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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許綺玲的《閱讀明室：隨筆寫真》
2026/03/07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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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許綺玲的《閱讀明室：隨筆寫真》
「這些札記之驚人，在於寫的人萬念俱灰，卻理智清明。」
(L’étonnant de ces notes, c’est un sujet dévasté en proie à la présence d’esprit.
What’s remarkable about these notes is a devastated subject being the victim of presence of mind.)
—— 羅蘭‧巴特，《哀悼日記》(Journal de deuil) (1977.11.2)
閱讀及分享許綺玲的《閱讀明室：隨筆寫真》。
關於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明室》，最初閱讀的版本當然是許綺玲的譯本，而本書可以說是提供了一次溫故知新的機會。
以下從本書挑選〈日常與無常：讀巴特的《服喪日記》〉摘要分享。
書名：閱讀明室：隨筆寫真
作者：許綺玲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25/07
內容簡介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收錄了筆者初譯版《明室》的導讀、十來篇《糖衣與木乃伊》文集的隨筆小品文，以及兩篇關於巴特書寫《明室》的長篇論文。三部分的文類雖不同，卻都源自閱讀《明室》引發的書寫，為了思索攝影，也反思如何書寫攝影。
【Excerpt】
〈日常與無常：讀巴特的《服喪日記》〉
好漫長，沒有她在。
(Comme) c’est long, sans elle. (3 octobre, 1978)
——Barthes, Journal 215
一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在母親去世的隔夜，也就是1977年10月26日起，在筆記卡紙上寫下悼念哀思。其後兩年間，他時斷時續地寫，有時簡述激起回憶或感想的生活小事，有時反思自省，有時三言兩語，僅記下當日的傷慟心情：「哀傷；十分哀傷；哭了；大哭了一場……。」
1980年2月，巴特不幸車禍，隨之引發肺部痼疾，於3月26日過世，後人已無法確知他原本打算如何處理這個有獨立專屬資料盒裡的紙片日記了。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時光，直到2009年初，在家人的同意與協助之下，這批手稿經過整理後終於正式出版，在五卷《巴特全集》問世之後，又添了一部巴特私密生活書寫的著作。這本《服喪日記》(Le Journal de deuil)與巴特同時期的其他書寫構成了緊密的互文相映關係：最重要的當屬1980年1月出版的《明室》(La Chambre Claire），是透過攝影為了紀念母親所建立的文字紀念碑；再往前推，1977至78年間，他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講綱《中性》（Le Neutre，2002年出版），其內容一如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隨筆集》（Essais）裡所表述的，乃因面對(他人的與自身將來的)死亡，而激發對生與死的深刻哲思,提出以「中性」為哲學微素(philosophème)，以「無為」（rien faire）為其實踐；接著，在次年度(1978-79, 1979-80）的講綱《準備寫小說》（La Préparation duroman，2003年出版），巴特表明以普魯斯特為認同對象，以主體的復返為作家宣誓的陳述立場，以「俳句」(Haiku)為範式，探尋介於散文與小說之間,或非散文非小說的「第三形式」（la tierce forme; Barthes, Le bruissement 317）；其他還有為《新觀察者》（Le Nouvel Observateur）畫報定期撰寫的專欄、許多文藝短評，以及僅存綱目筆記手稿的《新生》(Vita Nova)等，無一不與巴特喪母之慟有著或近或遠的關聯。綜言之，《明室》所揭示的兩大主題：愛與死，牽繫著他喪母後的主要創作。除了仍為構思階段的《新生》之外，與上述這些結構完整的文本相較，《服喪日記》的出版，讓讀者瞥見了另一「前－書寫」的巴特，文中充分流露了思母之情，短短數語，每每令熟悉巴特的讀者為之動容。
