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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葉嘉瑩的《唐宋詞名家論稿》之〈論晏殊詞〉
2026/06/01 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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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葉嘉瑩的《唐宋詞名家論稿》之〈論晏殊詞〉
書名：唐宋詞名家論稿
作者：葉嘉瑩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3/10
本書分別論述了溫庭筠、韋莊、歐陽修、晏幾道、蘇軾、秦觀、周邦彥、陸游、辛棄疾等十六位名家的詞作，可視為唐宋詞的發展簡史，也是葉嘉瑩論詞之作中論說最具系統、探討最為深入的一本書。
【Excerpt】
〈論晏殊詞〉
一
臨川珠玉繼陽春，更拓詞中意境新。
思致融情傳好句，「不如憐取眼前人」。
昔況周頤《蕙風詞話．續編》曾稱：「《陽春》一集為臨川《珠玉》所宗。」前論馮延巳詞時，亦曾引劉攽《中山詩話》之語，云：「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而馮詞最值得注意之成就，蓋在其詞中意蘊之深厚，可以引起讀者極豐富之感興與聯想，晏殊詞之成就，亦頗有近於是者。昔王國維《人間詞話》即曾稱馮詞《鵲踏枝》之「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數句，以為有「詩人憂世」之意；又曾稱晏詞《蝶戀花》之「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數句，以為有合於「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之「第一境」。夫馮、晏二詞之所寫者，自其表面觀之，原亦不過為傷春、悲秋、念遠、懷人之情思而已，然而卻有足以引起讀者較深遠之聯想者，私意以為其主要之原因，蓋有以下數端：二人詞作中之所敘寫者，皆帶有鮮明之主觀感情，在敘寫之口吻中，極富於感發之力量，此其一；二人對於所敘寫之情事，又並不喜做直言確指的說明，故爾易於使讀者產生多方面之聯想，此其二；二人之學識、志意及其在政治方面之經歷，又皆足以在其內心醞釀為一種較深厚之意蘊，此其三。是則晏詞與馮詞在作者之本質方面，固早有相近之處，何況馮氏一度罷相出鎮撫州有三年之久，而晏氏則正為撫州之臨川人，其詞風曾受有馮氏之影響，亦正有地理方面之因素在。故世之論詞者，多謂晏詞出於《陽春》，斯固然矣。然而凡文學藝術之創作，又多貴在其能於繼承之外，別有開發。晏詞之所以可貴，即在於其能在繼承馮詞之風格以外，更有屬於一己之特色多端。關於晏詞之特色，如其閑雅之情調、曠達之懷抱，及其寫富貴而不鄙俗、寫艷情而不纖佻諸點，固皆有可資稱述者在（參看拙著《迦陵論詞叢稿》中〈大晏詞的欣賞〉一文）。然而其最主要之一點特色，則當推其情中有思之意境。蓋詞之為體，要眇宜修，適於言情，而不適於說理，故一般詞作往往多以抒情為主，其能以詞之形式敘寫理性之思致者極為罕見。而晏殊卻獨能將理性之思致，融入抒情之敘寫中，在傷春怨別之情緒內，表現出一種理性之反省及操持，在柔情銳感之中，透露出一種圓融曠達之理性的觀照。如其《浣溪沙》詞之「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一向年光有限身」），及其「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一曲新詞酒一杯」）諸句，便都可以為此一類作品之代表。前者在認知了「念遠」與「傷春」之徒然無益以後，乃表現出「不如憐取眼前人」之面對現實的把握；後者在對於「花落」之「無可奈何」的哀悼以外，也表現了「似曾相識燕歸來」的一種圓融的觀照，遂使得這兩句詞在「自其變者而觀之」的哀感以外，也隱然有著「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的一種哲思的體悟。這實在是晏殊詞最值得注意的一種特美。
