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
Excerpt：艾文．佛里斯（Evan Friss）的《那些書店這些人》-1
2026/07/10 05:31
瀏覽23
迴響0
推薦0
引用0
Excerpt：艾文．佛里斯（Evan Friss）的《那些書店這些人》-1
書名：那些書店這些人：書店如何形塑文化與生活，獻給書店與書店員的情書
The Bookshop：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okstore
作者：艾文．佛里斯（Evan Friss）
譯者：艾平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25/11
從連鎖書店到主題書店；
從百貨公司的附屬書店到獨立書店，
從高雅的經銷商珍本交易到流動書車，
這本書講述了書店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與引人入勝的書店發展史
【Excerpt】
〈實驗創作的搖籃：高譚書城〉
法蘭西絲．史黛洛夫（Frances Steloff）坐在書店深處角落那張她專屬的書桌前。想找她的顧客——總是有顧客想找她——途中難免會被太多張堆了太多書的桌子絆住腳，要不就是勾到某隻以小說家命名的貓。就算他們好不容易躲過毛茸茸的桑頓（以作家懷爾德為名），閃過前方那張堆滿「小誌」的超大桌子，再穿過那座從書架上攀、下探、又向外蔓延的珍本與初版書迷宮，跨過實驗文學區地板上一座座堆得高高的書塔，行經牆上歪斜懸掛的喬伊斯、龐德、吳爾芙與歐尼爾的畫像、素描和照片，經過電影書籍，再經過劇作專區，以及那間史黛洛夫私心最愛的塞滿宗教與哲學書籍的房間，客人可能還是找不到她。這名女子個頭嬌小，雙眼湛藍堅毅，銀髮細軟如絲，正隱身在一片混亂的叢林之中：筆記、文件、信封、信件、通訊錄、迴紋針、收據、銀行帳單、型錄、橡皮筋、打樣，還有幾碗哈密瓜（她愛吃水果）。但假如他們真有本事找到她，反過來，她也必定會替他們找到那本最對味的書。
法蘭西絲．史黛洛夫就是高譚書城（Gotham Book Mart），高譚書城就是法蘭西絲．史黛洛夫。是她，和聚在這裡的作家及讀者一起，將高譚書城打造成一座文化殿堂。據一份觀點以嚴謹著稱的學術期刊編輯群所言：「若論全美誰最致力於推動現代文學的實驗風氣，沒有一家書店比得過高譚書城。」即使日後書店聲名大噪，高譚書城依然如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所言，是「最後幾間能與文學相遇，而非僅止於買賣的書店」。
這裡也是她的家，真真正正的家。史黛洛夫就住在書店三樓，經常睡在陽臺上，踩著輕快的腳步下樓，一頭亂髮隨意插著一支鉛筆，從來不見她費心打理。但這裡不只是個家，也不只是間書店。它是博物館，是藝廊，是心理諮商師的沙發，是邋遢英文教授的辦公室，是祖母的客廳，也是巴黎街角的咖啡館。種種模樣揉合為一。
艾達．法蘭西絲．史黛洛夫（Ida Frances Steloff），小名芬妮（Fanny），踏入賣書這行後多被喚作史黛洛夫小姐，生於一八八七年最後一天，出生在紐約州薩拉托加泉（Saratoga Springs），父母皆是來自俄國、說意第緒語的移民。她只受過短暫的正規教育，小小年紀便開始賣東西，在當地的飯店和賽馬場向有錢遊客兜售鮮花。她的父親賽門（Simon）是個不得志的小販兼牧牛人（有次還因為放任牛隻亂竄街頭而被告上法庭），也是個愛書人。不過，賽門只會念書給兒子聽。因為他認為女孩子不配讀書。
史黛洛夫三歲喪母，由脾氣暴躁的繼母撫養長大，最終在十二歲那年離家出走。一對來自波士頓的富裕夫妻有意履收養她，而她的父親和繼母似乎也毫不介意。，搬去麻州後，一家人第一次一起吃晚餐，她的新父母端上了血淋淋的烤牛肉，但史黛洛夫吃素。無聊、難受、厭倦做家事又不願意吃肉的少女史黛洛夫很快就再次逃家。這一次，她奔向紐約。
她在布魯克林的大型百貨公司洛瑟百貨（Loesers）找到一份縫製馬甲的工作。由於聖誕節前人手短缺，主管臨時將她調去禮品書區支援。節慶一過，她央求留下，獲調至雜誌區。她原本欣喜不已，卻很快發現這份工作薪水過低（每周僅七美元）。後來，一位逐漸嶄露頭角的書商席歐多．舒特（Theodore Schulte）向她招手，她便欣然接受。舒特日後成了書街上的風雲人物，而史黛洛夫則成了他的學徒，全心投入二手書市場。「從那時候開始我就知道，」她回憶道：「書將會成為我的志業。」
