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領域歸納出國際社會的四種行為者類型－國家、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傳統學界以國家作為國際社會的主體，並鋪陳出大量由政府驅動的國際情勢變遷，而21世紀的觀察者發現，規制的推動有時還得賴以國際組織(如WTO、IMF等)的協助，或是利用跨國企業來推廣，雖然後者在部分有損其利益的政策會持抵制立場；同樣，非政府組織以其專業度、客觀性，往往能在公共議題上取得關注，如氣候變遷議題、或是救災行動，而跨國企業則以富可敵國的全球營收(甚至超越某些小國)，透過遊說、談判、及不法操作等，影響政府的議程與決策。

不可否認的，全球議題的主導權正逐漸分散至這四個角色，然而世界仍是以國界作為主要的劃分依據，如京都議定書簽定等，依舊由各政府協商，而世界的經濟版圖也有很大的部分，是依賴國家的政策發展。

本篇報告試圖論述：「國家對跨國企業仍有根本性的影響」；國家的政策影響經濟，經濟版圖影響跨國企業的決策(肇因跨國企業的本質是逐利)，所以跨國企業會受到國際政治的潛移默化，被動調整企業戰略。報告的結構會將高層次的國際關係與低層次的企業單位做出聯結，以了解國際政治對於企業的影響，並嘗試建構一種假想情況，預測宏觀的國際關係和微觀的企業策略轉變。由於這是跨科際整合的研究，故難以採取單一的理論解釋，是以撰述之間，會盡量點明所採用的邏輯與理論，使科際銜接之間能有清晰的路徑依循；該路徑將依照「政治à經濟à產業à企業」的順序，論述於各章節。

 

引言

        近年在東南亞區域，政商皆關注自由貿易協定的簽定進程，而多邊協定則以中國與美國所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為主，就經濟層面而言，無論二者誰成為發展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的主軸，都將改善大量雙邊協議錯綜所造成的「義大利麵碗效應(spaghetti-bowl effect)」，但在擴散的當下，我們還觀察到兩項協定在今年(2015)所共同覆蓋到的國家－日本、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紐西蘭、越南，由於FTA具有「貿易移轉效果」，能同時參與兩協議的國家長遠將能受惠該效果，以越南為例，學者預期該國的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將逐漸升高，事實上，河內政府亦試圖藉此發展國內經濟；該例子僅簡述了經濟貿易協定對於國內發展的可能性，尚未釐清以下原理：(1)推動貿易協定的政治元素；(2)貿易協定對產業發展的影響；(3)跨國企業、國內企業對產業動態與貿易協定的應對。

 

        一、政治型塑經濟版圖

        企業作為逐利的有機體，自然追隨循著經濟的分佈而擴張，對於經濟的描述，若以世界體系理論和跨國主義來對比，便能驚覺，即便現代全球化趨勢，經濟不隨國家政治而擴張，卻也因政治而型塑，並涉及三個方面的發展：(1)經濟活動中心從一個地區向另一個地區轉移；(2)經濟部門的興衰；(3)各國經濟日益一體化，以及外部力量對國內福利的影響；而這些都與不平衡發展有關。[1]歷經重商主義與自由主義時期，對於政治與經濟的關聯性研究，仍有一項重要的觀念必須被認知：「國內適應比較利益格局變化的社會成本，超過了貿易進一步自由化的好處」，[2]因此衍生新貿易保護主義，藉由非關稅障礙來平衡利益與社會成本；全球化的市場開放和自由貿易必須經由政治的手段與經濟的潛在利益來推動，證諸GATT和WTO的演進歷程便可明白，甚至，經濟有時作為政治手段的一種，如TPP便被認為是美國重返亞太的策略工具。

        事實上，為遂行新太平洋世紀的戰略，軍事、經濟與諸議題都可作為美國政策工具，如鄧海清整理出TPP的五項功能：(1)聯結亞太市場，提振美國國內經濟；(2)增加在亞洲的存在，與東南亞國家進行密切的軍事與經濟關係；(3)推行以美國為樣板的高質量貿易模式；(4)避免中國的排擠；(5)以及建立機制霸權，主導東亞經濟引擎，將中國納入西方的世界體系。[3]在東南亞的中美角力探究中，對於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成員國經濟與中國合作，安全與美國靠攏(尤其指越南)的這類命題，是建立在「引進域外強權」與「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背景之上，亦即依循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邏輯，欲藉由域外強權來平衡中國近二十年快速成長的權力發展，迎合了美國欲進入東南亞全球經濟引擎的意圖。

