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隨冷戰結束，打破兩極國際權力結構，美國在亞洲僅採雙邊關係維持其影響力，使各國有更多的權力運作空間；在東亞多邊組織的建立不如歐洲成熟，國家在外交決策上更多的是自身利益考量，然而在未來形成龐大東南亞市場，為降低國際交易成本、分配各方利益，是否將促成制度的成立，並進而建立法律架構和監督機制？因此試圖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積極的方式看區域和平發展。
另外，相較於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家在面對對手國家的壓力時，可以選擇維持現狀、改變現狀、尋求霸權的建立，採取共存、對抗、合作等行為，在檢視東亞國家行為時，能更透徹理解決策的背後動機，而不局限於權力結構的觀點。
最後，為使有效的分析區域情勢，故選擇中國與越南為例，中國為近代崛起的區域強權，經濟影響力逐日攀升，是後續研究不可忽視的角色，而所以選擇越南觀察，乃是其在：(1)經濟結構發展仍保留高比例農業部分，且製造業發展與中國有承接關係；(2)國家人口、經濟、與軍事規模或與東協其他國家相近，可藉以推測其他東協國家也有相似的決策模式。
貳、分析架構
世界與東亞區域政治經濟環境的發展正朝著制度化方向走，在此可以從五件事看出：(1)世界眾多國家已加入WTO，並採用其協議標準；(2)FTA的簽訂盛行，甚至形成複雜的義大利麵碗現象，而即便不想高度開放，亦有多個採用經濟夥伴的協議；(3)東南亞十國成立東協(ASEAN)，並建立RCEP；而後中國簽訂《東協－中國CECA經濟合作架構協定》，遂為ASEAN+1；(4)針對防務安全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用以平衡國際權力；(5)中國丟出亞投行與一帶一路倡議，英、法等國主動參與，展現的是中國欲藉由國際組織和經濟力量，建構其影響力。因此分析將以Robert O. Keohane等學者主張的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為框架，解釋中越在東亞的行為，而部分無法完全是用的部分，則佐以組織社會學家Theodore Caplow提出的三位體理論(Coalitions in Triads)作說明。
為有效了解中國與越南的國家行為，首先簡述兩國在國際政治經濟的戰略意圖，接著釐清東亞區域的環境(在此僅先描述經貿環境)，然後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四項要點檢視兩國的行為，不足部分以三位體理論補足，最後回答中越在面對國際關係時的行為準則為何？
研究架構如下：
【 中國戰略意圖】---【雁行理論看東南亞區域】---【越南戰略意圖】
----------------------------------三位體理論------------------------------------
================== 新自由制度主義====================
PS:由於格式設定問題，無法張貼原始圖片，是上圖為折衷後圖示
參、理論解釋：
一、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新自由制度主義根據結構現實主義提出部分修正，融合制度主義的觀點，認同權力和利益的觀點，凸顯互賴的深化使國際合作成為可能，良好的國際制度可以促進合作和和平。代表的學者是Robert O. Keohane，以互賴說明國家關係，認為國家本來就有合作的意願；自由主義學者亦紛紛撰文正名國家合作的動機，由合作形成的共同價值、行為典範，追求共同目標，於是有了規則，國際體制的討論引導了自由制度。
是雙方認知到共同利益，就有可能合作，因此國際合作需要國際制度的協助，增加資訊流通，促進協商和調整；據博弈理論的囚徒困境，為避免各國背信，必須建立國際制度，以規範成員並予以制約和監督，也唯有制度能克服國際社會吳政府狀態下的不確定性的環境，促成國際合作。制度包含明確的組織(UN)、政府間達成的公約(IMF)、非正式的國際慣例。而制度具備五種功能：降低國際交往成本、提供法律架構的依據、提供充分資訊、監督功能、影響即改變國家行為。
最後制度可隨著環境變化，擴充目標，發揮更多功能，或是因為無法產生預期的效益，隨環境變動而趨向瓦解。
二、三位體理論(Coalitions in Triads)
三位體理論是指在某一個連續的情境中，三個相關成員所組成的社會體系，該理論的討論是由德國是會學家Georg Simmel在1890年首先提出，他認為二者間的齟齬必受第三者仲裁角色的影響，進而使其重新調整，即團體均衡(equilibrium)的精隨；至1950年由Caplow推廣，著有《Two against one: Coalitions in triads》，講述互動雙方與第三者之間的關係，及其可能的聯合趨勢。他將人類關係化約為三角形式，成為三位體，每個單位成員都有不同的權力，形成各種權力分配；有時是弱者聯盟合制強權，有時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或是威脅利誘，事後剪除。