……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歲的史黛洛夫發現一間基本上位於一樓（「往下走三階，進門時小心頭」）的空店面正在招租。她不禁心生幻想。街上寒風刺骨，路上的車流還不像後來那麼多，她匆匆趕往亞斯特飯店 （Hotel Astor）找任職收銀員的姊姊，問她自己該不該開一間書店。姊姊說別傻了。她又去問了布倫塔諾的同事大衛．莫斯（David Moss）。他也不贊同。
結果發現，她根本不需要別人同意。就這樣，史黛洛夫憑著一百美元的積蓄，加上一張面額一百美元的愛國公債，和一小批絕版書，她便覺得萬事俱備了。一九二〇年元且，紐約度過了一個還算平靜的跨年夜，禁酒令即將正式上路，恰好也是史黛洛夫的生日之際，她在幾位朋友的幫忙下把書、傢具和打字機堆進馬車。馬兒載著她的所有家當，從位於十六街的家一路載到西四十五街。她的書店就在那裡等著她。
高譚文藝書城（Gotham Art and Book Mart）的店面很小，不過後來發現這其實是件好事，因為史黛洛夫的書只夠塞滿壁爐兩側書櫃的一半——而且還是在所有書都封面朝外正放的情況下。她在壁爐架上添了一些小擺飾，又在牆上掛了一些自己的畫。她想讓店裡有家的感覺，自己也在樓上租了間公寓住下來。這間書店離百老匯只有半個街口，最初登門的客人多是演員、舞臺設計師、化妝師和導演。其他書商勸她：「演員不讀書的。」幾個月後，她開始擔心他們說得對。還好，客人漸漸出現了，通常是在演出結束後的晚上，大多是來碰面聊天的。史黛洛夫索性把營業時間延長到午夜。她的書城儼然成了創意人士聊創作的場所。無獨有偶，她也討厭別人說高譚是間書「店」。
高譚書城即將邁入第三年之際，房東通知她必須搬遷。「我差一點就放棄了，」她說：「但我對書的熱愛讓我堅持下去。」那時是一九二三年，的確有樂觀的理由。經濟大好，貝比．魯斯領軍的紐約洋基隊剛拿下世界大賽冠軍，而她也在幾個街區外的西四十七街找到新的落腳處。更棒的是，樓上還有空房可租——正合她意。新地點的街道兩旁都是帶著前院的小房子，算不上是熱鬧的地方。
但，高譚正是從這個店址正式發跡。書店名稱拿掉了「文藝」二字，更名為「高譚書城」，門前掛著的招牌上頭寫著店訓：「智者在此垂釣。」店訓上方畫著三名站在船上的男子，正在收竿拉起他們的大魚。
……
「紐約真正的獵書季，是從史黛洛夫小姐開放花園的那一刻開始的，」克里斯多夫．墨里寫道。「就在那裡，忽然之間，就像一首詩或一篇隨筆向啊心靈敞開，高譚書城也在那座後院的靜謐中延展出好奇的迴廊。」墨里是高譚書城的常客，也幫史黛洛夫寫過書店型錄的文案，甚至為催款通知作詩：「愛書之人呀，若你無力一次清償／這筆逾期款帳／也請分批寄來些許銀兩／因為我迫切非常。」墨里熱愛這座花園，愛到讓成為紐約文壇的重要據點。在史黛洛夫的慫恿下，他帶著朋友、龍舌蘭酒與奶油乳酪果醬三明治，一起圍坐在陽傘下的鐵桌聚會。每年五月，配合墨里的生日，高譚書城都會舉辦一場年度盛會，慶祝花園季的開幕。活動年年都以「撐起陽傘」這項儀式揭開序幕。
……
當經濟大蕭條來臨，一九二〇年代的榮景（當時的書籍銷量每年成長一成）戛然而止，書商們不分男女皆面臨嚴峻考驗。高譚書城的主要收入來源——高價的藝術書籍和珍本初版書——首當其衝。
一九三五年時，史黛洛夫的銀行帳戶只剩三十六美元。常常好幾天一本書都沒賣出。作家本就不寬裕的日子，如今更是雪上加霜，有時甚至三餐不濟。見狀，史黛洛夫設立了「作家緊急救助金」，集資救濟有前途的年輕作家（「無任何附加條件」）。然而，這項補助計畫並未持續太久。因為事實證明，需要錢的作家遠多於有餘力捐錢的作家。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就是補助金的受惠者之一，他經常仰賴史黛洛夫的慷慨接濟。有次，他拜託她讓一位「迷人又高尚的希臘女士」來店裡取幾本書，並記在他那早已逾期的帳上。還有一次，他請史黛洛夫幫忙致電轉告一名女士，他在高譚書城為她留了雜誌，而且很想念她。不過，他再三強調：「千萬別讓任何人代為轉達！聽說她老公非常善妒。」當米勒請史黛洛夫替他張羅「幾個保溫瓶和一輛小推車」，並補充「再來把小斧頭或輕型斧也無妨」時，史黛洛夫乾脆在店裡張貼公告、擺出水桶呼籲募捐。感激不盡的米勒表示想讓她當自己女兒的教母，不過後來改口，稱這麼做只會徒增她的「煩惱」罷了。
……
