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京山蘇家壟墓地之“曾侯仲子游父”諸偽銘器

吾人曾於〈曾國偽器舉隅(1)：《曾子斿鼎》《曾子伯誩鼎》《曾侯簠》《曾仲姬壺》〉一文裡辨偽今人偽造銘文的偽銘器《曾子游鼎》(曾子斿鼎)及清末出世的《曾侯簠》都是近人所偽造的。《曾子斿鼎》（《集成》2757）由上海文物倉庫清理所得，並登載在《文物》 1964 年 7 期之後，引起考古人員的興趣，於是結合了清末器《曾侯簠》裡講到虛構的姬姓曾國和黃國通婚之事，而在1966年京山蘇家壟墓地裡就讓合意的銘器出了土，其中六件都有“曾侯仲子游父”或“ 曾仲游父”（簡稱）的銘文，又有一銘器，內中講到虛假的《曾侯簠》劇情裡曾國和黃國通婚。這就是1966年京山蘇家壟墓地之“曾侯仲子游父”諸偽銘器來源。

在由湖北省博物館於事過境遷的1972年於《文物》2期內發表的〈湖北京山發現曾國銅器〉一文裡，講述了此次發掘。指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湖北省修建鄭家河水庫中幹渠時，在京山縣宋河區坪壩公社蘇家壟工段，發現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銅器。共有97件，其中10件有銘文，這是周代墓葬應是少有的情形，一般而言，周代墓葬內少有有銘文之禮器，因為有銘文者多有紀念性質要留給子孫永寶用，不會下葬，下葬的多為日常用的青銅器或陪葬而製的明器。故此墓10件銘器多到令人好奇了。銅器內鼎9件，最大的2件腹內壁相同銘文：
(1) 《曾侯仲子游父鼎》：『曾侯仲子游父自作將彝。』
鬲9件，其中大鬲2件口沿上有相同銘文：
(2) 《黃鬲》：『唯黃○○用吉金作鬲。』
甗1件
簋7件，其中2件，器底與內蓋有相同銘文：
(3) 《蛇乎簋》（《集成》5153）：『唯正二月既死霸壬戌，蛇乎作寶簋，用聖夙夜，用享孝皇祖文考，用匄眉壽永令。乎其萬人永用。○。』
豆2件，盤內皆相同銘文：
(4) 《曾仲游父豆》：『曾仲游父自作寶甫。』
方壼2件，器蓋內與壼口皆有相同銘文：
(5) 《曾仲游父方壼》：『曾仲游父用吉金，自作寶尊壼。』
盉１件
盤１件
匜１件
另有車馬器20件，圜底器3件。

按，《曾子游鼎》(曾子斿鼎)（《集成》2757）其銘文作：

『曾子斿擇其吉金，用鑄彝，惠于烈曲、屖，下保臧敔□□，百民是奠，孔 □□，事于四國，用孝用享，民俱是饗。』

把姒姓的祖先“曲烈”都擺在銘文裡，《世本》：“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於鄫，襄六年莒滅之。”而銘文裡的“惠于烈曲”一辭，故意把“曲烈”倒裝成“烈曲”而已。故此乃假造的姒姓的“鄫”（繒）國偽器。可見此篇偽銘文是要打造山東的鄫子的夏後人的姒姓鄫國。而今1966年京山蘇家壟偽銘器的造偽者，不識《曾子游鼎》偽銘文是寫姒姓之鄫國事，而拿在湖北的京山來造假姬姓曾國偽銘器。因為此造偽者心頭上已認劉節1035年所寫的誤會曾國是姬姓當成真相，此從發掘報告裡可以看出來。把姒姓祖先曲烈後人的“曾子游”加長版成了“曾侯仲子游父”，添上“侯”“仲”“父”字，而“父”字之加尤其不倫不類，因為“父”是貴族的美稱，諸侯邦伯早已不是下較於其下的貴族了，還用“父”字，實自我矮化了。

而今之研究者也指出，“曾子斿鼎与曾侯仲子游父鼎是同人之器”（胡嘉麟），但今之各研究者不察《曾子游鼎》乃偽造姒姓鄫國的夏代曲烈後人之器，故而擺入當成姬姓曾國的銘器之一，豈不惹笑了。更從而知此1966年京山蘇家壟墓地之“曾侯仲子游父”諸偽銘器裡偽銘作者，其拿偽鄫國器《曾子游鼎》的“曾子游”讓他變成姬姓曾國的國君曾侯仲子游父，正好自招以下這些“曾侯仲子游父”諸銘皆是1966年當日由考古人員偽造的偽銘器。
(1)《曾侯仲子游父鼎》
(2)《曾仲游父豆》
(3)《曾仲游父方壼》

而其以清末收藏於丁樹楨的清末偽銘器《曾侯簠》（叔姬霝簠）（《集成》4598）其銘文的『叔姬霝迮黃邦，曾侯作叔姬、江羋媵器將彝，其子子孫孫，其永用之』裡姬姓曾國國君把姬姓的女兒叔姬與黃國通婚也抄入其偽銘器：
(4) 《黃鬲》偽銘文『唯黃○○用吉金作鬲』內的“黃”字，以示“可見春秋時期的曾國與國…互相通婚。』（〈發掘報告〉），故知亦偽於當日。如此看來，後來的學者據此偽銘器，真以為京山蘇家壟在1966年出土了曾侯仲子游父的銘器，表示在京山蘇家壟一帶必有姬姓曾國墓，於是數十年後的2016年~2017年，又在京山蘇家壟滿懷希望發掘，結果找不到有“曾”字的銘器，但自製不就行了。

