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搶救“天馬—曲村係晉侯墓”事件簿

自1992年到1994年五次由鄒衡的弟子李伯謙帶隊的天馬—曲村挖掘都挖掘了個寂寞，一如俄籍漢學家劉克甫的結論，走不出實為天馬—曲村實係晉國一級貴族墓區的定論，而2000年因真相即將被劉克甫揭露，於是當年事前得知12月台北出刋的《古今論衡》即將發表劉克甫之作時，為了搶救“天馬—曲村係晉侯墓”的成果，馬上最後一搏在當年10月14日開始，立馬行動以李伯謙領隊而以搶救被盜之墓為名義，開始挖到2001年1月15日完成的第六次天馬—曲村號稱了數年的晉侯墓的再挖掘，期間是於2000年10月至次年1月，發掘了M113、M114兩座大墓，乃另有M112、M138在內的一些墓葬，而在2001年《文物》8期上，遂發表了只含M113、M114的第六次天馬—曲村的發掘報告，報告結尾堅稱從銘文即知此必為第二代晉侯燮父及其夫人墓或共六次發掘內必有第二代晉侯燮父及其夫人墓在內，以便否定劉克甫認為迄今找不到晉侯燮父墓，則鄒衡以為天馬—曲村自首代唐叔虞起就葬埋於此乃錯誤預測。於是這次所謂的發掘乃如是這般：

（一）Ｍ114墓乃單墓道長方形竪穴土坑墓6,8米x5.5米。只有一椁一棺，墓主仰身直葬，有殉車4、殉人年青女性1及殉狗2。因被盜，故殘留器物多破碎，可以看出有方鼎2、簋1、卣1、觶1、甗1、盤1、鳥形尊1及許多青銅器的碎銅片。已修好的青銅器內有鳥形尊（M114:210）即《晉侯尊,鳥尊》（《新收》914,M114:210），上有銘文：『晉侯作向大室寶尊彝』。並在報告裡公佈有一M114:217的方鼎，其銘文照片亦公佈之，乃《叔虞方鼎》（《新收》915,M114:217），其銘文乃：『唯十又四月，王彤、大冊，祓在成周，咸祓。王乎殷厥士，賜叔夨以裳衣、車馬、貝卅朋。敢對王休，用作寶尊彝，其萬年揚王光厥士。』有銘者僅此二件而已。

（二）M113乃單墓道長方形竪穴土坑墓,3,2米x4.2米，墓主屍骨等都朽化，可辨出仰身直葬，車1，青銅器有20件，其中6件有銘，其中有鼎8件，報告裡只提到2件有銘：《叔鼎》（《新收》909,M113:34）『叔作旅鼎』;《○鼎》（《新收》911,M113:51）『○』;但日後又被公佈尚有《格公鼎》1件，『格公曰:鑄方鼎二,用廏溼宮』
簋6件：甗1件：《伯甗》（《新收》912,M113:55）『伯作寶尊彝.』；卣2件，1件有銘，即《○卣》（《新收》913,M113:102）原無法釋讀，後被譯為『○作母日丁尊彝.』；
三足瓮1件；猪尊1件，有銘，即《晉侯尊》（《新收》910,M113:38）『晉侯作旅飤』；
雙耳罐1件。

而此報告裡如此對於貧乏的出土物之下，仍異想天開地作了一個燦爛的結論：

『從兩墓出土銅器銘文可以肯定M113和M114是又一組晉侯及其夫人墓，其中Ｍ114是晉侯墓，Ｍ113是晉侯夫人墓……是晉侯墓地中較早的一組墓葬,其時代約在西周早中期之際……它們應該是目前晉侯墓地所見最早的兩組墓葬。……按照先前的推定，M9、MM13為晉武侯及其夫人墓，因此，如果Ｍ114早于M9，則Ｍ114、M113組墓就應當屬于晉侯燮父及其夫人；反之，如果Ｍ114晚於M9，則Ｍ114、MM113就應當是晉武侯及其夫人墓，而Ｍ9、M13則屬于晉侯燮父及其夫人。』