如果以晏詞與馮延巳詞相比較，則二人之詞，固皆足以於其表面所敘寫之情事外，更使讀者體悟出一種感發之深意。然而其所以使人感發之本質，則實在又並不盡同。馮詞是以其盤旋鬱結的深摯之情取勝，而晏詞則別有一種理性清明之致。即如馮詞《鵲踏枝》之寫情，則有「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裡朱顏瘦」（「誰道開情拋棄久」）之語，其敘寫之口吻，如「每到」、「依舊」、「日日」、「常」、「不辭」等字樣，其所表現之感情，皆極為熱烈執著，有殉身無悔之意；至於晏詞，則如其《浣溪沙》之「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二句，其敘寫之口吻，在上一句之「空」字與下一句之「更」字的呼應之間，則表現了雖在傷感中，也仍然具有一種反省節制的理性，因為其下句之「更」字所寫的雖是「念遠」更加上「傷春」的雙重哀感的結合，但其前一句之「空」字，則是對於「念遠」及「傷春」之並屬徒然無益的理性之認知，於是遂以第三句之「不如憐取眼前人」做了一種極為現實的處理與安排。再如其另一首《浣溪沙》詞之「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二句，則在傷春之哀悼中，卻隱含了對於消逝無常與循環不已之兩種宇宙現象的對比的觀照。像這種富於理性與思致的詞句，在一般詞作中，是極為罕見的。而晏殊則不僅能將理性與思致寫入詞中，而且更能將理性和思致與詞之「要眇宜修」的特質做了完美的結合，使其詞之風格，在圓融瑩澈之觀照中，別有一種溫柔淒婉之致。晏殊詞集以《珠玉》題名，這與他的詞珠圓玉潤的品質和風格是十分切合的。
二
詩人何必命終窮，節物移人語自工。
細草愁煙花怯露，金風葉葉墜梧桐。
一般說來，在中國文學之傳統中，常流行有一種「文章憎命達」及「詩窮而後工」的觀念，早在《史記》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就曾經說過「《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的話。此種說法原有相當之真實性。我在《〈人間詞話〉境界說與中國傳統詩說之關係》一文中（見《迦陵論詞叢稿》），便曾談到「由外物而引發一種內心情志上的感動作用，在中國說詩的傳統中，一向被認為是詩歌創作的一種基本要素」。至於可以引起內心之感動的外物，則大約可以分為兩種來源，其中之一種即為人事方面的感動。如鍾嶸在《詩品序》中所說的：「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溯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所以生活上所遭遇的挫傷憂患，常可以使詩人在心靈中受到一種感發刺激，因而寫出深摯動人的詩篇，這其間自然有一種密切的因果關係在，所以「詩窮而後工」的說法，並非無稽之論。而如果持這種觀念來衡量晏之詞，則晏殊之富貴顯達之身世，卻既不能滿足讀者對詩人之「窮」的預期，也不能使讀者因詩人之「窮」而獲致一種刺激和同情的快感。因此一般讀者對於晏殊之詞都往往不甚予以重視。然而晏殊的詞作中，卻實在極富於詩歌感發的質素。蓋以詩人自外物所獲得的感發，除去源於人事界者以外，原來還可以有源於自然界的一種感發。鍾嶸的《詩品序》，對此更是在一開端便有所敘及，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其後又引申其義云：「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而早在鍾嶸《詩品》以前，陸機之《文賦》便亦曾有「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之言。