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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王樸的《地圖在動：現代詩的源流》
2026/05/25 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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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王樸的《地圖在動：現代詩的源流》
XLVIII. Nimporte ou hors du monde 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 / 波特萊爾
Cette vie est un hôpital ou chaque malade est possédé du désir de changer de lit. Celui-ci voudrait souffrir en face du poele, et celui-la croit quil guérirait a côté de la fenetre.
人生是一座醫院，每位病患都執意要換病床。這個病患想要在爐前受苦，另一位則相信在窗戶邊便會康復。
Il me semble que je serais toujours bien la ou je ne suis pas, et cette question de déménagement en est une que je discute sans cesse avec mon âme.
在缺席的地方，我似乎會安心自在，這是重新安置自己的問題，我時時跟心靈討論一番。
……
Mon âme ne répond pas.
心靈一句話也沒回答。
……
Mon âme reste muette.
心靈依然默默無語。
……
Pas un mot. - Mon âme serait-elle morte?
還是不吭聲。——難道我的心靈死了嗎？
……
Enfin, mon âme fait explosion, et sagement elle me crie: "Nimporte ou! nimporte ou! pourvu que ce soit hors de ce monde!"
最後，我的心靈祭出爆炸聲，豁然大叫：「不管什麼地方！不管什麼地方！只要在世界之外！
(中譯：辜振豐)
書名：地圖在動：現代詩的源流
作者：王樸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1
本書聚焦詩歌修辭本身的變革，貫通歐洲浪漫主義、西方現代派和中國新詩，追尋現代詩的源與流。各篇章為作者過去二十年研究之結晶，匯總於此，不僅囊括從浪漫時期到新詩史的個案，而且形成了一條論辯線索，始終關切著詩歌語言內部的政治、詩歌形式內部的歷史感。全書論及荷爾德林、布萊克、雪萊、惠特曼、波德萊爾、蘭波、魯迅、勃洛克、郭沫若、卞之琳、奧登和穆旦等重要詩人及相關作品和文學現象，提出並綜述現代詩歌批評的關鍵問題，勾畫現代主義詩歌旅行路線，展開“聲音和意義”的批判性反思。
【Excerpt】
〈反諷或“世界之外”：波德萊爾的旅行邀請〉
一
《在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是十九世紀法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即“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起源性詩人）夏爾．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中第四十八首。這個標題本身就充滿語言的歧途。它在原文中是英語（“Anywhere out of the World”），但又有一個法語副標題“Nimporte oi hors du monde”，顯著雙語的既分且合（別忘了，波德萊爾曾做過英譯法的文學翻譯）。也就是說，標題本身帶有翻譯的雙重性，而其語義又表現出顯著的悖論色彩：“世界”之外，怎麼可能有“地方”呢？