這些公開發表的著作和講學語錄，在巴特去世後陸續編整出版，顯見巴特在服喪期間，也就是直到他去世為止，他的創作力始終活躍不懈、勤快而密集，在質與量雙方面都很可觀，呈顯出晚期巴特豐富細膩的文采，也難怪近年來法國的巴特研究又掀起了新一波的高潮，且（如其所願？）將他視為一位「作家」（而非僅是理論家）來研究。巴特一再於其文章裡提及喪母這件事，他不但正面確認喪母對其寫作的影響，並且明白表示為了不讓母親的記憶消失於人間，他必須努力確保自己的書寫名聲，讓自己的作品得以流傳於世。只要他的著作仍有讀者，母親的存在確證與紀念也將留存下去。……
……
如此，我們順著時序讀這兩年間留下的日記，簡語斷片之間，彷彿可貫穿成起起落落的敘事節奏，足以領會他在薛西佛斯痛苦的反覆來回中如何服喪，如何在哀傷之中面對日常生活與外面的「世界」，承受不可承受之生;其過程中雖有一連串特定事件的時間點，但是除了一張母親幼年時期的留影，即有名的「冬園相片」(la Photographie du Jardin dHiver)的尋回之外，也許並無真正的「轉捩點」（使他終能走出憂鬱），只有持續的「緊張狀態」(tension)，綿綿不斷。這樣的節奏便讓人想起他在1979年寫的〈喜愛舒曼〉(«Aimer Schumann»)一文。他描述舒曼鋼琴曲那無形無狀，因果不明，令人摸不透、缺乏明顯辯證性的結構，「那音樂既散落又合一，持續不斷地在『母親』的光明身影之下得到庇蔭」（C’est une musique à la fois dispersée et unaire, continûment réfugiée dans l’ombre lumineuse de la Mère）（Barthes, Lobvie 263），這哀悽之美，或許就是《服喪日記》整體氛圍的詩意寫照。
……
……巴特在日記裡反覆提到心理學家溫尼寇特（D. W. Winnicott）的分析（133, 170, 217, 220），即心理患者對於已發生的災難心有餘悸，仍不斷害怕災難將至，使得已經過去之事還不斷被拋向未來，不斷因其將會發生的幻想而恐懼害怕。巴特對於母親之死帶有這樣的心有餘悸——一而再地害怕（已死去的）母親將會死去，會再度失去她。我們知道這「心有餘悸」的心理，後來經過巴特的聯想與轉化，移置於攝影的「刺點」（punctum）第二義，作為一種體認「此曾在，已不再」的時間強度，並以照片中的死刑犯為例，他的死，已發生、未發生，此即攝影本質的深刻領會，也是幾近瘋狂邊緣的感悟。同樣的，我們讀《服喪日記》，彷彿陷入了類似的害怕漩渦裡，害怕的是巴特無法走出其沉重的哀傷……明知其哀傷已昇華、成熟，發展為堅實內容的文本著作，可是當一讀再讀《服喪日記》時，字裡行間似可感覺到巴特的哀傷如此歷久彌新，已過去而未過去，彷彿書寫著作的「昇華」絲毫沒有減損其哀傷的強度。巴特必然直到自身死前，依舊活在為母親的服喪之中；甚至可以說，《服喪日記》使得（已去世的）巴特猶仍活在我們的閱讀當下，一直在服喪的現在進行式當中。巴特去世了，如今四十多年已過去，可卻一切還在。
……
三
巴特的服喪工作，是否如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對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的分析一般，也是一趟符號的學習之旅？德勒茲提到的四種符號，在不同的內涵與經驗意義之下，這裡都找得到。巴特在服喪之中認識了人際關係往來的惘然與耗時，此其一。在愛的符號方面，巴特的推論有多層的迴旋，反覆思索之間，顯得極為辯證卻無以終結，環繞著愛的程度與專情的問題打轉：激動的哀傷，怕傷了母親的心；平靜安享孤獨的哀傷又使他自貴太「自私」（190-91, 208, 211），因極度的哀傷才是愛的「自然」明證，而他恐懼地想著也許有一天他不再有任何感傷，此其二。平凡日常生活中之所聽所聞所見，是喚起不經意回憶的起點，這些回憶的「尋回」，也（必然弔詭的）是美好的哀傷滋味的泉源，此其三。而第四個則是文學之路的探險。寫作的挑戰，是一邊燃燒生命之光，一邊迎對死亡的挑戰；巴特引用聖約翰說：「在還有光的時候，努力工作吧！」 （Travaillez pendant que vous avez encore la lumière.）（Barthes, Le bruissement 321）