可見對於一個真正具有靈心銳感的詩人，縱使沒有人事上困窮不幸之遭遇的刺激，而當四時節序推移之際，便也自然可以引起內心中一種鮮銳的感動，而寫出富於詩意之感發的優美的詩篇。而晏殊便正是稟賦有此種資質的一位出色的詩人。如其《踏莎行》詞之「細草愁煙，幽花怯露，憑欄總是銷魂處」及「小徑紅稀，芳郊綠遍，高台樹色陰陰見」等句，便都寫的是對自然界景色節物的敏銳而纖細的感受，而此種敏感往往又可以觸引起詩人一種深蘊的柔情，故前一首之後半闋，便寫有「帶緩羅衣，香殘蕙炷，天長不禁迢迢路。垂楊只解惹春風，何曾繫得行人住」之語，而後一首在後面也曾寫有「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之語，都表現了由銳感所觸引起的一種纏綿深蘊的柔情。再如其《清平樂》詞：「金風細細，葉葉梧桐墜。綠酒初嘗人易醉，一枕小窗濃睡。 紫薇朱槿花殘，斜陽卻照欄干。雙燕欲歸時節，銀孱昨夜微寒」，則較之前二詞所透露之感情更少，幾乎全首都是寫對於節物氣候的銳感，僅在結尾一句之「銀屏昨夜微寒」的敘寫中，隱約表現出一種淒寒悵惘之情而已。像這一類詞，既沒有悲慨奮發的內容，也沒有激言烈響的氣勢，所以很不容易獲得一般讀者的賞愛，然而這一點淒寒悵惘之情卻實在具有使人心動的感發。古人有云，「哀莫大於心死」，能引發讀者一種多情銳感的詩心，這正是晏殊這一類詞的可貴之處，頗近於王國維所謂「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之「第一境」的境界。因為善感的詩心，才是一切好詩的基本根源之所在。而晏殊則正是把這種詩感表現得極為鍊銳精微的一位作者，這是我們在欣賞晏殊詞之時，所最不當加以忽略的。
三
詞風變處費人猜，疑想澆愁借酒杯。
一曲標題贈歌者，他鄉還暮有深哀。
如我們在前文所言，晏殊詞有清明圓融之理性，不為激言烈響，而常保有一種銳感柔情之意境，此固為晏殊詞一般之風格與特色。然而在晏殊詞中，卻有著一首頗為例外的變調之作。此即為其標題《贈歌者》的一首《山亭柳》詞：
家住西秦，賭博藝隨身。花柳上，鬥尖新。偶學念奴聲調，有時高遏行雲。蜀錦纏頭無數，不負辛勤。 數年來往成京道，殘杯冷炙漫消魂。衷腸事，託何人。若有知音見採，不辭遍唱陽春。一曲當筵落淚，重掩羅巾。
此詞寫一自負才藝、經由盛年得意而轉入遲暮淒涼的歌者。全詞寫得聲情激越，有無限寂蓼落實之感，與晏殊其他作品一貫所具有的曠達溫潤之風格，極不相類。鄭騫所編之《詞選》以為此詞乃晏殊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之作。又說，此詞云「西秦」、「咸京」，當是知永興軍時作。時同叔年逾六十，去國已久，難免抑鬱。鄭氏之言，極為有見。蓋晏殊自十六歲即以神童擢秘書省正字，受知賞於真宗，在仕宦之途上一直非常順利，直至真宗逝世，仁宗即位，寵用不衰，仕至尚書左丞、參知政事。而其後則曾兩遭貶斥。第一次在明道二年，是年三月，章獻太后崩，仁宗始知自己為李宸妃所生而非太后所出，而晏殊當年嘗被詔撰宸妃墓志，志文但言宸妃生女一人，早卒，無子。故仁宗恨之。晏殊遂罷參知政事，出知毫州，又徙陳州。五年以後，始被召還，自刑部尚書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史．晏殊傳》謂其「及為相，益務進賢材，而（范）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台閣，多一時之賢。……而小人權幸皆不便」。
於是不久之後，晏殊遂又遭到第二次的貶斥。這次貶斥發生在慶曆四年。據《宋史．晏殊傳》云：「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志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穎州。」其後又自潁州移陳州，又自陳州改知許州，又改知永興軍（治所在今陝西西安市），十年以後，始以病歸京師，次年遂卒。晏殊此首《山亭柳》詞所云「西秦」、「咸京」等地，正屬永興軍所轄。故鄭騫《詞選》以為此詞當是知永興軍時所作，當屬可信；暮年失志，感慨自多，何況晏之被斥，時人又多以為非其罪。