對於Ｍ113及M114墓所謂出土的銘器，經吾人以下的考查，其確係偽者乃：

（一）M113墓的：
（1）《格公鼎》（《銘三》 0216）1件，『格公曰:鑄方鼎二,用廏溼宮』, 吾人於〈青銅器偽銘文舉隅〉裡已判其偽，其言曰：『●格公鼎（1993山西曲沃曲村趙村晉侯墓,《銘圖三》0216西周早後）：『格公曰:鑄方鼎二,用廏溼宮』,用“鑄”未用“作”,乃今人偽銘.』
（2）《○卣》（《新收》913,M113:102）原無法釋讀，後被譯為『○作母日丁尊彝』裡的○作器祭其亡母敬稱叫“日丁”，根本就沒有這種敬稱。凡有此類敬稱的都是偽銘器間的傳抄仿抄之下而以誤生誤而已。如北宋《博古圖》裡有“夙夕偽器”《周單癸卣》，其偽銘曰：『冏爵選單景癸夙夕饗爾宗尊彝，其己父子壴作父癸旅車文考日癸乃方。』內中的“日癸”即後世偽敬稱“日＋天干”的始作俑者。於是後世遂有偽銘器《小臣傳簋》，其銘文裡曰：『小臣傳揚伯休，用作朕考日甲寶。』其對亡父敬稱作“日甲”也是把偽銘當真又仿抄而露偽。今此器仍乃抄昔日偽銘而誤。

（3）猪尊的《晉侯尊》（《新收》910,M113:38）『晉侯作旅飤。』因為除掉偽銘器《格公鼎》不論，《叔鼎》的“叔”，《伯甗》的“伯”看來，此墓至多只有這些銘器，器主都是沒有抬頭或銘文有“子孫永寶用”之類的偽辭。而突入一個“晉侯”器即十分唐突而乃今人企盼“晉侯”出面而露偽饀。

所以看來，M113墓把特別造出的偽銘器《格公鼎》《○卣》《晉侯尊》拿掉，此墓完全看不出是什麼晉侯夫人之墓，至多像是一個貴族“伯”或“叔”的墓。

（二）Ｍ114墓的所有兩銘器《晉侯尊,鳥尊》《叔虞方鼎》皆偽造：

（1）《晉侯尊,鳥尊》（新收914,M114:210）『晉侯作向大室寶尊彝.』
其偽就是用了“向”和“大室”組成“向大室”而露偽。“向”字在周早期就有這個釋作“北開的窗”的用字於《詩經》內了，而“向大室”則是把“向”字當作“朝北、在北的意思”（李朝遠語）來組辭了，而這並非西周之用“向”字的用法，而是後人引申用法。一用即知偽於今人。

（2）●《叔虞方鼎》(叔夨方鼎)（《新收》915,M114:217）

吾人昔曾有〈叔虞不會自稱叔虞(叔夨)而疑偽的《叔夨方鼎》銘文〉一文辨其偽於2001年當日：

『2001年出土於山西曲沃晉侯墓地M114號墓的青銅器，出土時不知其上有沒有銘文，因為據相關人員表示，因盜墓賊使用炸藥盜掘，所以出土前就己碎成數十塊，後來修復如新後，於是其上竟於是發見有了其鑄如新的銘文48字：

『唯十又四月，王彤、大冊，祓在成周，咸祓。王乎殷厥士，賜叔夨以裳衣、車馬、貝卅朋。敢對王休，用作寶尊彝，其萬年揚王光厥士。』

按，此銘文，有研究者認為其中的“叔夨”，就是周成王的弟弟虞，而且認為此鼎上的銘文，就是在講成王的某年的十四月，在在成周舉行祭典之後，會面臣下貴族，而賜給叔虞衣裳車馬及貝三十串，所以叔虞鑄鼎紀念稱美周王。此乃虞叔受封的實錄。

按，周成王的弟弟的名字叫做虞，而叔虞，是要到成王之子康王時對於其叔父虞的稱呼，才叫做叔虞，怎會叔虞自己叫自己是叔虞，而且是在成王冊封自己時，自己就變成了成王的叔叔，不是成王的親弟弟嗎？可見如果此銘文是為了坐實此晉侯墓地M114號墓的主人是成王的弟弟虞的墓地，那麼怎會出現虞在成王冊封後鑄鼎時就當了成王的叔叔，而自稱叔虞？如果果真如此，那麼此鼎上的銘文就是在整理中被偽刻銘文於其上，以證明找到了成王弟弟虞的墓而以誇示考古的成果。同樣可以舉以管蔡之例，管蔡是周公的弟弟，對於成王來說是成王的叔叔們，所以講管叔或蔡叔，是成王的口吻，若周公，則不能講管叔、蔡叔，而要講管或蔡的單名了。如果今日有一銘，講周公謂平定管叔蔡叔之反，那麼必定是假偽的銘文。故乃《叔夨方鼎》銘文其偽之證一也。