高譚書城早在這之前就已習慣與麻煩為伍。一九二八年夏，紐約掃黃協會的約翰．桑納（John Sumner）突襲書店，查扣數百本書。他指控高譚書城違反風化法，特別點名當中六本問題書籍，包括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當時仍是史黛洛夫丈夫兼合夥人的莫斯無意辯解。他們繳納了二百五十美元的罰金。
一九三〇年莫斯離開後，桑納弄到一份高譚書城的書目型錄，再次控告史黛洛夫，這一次主要攻擊兩本書：《金瓶梅：西門慶與他六位妻子的冒險史》（Chin Ping Mei: 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Hsi Men and His Six Wives）和《土耳其香閨記》（From a Turkish Harim）。史黛洛夫拒絕認罪。最終，法官裁定這些書籍並無逾矩之處。之後，她立刻著手準備新的型錄，專門推廣桑納想查禁的作品。38次年的書單甚至特別增設了「性倒錯」作品專區。
但桑納並未善罷甘休。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一名男子在高書城買了安德烈．紀德（Andre Gide）的自傳《假如我死去……》（If it Die..）。兩天後，史黛洛夫被控違反紐約州刑法第一一四一條遭捕，該條禁止散布任何「猥褻、淫穢、好色、骯髒、不雅或下流的書籍」。該書的出版社蘭登書屋出面為史黛洛夫辯護，並派律師協助。儘管書中確實有描述紀德同性戀傾向的段落，法官也承認這些內容「確實粗俗下流」，仍然裁定「書本如友，須由讀者自行選擇」。也有由於此書並非「為色情而色情」，史黛洛夫最終獲判無罪。紀德日後則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
高譚書城的當家作者之一，是顛覆文類的日記作家、散文家兼小說家阿涅絲．寧（Anais Nin）。除了高譚，別的地方幾乎買不到她的作品。一九三九年，她四處推銷，希望有美國出版社能簽下她的作品《人工冬日》（Winter of Artifice），但沒人有興趣。於是，史黛洛夫借給她一百美元，寧就拿著這筆錢，用一臺腳踏式的古董印刷機印製了五百本。結果全數售罄。寧用這筆收入繼續購買紙張，印製她的下一本書《玻璃鐘下》 （Under a Glass Bell）。有一天，經常來店裡兌現支票的艾德蒙．威爾森（Edmund wilson）又來造訪，史黛洛夫遞給他一本，要他務必讀一讀。幾天後，威爾森的書評在《紐約客》刊出：「這本書由寧小姐親手印製，西四十七街五十一號的高譚書城經銷，值得讀者花工夫郵購。」
此外，高譚書城也出版、
經銷各式「小誌」。這些小誌以實驗小說和詩作為主，印刷粗糙、不定期出版、銷量很低，大部分都很難在市面上找到。到了一九四〇年，高譚販售的小誌種類已達一百二十五種。這些小誌存活的壽命大多不長，導致高譚書城書單中「已故小誌」那類的數量最為可觀。最終，高譚書城收藏的小誌累積有數萬期之多，可能遠遠超過任何圖書館。
其中一本是來自巴黎的《過渡》（transition），高譚書城是這本法蘭西絲．史黛洛夫在美國的獨家經銷商。這本雜話刊登過喬伊斯一篇當時名叫〈未完成》（Work in Progress）的作品片段，這些片段後來成為了《芬尼根守靈》 （Rinnegans Woke）。史黛洛夫很早就開始長期（非法）銷售《尤利西斯》。一九三九年，《芬尼根守靈》出版時，高譚書城為這本書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派對。更確切一點說，是一場守靈。邀請函上寫著：「誠摯邀請您前來哀悼。」現場備有食物、有酒、有愛爾蘭風笛。賓客列隊走向靈柩，而靈柩裡躺著的，是一本本的《芬尼根守靈》。
……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史黛洛夫的房東不讓她續租。她一度考慮收掉不做了，畢竟尋覓新地點對於五十七歲的她來說可吃不消，而且她不只得搬店，還得搬家。但克里斯多夫．墨里和出版商米契爾．肯納利（Mitchell Kennerley）不願接受這個結局。他們在附近找到一棟哥倫比亞大學名下的建築。雖然該棟樓未在出售，他們仍請求學校出手拯救這間規模雖小、意義深重的文化殿堂。為感念高讓書城對文化的貢獻，哥倫比亞大學不僅將這棟五層樓高、二十英尺寬的褐石建築賣給了史黛洛夫，還給了她一個天大的折扣，以校方於一九一三年買下這棟建築時的原價賣給她：六萬五千美元。