《宋史．晏殊傳》即曾為其撰李宸妃墓志不言仁宗為宸妃所生，及其役官兵治僦舍二事做辯解說：「殊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志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時以謂非殊罪。」是晏殊既以非其罪的罪名被罷相，又出知外郡甚久，因此在這首《山亭柳》詞中，遂流露出一種感慨激越之音，與其一般詞作中所表現的圓融明澈的風格頗有不同，成為了《珠玉詞》集中的一闋變調之作。所以鄭騫以為此詞是「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這自然是十分可信的。只是晏殊為什麼一定要「借他人酒杯」來找一個「贈歌者」的題目呢？我以為這種情形也正好說明了殊詞富於理性節制的一點特色，因為他不願把自己激越的悲慨做直接的發洩，所以才在遇到一個遲暮淒涼的歌者時，藉著「贈歌者」的題目，寫出了自己的悲慨。因此，風格雖屬變調，但在基本上並不失晏殊之富理性節制的性格特色。像這種相反而又相成的表現，在我們賞析一位作者的作品時，是極當加以留意的。因為任何一位作者，在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心情之中，都會寫出風格不同的作品，評賞者就貴在能從其不同的風格中，探索出一位作者的基本特色之所在，如此我們才可以對於這位作者和他的作品，有更為深入的探索其本質的賞悟。以前我在說李煜之詞時，也曾談到李氏之作品雖表現有前後兩期之不同的風格，但其本質則實在同出於其能以純摯之情做全心傾注之一源。如果我們說李煜之詞可以作為純情之詩人的代表，則晏殊之詞便恰好可以作為理性之詩人的代表。李煜詞之好處，正在其不以理性節制，所以才能寫得純真而且放任；；晏殊詞之好處，則正在其能以理性節制，所以才能寫得澄明而且溫潤。昔謝靈運曾有詩句云：「異音同至聽，殊響俱清越。」正可以作為李煜與晏殊兩類不同性質之詩人而各具特美之寫照。
一九八二年十月寫於加拿大溫哥華
書名：唐宋詞名家論稿
作者：葉嘉瑩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3/10
本書分別論述了溫庭筠、韋莊、歐陽修、晏幾道、蘇軾、秦觀、周邦彥、陸游、辛棄疾等十六位名家的詞作，可視為唐宋詞的發展簡史，也是葉嘉瑩論詞之作中論說最具系統、探討最為深入的一本書。
【Excerpt】
〈論晏殊詞〉
一
臨川珠玉繼陽春，更拓詞中意境新。
思致融情傳好句，「不如憐取眼前人」。
昔況周頤《蕙風詞話．續編》曾稱：「《陽春》一集為臨川《珠玉》所宗。」前論馮延巳詞時，亦曾引劉攽《中山詩話》之語，云：「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而馮詞最值得注意之成就，蓋在其詞中意蘊之深厚，可以引起讀者極豐富之感興與聯想，晏殊詞之成就，亦頗有近於是者。昔王國維《人間詞話》即曾稱馮詞《鵲踏枝》之「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數句，以為有「詩人憂世」之意；又曾稱晏詞《蝶戀花》之「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數句，以為有合於「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之「第一境」。夫馮、晏二詞之所寫者，自其表面觀之，原亦不過為傷春、悲秋、念遠、懷人之情思而已，然而卻有足以引起讀者較深遠之聯想者，私意以為其主要之原因，蓋有以下數端：二人詞作中之所敘寫者，皆帶有鮮明之主觀感情，在敘寫之口吻中，極富於感發之力量，此其一；二人對於所敘寫之情事，又並不喜做直言確指的說明，故爾易於使讀者產生多方面之聯想，此其二；二人之學識、志意及其在政治方面之經歷，又皆足以在其內心醞釀為一種較深厚之意蘊，此其三。