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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只是一首歌:中國11世紀至12世紀初的詞》-2
2026/05/09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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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只是一首歌:中國11世紀至12世紀初的詞》-2
中國古典文學的閱讀記憶,大概就停留在學生時代,儘管也曾經熟背一些唐詩宋詞,甚至勉強多讀了一些漢魏六朝文學。
透過本書重新溫習那些曾經熟悉的人名或詞句,或許就是一種懷舊憶往。
以下摘要分享本書其中的一個章節〈秦觀〉。
書名:只是一首歌:中國11世紀至12世紀初的詞
作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譯者:麥慧君、杜斐然、劉晨
出版社:北京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22/01
作者聚焦並追蹤北宋時期,詞如何從宴飲助興的表演文本——歌詞,歷經創作、傳唱、抄寫、結集諸過程,最終衍變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並逐漸取得與詩歌並舉的正統地位。
宇文所安一方面從表演實踐、文本傳播、作者問題、詞集編纂與流變等全新角度將詞史看成“詞集史”而非“詞人史”;另一方面又對代表性詞人如柳永、晏幾道、蘇軾、秦觀、賀鑄、周邦彥、李清照等人的作品進行文本解讀,分析他們各自不同的風格特徵及相互之間的關聯與影響,力圖從多個層面呈現詞的歷時性發展及其作者化、風格化和經典化的過程。
【Excerpt】
〈秦觀〉
討論秦觀(1049–1100)要擔負一種特別的責任,因為他正好活躍於“本色詞”出現的時刻。“本色”即詞本來該有的樣子。這種觀念一直到民國時期書寫新文學史時才有所改變,秦觀也被恰如其分地嵌進了漫長的詞史當中。詞迷們對早期詞作的歷史有濃厚的興趣,評價也很高。早期詞作包括唐五代詞,也包括11世紀中期的詞。儘管如此,詞似乎是到了秦觀和蘇軾才開始變成了正式的“文學”體裁:秦觀代表了這變化的其中一面,蘇軾則代表了另一面。
賀鑄(1052–1125)只比秦觀小三歲,他的詞作在當時也得到了廣泛的讚譽;但他很幸運地比秦觀多活了二十五年,因此總給人感覺更“晚”。周邦彥(1056–1121)比秦觀小七歲,而賀鑄甚至比他活得還長,但在一種編年的想象體系中,周邦彥似乎屬於他們的下一輩人——這或許是因為周邦彥的作品要到了更晚近才得到認可。儘管賀鑄和周邦彥比秦觀幸運地多活了幾十年,但他們都是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即11世紀的最後二十餘年——參與了詞這一文體的重要轉型,並各自留下了永久的印跡。
秦觀是蘇軾身邊令人著迷的交遊圈子中的一員。他受益於這種身份。在蘇軾友人活躍的時代,一直到接下來的一個世紀,社會上流傳了大量關於他們的逸事傳聞。同樣地,秦觀也獲得了這樣的關注。相對而言,有關賀鑄利周邦彥的逸事就要少得多。人們對周邦彥的情史沒有太大興趣(除了一個人盡皆知的例外),而圍繞秦觀則衍生了豐富的引人入勝的愛情故事。
和詩的情況類似,詞的逸事通常指“本事詞”。以蘇軾為例,儘管許多關於他的傳聞明顯屬於杜撰,但由於他自己不斷在副題、序以及正文中談及創作場景的細節,這就引發了對其逸事的增補。當詞作沒有交代這類細節時,傳聞也會由此滋生。
……
我們之前談到過“婉約”與“豪放”風格的對立,前者以秦觀為代表,後者以蘇軾和他的門人為代表。這是一種很有問題的分法。我們必須換一種不同的方式來研究詞,有些詞既不屬於豪放派也不屬於婉約派;而所謂婉約派不僅包括了大部分的詞,也容納了太多截然不同的詩學意趣,我們不能輕率地把這些不同的意趣簡化成“婉約”一詞。
有時候一個外來詞彙會有助於重新划定中文中習以為常的範疇,尤其是那些一成不變的概念,即使學者們已經認識到其時代錯誤有多麼嚴重,缺陷多麼大,卻仍然頑固不化。“豪放—婉約”這組對立的根本問題在於它們只屬於詞的世界。作為自足封閉的一組對立概念,它們讓人們認識不到詞在和宋代文化的其他力量交互發展。當詞或顯或隱地宣告自己是一個獨立的領域時,這種論斷本身恰恰說明有一個在它之外的世界存在。