        國際關係的三大理論之一－新自由制度主義，以「代價(cost)」和「複合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指引出世界邁向和平的道路，姑且不論該條道路的可行度或是障礙，都把我們引到了一個問題，到底可否藉由低階政治的外溢(spill-over)效果來影響高階政治？或是更清楚的指出「經濟交往是否可以使戰爭的代價過高，而降低訴諸戰爭手段的意願？」這一問題的背後是經濟影響政治亦或政治型塑經濟，對此新現實主義者提供兩點重新檢證我們的認知：一是對於安全的重視，無法被經濟利益所掩蓋，二是不對等依賴關係，即兩國間的進出口佔比呈現出彼此不對等的依賴，如圖１所示。在這兩項修正上，我們承認經濟確實有影響政治意圖的可能，但在東南亞的場域中，權力探究應關注在大國－中國與美國，因此該區域中所凸顯出的是政治決定經濟，即無論中、美，經濟戰略與軍事戰略都隸屬於大戰略框架下，中國可以藉由「經濟依賴」原理推動軍事所無法達成之意圖，美國可藉由軍事與貿易協定作為亞太戰略的支撐，是「東南亞政治意圖型塑了區域的經濟版圖」，而這也作為本篇報告重要的前提假設。

對於看待世界的經濟版圖的方式，茲列舉三個重要的看法。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全球經濟是一體的，[4]有別於以國家主權的角度來看世界，其將世界區分為核心、邊陲、半邊陲，三個地區層級，且三層結構是動態的；整體理論結合馬克思主義之剝削觀點，核心國家以輸出資本和技術控制邊陲地區，而邊陲國則輸出原物料至核心，但他不否認國家可藉由累積的方式從邊陲進入半邊陲層級，而台灣便是其例，該理論不作為本報告的架構，但他提供了這世界運作的一個重要觀察方法，即藉由控制資本、原料、技術等要素，形成了世界上的階級型態。

Strange在《國家與市場》中，認為世界上的權力組成有四個主要結構和其他多項次要結構，其中主要結構為安全、生產、金融、知識；[5]的確，該四項主要結構亦形塑了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風貌，而透過她所提供的比較框架，[6]可以概要得出權力分布的樣貌。

Porter著有《國家競爭優勢》，[7]雖然他不是政治或經濟學者(而是商管界巨擘)，但他提出鑽石理論作為解釋何以某國可以發展出特定產業，並整理出國家經濟發展的四個階段：生產要素驅動(factor-driven)階段、投資驅動(investment-driven)階段、創新驅動(innovation-driven)階段和財富驅動(wealth-driven)階段；其理論提供了國家階級移動的政策指引，而該鑽石理論將作為本報告銜接經濟與產業關聯的關隘。彙整上述三種觀點，得出三個關鍵字：階級關係、產業網(生產網)、和國家發展，這三者共同譜曲出世界經濟的脈絡，是國家所組成的國際動態，與三者相連動。

        最後是區域化現象，形成原因包含地理特徵(諸如：地貌因素如珠三角與長三角、當地盛產之生產要素如水泥或煤礦等、或是因此衍伸出的運輸成本，如沿岸海港等)、或是政府本身努力而造成的區域發展現象，這包含了一地因為人文薈萃(擁有一流大學的矽谷，或是其他政策推動下的產官學優良環境，利於地方產業發展)，也包含了跨國區域的政府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而形成地方性集團，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和歐盟(European Union,EU)，可以察見突出的區域內貿易量；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全球發展情形，嘗以北方國家與南環經濟帶之劃分，而東南亞地區亦有領導人曾丟出亞元區的概念，師法自歐元區，欲進一步提升東亞經濟引擎的全球地位，在東協的峇里第二次合會，勾勒了商品標準、統一審核與認證程序等多項利於生產要素(商品、服務、投資、人才)流動的框架，並以三根支柱－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社會文化共同體，作為東南亞區域發展的堅石。[8]