三位體的基本特性是傾向於兩人聯合對抗另一人，若對三者權力關係有所了解，便可以預測何種聯盟的出現；三位體的成員可以不斷更迭。不同的聯盟對權力關係和利益分配會有不同影響，三種聯盟有：保守聯盟(鞏固彼此地位，但對既定權力地位沒有影響)、革命聯盟(聯盟方取得優勢地位，並能改變權力位階)、不當聯盟(強勢方藉由聯盟更加強勢，被聯盟方因為強勢盟友進而可以支配地三方，即強勢者破壞了弱勢者對盟友的合法權力，將付出可能造成盟友和弱勢者間曖昧關係的代價；不論盟友或弱勢者都無法操縱權力，同時也南史三位體發揮作用)。不同的強弱位階之間，產生出八種不同的類型和不同的聯盟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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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
保守聯盟 |
革命聯盟 |
不當聯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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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一 |
甲=乙=丙 |
無 |
甲乙、乙丙、甲丙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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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二 |
甲>乙，乙=丙 ，甲<( 乙+丙) |
無 |
乙丙 |
甲乙、甲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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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三 |
甲<乙，乙=丙 |
乙丙 |
甲乙、甲丙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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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四 |
甲>(乙+丙)，乙=丙 |
乙丙 |
無 |
甲乙、甲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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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五 |
甲>乙>丙，甲<(乙+丙) |
甲乙 |
乙丙 |
甲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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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六 |
甲>乙>丙，甲>(乙+丙) |
甲乙、乙丙 |
無 |
甲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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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七 |
甲>乙>丙，甲=(乙+丙) |
甲乙 |
無 |
甲丙、乙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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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八 |
甲=(乙+丙)，乙=丙 |
無 |
無 |
甲乙、甲丙、乙丙 |
肆、東亞區域分析
一、越南意圖
越南國家發展有兩種方式，一是「自立自強」，在全球供應鏈上找到自己的定位，發展自身強大武力，成為區域霸權；二是「依附發展」，承認身處多元的東亞地區，身邊有崛起的大國-中國，從鄰居的發展中找到機會，並在東協諸國維持良好互動，追求國家安全和健康的經濟發展。就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北越與中國相接壤，從中越戰爭經驗得知，中國絕對可以運輸其強大的陸上軍力長驅南下，且海岸線綿長，隨中國海軍的企圖飛漲，越南並無足夠戰略縱深。顯而易見，越南必須維持與鄰國的良好關係，此為意圖之一。
