直到文革初期，我都堅信共產主義。文革爆發時我初中二年級，那時觀察到的共產主義理想化的宣傳與殘酷現實之間的鮮明矛盾使我感到極度震驚和困惑。共產主義理論將共產主義社會描述為無階級的人間樂園；但現實中，共產黨政權內卻製造出制度化的特權社會群體。這是為什麼？共產黨稱中國在朝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但又一直在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這豈不是意味著永遠不可能過渡到無階級的共產主義？

在共產極權制下，嚴禁對共產主義制度的任何質疑或非官方研究。儘管當時對中國共產制度的質疑只局限於馬克思主義的視角，我仍然因此被關押一年多，隨後被強制勞動五年多，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才得以重啟對上述問題的探索。我個人的親身經歷和觀察是探討本書提出的問題的基礎和動力，但僅憑這些並不足以進行深入的科學分析。1980年代在哈佛大學接受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訓練及其後的學術生涯讓我受益匪淺。科爾奈（János Kornai）的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馬斯金（Eric Maskin）的機制設計理論、哈特（Oliver Hart）的產權理論，以及諾斯（Douglass North）的路徑依賴理論都對我的研究產生重大影響。這些影響，也貫穿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