請允許我考慮使用一個內涵豐富的英文詞彙(有其西歐詞源)來討論這個問題,這個詞在前文已經出現過:或許我們可以把詞看作一個“感性”[sensibility]的話語體系。這裡特別可參考18世紀與19世紀初“感性”的用法。與詞類似,這是一個描述細膩情感與精雅趣味的話語體系,與女性氣質關聯強烈,但又是男女共享的領域。這種風格氣度和放縱逾越可以放到更宏大的思想氛圍中理解:當時的人崇尚理性,講究實用,而且有強烈的道德自律意識。恰恰是這種對立才會產生簡.奧斯汀[Jane Austen〕的《理智與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
跨文化比較總是危險的,但也會提供有益的啓發。詞的“感性”話語是基於對佔統攝地位的文化價值的拒斥,在它構建的小世界中不去問那些會在大社會中流傳的問題。或許蘇軾的罪過和魅力不在於他的“豪放”,而在於他污染了那個時刻處於備戰狀態的、封閉的詞的“小世界”,他的話語模式和他提出的問題都是詞人們想要拒之門外的。
詞的真實世界要複雜得多。11世紀後半期產生了許多為宴會而作的“新詞”,或是恭賀某位即將履新的官員,或是給某位王公貴族祝壽。所幸這類作品大部分供失了,但流傳下來的那部分也足以提醒我們詞已經全面進入官場的社交活動中。毫無疑問,那些能寫出差強人意的詞作的人是被雇來專門這些場合寫作的,但我們要知道,宴飲禮儀需要表演很多的曲目。唱完了兒首新作的祝壽詞以後,他們大概不用接著再唱幾個月或者幾年前為其他王公貴族創作過的祝壽詞了。詞的世界仍繼續運轉。
不管感性的模擬有多麼粗糙,也不管宋代與歐洲的情況有多麼不同,這個更大的宋代文化世界在庶幾容納了詞以後,還是以其自身方式呈現理性、務實以及義理上的道德價值。這裡的每一項特質,無論就單個而言還是相互間的結合來看,都宣稱自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是一切的肩鑰。這是一個只會引發反作用的世界,詞在它內部減創造了這樣一個歧出的封閉領地,領也之外的任何東西都無關緊要。
詞常常只是個感性的話語體系——愛戀,失落,回憶,憂愁,品茶,賞菊——它往往是更大的公共生活中的一個獨立空間,有時候它會明確拒斥那個“空念遠”的世界,反對為公務而營營役役。或許有一些人會嘗試住在這類話語所建立的世界中,但對大部分人而言,詞的話語體系是一個替代的空間,間或造訪,在必要的時候離開。這些人勉力通過了科考,遷轉於各處職所之間,努力做一個好官。如果同僚捲入了政治鬥爭或其所屬黨派遭到了清洗,他們就會被流放到環境極其惡劣的地方—秦觀最後的遭遇就是如此。但就詞而言,任何外界的東西都不重要。這種體裁的魅力不言而喻。
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的話,詞整體而言是從反面定義出來的。它要千方百計說明,人類的經驗並不屬於公共領域,不屬於理性世界,也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倫理道德範疇。明白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理解存在於“本色詞”內部各種紛繁的價值。這些價值彼此非常不同—有很多種不同的“好”。這樣一來,蘇軾詞也可被理解為一種獨特的可能性,而非“本色詞”的對立。
秦觀的詞在南宋很流行。我們知道他起碼有四本不同的詞集,但都沒有留存下來。這些集子中的詞作都被收進了1173年一部秦觀的合集中。所有現在看到的秦觀詞都來自他1192年合集的再版。這部重要的集子只收有77首詞,少得驚人,但唐圭璋在《全宋詞》中的估計是87首。可以想見,在這些詞之外,還存在相當數量的歸於秦觀名下的詞作。
現在我們可以來討論大概是秦觀最有名的那首詞了。由於相關的逸聞,這首詞被牽扯到了圍繞詞作的一系列爭論中。爭論大概從11世紀晚期就出現,到了12世紀肯定仍在繼續。我們先從詞本身開始討論。雖然沒有什麼穩妥的根據,秦觀的這首《滿庭芳》一般會繫於1079年:
山抹微雲,天黏衰草,畫角聲斷譙門。
暫停徵棹,聊共引離尊。
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
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
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
謾應得青樓、薄幸名存。
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
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Mountains daubed with faint clouds,
the heavens pasted with withering plants,
a painted horns sound breaks off from the watch-tower gate.