書寫就是他劃定人生「下半段」唯一要獻身的目標。事實上，巴特從一開頭就無奈於往生者從此絕對「不在」之實，認定死亡是純粹的消逝，死亡不會被任何意志或真情所「感動」，死亡是固執而無可理喻的（intraitable），因而更為可怕。母親之死反而讓他體認了愛與死的新義，以書寫愛與死，來見證肯定他的「作家」才氣。因此，巴特不似古代神話中的奧菲（Orphée），而是現代孤兒，巧的是「孤兒」的法語（orphelin），從字面拼法看來，不正是「小奥菲」？奧菲神話在後世衍生的版本中，越來越凸顯的是自身能否以其高超的才藝來迎對最困難的挑戰。除了象徵性地從一張老照片中尋回母親的「善良本質」，巴特自知「救回」母親是不可能的事，反而始終念念不忘的是要以自己的書寫為母親建立紀念碑。馬蒂（Eric Marty）在其著作中也同樣引述奥菲的神話，指出「冬園相片」猶如奧菲亡妻尤莉蒂切（Eurydice）之像（image），以其二度消亡（或無法等同原本的複本形式，duplicité）確保了奥菲光榮的存活（Marty, Roland Barthes 19, 21），而巴特確實在其日記中也有此自知之明，多少帶點心酸地承認母親終究並非他的「一切」，甚至，母親一直是以不作為他的「一切」在成全他（Marty, Roland Barthes 47-48）——而他隨即信靠的是自己的寫作才華！他從沒打算下地獄，毋寧自比為走在人生中途的但丁，在地獄之前的森林裡徘徊，若母親是精神價值的引導者，普魯斯特必定是他所期待的作家引導者。
……
因巴特對自己書寫的澄明觀察與嚴謹的自我要求，足以合理地讓我們如是推想：巴特的服喪經驗使他更加肯定只有書寫能助他面對無常的力量；如此，他對書寫與生命的辯證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一方面，巴特肯定了斯湯達爾最終能以「小說自有的謊言」來轉化其原初的愛之熱情，無啻肯定了書寫必得經由象徵界的普遍性才得以開花結果，因而認可法規、秩序、象徵的父權力量必要的再度復返。然而，另一方面，他對自己的書寫並不滿足於此。他似乎仍想為代表母親力量的想像界留予表意的空間：他就以小說的場域作為他前所未有的書寫實驗處女地，他要用前所未有的審慎態度來準備寫「他的」小說。而最後，辯證實未完合，因為在「準備」的階段，想像中的小說仍在持續地孕育階段裡，一如人子安居在母體之中，「準備寫小說」成了一趟決意未完成的沉澱過程，且因命運的巧合，彷彿此後已永遠停留在原初合一與零度的完滿……幻想中？
經過了這麼多年，讀者若以巴特的全部著作為背景來閱讀《服喪日記》，仍可感受到：若是有愛（且即使愛是瘋狂的），已發生的永遠未發生，未完結。
「這些札記之驚人，在於寫的人萬念俱灰，卻理智清明。」
(L’étonnant de ces notes, c’est un sujet dévasté en proie à la présence d’esprit.
What’s remarkable about these notes is a devastated subject being the victim of presence of mind.)
—— 羅蘭‧巴特，《哀悼日記》(Journal de deuil) (1977.11.2)
閱讀及分享許綺玲的《閱讀明室：隨筆寫真》。
關於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明室》，最初閱讀的版本當然是許綺玲的譯本，而本書可以說是提供了一次溫故知新的機會。
以下從本書挑選〈日常與無常：讀巴特的《服喪日記》〉摘要分享。
書名：閱讀明室：隨筆寫真
作者：許綺玲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25/07
內容簡介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收錄了筆者初譯版《明室》的導讀、十來篇《糖衣與木乃伊》文集的隨筆小品文，以及兩篇關於巴特書寫《明室》的長篇論文。三部分的文類雖不同，卻都源自閱讀《明室》引發的書寫，為了思索攝影，也反思如何書寫攝影。
【Excerpt】
〈日常與無常：讀巴特的《服喪日記》〉
好漫長，沒有她在。
(Comme) c’est long, sans elle. (3 octobre, 1978)
——Barthes, Journal 215
一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在母親去世的隔夜，也就是1977年10月26日起，在筆記卡紙上寫下悼念哀思。其後兩年間，他時斷時續地寫，有時簡述激起回憶或感想的生活小事，有時反思自省，有時三言兩語，僅記下當日的傷慟心情：「哀傷；十分哀傷；哭了；大哭了一場……。」