作爲波德萊爾的“總結性寓言”之一，這首散文詩以世界和“人生”的壓抑性圖景開篇：
人生是一座醫院，其中，每個病人都被想調換床位的慾望纏住。
我們每個個體都感受著生命的欠缺，“調換床位的慾望”來自於對別樣處境的嚮往，可每個人都困在“人生”的“醫院”之中，無處可逃。這是一個不可能遠走的“世界”。作溈這首散文詩的隱喻基礎，“調換床位”的望，既是象徵也是症候。它象徵著自我在一個沒有價值總體感的人生“醫院”中尋求同一性的渴望。它也昭示出自我的殘缺、自我的不可完成這一“絕症”。在此，和在許多其他作品中一樣，波德萊爾揭開了現代主體性的兩面特徵：個體自我成為了絕對的准則，卻又不可能具有完整性和自足性。主體性的慾望和不滿，標記著自我和世界的矛盾性關係，正因這種現代性之病，我們住在“醫院”，永難出院。反諷，作為一種詩歌動向，由此開始—
—以“自我”不停發出“旅行邀請”而“靈魂”無處可去的形式。我們接下去就讀到“我”向“我的靈魂”提出的一系列“遷居”計劃：“去里斯本居住可好？”“你可願意去住在荷蘭那片福地？”“也許巴達維亞更和你的心意？（巴達維亞即今之雅加達，當時為荷當的印尼確民地的一部分）要麼“前去托爾尼奧”（此地在芬蘭）？或者案性“去波羅的海的盡頭”，“去北極定居”？“我”邀請“我的靈魂”遠行，這是現代詩的反諷一種。
無獨有偶，保羅．德曼對“波德萊爾式反諷的討論”以《惡之花》中一節詩為起點，而這節詩正是關於“調換床位”的慾望的一個更早（或許也較少壓抑感的）版本。這便是《旅行》（“Le voyage”）第二部分的第二節：
奇異的命運，它的目標常改變方向，
也許到處都可以，無所謂什麼場所！
世人總是懷抱著永不疲倦的希望，
為了能獲得安息而像狂人般奔波！
德曼認為，波德萊爾的起點是“人的躁動”和“世界”的一切神話失效所產生的“壓迫”感這一對矛盾，“移位"（se deplacer）衝動通過一系列空間隱喻中顯露出來，以“應和”（correspondences）的消逝為隱含前提，預示了反諷修辭的新發展。反諷竟然聯繫著“旅行”想象的主體。
旅行是什麼？它意味著在熟悉與陌生之間位移運動；它代表著對“異”（異地、異鄉、異國、異文化）的體驗。同時，旅行也是十九世紀歐洲布爾喬亞文化的一個範型，其中有對世界的發現和考察，有自我的遠游和完成，甚至還有對烏托邦及理想生活的憧憬和尋求。乃至於，旅行成為了一種純粹的慾望（英文中還有 wanderlust一詞），一種朝向“未知”的狀態：而那“未知”的，卻可能更符合人性，更“親切”。在《旅行》中，地圖和風景畫上的“宇宙”或“世界”既無比“偉大”，又“何其區區”。世人出於“慾望”或“怨恨”而熱情出發，有的為了逃離，有的為了到達，一方面是追求愛、光榮、幸福和“黃金鄉”，一方面又是“旅遊／而旅遊”。我們厭倦現實，“逃避宿命”，渴望一個決然不同的世界，然而，由旅行得到的知識仍然是這個“單調狹小的世界”，是“全球的永不變的報告書”。這個世界以外的地方？世人只能等待“死亡”這個老船長，做最後的出發，而那又回到了“旅行”的初衷：“跳進未知之國的深部去獵獲‘新奇’！”（320頁）在此加著重的“新奇”一語，當然正是文學現代性的關鍵詞。而這樣反復搖擺的“求新”意識及其無效，展開了反諷的修辭之“程”。
《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被認是十九世紀最後一本擁有全歐洲影響力的詩集，開卷不久，在《旅行》之前，我們會先遇到
《旅行的波希米亞人》，詩中，地母為旅人們——
鋪上綠茵，使岩石間流出清泉，
又使荒野開花，為他們打開
那個黑暗未來的親切的世界。