For a while I rest my journeying oars,
and for the moment we keep on with parting cups.
So much that happened before at Penglai!—
I look back uselessly, mist and haze everywhere.
Beyond the setting sunbeams
several specks of wintry crows,
the flowing water circles a solitary village.
It melts the heart,
at a moment such as this,
the perfumed sachet secretly untied,
casually parting from the gossamer sash.
In the blue houses I won nothing from this
but the enduring repute of a man of no feeling.
Going off from here, when will I see her?— on my sleeves and gowns folds the vain stains of weeping.
The place that most wounds the heart:
gazing as far as I can see from the high wall,
lamp-fires in the dusk.
有一則著名的傳聞與這首詞緊密相關。這故事來自1249年刊行的《花庵詞選》中一首蘇軾詞的注。1249年與其所記載的事件已經相隔了超過一個半世紀。根據這則逸事,秦觀在游會稽(約在1079年)回京後見了蘇軾(這一年蘇軾的確是在京師,當時他因烏台詩案而入獄,有可能被處以極刑。出獄後,他立刻被流放去了黃州)。在這則不太可信的逸事中,蘇軾跟秦觀說當時京城中盛唱他的“山抹微雲”詞。接著蘇軾評論道:“不意別後,公學柳七作詞。”秦觀答道:“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蘇軾說:“‘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最後這則故事以“秦慚服。已流傳,不復可改矣”作結。
這則逸聞的價值顯然不在於它是否真實可信。但它和許多其他關於詞的逸事一樣,讓我們明白了什麼是會被接受的,什麼不是。蘇軾,一個“感性”的終極反對者,在這個故事中以權威的面貌出現,揀出了這首詞中“感性”得最明顯的兩句。秦觀則被描述“慚服”。我們需要認識到的一個重要事實是,南宋把秦觀及周邦彥奉北宋詞人的傑出代表(蘇軾屬於特例),而柳永卻被認是個有缺陷的早期詞人(這與秦觀寫這首詞時的情況大不相同,彼時柳永確實是前輩詞人中唯一的慢詞創作者)。
……
隨著詞在11世紀的歷史演進及其文體地位的提升,當下存在的物事越來越常被取代置換。蘇軾可以在夢中行船,望向遠處的樓宇,樓中有別人的歡宴。但當秦觀回想“舊事”,他卻只說“空回首、暮靄紛紛”。越來越多洗抹和霧化的層次被加了進來,幾乎沒人能再像歐陽修那樣說“山色有無中”——山的色彩既在那裡,又不在那裡。如今剩下的只有霧。
上闋結束於一個高度“詩性”的意象,句中包含多處援引。詞人所描述的個人經歷,顯然是介由[mediated]一整套技藝的語言章法來呈現的。我們可看到,他間或利用詩性的意象,間或運用詩性的語言。當然,一切藝術再現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介由某種東西來完成的,但重要的是秦觀此處在使用這種具有中介性的語言章法時,他用得很明顯。
上下闋的轉換處往往是轉向內心的:他料想,他追憶,他痛苦。秦觀徹底滑入柳永的套路,被蘇軾抓了正著。周邦彥就很少犯這樣的錯誤。秦觀的下闋在柳永模式和上闋所呈現的新的“雅化”慢詞模式之間掙扎。第十五句是文本傳統的再現。這明顯是個冗贅的句子——“謾贏得青樓、薄幸名存”,直譯為白話就是:在青樓中,我徒然一無所獲,卻留下了無情人的名聲。這句話嵌入了杜牧最有名的幾句詩。結構性的字詞如“謾”(徒然)和“存”(長久留存)都是沒必要的。杜牧原句中的“贏得”(我為自己所獲取的)在唐代口語中有反諷的意味,其中已經暗含了“漫”的意思。同樣,“得”字其實也已暗含了“存”的意思,不過“存”比“謾”出現的理由更充分一些,因為它可以表示強調。這些冗詞在句中的使用,並非只是為了填充詞牌曲子中的空白,更是因為前代詩句不再只是單個字詞意思的集合,它已經成為了“一句詩語”。新添的字詞以一種新的方法標明瞭當下詩意的“引用”。