由十個小國所成立起來的ASEAN，欲藉由聯合的力量，來平衡中國在區域上的權力，而該組織提供了各國在與中國對話時，不必卑躬屈膝的籌碼，越南在安全上或許難以與中國抗衡，但在南海政治利益上，至少可以聯手菲律賓等爭議國家，盡力保持自己的話語權，此為意圖之二。
中共拋出的「和平崛起」，欲緩解區域國家的敵意，並釋放多項經濟合作利益，尤其是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能協助泰國、緬甸、越南、寮國、柬埔寨等地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另外是生產網的布局，以台商之工廠布局，在中國大陸工資提升、廉價勞力優勢減弱下，越南、印尼等成為受益對象，將有更多製造業資金流往越南境內，此為意圖之三。
因此，反映出越南在政治上，試圖將美國勢力拉入，並連結燈協成員國，以抵銷中國在區域上的壓力，同時維持與中國良好關係；而經濟上，則是快速拉近距離，以取得更多的發展計劃利益。
二、中國戰略意圖
自中共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萎弱的駱駝，逐漸恢復應有的強壯，然而其發展面臨著周遭諸國的警戒、和美國在圍堵共產勢力的封鎖線，國家成長必須積極的安撫鄰國疑慮，顯而易見的是如她學者所述的朝貢體系，欲藉由經濟利益來說服對自己的順從或是默許，遂行利益分享同時，亦嘗試以雙邊關係，避免小國的多邊聯合強固，確保談判力量，此為意圖之一。
在南海主權爭議上，延續9段線領海宣示，劃境與諸國重疊，但作為長遠之戰略考量，不能輕易放棄其領海線，但為避開國家發展時會遭遇周邊國家的抵制，因此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為訴求，試圖迴避海域主權之衝突；但近年在永暑礁上之行為，必使區域緊張，若人造島的12浬海域主張成立，則U型線經濟海域將成為既定事實，其在海疆的戰略藍圖，可逐步實踐，此為意圖之二。
隨近年國內經濟成長飛速、外貿擴張，中國欲擘劃全球戰略藍圖，尤其與周邊國家進行經濟層面的擴張，包含大湄公河經濟合作、RECP、丟出一帶一路願景、亞投行等，其戰略藍不僅包含非洲資源投資、海外企業購併、金融改革等，且將東南亞劃入區域引擎，欲藉由東南亞的發展更為其帶來全球的地位抬升，此為意圖之三。
三、雁行理論看東亞區域發展
雁行理論由赤鬆要於1935年提出，用來解釋東亞的發展現象：時以日本作為雁首，發展某項產業，當技術成熟、生產要素價改變後，該產品轉移到下個具發展潛力的地區(南韓、台灣)，而日本進行產業升級，如此形成發展與承接的關係，就如同雁群在飛行時，有領頭雁與後續接替的雁子。
該理論包含四項要點：(1)重視國內生產力的發展，包含教育與經濟結構調整；(2)重視出口導向，發展貿易、投資、金融；(3)依靠國內累積，控制外債；(4)政府政策與市場機制有效合作。
端看東亞之發展可以從生產端和市場端來檢視；目前世界的市場是集中在北方的已開發國家，雖然有學者聲稱南環經濟帶視未來的重心移轉之所，但如非洲地區，發展步伐依舊受內政拖累而顯得緩慢，東亞之開發中國家潛力龐大，人口數31億，近乎世界人口一半，其中又以中國為最，因此未來的東亞需求來源有一半會是來自於中國，即中國為區域成長之引擎；而日本雖為已開發國家，但其仍現在緊縮之中，短期內無法發揮昔日的榮耀；其他印尼、越南、泰國等，具有一定的人口數，且各自在金融、糧食與製造工業區、輕工業等方面有不同的發展，是區域重要的地方市場。
若從生產端觀察，則東亞或是全球都是呈現生產網的現象，各國在不同產業間承包了不同的區段，產業在各生產地區分包了不同的部位；聚焦在東亞地區，除了日本，其餘皆是發展中國家，過去的雁行理論是建設在日本為雁首，台灣、南韓、新加坡、香港為雁身，其餘國家為雁尾，彼此間從技術上或是生產效果上，有著進步和承接的互動現象；然而日本陷入沉默的十年後，雁行理論或無法完全適用東亞地區，但仍可作為觀察的方式，肇因於承接的亞洲四小龍缺乏日本的經濟實力，南韓與台灣雖藉由代工出口晉升半邊陲國，但在技術創新和發展力量(資金規模、投資比例、海外投資量、國內人口數、國內經濟水平)上仍難以與日本比擬，而近代崛起的中國大陸雖具有廣大的人口紅利，但仍在轉型階段，商業模式創新和技術創新上仍在學習階段，因此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目前在東亞地區，還沒有國家可以接替雁首的位置」。