在這首詩中，“波希米亞人”是指歐洲大地上古老的流浪民族，而如今，它已經成為了“都市漫遊者”的代名詞。“漫遊者”（le flaneur）的原型也可以追溯到波德萊爾身上，對他，巴黎或許是寓意的一切和一切的寓意，對我們，巴黎是十九世紀歐洲現代性的首都。在關於巴黎和波德萊爾的研究手稿中，德國猶太批評家瓦爾特．本雅明一針見血地點出，波德萊爾和十九世紀巴黎的關係就像石頭“嵌”在土層中，這位大詩人偏偏是一個不旅行的人。這或許算是文本內外的另一層更深的反諷：書寫旅行慾望的波德萊爾，並不旅行。早年的教養時代，他作為上層子弟曾有過一次近乎被動的遠行，此後再無壯游，雖然經常居無定所，但波德菜爾幾乎從不離開巴黎。晚年的比利時之行，更多出於現實考量，而且並不愉快，甚至有人認為它加速了詩人健康狀況的惡化（布魯塞爾意味著鴉片和過量飲酒⋯⋯）。他的同代文人馬克西姆．迪康（Maxime Du Camp）甚至說“外部世界難以提起他的興趣”。本雅明在《拱廊街計劃》（Das Passagen-Werk）手稿中，則通過“凝定”（Stilstellung, Starrheit）這一概念進入波德萊爾的世界，不僅指詩中的意象特徵——在“動亂”中取得“凝定”意象的能力——也是要說明詩人的存在本身如何“嵌入”十九世紀的首都巴黎，保持著位置的凝定。只有凝定不動才能幻想旅行，只因無處可去才渴望“調換床位”。
換言之，本雅明在這樣一位“都市漫遊者”身上看到了詩的“凝定”，而德曼在旅行主題中找到了反諷的趨向，那麼我們，真的能從這“凝定”中收到旅行邀請嗎？我認為，在《旅行》中初現的反諷動機是在散文詩中得到了隱秘而決絕的推進，我們應當以《在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這首散文詩為中心來理解波德萊爾的旅行作品序列——不僅包括《旅行》，也包括《邀游》等名篇。而且，散文詩這一文類本身就是反諷推進的成果。“我們當中誰沒有在他懷著雄心壯志的日子裡夢想過創造奇跡，寫出詩的散文，沒有節律，沒有腳韻，但富於音樂性，而且亦剛亦柔，足以適應心靈的抒情的衝動、幻想的波動和意識的跳躍？”《巴黎的憂鬱》前言中的這段著名的話可謂新文類的宣言，交織著詩體和散文體的“殊途”及“同歸”。然而，這一“奇跡”本身就帶有反諷的歧義，散文詩真的代表一種“雄心壯志”的理想主義嗎？與其說是理想，不如說它承認了，若要“描寫一種更抽象的現代生活”，在“大城市”，面對“無數錯綜複雜的關係”，詩歌——至少抒情詩——已經不再有效。這裡我們自然想到了黑格爾的判斷：現代世界是一個“散文的世界”（Welt der Prose）。下面我們很快就看到，這一散文世界如何使抒情失效，而以反諷為表意的宿命。“散文詩”這一“縈迴腦際的理想”和旅行的幻象一樣，是詩歌走向反諷的又一路線。而在波德萊爾的散文詩中，反諷的修辭以更為自省、更多自我指涉的方式展開。可以說，《巴黎的憂鬱》就是《惡之花》的反諷化。《惡之花》中的大量“應和”（correspondences）和意象，在這裡變反諷，正如“永不疲倦的希望”變為“調換床位的慾望”，幻象的靈氛進一步褪去：“這一位情願去對著火爐熬著，那一位認為靠在窗口會獲得康復。”
當詩人把一座令人窒息的醫院作為人世的全景，反諷作為主導元素就已經浮現。換床位的慾望既無謂又是必要的；醫院讓人想到的既是治療和康復，也是疾病和死亡。自我的旅行躁動和世界的壓抑不斷強化著反諷二重性之軸。在這一意義上，對於“世界的脆弱”和自我的難題，晚期波德萊爾的確獲得了更具穿透力的洞察，他的寫法甚至可以說靠近了二十世紀偉大批評家盧卡奇在《小說理論》中對反諷的定義：“小說的反諷是世界脆弱性的自我修正：不充分的關係能把自己轉變誤解和相互失之交臂之奇妙的然而井井有條的輪舞。”根據青年盧卡奇的看法，反諷是現代寫作的必要條件，因為反諷認識到任何總體性已經由於世界的脆弱而不再有效，並由此提供出一種虛設的總體性，而且對這一自我矛盾保持著覺悟。在這方面，自我修正似乎是積極的。這一視角可以在波德萊爾的散文詩開頭自我的幻想中找到。反諷來自對個體和世界之間的破碎關係的體認。
然而，從這一虛設的總體性開始，反諷將繼續展開，一路不停。在德曼看來，對自身存在的矛盾性的意識，並不會使反諷成為自我之重新發現的策略一種。真正的反諷必然在意義感、整體感的歧途上走向更多的分裂，與其說是自我修正，不如說是越來越強烈的自我疏離。反諷複製自身，產生反諷的反諷，反諷的反諷的反諷……這是意義雙重性的不斷加碼和無限循環：“反諷的動作……只在距離和差異的意義上聯繫著它自身的進程，不允許終結，也沒有總體。”德曼如此定義的反諷，可以回溯到克爾凱郭爾關於反諷作為“無限的絕對的否定性”的形容，更進一步則源於德國早期浪漫派的反諷觀。這也就是什麼黑格爾從不錯過攻擊浪漫派反諷的機會，因為在他看來，施萊格爾所提出的反諷和“不可理解性”必然產生“壞的無限性”和壞的主體性，這其中無休止的內向是無效空轉。而德曼卻視波德萊爾為施萊格爾等德國浪漫派的“精神同代人”。