是則晏詞與馮詞在作者之本質方面，固早有相近之處，何況馮氏一度罷相出鎮撫州有三年之久，而晏氏則正為撫州之臨川人，其詞風曾受有馮氏之影響，亦正有地理方面之因素在。故世之論詞者，多謂晏詞出於《陽春》，斯固然矣。然而凡文學藝術之創作，又多貴在其能於繼承之外，別有開發。晏詞之所以可貴，即在於其能在繼承馮詞之風格以外，更有屬於一己之特色多端。關於晏詞之特色，如其閑雅之情調、曠達之懷抱，及其寫富貴而不鄙俗、寫艷情而不纖佻諸點，固皆有可資稱述者在（參看拙著《迦陵論詞叢稿》中〈大晏詞的欣賞〉一文）。然而其最主要之一點特色，則當推其情中有思之意境。蓋詞之為體，要眇宜修，適於言情，而不適於說理，故一般詞作往往多以抒情為主，其能以詞之形式敘寫理性之思致者極為罕見。而晏殊卻獨能將理性之思致，融入抒情之敘寫中，在傷春怨別之情緒內，表現出一種理性之反省及操持，在柔情銳感之中，透露出一種圓融曠達之理性的觀照。如其《浣溪沙》詞之「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一向年光有限身」），及其「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一曲新詞酒一杯」）諸句，便都可以為此一類作品之代表。前者在認知了「念遠」與「傷春」之徒然無益以後，乃表現出「不如憐取眼前人」之面對現實的把握；後者在對於「花落」之「無可奈何」的哀悼以外，也表現了「似曾相識燕歸來」的一種圓融的觀照，遂使得這兩句詞在「自其變者而觀之」的哀感以外，也隱然有著「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的一種哲思的體悟。這實在是晏殊詞最值得注意的一種特美。
如果以晏詞與馮延巳詞相比較，則二人之詞，固皆足以於其表面所敘寫之情事外，更使讀者體悟出一種感發之深意。然而其所以使人感發之本質，則實在又並不盡同。馮詞是以其盤旋鬱結的深摯之情取勝，而晏詞則別有一種理性清明之致。即如馮詞《鵲踏枝》之寫情，則有「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裡朱顏瘦」（「誰道開情拋棄久」）之語，其敘寫之口吻，如「每到」、「依舊」、「日日」、「常」、「不辭」等字樣，其所表現之感情，皆極為熱烈執著，有殉身無悔之意；至於晏詞，則如其《浣溪沙》之「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二句，其敘寫之口吻，在上一句之「空」字與下一句之「更」字的呼應之間，則表現了雖在傷感中，也仍然具有一種反省節制的理性，因為其下句之「更」字所寫的雖是「念遠」更加上「傷春」的雙重哀感的結合，但其前一句之「空」字，則是對於「念遠」及「傷春」之並屬徒然無益的理性之認知，於是遂以第三句之「不如憐取眼前人」做了一種極為現實的處理與安排。再如其另一首《浣溪沙》詞之「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二句，則在傷春之哀悼中，卻隱含了對於消逝無常與循環不已之兩種宇宙現象的對比的觀照。像這種富於理性與思致的詞句，在一般詞作中，是極為罕見的。而晏殊則不僅能將理性與思致寫入詞中，而且更能將理性和思致與詞之「要眇宜修」的特質做了完美的結合，使其詞之風格，在圓融瑩澈之觀照中，別有一種溫柔淒婉之致。晏殊詞集以《珠玉》題名，這與他的詞珠圓玉潤的品質和風格是十分切合的。
二
詩人何必命終窮，節物移人語自工。
細草愁煙花怯露，金風葉葉墜梧桐。
