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多明尼加共和國新任駐華特命全權大使索托閣下呈遞到任國書，圖片來源：青年日報)

今日(5/1)中央社〈台灣近18年來斷交13國 現有19邦交國〉一文報導，十八年來，中華民國喪失十三個邦交國，其中，十二個斷交發生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一個斷交發生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多數國家為中共發動金錢外交攻勢下選擇與對方建交而與我斷交。

關於此事，我們必須思考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為什麼中共不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發動外交攻勢而是民進黨執政時發動？第二，邦交國對我國具有什麼意涵？第三，外交工作應如何改進？

就第一點而言，可以從目前事實推斷，中共認為保留我方的邦交國，並非不可接受之選項，但是當我方執政黨對中共顯具敵意時，中共將使用外交攻勢。換句話說，國民黨執政時，中共願意尊重我國作為主權國家的狀態；民進黨執政時，則否。因此，關鍵在於，當我方行使外交權力的主權國家意涵為「中國」的時候，中共願意接受，但當主權國家意涵轉為「台灣」的時候，中共則不願接受。

上述事實，放在兩岸關係分析途徑來檢視，主要可以對話的途徑為分裂國家模式以及名分秩序論模式，前者深受「赫爾斯坦原則」影響（類似漢賊不兩立），後者則深受「正統」觀念主導。但是，從中共在國民黨執政時的外交休戰來看，我們可以發現「赫爾斯坦原則」或是「正統」原則，都沒有成為中共運用攻勢的因素，所以上述兩種途徑的解釋力，並不足夠。唯一能據此給予解釋的原因或許是，我方現存的邦交國，對中共來說並不是爭取中國正統、或者漢賊不兩立的重要國家，在兩岸交流的意圖大於外交場域爭奪名分正統時，其願意暫做讓步。

另一方面，從大小政治實體模式來看，也可以發現當我方政府選擇「避險」策略時（國民黨執政），中共願意在外交上給予空間；但當我方政府選擇「抗衡」策略時（民進黨執政），中共隨即打壓。雖然目前尚不知當我方選擇「扈從」時，中共會給予什麼樣的空間，但很明顯其不願容忍我方抗衡之舉動。

因而我們必須思考，在兩岸關係各種可能的發展之下，我國外交空間究竟能在多大的範疇之內擺動？如果要拓展外交，應如何經營兩岸關係？

關於第二個問題，即牽涉到外交本身的意義何在，這涉及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問題。現實主義者奠基於霍布斯式論述，強調國際政治是無政府狀態，每一個國家會追求己身權力的極大化以求保障安全；然則自由主義者、建構主義者，則強調國際建制與國際規範的重要性，前者藉由降低交易成本來取得更多的整體利益；後者則是強調觀念的重要性，將國際視為「社會」，是故我們會需要「朋友」，這也是康德式無政府狀態與霍布斯式無政府狀態之差異所在。

若依據憲法第141條所言：「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權益，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平」。則無疑是傾向於自由主義式的論述，是故我們需要朋友。

然則現有的19個邦交國，若再損失，就代表我國「沒有朋友」了嗎？其實頗不盡然。今日掛牌成立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其成立之賀電影片，沒有一個邦交國身處其中，反倒是美、日、印、英四國智庫、卸任官員與現任國會議員以書面或錄影相挺，片中處處可見「國際溫情」，誰說中華民國沒有朋友呢？反過來說，如果政府真的在意「邦交國」，那麼，「國家級國防智庫」的成立，邀請十九邦國共同慶賀，相較於沒邦交的四國（且這四國都是與我斷交者），不是更為重要嗎？

很清楚了，問題在於我國需要什麼樣的朋友。是妝點門面的「邦交國數量」，還是鄰近國際強權的支持？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合理邏輯是否已經建立？如果沒有清楚說明，而又一再哀悼於邦交國的喪失，這不是讓人迷惘嗎？

就第三點而言，更讓人迷惘的是外交工作自我認同的態度。查閱外交部網站「最新消息」，兩百多頁的訊息中，紀錄民國93年至今的各項外交訊息，可發現105年7月25日以前的外交消息，多稱外國政要來訪為「訪華」；自前年7月25號開始，「訪臺」數量急遽增加，至目前，已看不到「訪華」論述；再往前推，97年總統交接以前，多稱「訪臺」，97年以後，曾有約一年時間，一律稱「來訪」，98年之後，又改為「訪華」。由此可見，藍綠執政是外交認同變動的主因。試想，一國外交部，對於自己是「臺」還是「華」，若都沒有定見，而隨執政黨擺動，要怎麼推行外交工作？

更近一步地說，若是國家認同分歧、不是真的重視邦交國，要如何確保外交工作具有連貫性？用錢即可嗎？回歸問題的本質，還是應該要先尋求國內多數人關於國家認同的共識，如果有了共識，就將其法制化，日後政府也不能隨意更動，如此才能確保國家運行的穩健性，外交也才能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