《在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似乎完全印證了德曼的視角：不斷的內轉、自我的分裂、無終點的反諷。散文詩中，關於旅行的對話是在“我”和“我的靈魂”這兩個角色之間進行的，這是再顯著不過的自我二重性。逃離醫院的計劃在二者之間不斷延異，真正的遠行從不可能發生，一切只存在於拖延之中。而“靈魂”的深淵般的沈默，如意義的黑洞，成倍放大著一切理想或慾望的“不可理解性”。從黑格爾的主客體辯證法來看，這種反諷趨向在美學上並無“生產性”，但德曼的批評卻取消了自我和世界的對立關係，把反諷歸結到語言層面，視之為“能指的自由遊戲”。在這一意義上，波德萊爾這首散文詩的價值或許就在於，它展示出，自我（那個渴望旅行、渴望調換床位的“我”，那個和靈魂對話的“我”）以文本化的形態呈現，自我本身便是話語內部的延宕。
德曼的反諷理論迫使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的出發點，即我在讀到這首散文詩開頭時所提出的“自我和世界”關係的現代危機。我之所以在展開細讀之前繞進反諷概念的哲學迷宮，是因為要理解現代詩的反諷傾向，我們就不得不面對闡釋上的抉擇：究竟是沿著“世界的脆弱”和“自我修正”的路線，還是走向自我的延異和“能指的遊戲”。不斷規劃旅行的“我”和長久沈默的“靈魂”，誰才是反諷的主體？前者似乎對應著克爾凱郭爾關於反諷必然導致不可能的慾望的思路，而後者則近乎於話語遊戲的內在旁觀者。反諷的兩面性正在於此：一方面是對主客體的聯繫的最微弱的渴求。另一方面是中斷、疏離、偏移的無盡傾向，它所包含的“主體性概念，接受著主體內在的縫隙和裂痕”。我提議把《在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作為反諷的一個必然結果乃至終結點來看待，由此細讀的話，我們就可以摸清現代詩的一部分修辭路線圖，也可以探問，我們無法走出的“自我－語言”迷宮，究竟具有何種歷史客觀性？
……
XLVIII. Nimporte ou hors du monde 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 / 波特萊爾
Cette vie est un hôpital ou chaque malade est possédé du désir de changer de lit. Celui-ci voudrait souffrir en face du poele, et celui-la croit quil guérirait a côté de la fenetre.
人生是一座醫院，每位病患都執意要換病床。這個病患想要在爐前受苦，另一位則相信在窗戶邊便會康復。
Il me semble que je serais toujours bien la ou je ne suis pas, et cette question de déménagement en est une que je discute sans cesse avec mon âme.
在缺席的地方，我似乎會安心自在，這是重新安置自己的問題，我時時跟心靈討論一番。
……
Mon âme ne répond pas.
心靈一句話也沒回答。
……
Mon âme reste muette.
心靈依然默默無語。
……
Pas un mot. - Mon âme serait-elle morte?
還是不吭聲。——難道我的心靈死了嗎？
……
Enfin, mon âme fait explosion, et sagement elle me crie: "Nimporte ou! nimporte ou! pourvu que ce soit hors de ce monde!"