在短暫地滑向柳永式的措辭之後,高雅的“詩性”再次勝出,在全篇的終結處,戀人被擱置在高城之外,高城又被擱置在視野之外。詞的結尾出現了讓人驚艷的比照,上闋最後一句中出現的意象此時被反轉了過來:之前是在落日餘暉映襯下的數點烏鴉,現在則是照片的“底片”——天色漸暗,寒鴉的黑點被置換成了黑幕上的點點燈火。
大概在《花庵詞選》所記載的這則逸聞出現前一個世紀,嚴有翼的論著《藝苑雌黃》有這樣一條評論:
其詞極為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呼之為山抹微雲君。中間有“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人皆以為少游自造此語,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雲:“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繞孤村。少游用此語也。”
這是江西詩派盛行的時代,每一句都應該有來歷,化用前人。但在此前有關隋煬帝作品和殘篇的記錄中卻沒有任何關於這一聯的記載。嚴有翼所說並非完全不可能,但一首隋場帝的新詩突然在12世紀冒出來,揭示當時最有名的詞作之一的詞句的真正來源,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能夠辨識出如此生僻的語典是一種榮耀。比較可能的是,這一聯是在12世紀寫成的,卻被當成出於7世紀的作者之手。秦觀得到了這一聯詩語,這樣一來,秦觀和辨識出他用典的學者就都能得到一份榮耀。
這則材料向我們願不了來間作為文學背後有什麼力極在運作。詞作的“藝術性”不僅是秦觀的創造,讀者的參與其實並不比秦觀這個作者少。
在詞作背後發揮作用的還包括前面討論的本事詞。《藝苑雕黃》中有另一則記載,提到了這首詞背後的“真相”。這故事是現在論者系年的根據。秦觀在會稽一直留到1079年仲夏。據說他當時愛上了一個歌女,這便似乎能夠解釋“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這則材料說該詞作於會稽,對明確表達回顧的那幾行視而不見。徐培鈞修正了這一說法,認為這首詞作於秦觀隨後一次訪越之時,他是在追憶會稽的那個女孩。這也更契合詞中“衰草”“寒鴉”等季節性的描寫。
簡而言之,在秦觀寫出這首詞之後的九百多年中,心懷傾慕的讀者們努力想要探尋這首詞的本事、它的創作背景,以及勘定那幾行並無明顯出處的“詩句”的出處。詞已不“只是一首歌”了。
……
中國古典文學的閱讀記憶,大概就停留在學生時代,儘管也曾經熟背一些唐詩宋詞,甚至勉強多讀了一些漢魏六朝文學。
透過本書重新溫習那些曾經熟悉的人名或詞句,或許就是一種懷舊憶往。
以下摘要分享本書其中的一個章節〈秦觀〉。
書名:只是一首歌:中國11世紀至12世紀初的詞
作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譯者:麥慧君、杜斐然、劉晨
出版社:北京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22/01
作者聚焦並追蹤北宋時期,詞如何從宴飲助興的表演文本——歌詞,歷經創作、傳唱、抄寫、結集諸過程,最終衍變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並逐漸取得與詩歌並舉的正統地位。
宇文所安一方面從表演實踐、文本傳播、作者問題、詞集編纂與流變等全新角度將詞史看成“詞集史”而非“詞人史”;另一方面又對代表性詞人如柳永、晏幾道、蘇軾、秦觀、賀鑄、周邦彥、李清照等人的作品進行文本解讀,分析他們各自不同的風格特徵及相互之間的關聯與影響,力圖從多個層面呈現詞的歷時性發展及其作者化、風格化和經典化的過程。
【Excerpt】
〈秦觀〉
討論秦觀(1049–1100)要擔負一種特別的責任,因為他正好活躍於“本色詞”出現的時刻。“本色”即詞本來該有的樣子。這種觀念一直到民國時期書寫新文學史時才有所改變,秦觀也被恰如其分地嵌進了漫長的詞史當中。詞迷們對早期詞作的歷史有濃厚的興趣,評價也很高。早期詞作包括唐五代詞,也包括11世紀中期的詞。儘管如此,詞似乎是到了秦觀和蘇軾才開始變成了正式的“文學”體裁:秦觀代表了這變化的其中一面,蘇軾則代表了另一面。
賀鑄(1052–1125)只比秦觀小三歲,他的詞作在當時也得到了廣泛的讚譽;但他很幸運地比秦觀多活了二十五年,因此總給人感覺更“晚”。周邦彥(1056–1121)比秦觀小七歲,而賀鑄甚至比他活得還長,但在一種編年的想象體系中,周邦彥似乎屬於他們的下一輩人——這或許是因為周邦彥的作品要到了更晚近才得到認可。儘管賀鑄和周邦彥比秦觀幸運地多活了幾十年,但他們都是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即11世紀的最後二十餘年——參與了詞這一文體的重要轉型,並各自留下了永久的印跡。