區域或的現象往往是政治互動、經濟原理、社會發展等諸面向所共構的，如產業群聚使隱藏的成本(如搜尋成本、管理成本、交期造成之存貨成本等)遞減，或是如東大門般，整個產業價值鏈都盤據在一個地方，利於產品創新效率；需重複申明的，是區域化現象並非單純由政治便可以驅動(無論國家間合作或是國內政策的扶植)，而是多面向的交織，但以「塑造有利環境論(favorite environment promotionist)」的觀點來看，[9]政府確實有機會利用營造出有利的投資環境，發展一地之產業經濟，照雙鑽石模型，也可能形成區域化特徵，如NAFTA內的美國與加拿大，以彼此的市場和要素來支撐國內產業發展。

        但反面而言，政治與地緣因素也可以是反向因素，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便是因為「地理位置處於地緣政治衝突的軸心」，[10]所以受越戰、柬埔寨退出等原因而停擺，而後中國與柬埔寨加入的政治順暢，也是計劃推進的重要條件。

 

二、經濟版圖與產業發展

    「在全球以國家為主體的競爭環境中，產業的發展對於國家競爭優勢影響很大。尤其是對於必須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國家產業而言，政府的活動無疑佔有重要的關鍵地位，政府可運用的各種人力、物力與財力資源有限，透過完善的國家級產業組合 (National Portfolio)及各新興產業組合分析及策略分析，將有限的資源投入於最具成效的區隔中發展，並積極透過各種經濟、政治與法規的調整，逐漸引導產業向前邁進。」[11]                             - 徐作聖、曹嘉倩

產業經濟的研究背景即源自於國家透過產業發展來形成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該節將運用鑽石理論所帶給我們的框架，作為了解國際政治經濟與產業發展關聯的開頭。

鑽石理論是由Michael E. Porter提出，用於分析為何一國的特定產業可以有較強的國際上競爭力，他認為產業競爭力四個決定性因素：生產要素(人才、天然資源、知識、資本、基礎建設)、需求條件(主要是本國市場的需求)、相關和支持產業的表現(相關上游產業是否有國際競爭力)、企業策略暨結構與同業競爭表現；這四個要素皆具有雙向作用，另外與機會(無法控制)和政府政策(影響力不可漠視)共組成鑽石體系，見圖2。政府對產業活動採行的政策取向，持續受到三種基本理念根本性的影響：「塑造有利環境論」 (favorite environment promotionist)、「創新導向論」(innovation pushers)、「結構調整論」(structure adjusters)；[12]而鑽石理論便是塑造有利環境的典型模型。

原本理論中的需求條件主要是指一國境內的市場，而該市場往往囿於人口和經濟發展程度，然而雙鑽石模型指引出了新的方向；雙鑽石理論有兩個型態最適於解釋全球與區域化下的產業發展，一是兩國間生產要素的連結性(見附件1-1)，二是全球與國內市場的四項條件互補(見附件1-2)。相關文獻可參考Moon、Rugman和Verbeke在1998年的研究。[13]

 

透過兩國間的要素互補，如兩岸半導體的技術、經管人才流動，或如美、加市場互補等，可部分支撐起國內的特定產業發展，該型態模型明顯發生於鄰近地區，肇因於原物料運輸、人才流動等，受限亦或得利於地理距離之便。

國際關係發展若更進一步，則進入附件1-2的全球化下雙鑽石模型，東協在經濟共同體發展進程中，對於關稅障礙、非關稅障礙、商品與服務自由流動等的開放，促成：(1)市場需求的擴張，尤其ASEAN+1由中國所帶入的龐大需求，可以支撐起東南亞國家外貿；(2)生產要素的共享，以人力資源的流動為例，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可以支撐起製造業的基層勞動需求，尤其是菲律賓的英語條件，使得勞動輸出至台灣等地更具有競爭力；(3)相關產業與支持產業，若以雁型理論的角度，[14]各國間的產業有支撐的關係，而位階亦是動態的，在環境法規日益嚴格與追逐低勞動成本的驅力下，會表現出產業聚落的移動，如高汙染或勞動需求密集的製造業，便從台灣流往大陸、越南地區，而如此代謝狀況亦反映出了上游供應商的持續存在，支撐住上級產業。最後，從三個理念(塑造有利環境論、創新導向論、結構調整論) 的發想，政府造成了生產網絡的關稅障礙降低、國內產業輔導、維持國內社會經濟結構發展穩定，政府在這一趨勢中事實扮演了關鍵性角色；雖然目前東協的經濟整合程度離歐盟的高整合程度尚遠，[15]但在雙鑽石的框架中，仍有依循的路徑來觀察東南亞一地產業型態的發展與特定產業的變遷現象。

