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
Excerpt：《百年大學演講精華》
2026/04/12 05:34
瀏覽22
迴響0
推薦0
引用0
Excerpt：《百年大學演講精華》
書名：百年大學演講精華
作者：蔡元培‧魯迅‧胡適‧林語堂‧龍應台等
出版社：立緒
出版日期：2003/04
本書以《百年大學演講精華》名之，主要是演講的地點或對象是以青年大學生為主。並以之收編入本社〈大學堂〉系列。百年是一段完整的歷史過程，我們的時間是整整的二十世紀。最早的一篇是嚴復先生發表於一八九八年的演講，只差二年即進入二十世紀，在概念上應可屬於二十世紀。最晚的一篇則是龍應台女士發表於一九九九年的演講。
這本書的內容集中在文化思想方面，演講者皆是在某個歷史階段中對青年學生有一定影響作用的。內容上分類為知識、史哲、文學、美學、民族、大學大類，大約在文史哲社會思想範圍內皆有所羅列，俾使我們這一代的讀者們略略能探觸百年來的文化思想脈絡。
【Excerpt】
〈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
——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的幾個問題
香港首屆「中文文學週」/ 白先勇
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流一直表現著一種強烈的社會意識，這個主流也就是以魯迅、巴金、茅盾、老舍、丁玲爲首，以及後來許多左翼作家創作的一種寫實主義的小說，無論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對舊社會的批判攻擊，或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對新社會的歌頌擁護，評論家往往以小說中的社會意識是否合於某種社會政治的教條主張做爲小說批評的標準，而小說中的藝術性反而成爲次要。中國現代小說家不僅是一個文藝工作者，而往往同時被要求扮演一個社會改革者。這個現象，當然與中國現代小說產生的特殊社會背景有關。民國以來，文學的思想上有兩大運動，五四前後的文學革命跟其後的革命文學。這兩大運動雖然倡導者和參與者不同，前者以胡適爲首，後者由創造社所提倡，但兩派的精神上卻是一脈相承的。兩大運動雖然以文學爲名，其實是以社會政治改革爲目的，不是以文學本身的藝術價值或功能爲標準，而是把文學定爲社會改革或政治變更的工具。
這種功利主義的文學觀，自然有其歷史的不可避免性。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來，長期的喪權辱國，使得以天下爲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興起了救亡圖存的使命感，因而要改革文字，倡導白話運動，使得凡識字的國民都能了解世界國家大事，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相信文學可以改愛人心，拯救國家。一九〇三年梁啓超發表在《新小說》創刊號那篇有名的〈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開宗明義便說：
欲興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梁啓超這種以小說改革世道人心的態度精神，正是後來五四運動胡適、陳獨秀、魯迅以及以後許多人所繼承的。也就是夏志清教授在一篇論文裡談到的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這篇論文的英文題目是「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他認爲中國現代小說家對中國命運所背負的道德重擔，使他們流入一種狹窄的愛國主義，與西方現代作家，像杜思妥也夫斯基、托馬斯．曼等人那樣，超越自己的國籍，共同探索現代文明的病源那種世界性的精神，迥然不同。
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這兩大運動演變下去，一九三〇年，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普羅文學大行其道，至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工農兵文學」的主張，文學爲政治服務便成了日後檢驗文學的最高標準，小說藝術的重要性，也就相對受到貶抑。中國現代小說，社會意識逐漸壓凌小說藝術的現象，是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發展的一大特色。做爲一個中國現代小說家的處境非常艱難，他所扮演的雙重角色：藝術家和社會改革家，往往互相衝突，不能和諧。一個小說家如何能忠於自己的藝術良知，寫出社會的不平，人民的痛苦，而又能不干犯政治的信仰教條呢？這項基本的衝突，也就是二〇年代、三〇年代文藝大論戰以及日後中共政權清算文人的由來。