秦觀是蘇軾身邊令人著迷的交遊圈子中的一員。他受益於這種身份。在蘇軾友人活躍的時代,一直到接下來的一個世紀,社會上流傳了大量關於他們的逸事傳聞。同樣地,秦觀也獲得了這樣的關注。相對而言,有關賀鑄利周邦彥的逸事就要少得多。人們對周邦彥的情史沒有太大興趣(除了一個人盡皆知的例外),而圍繞秦觀則衍生了豐富的引人入勝的愛情故事。
和詩的情況類似,詞的逸事通常指“本事詞”。以蘇軾為例,儘管許多關於他的傳聞明顯屬於杜撰,但由於他自己不斷在副題、序以及正文中談及創作場景的細節,這就引發了對其逸事的增補。當詞作沒有交代這類細節時,傳聞也會由此滋生。
……
我們之前談到過“婉約”與“豪放”風格的對立,前者以秦觀為代表,後者以蘇軾和他的門人為代表。這是一種很有問題的分法。我們必須換一種不同的方式來研究詞,有些詞既不屬於豪放派也不屬於婉約派;而所謂婉約派不僅包括了大部分的詞,也容納了太多截然不同的詩學意趣,我們不能輕率地把這些不同的意趣簡化成“婉約”一詞。
有時候一個外來詞彙會有助於重新划定中文中習以為常的範疇,尤其是那些一成不變的概念,即使學者們已經認識到其時代錯誤有多麼嚴重,缺陷多麼大,卻仍然頑固不化。“豪放—婉約”這組對立的根本問題在於它們只屬於詞的世界。作為自足封閉的一組對立概念,它們讓人們認識不到詞在和宋代文化的其他力量交互發展。當詞或顯或隱地宣告自己是一個獨立的領域時,這種論斷本身恰恰說明有一個在它之外的世界存在。
請允許我考慮使用一個內涵豐富的英文詞彙(有其西歐詞源)來討論這個問題,這個詞在前文已經出現過:或許我們可以把詞看作一個“感性”[sensibility]的話語體系。這裡特別可參考18世紀與19世紀初“感性”的用法。與詞類似,這是一個描述細膩情感與精雅趣味的話語體系,與女性氣質關聯強烈,但又是男女共享的領域。這種風格氣度和放縱逾越可以放到更宏大的思想氛圍中理解:當時的人崇尚理性,講究實用,而且有強烈的道德自律意識。恰恰是這種對立才會產生簡.奧斯汀[Jane Austen〕的《理智與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
跨文化比較總是危險的,但也會提供有益的啓發。詞的“感性”話語是基於對佔統攝地位的文化價值的拒斥,在它構建的小世界中不去問那些會在大社會中流傳的問題。或許蘇軾的罪過和魅力不在於他的“豪放”,而在於他污染了那個時刻處於備戰狀態的、封閉的詞的“小世界”,他的話語模式和他提出的問題都是詞人們想要拒之門外的。
詞的真實世界要複雜得多。11世紀後半期產生了許多為宴會而作的“新詞”,或是恭賀某位即將履新的官員,或是給某位王公貴族祝壽。所幸這類作品大部分供失了,但流傳下來的那部分也足以提醒我們詞已經全面進入官場的社交活動中。毫無疑問,那些能寫出差強人意的詞作的人是被雇來專門這些場合寫作的,但我們要知道,宴飲禮儀需要表演很多的曲目。唱完了兒首新作的祝壽詞以後,他們大概不用接著再唱幾個月或者幾年前為其他王公貴族創作過的祝壽詞了。詞的世界仍繼續運轉。
不管感性的模擬有多麼粗糙,也不管宋代與歐洲的情況有多麼不同,這個更大的宋代文化世界在庶幾容納了詞以後,還是以其自身方式呈現理性、務實以及義理上的道德價值。這裡的每一項特質,無論就單個而言還是相互間的結合來看,都宣稱自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是一切的肩鑰。這是一個只會引發反作用的世界,詞在它內部減創造了這樣一個歧出的封閉領地,領也之外的任何東西都無關緊要。
詞常常只是個感性的話語體系——愛戀,失落,回憶,憂愁,品茶,賞菊——它往往是更大的公共生活中的一個獨立空間,有時候它會明確拒斥那個“空念遠”的世界,反對為公務而營營役役。或許有一些人會嘗試住在這類話語所建立的世界中,但對大部分人而言,詞的話語體系是一個替代的空間,間或造訪,在必要的時候離開。這些人勉力通過了科考,遷轉於各處職所之間,努力做一個好官。如果同僚捲入了政治鬥爭或其所屬黨派遭到了清洗,他們就會被流放到環境極其惡劣的地方—秦觀最後的遭遇就是如此。但就詞而言,任何外界的東西都不重要。這種體裁的魅力不言而喻。
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的話,詞整體而言是從反面定義出來的。它要千方百計說明,人類的經驗並不屬於公共領域,不屬於理性世界,也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倫理道德範疇。明白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理解存在於“本色詞”內部各種紛繁的價值。這些價值彼此非常不同—有很多種不同的“好”。這樣一來,蘇軾詞也可被理解為一種獨特的可能性,而非“本色詞”的對立。