於是在京山蘇家壟M1號墓出現了又有“曾侯仲子游父”器了，京山蘇家壟M79號墓又出現了把鄫國的曾伯[雨黍]拿來當此姬姓曾國的墓主的鮮事了，此吾人早已於〈不曉干支循環而出錯的《曾伯桼（雨上桼下）壺》偽銘文〉一文裡己揭之了，約之如下：

『一如吾人在〈曾公[田＋求]鐘銘文及曾侯與編鐘銘文係今人偽造考辨（續）——錯抄姒姓曾國器銘文“克狄淮夷，印變繁陽”而誤〉論文裡所揭露的，在2012年湖北隨州義地崗墓地西南部文峰塔M1出土的《曾侯與編鐘》上的偽銘文，參考了另一姒姓鄫國的國君曾伯桼（雨上桼下）的《曾伯桼（雨上桼下）簠》上的銘文來寫入《曾侯與編鐘》上的銘文內。……《曾侯與編鐘》偽銘文抄了姒姓曾國國君曾伯桼（雨上桼下）的《曾伯桼（雨上桼下）簠》上記載其“克狄(逖)淮夷，印(抑)燮繁湯(陽)，金道錫行，具既卑(俾)方”的事蹟，改寫成所謂姬姓曾國的國君是曾伯桼（雨上桼下）了，而且成了姬姓曾國的國君及其功績：“君庇淮夷，臨有江夏。……懷燮四方”。

過了幾年的2015年至2017年湖北京山縣蘇家壟墓地M79出土了所謂的《曾伯桼（雨上桼下）壺》，見其銘文即知必係今人所偽造的，因為，首先，其和《曾侯與編鐘》偽銘文一樣，寫作者都是有參考了姒姓曾國國君曾伯桼（雨上桼下）的《曾伯桼（雨上桼下）簠》，在此《曾伯桼（雨上桼下）壺》偽銘文如下：

『唯王八月，初吉庚午，曾伯桼（雨上桼下）哲聖孔武，孔武元犀，克逖淮夷，餘溫恭且忌，余為民父母。唯此壺章，先民之尚。余是楙是則，允顯允異。用其鐈鏐，唯玄其良，自作尊壺，用孝用享于我皇祖，及我文考，用錫(賜)害(匄)眉壽，子孫永寶。』

但是一見其『唯王八月初吉庚午』，對比一下其所參考的《曾伯桼（雨上桼下）簠》的『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於是偽饀盡露。因為這個偽銘文寫手，對於中國傳統的陰曆干支計日的循環一無所知，而犯了一個初級錯誤。絕不是如一些不曉干支循環的研究者以為《曾伯桼（雨上桼下）壺》是在《曾伯桼（雨上桼下）簠》前一個月鑄作的。因從『八月初吉庚午』到『九月初吉庚午』這一天的出現，不是一個月，是可能長達十七年或三十九年等。首先干支是六十天而復始，如果八月初吉庚午到下一個初吉庚午要六十天，八月和九月的初吉只有約二十九天或三十天（或依王國維算法則約可有二十九天到三十七天），所以八月初吉庚午絕不是在九月初吉就是出現“庚午”，即使認為是明年，在有平年及閏年及陰曆每月的大或小月不是固定的，而是靠觀天象決定之下。況且有關“初吉”，學者間意見也不同，常見的如以朔日為初吉，那麼，從前一個八月初吉庚午，要再出現後一個的九月初吉，應也有十七年或更久，依實際年份並查曆譜而定。如果以非確定為偽的傳統己出土的《曾伯桼（雨上桼下）簠》為標準，那麼這個《曾伯桼（雨上桼下）壺》應該是至少十七年前的曾伯桼（雨上桼下）所鑄。如此一看，即使此作偽銘文的寫手，因不曉干支循環，以致於寫出了一個不可能的日期“八月初吉庚午”來而露偽饀了。其次，此所謂出土於春秋初期還是貴族至上時期的《曾伯桼（雨上桼下）簠》偽銘文竟還用了後世戰國時期的孟子那個先進民本思想的想法，把君主『為民父母』此一辭句也抄入此一偽銘文，來搞笑一下。』

總之，京山蘇家壟以地望而言，在兩周之際到春秋早期其地當係隨國之疆域，其墓乃隨國之墓，但一如周代墓葬，並無刻意的銘器置於墓葬內，故今之所謂能在隨國地界的今隨州市一帶的文峰塔、漢東東路、擂鼓墩、季氏梁、京山蘇家壟等等所謂曾國墓，應皆係隨國墓。而繒國與隨國相鄰，繒國在西，即今河南南部、襄陽、棗陽郭家廟、葉家山一帶皆繒國的地界。至於到了戰國楚惠王時代，有宋人的《曾侯鐘》講到楚惠王致奠已死的曾侯乙於“西陽”，應乃繒國之當日的王城。劉節認為在“汝陽南郡之間”（洛陽到江陵之間，約以襄陽為中心的河南及湖北，正好就在前述繒國地界內）。但《曾侯鐘》出自湖北安陸，此乃真銘施加另真器的故事了。原來，《曾侯鐘》銘文為真，本應是青銅禮器上的銘文，但被宋人施於原只有音律字符的樂鐘上，而再埋入地下取偽稱出於安陸，故而其銘文非樂鐘該有的文字，講成自已是“宗彝”。至於2016年~2017年發掘的京山蘇家壟偽曾國墓及其偽銘器，另文述之了。（202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