五四以來中國小說中的社會意識，是一種充滿革命激情的社會意識，狂熱的反傳統，揭發舊社會的黑暗，宣布舊社會的死亡。譬如魯迅的《狂人日記》控訴中國傳統禮教吃人。巴金的《家》鼓勵「家庭革命」，在當時都產生了巨大的迴響。五四反傳統的狂潮，波瀾壯闊，四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再度掀起高潮，達到巔峰。環顧世界各國，近半個世紀以來，似乎還沒有一個國家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如此仇視僧恨，摧毀得如此徹底的。我們的舊傳統社會確實有其不可彌補的缺點，應當改革。但是對一個小說家來說，跟自己國家民族的傳統過去，一刀兩斷，對他的藝術創作，害處甚大。中國文學的一大特色，是對歷代興亡、感時傷懷的追悼，從屈原的《離騷》到杜甫的「秋興」八首，其中所表現出人世滄桑的一種蒼涼感，正是中國文學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國演義》中：「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歷史感，以及《紅樓夢》好了歌中：「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的無常感。當然，對過去傳統的感懷並不限於中國文學。我試比較一下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西方文學幾本小說名著，追懷傳統，也是重要主題之一。譬如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這本被譽為俄國最偉大的小說，便是追懷俄國人抵抗拿破崙侵俄的光榮歷史。托爾斯泰本人是一個身體力行的社會改革家，對沙俄時代的舊社會，深懷不滿，但這並不阻礙他在藝術創作中表露他對俄國歷史的尊重。又例如法國小說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他那本《往事追憶錄》（《追憶逝水年華》）也被評論家公推為二十世紀法國小說的翹楚，這本小說也是追憶第一次大戰前後逐漸治逝的法國貴族社會。但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小說的藝術感性及表現技巧是完全現代，具有劃時代革命性的，但所表示的社會意識，卻是對法國舊傳統的懷念。一般說美國人並不太有追憶歷史的習慣，但福克納（Wiliam Faulkner）的巨著《聲音與憤怒》，卻是對美國沒落的南方文化一往情深的悼念。這部小說跟普魯斯特的《往事追憶錄》一樣，在藝術創作上，表現了驚人的創新和實驗性。這幾位偉大的西方小說家，他們的作品如此深厚感人，無疑的，都得力於他們對他們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深刻的了解和追懷。而五四以來，中國幾位重要的小說家，他們表現於作品中的意識形態，多是一種反封建反傳統，社會革命的意識形態，對中國的舊社會舊傳統，當然不會留戀，進而毫不留情的貶抑攻擊。他們這種棄舊迎新，斬斷過去的態度精神，不僅有別於中國的傳統文學，跟同時代的西方文學，亦大異其趣。
當然，一篇小說中的社會意識與其藝術價值並不必要互相衝突，彼此不容。而且如果作品中的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取得平衡，內容與技巧互相協調，因為作品的社會意義，便更能反映時代精神。我前面提到五四以來許多小說的社會意識強烈有餘，而藝術成就不高，一方面固然是受到當時的文藝思潮、功利主義的文學觀、文學工具論的影響；二方面更不幸的受到後來政治干擾，文學淪爲替政治服務的工具，喪失了文學藝術的獨立性。我們研究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小說，會發覺成功優秀的作品都是在社會意識及小說藝術之間取得了平衡妥協後的成果。五四時代影響力最大的小說家當然首推魯迅。魯迅的重要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他對中國舊社會封建傳統的黑暗面深刻尖銳的批判揭發，他這種道德的覺醒與道德的勇氣，替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樹立了一種典範，另一方面是他第一次將西方現代小說的技巧形式成功地引進他的創作中而開創了中國小說，尤其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新風格。魯迅生於新舊交替之間，本身的性格又異常複雜，矛盾重重。他的雜文，往往表露出他嫉惡如仇的一面，有時不免流於偏激尖刻，但他在《傍徨》、《吶喊》兩部小說創作中，他那種激進叛逆的社會意識，卻受到相當的藝術上的節制。這兩部小說集的作品，冷靜客觀，不帶夾評風格是其最大的特色，亦是其藝術成就的重要因素。……
……