秦觀的詞在南宋很流行。我們知道他起碼有四本不同的詞集,但都沒有留存下來。這些集子中的詞作都被收進了1173年一部秦觀的合集中。所有現在看到的秦觀詞都來自他1192年合集的再版。這部重要的集子只收有77首詞,少得驚人,但唐圭璋在《全宋詞》中的估計是87首。可以想見,在這些詞之外,還存在相當數量的歸於秦觀名下的詞作。
現在我們可以來討論大概是秦觀最有名的那首詞了。由於相關的逸聞,這首詞被牽扯到了圍繞詞作的一系列爭論中。爭論大概從11世紀晚期就出現,到了12世紀肯定仍在繼續。我們先從詞本身開始討論。雖然沒有什麼穩妥的根據,秦觀的這首《滿庭芳》一般會繫於1079年:
山抹微雲,天黏衰草,畫角聲斷譙門。
暫停徵棹,聊共引離尊。
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
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
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
謾應得青樓、薄幸名存。
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
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Mountains daubed with faint clouds,
the heavens pasted with withering plants,
a painted horns sound breaks off from the watch-tower gate.
For a while I rest my journeying oars,
and for the moment we keep on with parting cups.
So much that happened before at Penglai!—
I look back uselessly, mist and haze everywhere.
Beyond the setting sunbeams
several specks of wintry crows,
the flowing water circles a solitary village.
It melts the heart,
at a moment such as this,
the perfumed sachet secretly untied,
casually parting from the gossamer sash.
In the blue houses I won nothing from this
but the enduring repute of a man of no feeling.
Going off from here, when will I see her?— on my sleeves and gowns folds the vain stains of weeping.
The place that most wounds the heart:
gazing as far as I can see from the high wall,
lamp-fires in the dusk.
有一則著名的傳聞與這首詞緊密相關。這故事來自1249年刊行的《花庵詞選》中一首蘇軾詞的注。1249年與其所記載的事件已經相隔了超過一個半世紀。根據這則逸事,秦觀在游會稽(約在1079年)回京後見了蘇軾(這一年蘇軾的確是在京師,當時他因烏台詩案而入獄,有可能被處以極刑。出獄後,他立刻被流放去了黃州)。在這則不太可信的逸事中,蘇軾跟秦觀說當時京城中盛唱他的“山抹微雲”詞。接著蘇軾評論道:“不意別後,公學柳七作詞。”秦觀答道:“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蘇軾說:“‘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最後這則故事以“秦慚服。已流傳,不復可改矣”作結。
這則逸聞的價值顯然不在於它是否真實可信。但它和許多其他關於詞的逸事一樣,讓我們明白了什麼是會被接受的,什麼不是。蘇軾,一個“感性”的終極反對者,在這個故事中以權威的面貌出現,揀出了這首詞中“感性”得最明顯的兩句。秦觀則被描述“慚服”。我們需要認識到的一個重要事實是,南宋把秦觀及周邦彥奉北宋詞人的傑出代表(蘇軾屬於特例),而柳永卻被認是個有缺陷的早期詞人(這與秦觀寫這首詞時的情況大不相同,彼時柳永確實是前輩詞人中唯一的慢詞創作者)。