1980年2月，巴特不幸車禍，隨之引發肺部痼疾，於3月26日過世，後人已無法確知他原本打算如何處理這個有獨立專屬資料盒裡的紙片日記了。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時光，直到2009年初，在家人的同意與協助之下，這批手稿經過整理後終於正式出版，在五卷《巴特全集》問世之後，又添了一部巴特私密生活書寫的著作。這本《服喪日記》(Le Journal de deuil)與巴特同時期的其他書寫構成了緊密的互文相映關係：最重要的當屬1980年1月出版的《明室》(La Chambre Claire），是透過攝影為了紀念母親所建立的文字紀念碑；再往前推，1977至78年間，他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講綱《中性》（Le Neutre，2002年出版），其內容一如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隨筆集》（Essais）裡所表述的，乃因面對(他人的與自身將來的)死亡，而激發對生與死的深刻哲思,提出以「中性」為哲學微素(philosophème)，以「無為」（rien faire）為其實踐；接著，在次年度(1978-79, 1979-80）的講綱《準備寫小說》（La Préparation duroman，2003年出版），巴特表明以普魯斯特為認同對象，以主體的復返為作家宣誓的陳述立場，以「俳句」(Haiku)為範式，探尋介於散文與小說之間,或非散文非小說的「第三形式」（la tierce forme; Barthes, Le bruissement 317）；其他還有為《新觀察者》（Le Nouvel Observateur）畫報定期撰寫的專欄、許多文藝短評，以及僅存綱目筆記手稿的《新生》(Vita Nova)等，無一不與巴特喪母之慟有著或近或遠的關聯。綜言之，《明室》所揭示的兩大主題：愛與死，牽繫著他喪母後的主要創作。除了仍為構思階段的《新生》之外，與上述這些結構完整的文本相較，《服喪日記》的出版，讓讀者瞥見了另一「前－書寫」的巴特，文中充分流露了思母之情，短短數語，每每令熟悉巴特的讀者為之動容。
這些公開發表的著作和講學語錄，在巴特去世後陸續編整出版，顯見巴特在服喪期間，也就是直到他去世為止，他的創作力始終活躍不懈、勤快而密集，在質與量雙方面都很可觀，呈顯出晚期巴特豐富細膩的文采，也難怪近年來法國的巴特研究又掀起了新一波的高潮，且（如其所願？）將他視為一位「作家」（而非僅是理論家）來研究。巴特一再於其文章裡提及喪母這件事，他不但正面確認喪母對其寫作的影響，並且明白表示為了不讓母親的記憶消失於人間，他必須努力確保自己的書寫名聲，讓自己的作品得以流傳於世。只要他的著作仍有讀者，母親的存在確證與紀念也將留存下去。……
……
如此，我們順著時序讀這兩年間留下的日記，簡語斷片之間，彷彿可貫穿成起起落落的敘事節奏，足以領會他在薛西佛斯痛苦的反覆來回中如何服喪，如何在哀傷之中面對日常生活與外面的「世界」，承受不可承受之生;其過程中雖有一連串特定事件的時間點，但是除了一張母親幼年時期的留影，即有名的「冬園相片」(la Photographie du Jardin dHiver)的尋回之外，也許並無真正的「轉捩點」（使他終能走出憂鬱），只有持續的「緊張狀態」(tension)，綿綿不斷。這樣的節奏便讓人想起他在1979年寫的〈喜愛舒曼〉(«Aimer Schumann»)一文。他描述舒曼鋼琴曲那無形無狀，因果不明，令人摸不透、缺乏明顯辯證性的結構，「那音樂既散落又合一，持續不斷地在『母親』的光明身影之下得到庇蔭」（C’est une musique à la fois dispersée et unaire, continûment réfugiée dans l’ombre lumineuse de la Mère）（Barthes, Lobvie 263），這哀悽之美，或許就是《服喪日記》整體氛圍的詩意寫照。
……
……巴特在日記裡反覆提到心理學家溫尼寇特（D. W. Winnicott）的分析（133, 170, 217, 220），即心理患者對於已發生的災難心有餘悸，仍不斷害怕災難將至，使得已經過去之事還不斷被拋向未來，不斷因其將會發生的幻想而恐懼害怕。巴特對於母親之死帶有這樣的心有餘悸——一而再地害怕（已死去的）母親將會死去，會再度失去她。我們知道這「心有餘悸」的心理，後來經過巴特的聯想與轉化，移置於攝影的「刺點」（punctum）第二義，作為一種體認「此曾在，已不再」的時間強度，並以照片中的死刑犯為例，他的死，已發生、未發生，此即攝影本質的深刻領會，也是幾近瘋狂邊緣的感悟。同樣的，我們讀《服喪日記》，彷彿陷入了類似的害怕漩渦裡，害怕的是巴特無法走出其沉重的哀傷……明知其哀傷已昇華、成熟，發展為堅實內容的文本著作，可是當一讀再讀《服喪日記》時，字裡行間似可感覺到巴特的哀傷如此歷久彌新，已過去而未過去，彷彿書寫著作的「昇華」絲毫沒有減損其哀傷的強度。巴特必然直到自身死前，依舊活在為母親的服喪之中；甚至可以說，《服喪日記》使得（已去世的）巴特猶仍活在我們的閱讀當下，一直在服喪的現在進行式當中。巴特去世了，如今四十多年已過去，可卻一切還在。