        鑽石理論以國家內產業的視角檢視發展的原理，尚有兩個視角不可被忽略：國家發展系統論和Strange的四個主要結構。國家發展系統論是以生態系統作比擬，區分出三個流(flow)：人才與技術流、產品與服務與市場流、資金流，三者「通量均衡」才能妥適的發展產業；有別於鑽石理論，生態系統更關注於產業培植的要素流動，並指出了技術、服務、資金三項重要元素，若回歸國際體系的高度，國家權力的重要成分來自於軍事，而軍事則奠基於一國經濟的繁榮，所謂繁榮即國內企業和社會在統整生產要素下，規模性的發展出產業生態，也因此生態論的角度相較政策說，更能專注於理解要素間的連貫性。

Strange的四個主要結構除了傳統國際政治的安全結構外，帶出了「生產網絡」、「國際金融」、和「知識能量」，生產網絡是個籠統的名詞，乃是由諸多的產業價值鏈所編織，而任一條產業價值鏈卻又是多間企業所連貫而成，該章節只釐清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意涵，暫不討論外包與垂直整合。

        世界可以大致的用「市場需求」與「生產線」來看，同樣在跨國企業也是用這兩種部門來區分。產業鏈有多種面向，包含價值鏈、企業鏈、供需鏈、空間鏈，而本報告僅採用Porter的產業價值鏈作延伸，該價值鏈是由各企業所提供之產業價值所串接起來的，同樣意義是企業本身在產業鏈中提供了何種價值，[16]以單一企業的價值鏈顯示如圖2，在一間企業內，活動可分為主要活動和輔助活動，企業所以能持續在產業價值鏈中佔有一席之地，是因為其在企業價值鏈中發揮某些部位的價值，或許是加工、或許是行銷、或許是售後服務，而透過輔助活動(例如採購)和主要活動(例如加工)創造出價值，所以能夠獲利(Margin)，而一條產業價值鏈中，各家企業都發揮了某個部位的功能，使得產業效率提升。

如今我們放大到區域的視角，供應鏈的分布必定具有地理的特性，因為一地的勞動工資低廉、原物料採集集中、或是運輸成本壓縮，供應鏈的大小隨產品結構的複雜程度和價值鏈的長短而有不同規模，以圖3為例，自行車的供應鏈佈及全球，從「技術」與「成本」兩項重大要素來看，東協區域的發展有利於供應網絡的集中，因為大陸的市場、越南的勞動與台幹深根、台灣的行銷，政府因素在自行車產業亦有一定效果，如捷安特、美利達、太平洋等的A-Team結盟，是我國「登陸」的重點項目之一。

此時，回歸新自由制度主義對於「建立在龐大的生產網絡上，戰爭的代價提升，因此不再是最佳選擇」的論述，有兩點遺憾：(1)兩國間的依賴是不對稱的，尤其在甲國持有乙國命脈(如大陸掌握我國半導體的生產部位)的條件下更能有力證實；(2)確實，貿易交往能促進生產網絡的蔓延，並有提升國家間依賴的現象，但這段論述忽略了供應鏈的彈性，即一國之出口中斷或許會影響所有下游業者，但必須保證該停止出口的物料是「不可被替代」的項目，如果不是，那下游廠商自然會尋找替代供應商，維繫商流，是戰爭狀態僅會促使生產網絡的變動，影響的是整體的市場尋價成本提升，[17]而不會使價值鏈消失，對於戰爭國的代價(cost)之說」恐怕影響力有限。

兼具地理性質與供應關係的價值鏈，對於區域發展有絕對的聯動，中國大陸近年的鐵路外交，直接牽動的是高鐵價值鏈，然後才是區域的大湄公河流域的經濟發展，最後才是政治利益與牽制；參考附件2。