而且，《左傳‧定公四年》明白講唐叔虞受封的經過：『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再看一看《叔夨方鼎》銘文裡叔夨受封時的賜物『裳衣、車馬、貝卅朋』，只是普通的行賞而非《左傳》所述封建諸侯唐國的叔虞的排場，何其可疑。故乃《叔夨方鼎》銘文其偽之證二也。

再次，疑偽的《叔夨方鼎》銘文裡所謂的“成周”的稱呼，是始於康王時期，為了紀念成王時，建洛此一新邑，而取名的（西漢劉歆所引周康王時的古文尚書〈畢命〉），詳述於吾人的《從“成周”辨偽《德方鼎》《何尊》銘文之偽》一文裡：

『這就涉及成王時的銘文裡竟然不是用“洛”地這個“新邑”命名，而是用上康王時才開始使用的“成周”一名。而“成周”的“成”就和“成王”的謚稱的“成”習習相關。因為紀念成王，所以將成王時所造的“新邑”於康王起改稱“成周”。如果成王在位時，連謚號“成”都還沒有訂出，如何知道要改稱紀念自己亡故後的謚稱的“成”而改“新邑”為“成周”？

此問題王恩田〈成周與西周銅器斷代〉一文裡就討論及：唐蘭自己就已談到“成周之名，大概是由成王要遷宅而引起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分類史徵》）。其實東漢末的鄭玄也講過：“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王恩田指出了：『成周因成王所營建而得名，成周即成王所建的周都，以區別於周人故都的岐周和宗周。由於成王是謚稱而非生號，成王、成周都應是康王以後的名稱。換句話說，成王、成周可以作為成康銅器斷代的標尺。』

那麼，虞於成王時在洛邑受封，時洛邑還不稱”成周”則其時的成周應稱如《尚書》〈召誥〉〈洛誥〉〈多士〉裡所提到的“新邑”，或〈多方〉的“洛邑”，如此一來，《叔夨方鼎》銘文又露偽徵了。故乃《叔夨方鼎》銘文其偽之證三也。

復次，也有學者認為“夨”可能是其他青銅器銘文裡的講到的什麼“夨”之類，但重點在於，那些銘文裡在“夨”之前都沒有冠以“叔”這個字，可見此《叔夨方鼎》銘文上的“叔夨”就是指“叔虞”此成王之弟了。也就是，此確為今人所偽刻的偽銘文。故乃《叔夨方鼎》銘文其偽之證四也。

而且更巧妙的揭露，反而是在2007年，當時還續於M114號墓挖掘時，出土了一件《[韋攴]甗》，其上有銘文56字，部份不清楚：

『惟十又二月，王令南宮伐虎方之年，惟正月既死霸庚申，王在宗周，王□□使於[韋攴]易五朋□，揚對王休，用乍□□□ 彝，子子孫孫永□□□』

研究者孫慶偉根據[韋攴]甗銘文中“王令南宮伐虎方之年”中的“南宮伐虎方”，乃指昭王十八年，則此所謂至遲死於康王時期的叔虞墓的M114號墓內，竟有穆王時器（因昭王死於次年，鑄此器己在穆王時期了），於是之前所說M114號墓係成王之弟虞的墓而且還出土了成王之弟受封證據的《叔夨方鼎》的銘文以證此墓為叔虞墓的真實性不就出了問題。因為《左傳》裡，《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成王之弟叔虞受封後，至其子變父在位時則正好是周康王時，則成王弟叔虞或因比成王年小，而至遲死於康王時，則此墓內有穆王時器，則此墓當然不是成王弟虞的墓了。但是此新發現的《[韋攴]甗》裡的鑄器的[韋攴]，也不和任何一位已知的晉侯可以比附，故研究者也認為此《[韋攴]甗》的鑄器的[韋攴]，也不是晉侯之一。《叔夨方鼎》不應出現在此穆王時的墓裡，而因其重要性及虞叔受封之光榮，是應好好擺在現在尚未找到的真正虞叔墓裡始當。故乃《叔夨方鼎》銘文其偽之證五也。