一九四六年，高譚書城遷至西四十七街四十一號。新地點是舊址的三倍大，一二樓面向街道的那一側幾乎整面都是玻璃。上面三層略微內縮，為史黛洛夫位於三樓的公寓露臺留出空間。無論她是待在書店後方那張堆滿東西的辦公桌前，還是窩在搖椅上讀書，又或是在露臺上睡覺，對史黛洛夫而言，這裡就是家。
確實，她生活起居的地方和書店之間幾無半點分隔。史黛洛夫有三張書桌，每張都被書壓得岌岌可危。一張在樓下店內，一張在她的客廳，最後一張則在臥房。她家的書堆得滿山滿谷，從扶手椅旁的小桌、橢圓形大桌，六座書櫃一路蔓延到地板上，多到她連瑜伽墊都快沒地方擺。樓下的新店面現在容納了更多的小誌、珍本與初版書、二手經典名著和質驗文學，以及電影、戲劇、宗教和哲學方面的書籍。史黛洛夫從小就「求書若渴」，如今她終於被書環抱。成千上萬本書。
……
新老闆是經常跟店裡郵購訂書的老顧客，人稱「安迪」的安德列亞斯．布（Andreas Brow）。他來自加州，三十四歲，是個一頭棕髮如安全帽般豐厚的愛書人。史黛洛夫希望高譚書城能活得比她久，她在安迪身上看見了接掌的潛力，儘管兩人性格南轅北轍。布朗雖未完成史丹佛法學院的學業，仍是受過良好教育之人，活躍於學術圈，亦是知名的鑑定師和有抱負的學者。他也比史黛洛夫更愛乾淨，乾淨很多。
雙方律師擬好文件，光是簽署這些交件就花了布朗和史黛洛夫大半天的時間。史黛洛夫哭了，但其實她並未完全退下。她仍是屋子的房東，只是將空間租予高譚書城，同時有權保留自己的公寓。她也以宛如榮譽職的身分繼續坐在那張凹室辦公桌前辦公，只不過是有拿薪水的那種。如今她可以繼續工作而不必再為盈虧憂心，也不必再和時常糾正她到處都堆積太多書本的消防隊員周旋。「我感覺店還是我的孩子，」她說：「但安迪是個優秀的繼父。」
……
一九七〇年代未，史黛洛夫準備出售大樓，但她想確保轉手後書店會繼續經營下去，也想確保沒人能動她的公寓。她原本打算將大模賣給布朗，再將所得（她估算約為一百萬美（元）捐給美國希伯來大學之友協會。後來，有人勸她乾脆將產權直接捐給希伯來大學，再由對方轉售給布期。事後證明這是個愚蠢的決定。大學接手後立刻反悔，表示要公開出售給出價最高者。史黛洛夫震怒之下提起訴訟，一告就是十年。
書店生意不墜。那時她已年過九十，仍每天到店裡上工。前來光顧的客人有山繆．貝克特（Samuel 從Beckert）、貝婁（Saul Bellow）、沙林傑（只要這位有名的隱士沒跑去布魯明戴爾百貨購物的話）、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伍迪艾倫和買桂琳．甘遷迪。
她滿百歲那年，書城舉辦了一場盛大的生日派對。畫廊展出一系列她與高譚之間的點點滴滴，兩者的歷史幾乎密不可分。紐約市長郭德華（Ed Koch）親臨現場致意，總統雷根則送上賀電，讚揚她對美國化的貢獻。書商往往給人只會埋首書堆的印象，能夠因為改變世界而獲肯定，實在不簡單。
……
二〇〇四年，布朗以七百二十萬美元售出大樓，是史黛洛夫當年購入價的一百一十倍。布朗再度搬遷高譚書城，這回落腳東四十六街，但這次的新店再也沒了往日的風采。事實上，自從史黛洛夫辭世以來，一切就再也回不去了。
結局終於在二〇〇六年來臨。由於布朗積欠房租，房東查封了整間店的藏書——那些花了八十七年一點一滴蒐集而來的寶貴資產。二〇〇七年春，這些資產悉數法拍出清。高譚的門從此關上，再也沒有打開。
場景回到一九五八年，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生日。那天，史黛洛夫出現在紐約上東區一戶氣派的公寓裡，四周（一如往常地）圍繞著丈壇巨壁。她身上那襲大膽的洋裝上面綴有中文字。有人問她那些字是什麼意思，她毫無頭緒，甚至不知道那是中文。一旁的某位語言學教授聽見，主動為她翻譯大意：「愈想得到，愈得不到。」
史黛洛夫當然從未奢望過有天會成為這種派對的座上賓，也絕對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竟會經營一間舉世景仰的書店，甚至改寫了美國文學的走向，也改變了無數顧客、讀者與作家的生命。她對後世的影響，最終遠遠超越了她本人的一生，也超越了書店的一生。喬伊斯如今是必讀書目；亨利．米勒的地位更接近天才作家，而非色情寫手（儘管有時被認為兩者兼具）；佩蒂．史密斯登上暢銷書榜；阿涅絲．寧的書如今也能在邦諾書店找到。也許這些文學軌跡原本就注定會發生，但也有一種可能，是法蘭西絲．史黛洛夫和她的高譚書城在背後推了一把。畢竟她確實有種本事，總能在恰好的時機，把恰好的書，遞給最需要的人。
