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66年時空」的馬習會如煙火般，轟轟烈烈召開後旋即結束。從中共政權的本質來探討其願意召開馬習會的動機與台灣可行的後續因應，是個值得思考的議題。

中共建政於共產革命的成果之上，曾憑藉極權主義式的統治，掌控到社會上幾乎所有角落，政權穩定性無庸置疑。然而，在邁入革命高潮逐漸退卻、國家機關抽出日常生活的後極權時期，乃至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已經不能光靠宣稱「建立新中國」這樣的成果即可輕易取得穩固的統治；反而是，它既無法得知民眾對於其各項重大施政的看法是否正面，也無法知道自己統治是否讓人信服。因此，儘管中共近年來在許多方面已經制度化，但在缺乏明確的國家－社會間信任機制（如定期改選）之下，其政權本質上仍是不安的，它最好的策略是從各個政權能力所及的環節強化統治穩固性（維穩）。

結合現代國家理論與中國累積的特殊性來看，統治穩固性有許多可考慮的因子，僅舉筆者認為最重要的七項，可分為三大塊：就現代統治要素方面，我們可以從合法性與正當性來觀察；就傳統方面，則可從正統與道統著手；就其他方面，可注意最關鍵的軍隊、國際關係與社會組織這三塊。以下分別就這七個元素來探討中共統治穩固的危機和其因應方法。

一、合法性：由於法律制定的程序以及權力皆落在黨的掌握之中，為求取信於民、弭補無法代議的缺失，乃推行「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甚至「運動式反腐」等作為，宣示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聾子裡」，以避免陷入合法性危機。

二、正當性：因為難以測得民眾對政權的真實看法與支持度，只好進行菁英的吸納與承諾百姓改善生活。一方面在政權建制中吸納從前被排斥的人物，如企業家階層（三個代表）；另一方面則許諾人民「兩個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社會主義現代國家），並藉由各個五年計畫與規劃來實踐。地方層次上，則在基層治理方面推出些許改革，擴展其政權的韌性（如兩委一肩挑、參與式治裡、公推公選／直選等），而這些改革的天花板亦十分清晰。總之，在可行的範圍內，戮力阻止正當性危機的惡化。

三、正統：搶奪抗戰、清末及民國史話語權，將百年來現代中國所追求的主軸─也就是「富強、擺脫次殖民地位、不挨打」，以民族主義的面貌緊握在手中，塑造自己是帶領中國人走出新道路的領航者（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時亦強調兩岸間「一個中國原則」，盡力掩蓋民國未亡的事實。

四、道統：對傳統文化的態度轉變。於海外各地擴張「孔子書院」，積極聯繫傳統文化的繼承身分；近期亦大力動員其理論家建立馬克思主義與儒家傳統相結合的論述，摸索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方向。

五、軍隊：強化軍中政治教育（黨指揮槍）、給予共軍各種優惠（如預算、政治席次、企業營利等），確保軍隊堅定支持共產黨。此外，準軍隊性質的武警，也領有相當大份額的維穩經費。

六、國際關係：在「和平發展道路」的原則之下，藉由「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加三」、「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等措施，尋求自身在東亞強權地位的穩固。而以內外連結的角度來看，外部的穩固也將有助於內部的穩固。

七、社會組織：中共最忌諱的就是具有獨立組織能力的社會團體。因此除了扶植具象徵意義的八大人民團體外，還對各種社會組織（如基督宗教、草根性NGO及工會等）進行分類控管和統戰政策，嚴防不受黨信任、尤其是具有政治威脅性組織的崛起。

（以上所提案例僅為列舉，並非每項都只能歸於一類之下，可能會有跨類別的案例，如不同性質的跨國NGO，屆時政權的考量會比較複雜。）

大致而言，中共在放棄不斷革命、轉而強調實事求是的改革開放後，處於以上的情境、有穩定政權的需要時，可以發現中共推動相關政策的過程裡，領導層權限會比較大、黨內的口徑也會比較一致（表面阻力較小），因為這是共產黨政權存續仰賴的核心支柱、也是黨內旁人難以辯駁的策略，相對地，習近平等最高層也會藉由耕耘這些領域來獲取更大權力；但在這些議題之外（那些較無關於政權穩定與存續的政策），就很有可能是處於部門間條條塊塊糾葛、政治派系間爭奪利益的狀態（尤其事涉政治繼承時）。模式切換的根本動力，在於這個政權本質是不安的。

而馬習會得以召開，從這個角度來看，最可能的解釋為，中共需要從兩岸關係的領域來弭補其正統性的不足，是其穩定政權整體戰略的一環。對台灣而言，這其實意味著，未來兩岸談判持續進入政治性高的深水區時，在無法脫離九二共識的前提下，必須思考如何運用自身的籌碼與中共政權的需求相斡旋，以發揮最大的談判成效。

104/11/14

(本文原載於青軍策http://genestrate.org/?p=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