那東亞地區是如何運作？此時可以將雁群放寬及全球，或是透過產業內貿易來看；首先，以雁行的架構來看全球，東亞國家的終端市場仍以歐美為主，若以技術含量區分出高階和一般民生商品，則高階仍停留在美國市場，而一般民生商品則隨著東亞區域的成長而有更大的市場利基，是觀察到一個現象：東亞國家在「全球供應鏈區段」的性質彼此相似，為原物料提供和加工部分，屬於雁身與雁尾位置，而以加工的角度看，彼此有競爭與承接的互動過去是台灣國內環境改變後，製造業出走，重心移至中國大陸，國內進行產業轉型，而今中國大陸欲從世界工廠走向世界市場，將本身定位轉型至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此時製造加工的重鎮將移轉至越南與印尼，本文所欲探討的便是「在這承接的過程中，是否能影響中越在政治利益處理時的態度與方向？」直覺上看來，因為地理的接攏與相近，在移轉時運輸模式較為相近，地理上的靠近代表是運輸成本的差異較小，若是距離較遠的承接國，則會有較大的運輸模式差異，和運輸成本組成的差異；從該點看來，製造重心從中國移往越南比印尼更容易。另一方面，東亞地區有高比例的產業內貿易，彼此的出口品(包含半成品、商品)相覆蓋， 外人投資的項目與來源複雜，根據規模經濟的原理，東協各國擔負著不同領域的發展責任，如新加坡在金融、資通、電信上有領航的能力，緬甸、柬埔寨等可善用原物料出口，泰國、印尼、越南發展製造加工部分，從該角度看來，雖然東亞地區沒有一個可以擔任雁首的國家，但卻有著相互支撐的關係，成為有力的雁身；回歸中國的戰略，其必須建立在這個相互支撐的現象上，發展本身的國力，或依賴區域成為全球的大國；而越南的戰略，則是在交錯的網路中，更有利的發揮本位的效能，作為成長的墊腳石；此時代表的是中越在東亞的權力結構中，前者欲展現領頭之姿，後者欲藉由佔有ASEAN重要位置，來維持與中國的權力抗衡，彼此是利益合作和權力平衡的關係。
伍、新自由制度主義看東亞區域和中越兩國
觀察東亞制度，首先理解三點：(1)由生產網產生的「代價」，降低戰爭的意願；(2)國際制度是基於國家各自考量，或說制度是否建立，取決於對各國是否有利，是國際社會需求和國基力義共同匯集成的；(3)制度提供了一種規則的參考，或許缺乏強制力，但可以潛在的影響國家決策是否符合國際規則或長遠利益。
1967年，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等國成立東南亞國家協會，初時為藉由聯盟的力量防止共產勢力擴張，冷戰結束後，才從側重軍事溝通走向廣泛性的合作越南在1995年加入，時至1999年，成員國達十個，常稱為東協十國；起初東協與中共是對立「防止共產勢力擴張－反共集團」的關係，但中美關係正常化後，多國與中國建交，2004年後開始提出合作的可能，2010年與中國簽訂《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為ASEAN+1，2005年日本與南韓也提出談判，2012年成立ASEAN+3；2003年東協高峰會上，各國領袖決議將於2020年建立「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包括「東協政治安全共同體」（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等。從組織角度而言，東協是一個願景標的，有組織憲章、高峰會、與各重要部長會議，欲藉多邊談判快速鍵立起區域各國在事務上的共識。ASEAN+1的中國佔有相對大的權力，而後日、韓將紐西蘭、澳洲、印度拉入，成為ASEAN+6，平衡區域權力。隨著自由貿易協定的風潮，各國除建立雙邊協議外，2011年ASEAN+6丟出RCEP的構想，並在2013年進行第一回合探判，成為東亞區域重要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該協會的創建語擴大是因為符合區域各國對政治和經貿上的需求，藉由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減少複雜的雙邊協定網路，使商品、服務、投資、技術等方面的交流更加暢通，形成區域共同市場，加速產業鏈的整合；更緊密的產業結合，代表成員國間發動武力時，必須考量破壞關係後產生的「代價」，該考量可降低訴諸戰爭的意願，而東協代表的是無論單一一方欲行單邊主義時，必須面臨多邊而非雙邊的外交和可能的經濟制裁，長遠來講，東協有助於區域和平。
中國在發展國際勢力，為避免不必要的爭議，因而提出「和平崛起」口號，並嘗試遵守國際規則，試圖以經貿力量進入國際體系，除了共籌RCEP，有與TPP對峙的隱喻外(中美各自在兩協定皆僅參與單一方)，尚藉由上合組織，欲奠定中亞與北亞的軍事地位，但可以看到並無東南亞國家參與其中。
從中國頻頻在國際社會的行為可以觀察到兩點：(1)其企圖以經濟力量，擴散到政治力量，從事基礎建設外交，大量提供基礎建設作為建交或談判的籌碼，並於今年(2015)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57個創始會員國包含了英、德、法等傳統國際強權的政府間國際金融機構，有臆測欲擺脫由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ADB)；中國在東南亞的領海爭議上也進行多項舉動，包含2002年和東協十國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MS)等，諸行為應證中國以國際組織作為施展國際影響力的管道；(2)在部分政治敏議題上，如兩岸、西藏、南海領海等被其標示為涉及主權的問題上，部分以單邊姿態強硬宣稱，或促雙邊協商的方式談判，如對台施行外交封鎖，然後以ECFA加強與台的獨立連結，或是在南海進行人造島礁的行為，欲使U型線成為事實，在與部分領海議題與越南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北部灣漁業合作協定》，在雙方管轄海域劃定「漁業共同作業區」，建立聯合巡邏制度。