世界版圖除了用生產網絡來看，金融與技術力量亦不可忽視，1997亞洲金融危機與2008金融風暴，乃是衍伸性金融商品所爆發，開啟了國際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的對話；雖然大陸的金融市場潛力龐大，有人民幣區域的命題，但金融結構沒有地理上的區隔，因此暫不在本偏亞洲區域研究的報告中詳述；Strange在知識結構中提到，現在對於知識擴張研究的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傳播學等研究都未盡善盡美，但若將知識與經濟發展劃上等號，便導引出兩個關鍵字－「知識財產權」、「專利」，高度企業化的今天，事實上將知識視為商品或生產要素，對於知識擴散的研究可以聚焦在跨國企業的技術交易，以高技術、高資本密集產業而言，該兩項要素就代表了其企業乃至產業在價值鏈的位階高度，有趣的是，缺乏「技術資本」的區域及便整合程度提升，仍無法取得全球價值鏈的高位，就產業發展的角度而言，仍舊得面對如同世界體系理論中，層級僵固的難題；以東協和中國大陸為例，儘管他們試圖曾強自身的經濟獨立性，降低對區域外的依賴程度，然而全球供應鏈的現實，是他們僅能壟斷價值鏈的某個部位，高技術性的設計與整合部位仍需仰賴歐美或跨國企業，而低技術性、高勞力密集部位則轉移至東南亞的低度發展國家，因此近年紫光集團等依循著中國官方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以合併、併購之方式向上取得高端技術與經驗，這是往高附加價值端邁進的重要步驟。

經濟的樣貌透過產業呈現，例如簡化後的三級產業佔比結構，是由產業所構組成，而產業是由企業以供應鏈的方式串接成，其不是單一向的廠商與客戶關係，更包含了複雜的競爭、替代關係，是有方向性的網絡組合，若以結構的框架檢視，可套用Porter的五力分析架構，[18]便能了解企業在結構中營利，以及結構互動中的關係。

企業作為世界經濟的組成單元，是最基礎的資源統治單元，藉由從企業的觀點看環境的變遷，更具意義，因為這最貼合你我的生活；下一章節將剖析企業的本質和發展原理。

 

三、企業行為的原理

        企業的目的在於營利，因此會緊盯「市場」和「成本」。觀察跨國企業的類型或是組織的設計，可以發現行銷與生產的劃分，[19]行銷所關注的是市場區域與進入策略，包含「全球標準化、當地策略、跨國策略、國際化策略」等四種，區域一體化對於企業的啟示是將臻已成熟的產品出口到該地區，即便該地有進口配額或是關稅障礙，其可藉由國內設廠或代理人的方式進入，而東協十國主要市場為發展中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有較大的中產階級消費群，但寮國等低度開發國家對於企業而言，是較低的消費力和更多的同業競爭壓力，因此東協的消費力量只能是未來20年的遠景，而不是現在！而同時加入TPP與RCEP的越南和馬來西亞，則在短期內可因為同時加入兩邊協議的國家不多，而佔時享有比較優惠，獲得較多的外資青睞，未來TPP的推動是否可涵蓋更多的RCEP國家仍是未定數，仍需靜觀未來美國新任總統和國會的態度，才清楚TPP戰略的推動是否持續。

        然而從另一個部門－生產來看，東南亞的整合代表市場的強迫開放，亦即資本和要素的流動性受到的阻礙降低，就以東亞的價值鏈而言，以原物料採集和生產加工為主，是寮國、緬甸、柬埔寨等的開放，意味著以勞力密集為主的製造廠可以持續享有優惠，如同中國大陸的發展歷程，越南的政府推動和時數年來製造場的南下搬遷，群聚效應將持續發酵，不可忽視的是產業群聚的條件，或許將廠房移到寮國和緬甸可以保有在競爭上的成本優勢，但所面臨的政治環境風險，使廠商而言仍得在「機會成本」和「生產成本(勞動、運輸、溝通」兩點反覆衡量。[20]過去半導體廠回流台灣的動機便是大陸的陸地距離過遠，而台灣相對有較密集的供應鏈聚落，同樣的考量，可適用在ASEAN+1的案例。