……
三
巴特的服喪工作，是否如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對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的分析一般，也是一趟符號的學習之旅？德勒茲提到的四種符號，在不同的內涵與經驗意義之下，這裡都找得到。巴特在服喪之中認識了人際關係往來的惘然與耗時，此其一。在愛的符號方面，巴特的推論有多層的迴旋，反覆思索之間，顯得極為辯證卻無以終結，環繞著愛的程度與專情的問題打轉：激動的哀傷，怕傷了母親的心；平靜安享孤獨的哀傷又使他自貴太「自私」（190-91, 208, 211），因極度的哀傷才是愛的「自然」明證，而他恐懼地想著也許有一天他不再有任何感傷，此其二。平凡日常生活中之所聽所聞所見，是喚起不經意回憶的起點，這些回憶的「尋回」，也（必然弔詭的）是美好的哀傷滋味的泉源，此其三。而第四個則是文學之路的探險。寫作的挑戰，是一邊燃燒生命之光，一邊迎對死亡的挑戰；巴特引用聖約翰說：「在還有光的時候，努力工作吧！」 （Travaillez pendant que vous avez encore la lumière.）（Barthes, Le bruissement 321）
書寫就是他劃定人生「下半段」唯一要獻身的目標。事實上，巴特從一開頭就無奈於往生者從此絕對「不在」之實，認定死亡是純粹的消逝，死亡不會被任何意志或真情所「感動」，死亡是固執而無可理喻的（intraitable），因而更為可怕。母親之死反而讓他體認了愛與死的新義，以書寫愛與死，來見證肯定他的「作家」才氣。因此，巴特不似古代神話中的奧菲（Orphée），而是現代孤兒，巧的是「孤兒」的法語（orphelin），從字面拼法看來，不正是「小奥菲」？奧菲神話在後世衍生的版本中，越來越凸顯的是自身能否以其高超的才藝來迎對最困難的挑戰。除了象徵性地從一張老照片中尋回母親的「善良本質」，巴特自知「救回」母親是不可能的事，反而始終念念不忘的是要以自己的書寫為母親建立紀念碑。馬蒂（Eric Marty）在其著作中也同樣引述奥菲的神話，指出「冬園相片」猶如奧菲亡妻尤莉蒂切（Eurydice）之像（image），以其二度消亡（或無法等同原本的複本形式，duplicité）確保了奥菲光榮的存活（Marty, Roland Barthes 19, 21），而巴特確實在其日記中也有此自知之明，多少帶點心酸地承認母親終究並非他的「一切」，甚至，母親一直是以不作為他的「一切」在成全他（Marty, Roland Barthes 47-48）——而他隨即信靠的是自己的寫作才華！他從沒打算下地獄，毋寧自比為走在人生中途的但丁，在地獄之前的森林裡徘徊，若母親是精神價值的引導者，普魯斯特必定是他所期待的作家引導者。
……
因巴特對自己書寫的澄明觀察與嚴謹的自我要求，足以合理地讓我們如是推想：巴特的服喪經驗使他更加肯定只有書寫能助他面對無常的力量；如此，他對書寫與生命的辯證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一方面，巴特肯定了斯湯達爾最終能以「小說自有的謊言」來轉化其原初的愛之熱情，無啻肯定了書寫必得經由象徵界的普遍性才得以開花結果，因而認可法規、秩序、象徵的父權力量必要的再度復返。然而，另一方面，他對自己的書寫並不滿足於此。他似乎仍想為代表母親力量的想像界留予表意的空間：他就以小說的場域作為他前所未有的書寫實驗處女地，他要用前所未有的審慎態度來準備寫「他的」小說。而最後，辯證實未完合，因為在「準備」的階段，想像中的小說仍在持續地孕育階段裡，一如人子安居在母體之中，「準備寫小說」成了一趟決意未完成的沉澱過程，且因命運的巧合，彷彿此後已永遠停留在原初合一與零度的完滿……幻想中？
經過了這麼多年，讀者若以巴特的全部著作為背景來閱讀《服喪日記》，仍可感受到：若是有愛（且即使愛是瘋狂的），已發生的永遠未發生，未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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