而越南方面，除身為ASEAN成員國外，似乎很難用「積極運用國際制度處理爭議」的觀點來看，然而越南可以兩個行為看出其端倪：(1)繼蘇聯解體、越南撤出柬埔寨後，中越關係改善，在1999年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陸地邊界條約》確立兩國邊境，2000年簽訂《北部灣劃界協定》，去除了原十一段線左上方的二段線，成為今日之九段線，並在北部灣地區爭議達成和解，兩邊關係走向和諧，而2014年981鑽油平台雖牽引出排華暴動，越南政府亦提出抗議，但並未嚴重影響兩國間的布局；綜上述，越南在爭議的處理上是採取「雙邊、和解」的態度，涉及主權與領海部分亦同。延伸探討：(2)越南在涉及共同議題上，如南海劃界問題，理應有三個方式可以選擇：更利於中國的雙邊談判、訴諸共同利害來引入他國勢力平衡中國權力、在現存國際制度下進行國際法仲裁；確實，在部分考量上越南是採取雙邊協議，但在今年(2015)四月，菲律賓總統阿基諾接受採訪時透露：「越南建議與菲律賓建立新的「戰略夥伴關係」以抗衡中國在南海海域的主權聲張，兩國正就此問題展開談判。」同時，菲律賓已針對「中國在美濟礁進行人造島」的行為提請國際法庭仲裁，並在等待進一步說明中，對於結果和仲裁的有效性，阿基諾僅表示：「除非六國之間達成並簽署協議，這樣才沒有必要進行仲裁。」而今年(2015)六月美國國防部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宣布美國將啟動4億2500萬美元的新「東南亞海事安全倡議」，加強東南亞地區國家的海事能力建設，並呼籲東盟(ASEAN)加強合作成為區域制度的中心，維持區域穩定。越南在引進美國勢力，是迎合美方重返亞太戰略，且平衡區域權力結構以維護自身利益的抉擇；在此，並未否認國際制度在區域上的作用與潛力，而是說明了國際制度的建立必符合國際社會和國家利益的整合，但面對成員國利益牴觸時，制度之功能似乎難以彰顯？否則越南將盡可能訴求國際法庭與東協內協調機制，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無法完全說明越南的行為；接下來將援引三位體理論來解釋越南的行為。
陸、三位體理論看越南行為
首先釐清越南在三項抉擇所牽連的權力結構，包含越南本國、中國、在海疆童有爭議的菲律賓、欲再進入東南亞的美國、以及泛稱東協的另外8個成員國，其中與東亞大陸銜接的寮國、緬甸、泰國、柬埔寨，為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參與成員之一，在國際立場上，不免受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力量影響，且四國在海疆的主張上，少有與中國重疊，故不具議題的立場。
若以三個權力為探討，則可以做出「中-越-菲」權力模型，第三個權力是可以替換的，套用到三位體的類型，形成的聯盟類型則如下表示：
假設1：由於國力衡量過於複雜，包含資源投注、軍事力量、技術和外交等諸多層面，故僅以一國GDP為衡量指標，得出中國(9.24兆美元)>菲律賓(2721億美元)>越南(1714億美元)的國力序列；該數據為2013年統計。
假設2：即便越南與菲律賓聯合，政經力量仍無法超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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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
權力 |
保守聯盟 |
革命聯盟 |
不當聯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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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六 |
甲>乙>丙 甲>(乙+丙) |
中>菲>越 中>(菲+越) |
中菲、 菲越 |
無 |
中越 |
套用三位體理論，則「中-越-菲」符合類型六；並可得出三種聯盟模式：
保守聯盟：為中菲或中越聯盟，該聯盟可使彼此地位鞏固，而不影響既定的權力地位。而即便菲越聯手，也無法改變成員權力位階，因此無所謂革命聯盟。其中，中越若聯合起來，則越南可以支配菲律賓，形成不當聯盟。
由上述觀察可作以下論述：對於越南而言，其可以採用聯中或聯菲的策略，當行程不當聯盟時，或有可能改變其在東亞區域內的權力位階；然而就菲律賓，中越聯盟是最不願看到的情形，相比之下，其可以先越南與中國結盟，或是保守選擇與越南結盟。
是以，越南在選擇結盟對象時，首先考慮中國，但在面對南海爭議，可能有損國家利益時，便退而採取保守聯盟的方案；而菲律賓則優先避免不當聯盟的產生，以維護自身利益，避免中越在南海議題上做大，犧牲菲方的權利，而後的備案才是與中聯合，進一步鞏固利益。
更甚者，越南欲再次引進美國勢力，是基於類型五的權力模式考量：