在發達的經濟體中，許多產業會進入完全競爭市場，在完全競爭市下，企業無法取得超額利潤，然而資訊和資源的流動凝滯，完全競爭市場只存在於理論，是企業亦可透過策略而取得超額利潤。尤其反映在市場與生產基地兼具的東協區域上，完整的跨國企業，或轉型的品牌與代工集團(如宏碁集團)，東協仍是一個可以提前布局的綠地(Greenfield)；[21]從市場的角度而言，企業的獲利可透過其商業模式與策略來取得，對於企業策略的本質，政大吳思華教授曾撰寫《策略九說》一書，[22]闡明了企業發展策略的九種觀點，但以下僅揀選出「價值說」作為論述的軸線。

        對於超額利潤的獲得可參考價值說，乃是指企業對「顧客、廠商、商品組合」能創造出價值，因此具有利基以求取獲利，通常所延伸出的策略是企業的三種基礎策略之一的「差異化」。[23]結合上一章節所構築出的價值鏈視野，當產業發展成熟、市場由國內範圍擴張成區域、乃至連結國際市場，企業便有更多機會尋求需求缺口；跨國企業在四種國際化策略中，[24]跨國策略下所建構出的「品牌價值」亦是應用之一。

價值概念可擴及許多領域，包括時間價值和客製化所拓展出的廣益「產品」，[25]例如提供顧客在銷售預測波動中，減少預測差異值和中間存貨成本(即銷售時點系統-POS, point of sales)、提供資訊系統使顧客的部門溝通成本下降、垂直供應鏈整合以達成「即時(Just in time, JIT)」[26]、結合多能工使產線彈性強化等。從資源統治來看，建立在資源基礎優勢上，[27]企業發展出各自的商業模式，時下流行的互聯網便是應用商務電子和雲端處理能力，達成更大面積的B2C以及減少消費者搜尋成本、[28]被轉嫁的通路成本，在ASEAN+1降低了關稅與非關稅障礙、外資進入門檻後，該商業模式可能快速滲透東南亞地區，配送通路的發達亦將隨著基礎建設的完善，而有規模化的商業發展。

        策略與商業模式密不可分，常見的商業模式包含「分拆(Unbunding)、長尾(Long Tail)、多邊平台(Multi-Sided Platforms)、免費 (Free)及開放式(Open)」，[29]大多數的商業都屬這五種範疇之一，而最基礎的策略則是Porter提出的「差異化、集中化、低價策略」，奧妙之處在於，如何建立一種模式，將各項要素串聯起來，形成一種策略性優勢，而擁有更堅實且不可模仿的競爭實力，通常這個模式會部分呈現出五種基本商業模式和三種基礎策略的特徵。區域的整合有助於市場的擴張並促進成熟，代表的是潛在模式的可行性提升，所有根植在商業模式上的企業都有收益流的限制，當市場規模夠大(例如中國大陸)，仿冒或立基狹小的新創事業都仍有生存的空間，現有的國內企業、跨國企業都有新的機會發展新的事業版圖，這是東協經濟共同體指引的偉大航道。

 

四、東南亞政治脈動與假定情況

        以戰略層級與支撐關係來看，大戰略下有軍事戰略、經濟戰略、文化戰略等，因各國所需而劃分出的子戰略，而其全部服務於政治意圖，在探究經濟的動態前，應該釐清區域權力的變動。

        已經遇見的，是中國在近20年來飛快的成長，以強大經濟為後盾，推動軍事現代化進程，鄰國對其擴張雖有警覺，但是否識別為威脅則端視乎地理位置，以南海島嶼主權之爭為例，主權聲索國有中華民國、越南、菲律賓、汶萊、和馬來西亞，除台灣在國際上有主權爭議外，越南和菲律賓的聲索音量最大，而從他們的地理位置便不難體會對於自身解圍的積極度，是鄰土與中國接壤的陸權國-越南，相較島嶼型的海權國-菲律賓，更形積極，肇因於土地接壤有便於中國軍力的投射；此外，對於威脅意識有關的，還涉及區域安全架構，如Emmers認為的東協的安全架構乃是聯合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30]即不干預主權的情況下，進行綜合安全的合作，這類的框架並不如安全共同體來的穩定，可惜的是，直到去年(2015)東協離安全共同體仍十分遙遠，並且受限於兩項因素：ASEAN+1、不結盟原則，在與中國互動益深的情況下，安全共同體的構圖必會受到多重考驗。越南面臨土地接壤與安全框架無法保障的情況下，積極引入域外強權，例如美國，同時，東協成員對於平衡中國勢力，也有援引域外大國的傾向，例如日本與印度，因此一地之上，除區域內的小國權力交錯，域外大國的涉入也十分精彩，尤其以區域的中國與全球霸權的美國為最。可以說，現在的東南亞經濟正逐漸邁向盛況，而這個盛況是由於中國的發展所「刺激」，並在其以經濟為工具的戰略下所產生的，觀察中國的大戰略，欲在區域上形成中美分立，[31]甚至逐出美國勢力，所指導軍事和經濟戰略的，是企圖在2015年將第一島鏈以西納為內海的方針，[32]以及透過鐵路外交、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等，欲以多元的政策實踐意圖。