茲如上舉偽五證之下，此《叔夨方鼎》銘文不就是札札實實的一篇偽銘文了。』

其實，也有細心的學者如張懋鎔也指出了：

『西周金文慣例，周初的王朝重臣、侯國首領，如周公、應公、康侯、夨王等，其所作器，恒以爵稱署名，即或署上私名，也必定在私名前冠以爵稱，如康侯豐。叔夨若是叔虞，其作器時已被成王封為一國之君，但私名前不見爵稱，殊為奇特。其次，成王翦桐葉為圭以封叔虞一事，表明兄弟之間情同手足。在西周金文……特殊禮遇，然而在叔夨方鼎銘中，看不到這種氛圍。最後，叔夨方鼎銘談到周王“殷厥士”，銘末又言叔夨感謝周王的賞賜，“揚王光厥士”，似乎叔夨的身份僅止于一個朝臣，體會不出一國封君的情懷。』（〈曲沃北趙晉侯墓地M114出土叔夨方鼎及相關問題研究筆談〉），但依青銅器及陶器的形制及殉人殉狗的變化等等，而認為此M113及M114是所有各墓裡時間較早的。

而《叔虞方鼎》於是乃當日的考古人員所偽造，以拼湊那找不到的首代的叔虞墓或二代的燮父墓，如此一來，憑那《叔虞方鼎》《晉侯尊,鳥尊》《格公鼎》《晉侯尊》等偽銘器之外的剩餘Ｍ114或M113裡的銘器裡，實也看不出是燮父及其夫人墓，於是此次搶救天馬—曲村為晉侯墓的任務無法突破劉克甫的質疑遂成定局，亦反觀，原來自1992年到1994年五次由鄒衡的弟子李伯謙帶隊的挖掘都挖掘了個寂寞，一如劉克甫的結論，走不出實為晉國一級貴族的墓區的定論，而2000年10月挖到2001年1月完成的經由造假偽銘《叔虞方鼎》《晉侯尊,鳥尊》《格公鼎》《晉侯尊》等以確認係的燮父及其妻之墓，也是一場空而已，更落實了天馬—曲村全然不是晉侯墓地的所在。

當年，鄒衡的誤判，因找不到真實證據，而在天馬—曲村五次李伯謙帶隊的挖掘只有經由大量偽銘器來成就一場虛無的晉侯墓，指天說地！全然滑稽不堪。劉克甫雖也未辨別出哪些是偽銘器，但光是從那些考古人員的編織的果實裡找出了矛盾，而斷定1992-1994的天馬—曲村晉墓的挖掘沒有晉國之國君的晉侯在墓內。

還有一個花絮，那就是2000年的第六次搶救“晉侯墓”結論的發掘裡，還對此墓組西側M112、M138的兩座無墓道豎穴土壙墓進行了發掘，在《2001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中分說明：

“M112在M114、M113組之西，M91、M92之東，正居於晉侯墓地第二排的中間部位。該墓未被盜，出土有陶鬲及青銅禮器、兵器、車馬器等。2件鼎上分鑄銘文‘伯乍寶鼎”、“叔乍寶鼎”。東面有一座附屬車馬坑，東西向，內埋4輛車8匹馬。從青銅器的造型、花紋特徵分析，M112時代約為西周中期。該墓居墓地第二排正中，佔據了一組晉侯及夫人墓應有的位置，又附屬有車馬坑，顯然不是某組晉侯及夫人墓的陪葬墓。但其墓室的規模過小，不設墓道，隨葬青銅禮器套數偏少，又不應是某代晉侯，墓主人身份尚待研究。“當然，因墓室小又無墓道，明顯非可佈成晉侯墓，故保完好，裡面的銘器不過‘伯乍寶鼎”、“叔乍寶鼎”，這就是真正西周墓的銘器應有的銘文樣子。有不死心的研究者還想往M112是一位未及即位就去世的太子之墓，而M138則是其夫人方向去追夢，但僅供有識者一哂！

2000年當劉克甫發表〈北趙晉國墓地性質問題管見〉內認為北趙墓地乃『當為西周中期至晚期晉國大夫一級貴族靜謚之地』，而非那些研究者認為的『北趙墓地即晉侯墓地』，而指鄒衡“晉自叔虞，至孝侯解遷翼十二侯，皆立都於此地”的天馬—曲村之地的說法，因”晉國開國國君唐叔虞及其第二代晉侯燮父之墓不在北趙墓地一事”，亦證明鄒衡之說不確及北趙非晉侯墓地。而引起緊急救援之下，趕在未出版劉克甫著作前開挖出第二代晉侯燮父之墓，結果，加急有效，立刻找到了晉侯燮父（及其夫人）之墓了，劉克甫之會動搖天馬—曲村係晉侯墓的多年層層的假偽事件於是施以造假來救援。當然，吾人看著如此反常的效率及證見各出土當證據的各銘器的銘文之偽，即知此乃對真相的發見係螳臂當車的枉然之舉而已！（2026,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