……
隨著詞在11世紀的歷史演進及其文體地位的提升,當下存在的物事越來越常被取代置換。蘇軾可以在夢中行船,望向遠處的樓宇,樓中有別人的歡宴。但當秦觀回想“舊事”,他卻只說“空回首、暮靄紛紛”。越來越多洗抹和霧化的層次被加了進來,幾乎沒人能再像歐陽修那樣說“山色有無中”——山的色彩既在那裡,又不在那裡。如今剩下的只有霧。
上闋結束於一個高度“詩性”的意象,句中包含多處援引。詞人所描述的個人經歷,顯然是介由[mediated]一整套技藝的語言章法來呈現的。我們可看到,他間或利用詩性的意象,間或運用詩性的語言。當然,一切藝術再現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介由某種東西來完成的,但重要的是秦觀此處在使用這種具有中介性的語言章法時,他用得很明顯。
上下闋的轉換處往往是轉向內心的:他料想,他追憶,他痛苦。秦觀徹底滑入柳永的套路,被蘇軾抓了正著。周邦彥就很少犯這樣的錯誤。秦觀的下闋在柳永模式和上闋所呈現的新的“雅化”慢詞模式之間掙扎。第十五句是文本傳統的再現。這明顯是個冗贅的句子——“謾贏得青樓、薄幸名存”,直譯為白話就是:在青樓中,我徒然一無所獲,卻留下了無情人的名聲。這句話嵌入了杜牧最有名的幾句詩。結構性的字詞如“謾”(徒然)和“存”(長久留存)都是沒必要的。杜牧原句中的“贏得”(我為自己所獲取的)在唐代口語中有反諷的意味,其中已經暗含了“漫”的意思。同樣,“得”字其實也已暗含了“存”的意思,不過“存”比“謾”出現的理由更充分一些,因為它可以表示強調。這些冗詞在句中的使用,並非只是為了填充詞牌曲子中的空白,更是因為前代詩句不再只是單個字詞意思的集合,它已經成為了“一句詩語”。新添的字詞以一種新的方法標明瞭當下詩意的“引用”。
在短暫地滑向柳永式的措辭之後,高雅的“詩性”再次勝出,在全篇的終結處,戀人被擱置在高城之外,高城又被擱置在視野之外。詞的結尾出現了讓人驚艷的比照,上闋最後一句中出現的意象此時被反轉了過來:之前是在落日餘暉映襯下的數點烏鴉,現在則是照片的“底片”——天色漸暗,寒鴉的黑點被置換成了黑幕上的點點燈火。
大概在《花庵詞選》所記載的這則逸聞出現前一個世紀,嚴有翼的論著《藝苑雌黃》有這樣一條評論:
其詞極為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呼之為山抹微雲君。中間有“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人皆以為少游自造此語,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雲:“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繞孤村。少游用此語也。”
這是江西詩派盛行的時代,每一句都應該有來歷,化用前人。但在此前有關隋煬帝作品和殘篇的記錄中卻沒有任何關於這一聯的記載。嚴有翼所說並非完全不可能,但一首隋場帝的新詩突然在12世紀冒出來,揭示當時最有名的詞作之一的詞句的真正來源,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能夠辨識出如此生僻的語典是一種榮耀。比較可能的是,這一聯是在12世紀寫成的,卻被當成出於7世紀的作者之手。秦觀得到了這一聯詩語,這樣一來,秦觀和辨識出他用典的學者就都能得到一份榮耀。
這則材料向我們願不了來間作為文學背後有什麼力極在運作。詞作的“藝術性”不僅是秦觀的創造,讀者的參與其實並不比秦觀這個作者少。
在詞作背後發揮作用的還包括前面討論的本事詞。《藝苑雕黃》中有另一則記載,提到了這首詞背後的“真相”。這故事是現在論者系年的根據。秦觀在會稽一直留到1079年仲夏。據說他當時愛上了一個歌女,這便似乎能夠解釋“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這則材料說該詞作於會稽,對明確表達回顧的那幾行視而不見。徐培鈞修正了這一說法,認為這首詞作於秦觀隨後一次訪越之時,他是在追憶會稽的那個女孩。這也更契合詞中“衰草”“寒鴉”等季節性的描寫。
簡而言之,在秦觀寫出這首詞之後的九百多年中,心懷傾慕的讀者們努力想要探尋這首詞的本事、它的創作背景,以及勘定那幾行並無明顯出處的“詩句”的出處。詞已不“只是一首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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