一般說來，在中國文學之傳統中，常流行有一種「文章憎命達」及「詩窮而後工」的觀念，早在《史記》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就曾經說過「《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的話。此種說法原有相當之真實性。我在《〈人間詞話〉境界說與中國傳統詩說之關係》一文中（見《迦陵論詞叢稿》），便曾談到「由外物而引發一種內心情志上的感動作用，在中國說詩的傳統中，一向被認為是詩歌創作的一種基本要素」。至於可以引起內心之感動的外物，則大約可以分為兩種來源，其中之一種即為人事方面的感動。如鍾嶸在《詩品序》中所說的：「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溯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所以生活上所遭遇的挫傷憂患，常可以使詩人在心靈中受到一種感發刺激，因而寫出深摯動人的詩篇，這其間自然有一種密切的因果關係在，所以「詩窮而後工」的說法，並非無稽之論。而如果持這種觀念來衡量晏之詞，則晏殊之富貴顯達之身世，卻既不能滿足讀者對詩人之「窮」的預期，也不能使讀者因詩人之「窮」而獲致一種刺激和同情的快感。因此一般讀者對於晏殊之詞都往往不甚予以重視。然而晏殊的詞作中，卻實在極富於詩歌感發的質素。蓋以詩人自外物所獲得的感發，除去源於人事界者以外，原來還可以有源於自然界的一種感發。鍾嶸的《詩品序》，對此更是在一開端便有所敘及，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其後又引申其義云：「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而早在鍾嶸《詩品》以前，陸機之《文賦》便亦曾有「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之言。可見對於一個真正具有靈心銳感的詩人，縱使沒有人事上困窮不幸之遭遇的刺激，而當四時節序推移之際，便也自然可以引起內心中一種鮮銳的感動，而寫出富於詩意之感發的優美的詩篇。而晏殊便正是稟賦有此種資質的一位出色的詩人。如其《踏莎行》詞之「細草愁煙，幽花怯露，憑欄總是銷魂處」及「小徑紅稀，芳郊綠遍，高台樹色陰陰見」等句，便都寫的是對自然界景色節物的敏銳而纖細的感受，而此種敏感往往又可以觸引起詩人一種深蘊的柔情，故前一首之後半闋，便寫有「帶緩羅衣，香殘蕙炷，天長不禁迢迢路。垂楊只解惹春風，何曾繫得行人住」之語，而後一首在後面也曾寫有「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之語，都表現了由銳感所觸引起的一種纏綿深蘊的柔情。再如其《清平樂》詞：「金風細細，葉葉梧桐墜。綠酒初嘗人易醉，一枕小窗濃睡。 紫薇朱槿花殘，斜陽卻照欄干。雙燕欲歸時節，銀孱昨夜微寒」，則較之前二詞所透露之感情更少，幾乎全首都是寫對於節物氣候的銳感，僅在結尾一句之「銀屏昨夜微寒」的敘寫中，隱約表現出一種淒寒悵惘之情而已。像這一類詞，既沒有悲慨奮發的內容，也沒有激言烈響的氣勢，所以很不容易獲得一般讀者的賞愛，然而這一點淒寒悵惘之情卻實在具有使人心動的感發。古人有云，「哀莫大於心死」，能引發讀者一種多情銳感的詩心，這正是晏殊這一類詞的可貴之處，頗近於王國維所謂「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之「第一境」的境界。因為善感的詩心，才是一切好詩的基本根源之所在。而晏殊則正是把這種詩感表現得極為鍊銳精微的一位作者，這是我們在欣賞晏殊詞之時，所最不當加以忽略的。
三
詞風變處費人猜，疑想澆愁借酒杯。
一曲標題贈歌者，他鄉還暮有深哀。
如我們在前文所言，晏殊詞有清明圓融之理性，不為激言烈響，而常保有一種銳感柔情之意境，此固為晏殊詞一般之風格與特色。然而在晏殊詞中，卻有著一首頗為例外的變調之作。此即為其標題《贈歌者》的一首《山亭柳》詞：
家住西秦，賭博藝隨身。花柳上，鬥尖新。偶學念奴聲調，有時高遏行雲。蜀錦纏頭無數，不負辛勤。 數年來往成京道，殘杯冷炙漫消魂。衷腸事，託何人。若有知音見採，不辭遍唱陽春。一曲當筵落淚，重掩羅巾。