最後，我的心靈祭出爆炸聲，豁然大叫：「不管什麼地方！不管什麼地方！只要在世界之外！
(中譯：辜振豐)
書名：地圖在動：現代詩的源流
作者：王樸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1
本書聚焦詩歌修辭本身的變革，貫通歐洲浪漫主義、西方現代派和中國新詩，追尋現代詩的源與流。各篇章為作者過去二十年研究之結晶，匯總於此，不僅囊括從浪漫時期到新詩史的個案，而且形成了一條論辯線索，始終關切著詩歌語言內部的政治、詩歌形式內部的歷史感。全書論及荷爾德林、布萊克、雪萊、惠特曼、波德萊爾、蘭波、魯迅、勃洛克、郭沫若、卞之琳、奧登和穆旦等重要詩人及相關作品和文學現象，提出並綜述現代詩歌批評的關鍵問題，勾畫現代主義詩歌旅行路線，展開“聲音和意義”的批判性反思。
【Excerpt】
〈反諷或“世界之外”：波德萊爾的旅行邀請〉
一
《在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是十九世紀法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即“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起源性詩人）夏爾．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中第四十八首。這個標題本身就充滿語言的歧途。它在原文中是英語（“Anywhere out of the World”），但又有一個法語副標題“Nimporte oi hors du monde”，顯著雙語的既分且合（別忘了，波德萊爾曾做過英譯法的文學翻譯）。也就是說，標題本身帶有翻譯的雙重性，而其語義又表現出顯著的悖論色彩：“世界”之外，怎麼可能有“地方”呢？
作爲波德萊爾的“總結性寓言”之一，這首散文詩以世界和“人生”的壓抑性圖景開篇：
人生是一座醫院，其中，每個病人都被想調換床位的慾望纏住。
我們每個個體都感受著生命的欠缺，“調換床位的慾望”來自於對別樣處境的嚮往，可每個人都困在“人生”的“醫院”之中，無處可逃。這是一個不可能遠走的“世界”。作溈這首散文詩的隱喻基礎，“調換床位”的望，既是象徵也是症候。它象徵著自我在一個沒有價值總體感的人生“醫院”中尋求同一性的渴望。它也昭示出自我的殘缺、自我的不可完成這一“絕症”。在此，和在許多其他作品中一樣，波德萊爾揭開了現代主體性的兩面特徵：個體自我成為了絕對的准則，卻又不可能具有完整性和自足性。主體性的慾望和不滿，標記著自我和世界的矛盾性關係，正因這種現代性之病，我們住在“醫院”，永難出院。反諷，作為一種詩歌動向，由此開始—
—以“自我”不停發出“旅行邀請”而“靈魂”無處可去的形式。我們接下去就讀到“我”向“我的靈魂”提出的一系列“遷居”計劃：“去里斯本居住可好？”“你可願意去住在荷蘭那片福地？”“也許巴達維亞更和你的心意？（巴達維亞即今之雅加達，當時為荷當的印尼確民地的一部分）要麼“前去托爾尼奧”（此地在芬蘭）？或者案性“去波羅的海的盡頭”，“去北極定居”？“我”邀請“我的靈魂”遠行，這是現代詩的反諷一種。
無獨有偶，保羅．德曼對“波德萊爾式反諷的討論”以《惡之花》中一節詩為起點，而這節詩正是關於“調換床位”的慾望的一個更早（或許也較少壓抑感的）版本。這便是《旅行》（“Le voyage”）第二部分的第二節：
奇異的命運，它的目標常改變方向，
也許到處都可以，無所謂什麼場所！
世人總是懷抱著永不疲倦的希望，
為了能獲得安息而像狂人般奔波！
德曼認為，波德萊爾的起點是“人的躁動”和“世界”的一切神話失效所產生的“壓迫”感這一對矛盾，“移位"（se deplacer）衝動通過一系列空間隱喻中顯露出來，以“應和”（correspondences）的消逝為隱含前提，預示了反諷修辭的新發展。反諷竟然聯繫著“旅行”想象的主體。