書名：那些書店這些人：書店如何形塑文化與生活，獻給書店與書店員的情書
The Bookshop：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okstore
作者：艾文．佛里斯（Evan Friss）
譯者：艾平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25/11
從連鎖書店到主題書店；
從百貨公司的附屬書店到獨立書店，
從高雅的經銷商珍本交易到流動書車，
這本書講述了書店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與引人入勝的書店發展史
【Excerpt】
〈實驗創作的搖籃：高譚書城〉
法蘭西絲．史黛洛夫（Frances Steloff）坐在書店深處角落那張她專屬的書桌前。想找她的顧客——總是有顧客想找她——途中難免會被太多張堆了太多書的桌子絆住腳，要不就是勾到某隻以小說家命名的貓。就算他們好不容易躲過毛茸茸的桑頓（以作家懷爾德為名），閃過前方那張堆滿「小誌」的超大桌子，再穿過那座從書架上攀、下探、又向外蔓延的珍本與初版書迷宮，跨過實驗文學區地板上一座座堆得高高的書塔，行經牆上歪斜懸掛的喬伊斯、龐德、吳爾芙與歐尼爾的畫像、素描和照片，經過電影書籍，再經過劇作專區，以及那間史黛洛夫私心最愛的塞滿宗教與哲學書籍的房間，客人可能還是找不到她。這名女子個頭嬌小，雙眼湛藍堅毅，銀髮細軟如絲，正隱身在一片混亂的叢林之中：筆記、文件、信封、信件、通訊錄、迴紋針、收據、銀行帳單、型錄、橡皮筋、打樣，還有幾碗哈密瓜（她愛吃水果）。但假如他們真有本事找到她，反過來，她也必定會替他們找到那本最對味的書。
法蘭西絲．史黛洛夫就是高譚書城（Gotham Book Mart），高譚書城就是法蘭西絲．史黛洛夫。是她，和聚在這裡的作家及讀者一起，將高譚書城打造成一座文化殿堂。據一份觀點以嚴謹著稱的學術期刊編輯群所言：「若論全美誰最致力於推動現代文學的實驗風氣，沒有一家書店比得過高譚書城。」即使日後書店聲名大噪，高譚書城依然如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所言，是「最後幾間能與文學相遇，而非僅止於買賣的書店」。
這裡也是她的家，真真正正的家。史黛洛夫就住在書店三樓，經常睡在陽臺上，踩著輕快的腳步下樓，一頭亂髮隨意插著一支鉛筆，從來不見她費心打理。但這裡不只是個家，也不只是間書店。它是博物館，是藝廊，是心理諮商師的沙發，是邋遢英文教授的辦公室，是祖母的客廳，也是巴黎街角的咖啡館。種種模樣揉合為一。
艾達．法蘭西絲．史黛洛夫（Ida Frances Steloff），小名芬妮（Fanny），踏入賣書這行後多被喚作史黛洛夫小姐，生於一八八七年最後一天，出生在紐約州薩拉托加泉（Saratoga Springs），父母皆是來自俄國、說意第緒語的移民。她只受過短暫的正規教育，小小年紀便開始賣東西，在當地的飯店和賽馬場向有錢遊客兜售鮮花。她的父親賽門（Simon）是個不得志的小販兼牧牛人（有次還因為放任牛隻亂竄街頭而被告上法庭），也是個愛書人。不過，賽門只會念書給兒子聽。因為他認為女孩子不配讀書。
史黛洛夫三歲喪母，由脾氣暴躁的繼母撫養長大，最終在十二歲那年離家出走。一對來自波士頓的富裕夫妻有意履收養她，而她的父親和繼母似乎也毫不介意。，搬去麻州後，一家人第一次一起吃晚餐，她的新父母端上了血淋淋的烤牛肉，但史黛洛夫吃素。無聊、難受、厭倦做家事又不願意吃肉的少女史黛洛夫很快就再次逃家。這一次，她奔向紐約。
她在布魯克林的大型百貨公司洛瑟百貨（Loesers）找到一份縫製馬甲的工作。由於聖誕節前人手短缺，主管臨時將她調去禮品書區支援。節慶一過，她央求留下，獲調至雜誌區。她原本欣喜不已，卻很快發現這份工作薪水過低（每周僅七美元）。後來，一位逐漸嶄露頭角的書商席歐多．舒特（Theodore Schulte）向她招手，她便欣然接受。舒特日後成了書街上的風雲人物，而史黛洛夫則成了他的學徒，全心投入二手書市場。「從那時候開始我就知道，」她回憶道：「書將會成為我的志業。」
……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歲的史黛洛夫發現一間基本上位於一樓（「往下走三階，進門時小心頭」）的空店面正在招租。她不禁心生幻想。街上寒風刺骨，路上的車流還不像後來那麼多，她匆匆趕往亞斯特飯店 （Hotel Astor）找任職收銀員的姊姊，問她自己該不該開一間書店。姊姊說別傻了。她又去問了布倫塔諾的同事大衛．莫斯（David Moss）。他也不贊同。