第一種假設：美國在東亞的政治影響力不及中國，但仍超越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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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
權力 |
保守聯盟 |
革命聯盟 |
不當聯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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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五 |
甲>乙>丙 甲<(乙+丙) |
中>美>越 中<( 美+越) |
中美 |
美越 |
中越 |
第二種假設：美國在東亞的政治影響力仍然超越中國，且超越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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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
權力 |
保守聯盟 |
革命聯盟 |
不當聯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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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五 |
甲>乙>丙 甲<(乙+丙) |
美>中>越 美<(中+越) |
美中 |
中越 |
美越 |
無論中國還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相對較大，美中聯盟都是保守聯盟；然而第一種假設下，美越聯盟將可能改變中越權力位階，使有能力壓過中國，而中越則是不當聯盟，使越南與美國有曖昧可能，越南可跳向美國形成革命聯盟或是中美聯合形成保守聯盟，中國將致力與美聯盟，排擠越南，而美國則可能選擇與越南聯合，改變在區域權力，若以此模式發展，基於現實上，未來極有可能發展成美越聯合，使美國是力進入東亞，而越南也能取得較大發言空間；然後形成第二種假設。
第二種假設是美越聯手下，形成不當聯盟，越南的取向：結盟中國或美國都對自己有利，且可以改變權力形勢；而中越聯手後形成革命聯盟，可壓過美國，甚至將美國勢力驅趕出去；若美中進而聯手，則形成保守聯盟，穩固彼此在區域的政權。
總結上述的動態演變，越南在「美-中-越」這種權力組合中，始終保有曖昧、但又風險的關係中，美中都知道彼此聯手可以鞏固自己的權力，但問題在於中國願意和美國分享權力嗎？美國願意承認中國在區域中的強勢身分嗎？是美中結盟尚未發生，而中越或美越的結盟也因為越南的曖昧關係，而變得飄忽，這也是現在越南並未與左右兩方形成穩固的盟友，卻在左右都有某種層面的戰略夥伴關係。
柒、結論
制度所以建立是基於各國考量其權益和國際社會的需求所建立的，在制度建立之後，期望所有成員能遵循規則，並達成共識。而東亞的制度化趨勢是奠基於權力平衡和經貿互賴之上，例如東協起初是為了防堵共產勢力擴張，而後演變出市場與經貿協商的國際組織，如RCEP。在東亞的制度運行看中國行為，必須建立在「銜接國際體系」和「中國欲藉由國際制度發展影響力」兩點上，當國際組織不符合中國利益時，中國可能選擇不遵守規則，因為已違背當初「因為利益而參與國際組織」之動機，但這裡必須考量其他戰略意圖，例如現在違反規則是否會造成長遠戰略的阻礙？而越南的行為則難以用制度來預測，其雖參與東協、RECP、與TPP等組織，但在政治議題上仍採用雙邊談判，而未積極訴諸多邊決議，在此或可以三位體理論來解釋；據分析，可分別以類型六解釋越南在與菲律賓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考量，以及類型五解釋越南在中國和美國勢力中的曖昧關係，該理論是以三邊互動為探討，可以廣泛應用於東南亞地區其他權力的行為分析。
另外，區域研究中發現兩項新自由制度主義尚無法完全解釋的現象：
(1) 藉由越南行為可得知，國家有時並不如自由主義所論述的追求絕對利益，有時意圖是在於防止對手超越我方的相對獲利為目標，或是在考量到權力位階，即安全層面的考量，經濟利益仍無法掩蓋安全考量。
(2) 國際制裁真正的困境，是在無政府狀態、無強權時，無法阻止武力的使用；當中國利益與區域利益相牴觸時，除了中國將如何因應國際壓力(繼續建造人造島？)，還有區域間成員的行為是否將繼續按照制度(規則、慣例)行事，或是制度將再次瓦解？
針對中國與東協成員的互動行為，未來可以博弈理論繼續分析，並關注「問題牽連」(issue linkage)策略的應用(將一樣問題成敗的結果和其他問題的成敗形成牽連，迫使雙方慎重考量，勿因短視傷及雙方利益)，或可打破囚徒困境，為區域成員在爭議上走出第三條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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