旅行是什麼？它意味著在熟悉與陌生之間位移運動；它代表著對“異”（異地、異鄉、異國、異文化）的體驗。同時，旅行也是十九世紀歐洲布爾喬亞文化的一個範型，其中有對世界的發現和考察，有自我的遠游和完成，甚至還有對烏托邦及理想生活的憧憬和尋求。乃至於，旅行成為了一種純粹的慾望（英文中還有 wanderlust一詞），一種朝向“未知”的狀態：而那“未知”的，卻可能更符合人性，更“親切”。在《旅行》中，地圖和風景畫上的“宇宙”或“世界”既無比“偉大”，又“何其區區”。世人出於“慾望”或“怨恨”而熱情出發，有的為了逃離，有的為了到達，一方面是追求愛、光榮、幸福和“黃金鄉”，一方面又是“旅遊／而旅遊”。我們厭倦現實，“逃避宿命”，渴望一個決然不同的世界，然而，由旅行得到的知識仍然是這個“單調狹小的世界”，是“全球的永不變的報告書”。這個世界以外的地方？世人只能等待“死亡”這個老船長，做最後的出發，而那又回到了“旅行”的初衷：“跳進未知之國的深部去獵獲‘新奇’！”（320頁）在此加著重的“新奇”一語，當然正是文學現代性的關鍵詞。而這樣反復搖擺的“求新”意識及其無效，展開了反諷的修辭之“程”。
《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被認是十九世紀最後一本擁有全歐洲影響力的詩集，開卷不久，在《旅行》之前，我們會先遇到
《旅行的波希米亞人》，詩中，地母為旅人們——
鋪上綠茵，使岩石間流出清泉，
又使荒野開花，為他們打開
那個黑暗未來的親切的世界。
在這首詩中，“波希米亞人”是指歐洲大地上古老的流浪民族，而如今，它已經成為了“都市漫遊者”的代名詞。“漫遊者”（le flaneur）的原型也可以追溯到波德萊爾身上，對他，巴黎或許是寓意的一切和一切的寓意，對我們，巴黎是十九世紀歐洲現代性的首都。在關於巴黎和波德萊爾的研究手稿中，德國猶太批評家瓦爾特．本雅明一針見血地點出，波德萊爾和十九世紀巴黎的關係就像石頭“嵌”在土層中，這位大詩人偏偏是一個不旅行的人。這或許算是文本內外的另一層更深的反諷：書寫旅行慾望的波德萊爾，並不旅行。早年的教養時代，他作為上層子弟曾有過一次近乎被動的遠行，此後再無壯游，雖然經常居無定所，但波德菜爾幾乎從不離開巴黎。晚年的比利時之行，更多出於現實考量，而且並不愉快，甚至有人認為它加速了詩人健康狀況的惡化（布魯塞爾意味著鴉片和過量飲酒⋯⋯）。他的同代文人馬克西姆．迪康（Maxime Du Camp）甚至說“外部世界難以提起他的興趣”。本雅明在《拱廊街計劃》（Das Passagen-Werk）手稿中，則通過“凝定”（Stilstellung, Starrheit）這一概念進入波德萊爾的世界，不僅指詩中的意象特徵——在“動亂”中取得“凝定”意象的能力——也是要說明詩人的存在本身如何“嵌入”十九世紀的首都巴黎，保持著位置的凝定。只有凝定不動才能幻想旅行，只因無處可去才渴望“調換床位”。
換言之，本雅明在這樣一位“都市漫遊者”身上看到了詩的“凝定”，而德曼在旅行主題中找到了反諷的趨向，那麼我們，真的能從這“凝定”中收到旅行邀請嗎？我認為，在《旅行》中初現的反諷動機是在散文詩中得到了隱秘而決絕的推進，我們應當以《在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這首散文詩為中心來理解波德萊爾的旅行作品序列——不僅包括《旅行》，也包括《邀游》等名篇。而且，散文詩這一文類本身就是反諷推進的成果。“我們當中誰沒有在他懷著雄心壯志的日子裡夢想過創造奇跡，寫出詩的散文，沒有節律，沒有腳韻，但富於音樂性，而且亦剛亦柔，足以適應心靈的抒情的衝動、幻想的波動和意識的跳躍？”《巴黎的憂鬱》前言中的這段著名的話可謂新文類的宣言，交織著詩體和散文體的“殊途”及“同歸”。然而，這一“奇跡”本身就帶有反諷的歧義，散文詩真的代表一種“雄心壯志”的理想主義嗎？與其說是理想，不如說它承認了，若要“描寫一種更抽象的現代生活”，在“大城市”，面對“無數錯綜複雜的關係”，詩歌——至少抒情詩——已經不再有效。這裡我們自然想到了黑格爾的判斷：現代世界是一個“散文的世界”（Welt der Prose）。下面我們很快就看到，這一散文世界如何使抒情失效，而以反諷為表意的宿命。“散文詩”這一“縈迴腦際的理想”和旅行的幻象一樣，是詩歌走向反諷的又一路線。而在波德萊爾的散文詩中，反諷的修辭以更為自省、更多自我指涉的方式展開。可以說，《巴黎的憂鬱》就是《惡之花》的反諷化。《惡之花》中的大量“應和”（correspondences）和意象，在這裡變反諷，正如“永不疲倦的希望”變為“調換床位的慾望”，幻象的靈氛進一步褪去：“這一位情願去對著火爐熬著，那一位認為靠在窗口會獲得康復。”