結果發現，她根本不需要別人同意。就這樣，史黛洛夫憑著一百美元的積蓄，加上一張面額一百美元的愛國公債，和一小批絕版書，她便覺得萬事俱備了。一九二〇年元且，紐約度過了一個還算平靜的跨年夜，禁酒令即將正式上路，恰好也是史黛洛夫的生日之際，她在幾位朋友的幫忙下把書、傢具和打字機堆進馬車。馬兒載著她的所有家當，從位於十六街的家一路載到西四十五街。她的書店就在那裡等著她。
高譚文藝書城（Gotham Art and Book Mart）的店面很小，不過後來發現這其實是件好事，因為史黛洛夫的書只夠塞滿壁爐兩側書櫃的一半——而且還是在所有書都封面朝外正放的情況下。她在壁爐架上添了一些小擺飾，又在牆上掛了一些自己的畫。她想讓店裡有家的感覺，自己也在樓上租了間公寓住下來。這間書店離百老匯只有半個街口，最初登門的客人多是演員、舞臺設計師、化妝師和導演。其他書商勸她：「演員不讀書的。」幾個月後，她開始擔心他們說得對。還好，客人漸漸出現了，通常是在演出結束後的晚上，大多是來碰面聊天的。史黛洛夫索性把營業時間延長到午夜。她的書城儼然成了創意人士聊創作的場所。無獨有偶，她也討厭別人說高譚是間書「店」。
高譚書城即將邁入第三年之際，房東通知她必須搬遷。「我差一點就放棄了，」她說：「但我對書的熱愛讓我堅持下去。」那時是一九二三年，的確有樂觀的理由。經濟大好，貝比．魯斯領軍的紐約洋基隊剛拿下世界大賽冠軍，而她也在幾個街區外的西四十七街找到新的落腳處。更棒的是，樓上還有空房可租——正合她意。新地點的街道兩旁都是帶著前院的小房子，算不上是熱鬧的地方。
但，高譚正是從這個店址正式發跡。書店名稱拿掉了「文藝」二字，更名為「高譚書城」，門前掛著的招牌上頭寫著店訓：「智者在此垂釣。」店訓上方畫著三名站在船上的男子，正在收竿拉起他們的大魚。
……
「紐約真正的獵書季，是從史黛洛夫小姐開放花園的那一刻開始的，」克里斯多夫．墨里寫道。「就在那裡，忽然之間，就像一首詩或一篇隨筆向啊心靈敞開，高譚書城也在那座後院的靜謐中延展出好奇的迴廊。」墨里是高譚書城的常客，也幫史黛洛夫寫過書店型錄的文案，甚至為催款通知作詩：「愛書之人呀，若你無力一次清償／這筆逾期款帳／也請分批寄來些許銀兩／因為我迫切非常。」墨里熱愛這座花園，愛到讓成為紐約文壇的重要據點。在史黛洛夫的慫恿下，他帶著朋友、龍舌蘭酒與奶油乳酪果醬三明治，一起圍坐在陽傘下的鐵桌聚會。每年五月，配合墨里的生日，高譚書城都會舉辦一場年度盛會，慶祝花園季的開幕。活動年年都以「撐起陽傘」這項儀式揭開序幕。
……
當經濟大蕭條來臨，一九二〇年代的榮景（當時的書籍銷量每年成長一成）戛然而止，書商們不分男女皆面臨嚴峻考驗。高譚書城的主要收入來源——高價的藝術書籍和珍本初版書——首當其衝。
一九三五年時，史黛洛夫的銀行帳戶只剩三十六美元。常常好幾天一本書都沒賣出。作家本就不寬裕的日子，如今更是雪上加霜，有時甚至三餐不濟。見狀，史黛洛夫設立了「作家緊急救助金」，集資救濟有前途的年輕作家（「無任何附加條件」）。然而，這項補助計畫並未持續太久。因為事實證明，需要錢的作家遠多於有餘力捐錢的作家。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就是補助金的受惠者之一，他經常仰賴史黛洛夫的慷慨接濟。有次，他拜託她讓一位「迷人又高尚的希臘女士」來店裡取幾本書，並記在他那早已逾期的帳上。還有一次，他請史黛洛夫幫忙致電轉告一名女士，他在高譚書城為她留了雜誌，而且很想念她。不過，他再三強調：「千萬別讓任何人代為轉達！聽說她老公非常善妒。」當米勒請史黛洛夫替他張羅「幾個保溫瓶和一輛小推車」，並補充「再來把小斧頭或輕型斧也無妨」時，史黛洛夫乾脆在店裡張貼公告、擺出水桶呼籲募捐。感激不盡的米勒表示想讓她當自己女兒的教母，不過後來改口，稱這麼做只會徒增她的「煩惱」罷了。
……
高譚書城早在這之前就已習慣與麻煩為伍。一九二八年夏，紐約掃黃協會的約翰．桑納（John Sumner）突襲書店，查扣數百本書。他指控高譚書城違反風化法，特別點名當中六本問題書籍，包括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當時仍是史黛洛夫丈夫兼合夥人的莫斯無意辯解。他們繳納了二百五十美元的罰金。