由上面所舉的例子，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五四以來以社會寫實主義爲主流的中國現代小說：凡是成功的作品，都是社會意識，與藝術表現之間，得到一種協調平衡後的產品。換言之，也就是小說內容主題與小說技巧形式合而爲一的作品。如果小說只顧表現強烈的社會意識，而忽略其表現藝術，這一類的作品，我們今天看來，往往感到過時，不耐讀。因為社會問題，爲時空所限。社會問題的本身不存在後，如果沒有藝術價值在支撑，那麼小說對讀者常常會失去吸引力。譬如巴金的《家》，是攻擊中國舊社會大家庭的制度，現在大家庭制度已經沒有了，《家》裡面的社會問題已經不存在，今天的中國靑年，便不可能像從前那樣對這本小說狂熱擁護。
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眞是路途崎嶇，困難重重。我覺得中國現代小說沒有得到健康的發展，歸納起來有幾個重大的因素。
一、「五四」及「三〇年代」的文藝思潮是一種以文學為社會改革工具的功利主義文學觀。文學的藝術性不得獨立。
二、五四運動，狂熱反傳統，使得中國現代小說與我們的傳統文化脱節，缺少了中國傳統文學中一向具有的深厚的歷史感，情感及思想往往流於淺薄。
三、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受政治干擾太厲害，中國現代小說不能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的框框，以超然的立場批判社會，反而淪為政治服務的工具。
五四新文學運動，到今天已經有了六十年的歷史。這六十年間，中國社會經歷了兩千年來，前所未有的大變動。中國人內憂外患，所受的災禍痛苦，恐怕別的國家民族少與倫比。文學是人類心靈的呼聲，中國人的心靈近世紀曾經受到莫大的創傷，需要迫切的「吶喊」。小說代表社會良知，這幾十年來，中國社會一直動亂未已，可以想見，今後的中國小說，社會意識，仍舊必然強烈。最近我讀到不少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悲劇文學」「傷痕文學」、「地下文學」，有的非常令人感動。但其中小說，如以藝術眼光來批評，技巧還是不足擔負那樣重大強烈的社會意義的。恐怕還要以時日，文革後的中國文學才能成熟。倒是從中國大陸出來居香港的一些作家，這幾年在香港默默寫作耕耘，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例如林也牧、金兆、吳甿、虞雪等等，以及這次市政局舉辦的小說比賽的徵稿中，有幾篇寫得相當不錯。使我對香港產生了很大的期望，在台灣及中國大陸外，希望香港變成中國文學的第三座重鎮。
一九七九年，原刊於爾雅出版《第六隻手指》
白先勇（一九三七—），廣西桂林人，小說家。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教授，著有小說集《台北人》、《孽子》、《寂寞的十七歲》；雜文集《驀然回首》、《第六隻手指》、《樹猶如此》等。
書名：百年大學演講精華
作者：蔡元培‧魯迅‧胡適‧林語堂‧龍應台等
出版社：立緒
出版日期：2003/04
本書以《百年大學演講精華》名之，主要是演講的地點或對象是以青年大學生為主。並以之收編入本社〈大學堂〉系列。百年是一段完整的歷史過程，我們的時間是整整的二十世紀。最早的一篇是嚴復先生發表於一八九八年的演講，只差二年即進入二十世紀，在概念上應可屬於二十世紀。最晚的一篇則是龍應台女士發表於一九九九年的演講。
這本書的內容集中在文化思想方面，演講者皆是在某個歷史階段中對青年學生有一定影響作用的。內容上分類為知識、史哲、文學、美學、民族、大學大類，大約在文史哲社會思想範圍內皆有所羅列，俾使我們這一代的讀者們略略能探觸百年來的文化思想脈絡。
【Excerpt】
〈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
——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的幾個問題
香港首屆「中文文學週」/ 白先勇
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流一直表現著一種強烈的社會意識，這個主流也就是以魯迅、巴金、茅盾、老舍、丁玲爲首，以及後來許多左翼作家創作的一種寫實主義的小說，無論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對舊社會的批判攻擊，或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對新社會的歌頌擁護，評論家往往以小說中的社會意識是否合於某種社會政治的教條主張做爲小說批評的標準，而小說中的藝術性反而成爲次要。中國現代小說家不僅是一個文藝工作者，而往往同時被要求扮演一個社會改革者。這個現象，當然與中國現代小說產生的特殊社會背景有關。民國以來，文學的思想上有兩大運動，五四前後的文學革命跟其後的革命文學。這兩大運動雖然倡導者和參與者不同，前者以胡適爲首，後者由創造社所提倡，但兩派的精神上卻是一脈相承的。兩大運動雖然以文學爲名，其實是以社會政治改革爲目的，不是以文學本身的藝術價值或功能爲標準，而是把文學定爲社會改革或政治變更的工具。