當詩人把一座令人窒息的醫院作為人世的全景，反諷作為主導元素就已經浮現。換床位的慾望既無謂又是必要的；醫院讓人想到的既是治療和康復，也是疾病和死亡。自我的旅行躁動和世界的壓抑不斷強化著反諷二重性之軸。在這一意義上，對於“世界的脆弱”和自我的難題，晚期波德萊爾的確獲得了更具穿透力的洞察，他的寫法甚至可以說靠近了二十世紀偉大批評家盧卡奇在《小說理論》中對反諷的定義：“小說的反諷是世界脆弱性的自我修正：不充分的關係能把自己轉變誤解和相互失之交臂之奇妙的然而井井有條的輪舞。”根據青年盧卡奇的看法，反諷是現代寫作的必要條件，因為反諷認識到任何總體性已經由於世界的脆弱而不再有效，並由此提供出一種虛設的總體性，而且對這一自我矛盾保持著覺悟。在這方面，自我修正似乎是積極的。這一視角可以在波德萊爾的散文詩開頭自我的幻想中找到。反諷來自對個體和世界之間的破碎關係的體認。
然而，從這一虛設的總體性開始，反諷將繼續展開，一路不停。在德曼看來，對自身存在的矛盾性的意識，並不會使反諷成為自我之重新發現的策略一種。真正的反諷必然在意義感、整體感的歧途上走向更多的分裂，與其說是自我修正，不如說是越來越強烈的自我疏離。反諷複製自身，產生反諷的反諷，反諷的反諷的反諷……這是意義雙重性的不斷加碼和無限循環：“反諷的動作……只在距離和差異的意義上聯繫著它自身的進程，不允許終結，也沒有總體。”德曼如此定義的反諷，可以回溯到克爾凱郭爾關於反諷作為“無限的絕對的否定性”的形容，更進一步則源於德國早期浪漫派的反諷觀。這也就是什麼黑格爾從不錯過攻擊浪漫派反諷的機會，因為在他看來，施萊格爾所提出的反諷和“不可理解性”必然產生“壞的無限性”和壞的主體性，這其中無休止的內向是無效空轉。而德曼卻視波德萊爾為施萊格爾等德國浪漫派的“精神同代人”。
《在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似乎完全印證了德曼的視角：不斷的內轉、自我的分裂、無終點的反諷。散文詩中，關於旅行的對話是在“我”和“我的靈魂”這兩個角色之間進行的，這是再顯著不過的自我二重性。逃離醫院的計劃在二者之間不斷延異，真正的遠行從不可能發生，一切只存在於拖延之中。而“靈魂”的深淵般的沈默，如意義的黑洞，成倍放大著一切理想或慾望的“不可理解性”。從黑格爾的主客體辯證法來看，這種反諷趨向在美學上並無“生產性”，但德曼的批評卻取消了自我和世界的對立關係，把反諷歸結到語言層面，視之為“能指的自由遊戲”。在這一意義上，波德萊爾這首散文詩的價值或許就在於，它展示出，自我（那個渴望旅行、渴望調換床位的“我”，那個和靈魂對話的“我”）以文本化的形態呈現，自我本身便是話語內部的延宕。
德曼的反諷理論迫使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的出發點，即我在讀到這首散文詩開頭時所提出的“自我和世界”關係的現代危機。我之所以在展開細讀之前繞進反諷概念的哲學迷宮，是因為要理解現代詩的反諷傾向，我們就不得不面對闡釋上的抉擇：究竟是沿著“世界的脆弱”和“自我修正”的路線，還是走向自我的延異和“能指的遊戲”。不斷規劃旅行的“我”和長久沈默的“靈魂”，誰才是反諷的主體？前者似乎對應著克爾凱郭爾關於反諷必然導致不可能的慾望的思路，而後者則近乎於話語遊戲的內在旁觀者。反諷的兩面性正在於此：一方面是對主客體的聯繫的最微弱的渴求。另一方面是中斷、疏離、偏移的無盡傾向，它所包含的“主體性概念，接受著主體內在的縫隙和裂痕”。我提議把《在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作為反諷的一個必然結果乃至終結點來看待，由此細讀的話，我們就可以摸清現代詩的一部分修辭路線圖，也可以探問，我們無法走出的“自我－語言”迷宮，究竟具有何種歷史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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