此詞寫一自負才藝、經由盛年得意而轉入遲暮淒涼的歌者。全詞寫得聲情激越，有無限寂蓼落實之感，與晏殊其他作品一貫所具有的曠達溫潤之風格，極不相類。鄭騫所編之《詞選》以為此詞乃晏殊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之作。又說，此詞云「西秦」、「咸京」，當是知永興軍時作。時同叔年逾六十，去國已久，難免抑鬱。鄭氏之言，極為有見。蓋晏殊自十六歲即以神童擢秘書省正字，受知賞於真宗，在仕宦之途上一直非常順利，直至真宗逝世，仁宗即位，寵用不衰，仕至尚書左丞、參知政事。而其後則曾兩遭貶斥。第一次在明道二年，是年三月，章獻太后崩，仁宗始知自己為李宸妃所生而非太后所出，而晏殊當年嘗被詔撰宸妃墓志，志文但言宸妃生女一人，早卒，無子。故仁宗恨之。晏殊遂罷參知政事，出知毫州，又徙陳州。五年以後，始被召還，自刑部尚書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史．晏殊傳》謂其「及為相，益務進賢材，而（范）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台閣，多一時之賢。……而小人權幸皆不便」。
於是不久之後，晏殊遂又遭到第二次的貶斥。這次貶斥發生在慶曆四年。據《宋史．晏殊傳》云：「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志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穎州。」其後又自潁州移陳州，又自陳州改知許州，又改知永興軍（治所在今陝西西安市），十年以後，始以病歸京師，次年遂卒。晏殊此首《山亭柳》詞所云「西秦」、「咸京」等地，正屬永興軍所轄。故鄭騫《詞選》以為此詞當是知永興軍時所作，當屬可信；暮年失志，感慨自多，何況晏之被斥，時人又多以為非其罪。
《宋史．晏殊傳》即曾為其撰李宸妃墓志不言仁宗為宸妃所生，及其役官兵治僦舍二事做辯解說：「殊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志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時以謂非殊罪。」是晏殊既以非其罪的罪名被罷相，又出知外郡甚久，因此在這首《山亭柳》詞中，遂流露出一種感慨激越之音，與其一般詞作中所表現的圓融明澈的風格頗有不同，成為了《珠玉詞》集中的一闋變調之作。所以鄭騫以為此詞是「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這自然是十分可信的。只是晏殊為什麼一定要「借他人酒杯」來找一個「贈歌者」的題目呢？我以為這種情形也正好說明了殊詞富於理性節制的一點特色，因為他不願把自己激越的悲慨做直接的發洩，所以才在遇到一個遲暮淒涼的歌者時，藉著「贈歌者」的題目，寫出了自己的悲慨。因此，風格雖屬變調，但在基本上並不失晏殊之富理性節制的性格特色。像這種相反而又相成的表現，在我們賞析一位作者的作品時，是極當加以留意的。因為任何一位作者，在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心情之中，都會寫出風格不同的作品，評賞者就貴在能從其不同的風格中，探索出一位作者的基本特色之所在，如此我們才可以對於這位作者和他的作品，有更為深入的探索其本質的賞悟。以前我在說李煜之詞時，也曾談到李氏之作品雖表現有前後兩期之不同的風格，但其本質則實在同出於其能以純摯之情做全心傾注之一源。如果我們說李煜之詞可以作為純情之詩人的代表，則晏殊之詞便恰好可以作為理性之詩人的代表。李煜詞之好處，正在其不以理性節制，所以才能寫得純真而且放任；；晏殊詞之好處，則正在其能以理性節制，所以才能寫得澄明而且溫潤。昔謝靈運曾有詩句云：「異音同至聽，殊響俱清越。」正可以作為李煜與晏殊兩類不同性質之詩人而各具特美之寫照。
一九八二年十月寫於加拿大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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