一九三〇年莫斯離開後，桑納弄到一份高譚書城的書目型錄，再次控告史黛洛夫，這一次主要攻擊兩本書：《金瓶梅：西門慶與他六位妻子的冒險史》（Chin Ping Mei: 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Hsi Men and His Six Wives）和《土耳其香閨記》（From a Turkish Harim）。史黛洛夫拒絕認罪。最終，法官裁定這些書籍並無逾矩之處。之後，她立刻著手準備新的型錄，專門推廣桑納想查禁的作品。38次年的書單甚至特別增設了「性倒錯」作品專區。
但桑納並未善罷甘休。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一名男子在高書城買了安德烈．紀德（Andre Gide）的自傳《假如我死去……》（If it Die..）。兩天後，史黛洛夫被控違反紐約州刑法第一一四一條遭捕，該條禁止散布任何「猥褻、淫穢、好色、骯髒、不雅或下流的書籍」。該書的出版社蘭登書屋出面為史黛洛夫辯護，並派律師協助。儘管書中確實有描述紀德同性戀傾向的段落，法官也承認這些內容「確實粗俗下流」，仍然裁定「書本如友，須由讀者自行選擇」。也有由於此書並非「為色情而色情」，史黛洛夫最終獲判無罪。紀德日後則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
高譚書城的當家作者之一，是顛覆文類的日記作家、散文家兼小說家阿涅絲．寧（Anais Nin）。除了高譚，別的地方幾乎買不到她的作品。一九三九年，她四處推銷，希望有美國出版社能簽下她的作品《人工冬日》（Winter of Artifice），但沒人有興趣。於是，史黛洛夫借給她一百美元，寧就拿著這筆錢，用一臺腳踏式的古董印刷機印製了五百本。結果全數售罄。寧用這筆收入繼續購買紙張，印製她的下一本書《玻璃鐘下》 （Under a Glass Bell）。有一天，經常來店裡兌現支票的艾德蒙．威爾森（Edmund wilson）又來造訪，史黛洛夫遞給他一本，要他務必讀一讀。幾天後，威爾森的書評在《紐約客》刊出：「這本書由寧小姐親手印製，西四十七街五十一號的高譚書城經銷，值得讀者花工夫郵購。」
此外，高譚書城也出版、
經銷各式「小誌」。這些小誌以實驗小說和詩作為主，印刷粗糙、不定期出版、銷量很低，大部分都很難在市面上找到。到了一九四〇年，高譚販售的小誌種類已達一百二十五種。這些小誌存活的壽命大多不長，導致高譚書城書單中「已故小誌」那類的數量最為可觀。最終，高譚書城收藏的小誌累積有數萬期之多，可能遠遠超過任何圖書館。
其中一本是來自巴黎的《過渡》（transition），高譚書城是這本法蘭西絲．史黛洛夫在美國的獨家經銷商。這本雜話刊登過喬伊斯一篇當時名叫〈未完成》（Work in Progress）的作品片段，這些片段後來成為了《芬尼根守靈》 （Rinnegans Woke）。史黛洛夫很早就開始長期（非法）銷售《尤利西斯》。一九三九年，《芬尼根守靈》出版時，高譚書城為這本書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派對。更確切一點說，是一場守靈。邀請函上寫著：「誠摯邀請您前來哀悼。」現場備有食物、有酒、有愛爾蘭風笛。賓客列隊走向靈柩，而靈柩裡躺著的，是一本本的《芬尼根守靈》。
……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史黛洛夫的房東不讓她續租。她一度考慮收掉不做了，畢竟尋覓新地點對於五十七歲的她來說可吃不消，而且她不只得搬店，還得搬家。但克里斯多夫．墨里和出版商米契爾．肯納利（Mitchell Kennerley）不願接受這個結局。他們在附近找到一棟哥倫比亞大學名下的建築。雖然該棟樓未在出售，他們仍請求學校出手拯救這間規模雖小、意義深重的文化殿堂。為感念高讓書城對文化的貢獻，哥倫比亞大學不僅將這棟五層樓高、二十英尺寬的褐石建築賣給了史黛洛夫，還給了她一個天大的折扣，以校方於一九一三年買下這棟建築時的原價賣給她：六萬五千美元。
一九四六年，高譚書城遷至西四十七街四十一號。新地點是舊址的三倍大，一二樓面向街道的那一側幾乎整面都是玻璃。上面三層略微內縮，為史黛洛夫位於三樓的公寓露臺留出空間。無論她是待在書店後方那張堆滿東西的辦公桌前，還是窩在搖椅上讀書，又或是在露臺上睡覺，對史黛洛夫而言，這裡就是家。