這種功利主義的文學觀，自然有其歷史的不可避免性。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來，長期的喪權辱國，使得以天下爲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興起了救亡圖存的使命感，因而要改革文字，倡導白話運動，使得凡識字的國民都能了解世界國家大事，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相信文學可以改愛人心，拯救國家。一九〇三年梁啓超發表在《新小說》創刊號那篇有名的〈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開宗明義便說：
欲興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梁啓超這種以小說改革世道人心的態度精神，正是後來五四運動胡適、陳獨秀、魯迅以及以後許多人所繼承的。也就是夏志清教授在一篇論文裡談到的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這篇論文的英文題目是「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他認爲中國現代小說家對中國命運所背負的道德重擔，使他們流入一種狹窄的愛國主義，與西方現代作家，像杜思妥也夫斯基、托馬斯．曼等人那樣，超越自己的國籍，共同探索現代文明的病源那種世界性的精神，迥然不同。
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這兩大運動演變下去，一九三〇年，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普羅文學大行其道，至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工農兵文學」的主張，文學爲政治服務便成了日後檢驗文學的最高標準，小說藝術的重要性，也就相對受到貶抑。中國現代小說，社會意識逐漸壓凌小說藝術的現象，是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發展的一大特色。做爲一個中國現代小說家的處境非常艱難，他所扮演的雙重角色：藝術家和社會改革家，往往互相衝突，不能和諧。一個小說家如何能忠於自己的藝術良知，寫出社會的不平，人民的痛苦，而又能不干犯政治的信仰教條呢？這項基本的衝突，也就是二〇年代、三〇年代文藝大論戰以及日後中共政權清算文人的由來。
五四以來中國小說中的社會意識，是一種充滿革命激情的社會意識，狂熱的反傳統，揭發舊社會的黑暗，宣布舊社會的死亡。譬如魯迅的《狂人日記》控訴中國傳統禮教吃人。巴金的《家》鼓勵「家庭革命」，在當時都產生了巨大的迴響。五四反傳統的狂潮，波瀾壯闊，四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再度掀起高潮，達到巔峰。環顧世界各國，近半個世紀以來，似乎還沒有一個國家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如此仇視僧恨，摧毀得如此徹底的。我們的舊傳統社會確實有其不可彌補的缺點，應當改革。但是對一個小說家來說，跟自己國家民族的傳統過去，一刀兩斷，對他的藝術創作，害處甚大。中國文學的一大特色，是對歷代興亡、感時傷懷的追悼，從屈原的《離騷》到杜甫的「秋興」八首，其中所表現出人世滄桑的一種蒼涼感，正是中國文學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國演義》中：「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歷史感，以及《紅樓夢》好了歌中：「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的無常感。當然，對過去傳統的感懷並不限於中國文學。我試比較一下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西方文學幾本小說名著，追懷傳統，也是重要主題之一。譬如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這本被譽為俄國最偉大的小說，便是追懷俄國人抵抗拿破崙侵俄的光榮歷史。托爾斯泰本人是一個身體力行的社會改革家，對沙俄時代的舊社會，深懷不滿，但這並不阻礙他在藝術創作中表露他對俄國歷史的尊重。又例如法國小說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他那本《往事追憶錄》（《追憶逝水年華》）也被評論家公推為二十世紀法國小說的翹楚，這本小說也是追憶第一次大戰前後逐漸治逝的法國貴族社會。但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小說的藝術感性及表現技巧是完全現代，具有劃時代革命性的，但所表示的社會意識，卻是對法國舊傳統的懷念。一般說美國人並不太有追憶歷史的習慣，但福克納（Wiliam Faulkner）的巨著《聲音與憤怒》，卻是對美國沒落的南方文化一往情深的悼念。這部小說跟普魯斯特的《往事追憶錄》一樣，在藝術創作上，表現了驚人的創新和實驗性。這幾位偉大的西方小說家，他們的作品如此深厚感人，無疑的，都得力於他們對他們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深刻的了解和追懷。而五四以來，中國幾位重要的小說家，他們表現於作品中的意識形態，多是一種反封建反傳統，社會革命的意識形態，對中國的舊社會舊傳統，當然不會留戀，進而毫不留情的貶抑攻擊。他們這種棄舊迎新，斬斷過去的態度精神，不僅有別於中國的傳統文學，跟同時代的西方文學，亦大異其趣。