        廣泛而言，區域上的安全結構仍不夠穩定，從峇里第二次合會便確立了安全共同體的進程，但在去年(2015)的12/28才宣告12/31才將要達成預定的共同體進度，可見在事務的推進上，並不容易，東協成員國除了緬甸、寮國、柬埔寨可能採取「扈從」，其他大多保持經濟與中國合作、且不抵抗美國進入，即便越南也是採取「均勢」的策略。

總結以上，在中國大抵維持經濟發展與鐵路外交的方針不變下，最大的變數可能來自美國，若將美國的權力進入視為靜態，則可得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區域發展，會持續縮小與美國的權立級距，但不確定的因素在於美國，其自中東撤軍，並移動60%軍力至亞太，如此強勢的進入，更增添衝突風險，所幸，即便採取「圍堵」動作，不難看出其中仍有過往「接觸」動作的痕跡，[33]其以維護航行自由權為由，或帶有試探性質，本意並非直接衝突，而是塑造介入的空間，使該場域(東南亞)不落入中國主導，而TPP和輻軸(Hubs and Spokes)是其強固的兩根亞太戰略支柱，[34]就該路徑發展下來，未來的東南亞經濟前景是可期的，產業的發展只是需要多少年的問題。然而，權力平衡是動態的，無論是內部力量(internal efforts)的經濟與軍力，還是外部力量(external efforts)的政策與結盟，[35]都是動態調整。

在報告的尾段，我們以假設情境，透過情勢推演來了解國際政治對企業的影響，而該小節的重點不在於嚴謹的預測未來發展，而是透過發想來統整性的舖述出宏觀與微觀的脈絡。

假設情境：「美國預期到本身的絕對優勢會隨著中國與東南亞區域發展而削弱(權立級距縮小)，因此需要更加積極介入南海，在其政軍經的推動下，成功的與所有東協國家建立起雙邊關係，並進行聯合軍演，所有東協國家亦簽定TPP，外交的順遂下，使其軍艦更能自由航行於南海，中國內海化政策於焉失敗。」

在以上的假定狀況下，東南亞區域將有何種轉變？企業將面臨何種抉擇？在此推演出兩種情勢演變：

(1) 　FTAAP以TPP的路線實踐

中國面對如此趨勢，為了保持國內經濟成長高速，被迫加入TPP，而美國成功敲開中國大門，十年內產品的規範走向美規，並因為整個東南亞都採行同系列規格，而該規格西方行之有年，因此利於美、澳、星的出口，美資跨國企業大舉進入該地市場，過去所遭逢的合資比例等法規限制或非關稅貿易障礙也被破除，價值鏈的生產段(或說二級產業)仍不受太大影響，盡管規格上的更動會影響廠商的競爭力與投入成本，但只要其優勢技術或商業模式能夠維持，中長期仍能調整過來；但三級產業(或說設計段)則面臨不小的衝擊，本土商家將遭逢國際企業的標準化與規模化的強勢打壓，零售、高端設計等產業難以與之競爭，由其中國大陸過去因為保護政策而所以能仿冒的第三方支付或配銷體系，將直接受到挑戰，；第一級產業則在酪農、畜牧受到擠壓，農糧生產或許將因國際企業進入而有轉型。中國在國內經濟政策的西進、下鄉、或是產業升級的推動上，羈絆的開放與自由化等西方價值，反而可能因為國際企業的參與而更形有力，反之對於金融市場的調控與穩定，掌控力可能降低，潛在風險將浮現。對於原先在ASEAN+1框架下的企業而言，專案能力、業務能力、以及如何善用本土化優勢，將成為生存的關鍵。