確實，她生活起居的地方和書店之間幾無半點分隔。史黛洛夫有三張書桌，每張都被書壓得岌岌可危。一張在樓下店內，一張在她的客廳，最後一張則在臥房。她家的書堆得滿山滿谷，從扶手椅旁的小桌、橢圓形大桌，六座書櫃一路蔓延到地板上，多到她連瑜伽墊都快沒地方擺。樓下的新店面現在容納了更多的小誌、珍本與初版書、二手經典名著和質驗文學，以及電影、戲劇、宗教和哲學方面的書籍。史黛洛夫從小就「求書若渴」，如今她終於被書環抱。成千上萬本書。
……
新老闆是經常跟店裡郵購訂書的老顧客，人稱「安迪」的安德列亞斯．布（Andreas Brow）。他來自加州，三十四歲，是個一頭棕髮如安全帽般豐厚的愛書人。史黛洛夫希望高譚書城能活得比她久，她在安迪身上看見了接掌的潛力，儘管兩人性格南轅北轍。布朗雖未完成史丹佛法學院的學業，仍是受過良好教育之人，活躍於學術圈，亦是知名的鑑定師和有抱負的學者。他也比史黛洛夫更愛乾淨，乾淨很多。
雙方律師擬好文件，光是簽署這些交件就花了布朗和史黛洛夫大半天的時間。史黛洛夫哭了，但其實她並未完全退下。她仍是屋子的房東，只是將空間租予高譚書城，同時有權保留自己的公寓。她也以宛如榮譽職的身分繼續坐在那張凹室辦公桌前辦公，只不過是有拿薪水的那種。如今她可以繼續工作而不必再為盈虧憂心，也不必再和時常糾正她到處都堆積太多書本的消防隊員周旋。「我感覺店還是我的孩子，」她說：「但安迪是個優秀的繼父。」
……
一九七〇年代未，史黛洛夫準備出售大樓，但她想確保轉手後書店會繼續經營下去，也想確保沒人能動她的公寓。她原本打算將大模賣給布朗，再將所得（她估算約為一百萬美（元）捐給美國希伯來大學之友協會。後來，有人勸她乾脆將產權直接捐給希伯來大學，再由對方轉售給布期。事後證明這是個愚蠢的決定。大學接手後立刻反悔，表示要公開出售給出價最高者。史黛洛夫震怒之下提起訴訟，一告就是十年。
書店生意不墜。那時她已年過九十，仍每天到店裡上工。前來光顧的客人有山繆．貝克特（Samuel 從Beckert）、貝婁（Saul Bellow）、沙林傑（只要這位有名的隱士沒跑去布魯明戴爾百貨購物的話）、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伍迪艾倫和買桂琳．甘遷迪。
她滿百歲那年，書城舉辦了一場盛大的生日派對。畫廊展出一系列她與高譚之間的點點滴滴，兩者的歷史幾乎密不可分。紐約市長郭德華（Ed Koch）親臨現場致意，總統雷根則送上賀電，讚揚她對美國化的貢獻。書商往往給人只會埋首書堆的印象，能夠因為改變世界而獲肯定，實在不簡單。
……
二〇〇四年，布朗以七百二十萬美元售出大樓，是史黛洛夫當年購入價的一百一十倍。布朗再度搬遷高譚書城，這回落腳東四十六街，但這次的新店再也沒了往日的風采。事實上，自從史黛洛夫辭世以來，一切就再也回不去了。
結局終於在二〇〇六年來臨。由於布朗積欠房租，房東查封了整間店的藏書——那些花了八十七年一點一滴蒐集而來的寶貴資產。二〇〇七年春，這些資產悉數法拍出清。高譚的門從此關上，再也沒有打開。
場景回到一九五八年，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生日。那天，史黛洛夫出現在紐約上東區一戶氣派的公寓裡，四周（一如往常地）圍繞著丈壇巨壁。她身上那襲大膽的洋裝上面綴有中文字。有人問她那些字是什麼意思，她毫無頭緒，甚至不知道那是中文。一旁的某位語言學教授聽見，主動為她翻譯大意：「愈想得到，愈得不到。」
史黛洛夫當然從未奢望過有天會成為這種派對的座上賓，也絕對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竟會經營一間舉世景仰的書店，甚至改寫了美國文學的走向，也改變了無數顧客、讀者與作家的生命。她對後世的影響，最終遠遠超越了她本人的一生，也超越了書店的一生。喬伊斯如今是必讀書目；亨利．米勒的地位更接近天才作家，而非色情寫手（儘管有時被認為兩者兼具）；佩蒂．史密斯登上暢銷書榜；阿涅絲．寧的書如今也能在邦諾書店找到。也許這些文學軌跡原本就注定會發生，但也有一種可能，是法蘭西絲．史黛洛夫和她的高譚書城在背後推了一把。畢竟她確實有種本事，總能在恰好的時機，把恰好的書，遞給最需要的人。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上一則： Excerpt：艾文．佛里斯（Evan Friss）的《那些書店這些人》-2下一則： Excerpt：石井千湖的《積讀無罪：有些書，不必急著讀完》
你可能會有興趣的文章：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