當然，一篇小說中的社會意識與其藝術價值並不必要互相衝突，彼此不容。而且如果作品中的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取得平衡，內容與技巧互相協調，因為作品的社會意義，便更能反映時代精神。我前面提到五四以來許多小說的社會意識強烈有餘，而藝術成就不高，一方面固然是受到當時的文藝思潮、功利主義的文學觀、文學工具論的影響；二方面更不幸的受到後來政治干擾，文學淪爲替政治服務的工具，喪失了文學藝術的獨立性。我們研究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小說，會發覺成功優秀的作品都是在社會意識及小說藝術之間取得了平衡妥協後的成果。五四時代影響力最大的小說家當然首推魯迅。魯迅的重要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他對中國舊社會封建傳統的黑暗面深刻尖銳的批判揭發，他這種道德的覺醒與道德的勇氣，替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樹立了一種典範，另一方面是他第一次將西方現代小說的技巧形式成功地引進他的創作中而開創了中國小說，尤其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新風格。魯迅生於新舊交替之間，本身的性格又異常複雜，矛盾重重。他的雜文，往往表露出他嫉惡如仇的一面，有時不免流於偏激尖刻，但他在《傍徨》、《吶喊》兩部小說創作中，他那種激進叛逆的社會意識，卻受到相當的藝術上的節制。這兩部小說集的作品，冷靜客觀，不帶夾評風格是其最大的特色，亦是其藝術成就的重要因素。……
……
由上面所舉的例子，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五四以來以社會寫實主義爲主流的中國現代小說：凡是成功的作品，都是社會意識，與藝術表現之間，得到一種協調平衡後的產品。換言之，也就是小說內容主題與小說技巧形式合而爲一的作品。如果小說只顧表現強烈的社會意識，而忽略其表現藝術，這一類的作品，我們今天看來，往往感到過時，不耐讀。因為社會問題，爲時空所限。社會問題的本身不存在後，如果沒有藝術價值在支撑，那麼小說對讀者常常會失去吸引力。譬如巴金的《家》，是攻擊中國舊社會大家庭的制度，現在大家庭制度已經沒有了，《家》裡面的社會問題已經不存在，今天的中國靑年，便不可能像從前那樣對這本小說狂熱擁護。
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眞是路途崎嶇，困難重重。我覺得中國現代小說沒有得到健康的發展，歸納起來有幾個重大的因素。
一、「五四」及「三〇年代」的文藝思潮是一種以文學為社會改革工具的功利主義文學觀。文學的藝術性不得獨立。
二、五四運動，狂熱反傳統，使得中國現代小說與我們的傳統文化脱節，缺少了中國傳統文學中一向具有的深厚的歷史感，情感及思想往往流於淺薄。
三、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受政治干擾太厲害，中國現代小說不能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的框框，以超然的立場批判社會，反而淪為政治服務的工具。
五四新文學運動，到今天已經有了六十年的歷史。這六十年間，中國社會經歷了兩千年來，前所未有的大變動。中國人內憂外患，所受的災禍痛苦，恐怕別的國家民族少與倫比。文學是人類心靈的呼聲，中國人的心靈近世紀曾經受到莫大的創傷，需要迫切的「吶喊」。小說代表社會良知，這幾十年來，中國社會一直動亂未已，可以想見，今後的中國小說，社會意識，仍舊必然強烈。最近我讀到不少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悲劇文學」「傷痕文學」、「地下文學」，有的非常令人感動。但其中小說，如以藝術眼光來批評，技巧還是不足擔負那樣重大強烈的社會意義的。恐怕還要以時日，文革後的中國文學才能成熟。倒是從中國大陸出來居香港的一些作家，這幾年在香港默默寫作耕耘，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例如林也牧、金兆、吳甿、虞雪等等，以及這次市政局舉辦的小說比賽的徵稿中，有幾篇寫得相當不錯。使我對香港產生了很大的期望，在台灣及中國大陸外，希望香港變成中國文學的第三座重鎮。
一九七九年，原刊於爾雅出版《第六隻手指》
白先勇（一九三七—），廣西桂林人，小說家。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教授，著有小說集《台北人》、《孽子》、《寂寞的十七歲》；雜文集《驀然回首》、《第六隻手指》、《樹猶如此》等。
你可能會有興趣的文章：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