(2)    中國未加入TPP

在TPP進逼，且美方不願讓中方有太多的協商彈性，中國因此被排擠於TPP之外，同時也刺激中國加快其內需化步伐，短期內為維持經濟穩定，在東南亞的經濟戰略會持續，等到當內需市場足夠消化庫存時，中長期將把資源抽回，並擬定新的經濟戰略，對東南亞的政策可能轉向「連橫」策略，以促東協「破碎化」，對外經貿投資也回歸競爭態勢，不再大量出抬鼓勵性利多政策，東南亞地區的供應鏈可能因此重整，重要的二級產業南下移轉也會因為中國的西進，提供了替代方案，並會因為境內運輸而沒有通關障礙，加之政府政策利多、中國中產階級成長，而使原本欲南下的廠商有不少的動機走向中國內陸；星、馬、泰、印尼等以金融與外貿為主軸的國家發展機會大於衝擊程度，而低度發展國家則會因為缺乏中國的經濟戰略支持，發展嚴重弛速，如緬、越、柬，其中越南與中國的經濟依賴強度降低，戰爭代價將逐漸減少，加上美國在地方的勢力，越南對南海島與主權的爭取會更具體，徒增區域衝突風險。企業在越南與泰國的投資，主要面臨政治風險，對緬甸的遠景將消滅，二級產業發展緩慢，而零售市場則因為美企輕易進入而相形擁擠，或許低度發展國家會發現倒向美國是種均勢的破壞，結果是在國家發展上沒佔到太多好處，而星、菲、印尼則因為與國際貿易體系的連結相對深，故而不受直接性的衝擊。企業此時的生存策略仍維持一貫的方向－價值升級，回歸基本面，以效率和技術決戰，紅色供應鏈仍是該趨勢下的主軸，企業持續運用「範籌優勢」發動整合或是多角化，或許龐大內需市場仍可以支撐許多新創事業或模式，但如何將本身「商業模式與規模化」掛勾，才是成為同業龍頭的要徑。

 

結論

        政治與經濟的關係，需用戰略層級來看，即經濟戰略是總體戰略的一支腳，透過經濟依賴的作用，強國得以非軍事的手段遂行政治意圖，當然國內的政策也會形塑一國的經濟結構與區域的經濟版圖；全球經濟包含階級關係、產業網、國家發展等三個面向，並且由眾多產業所構成，透過鑽石理論可以理解經濟、產業、國家等三者的互動關係，或是借用延伸的雙鑽石理論來理解區域化的原理(龐大的鄰國以市場要素支撐一國產業的發展條件)，當然鑽石理論只是發展的路徑，重要的是操作該理論的地緣與政治因素，簽訂雙邊協議或多邊共同開發都是戰略藍圖下的行為。將產業鏈的轉化為價值鏈來理解，企業因此透過市場與成本的觀點，發展出符合全球價值鏈的營運策略，若將營運策略拆成短、中、長期，則中、長期必然符合經濟與政治脈動，因為對其而言，這代表了全球生產基地的布局與消費市場的競逐，政治與法規的外部環境風險是每個具規模的企業必將重視、甚至設立部門來管理的項目(例如法務、公關、中央企劃、政經研究團隊等)。

對國家而言，區域性的經濟遠景在先天上受到國際政治的限制，而且從國際層級到企業發展的影響路徑甚長，經濟戰略的遂行非三五年所能成，因此推動經濟戰略往往得考量到「潛移默化的功效」和「龐大得時程與資源成本」兩者的成效，否則就只是個空虛的框架。對於各國汲汲營營於吸取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出抬多項利多政策，渴望國際人才、資金落地，其實從國際企業的視角(市場、成本、風險)出發，政府應作的僅是耕耘好國內投資環境與行銷形象，畢竟投資決策是那千百間企業的事，一國政府難以發揮決定性影響。

對企業而言，任何的國際形勢轉變皆有風險與機會，因此在資源集中的狀況，其可以發揮三項機能(functions)：遊說、政經情勢觀測、多角化，以深化對地區政府和國際情勢的聯動性，作為國際擴張策略的三根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