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境外的軍事力量主要為海軍與空軍所構成，陸軍與火箭軍（前第二砲兵，於2015年底改名）則部署於境內，陸軍的發展以全境移動之機動性為目標，而火箭軍則負有核嚇阻與戰略打擊能力。

(1)   海軍

林文程將中國的海洋戰略目標歸結出五項：成為霸權、捍衛（海上）領土主權、保護沿海經濟重鎮、維護海上生命線、及開採海洋資源，[10]近年的熱點議題不外乎南海上的領海、島嶼主權爭議，所牽連到的考量包含資源方面的海底石油探勘與豐富漁獲、戰略面的海上交通線（SLOC），甚至更積極的，是對九段線主張的實質掌控的實踐。

若從守勢與攻勢的角度來檢視中國海軍戰略的本質，則可得出防禦海軍與遠洋海軍，以及積極性的島礁戰略；王俊評認為中國是陸權式海洋地緣戰略，有許多傳統陸權式的思維，包含以陸制海，以及師法蘇聯的海軍戰略，發展防禦性質的戰略、戰術，如此過程也呈現出反介入與區域拒止的能力建構，利用魚雷快艇、潛鑑、飛機三者對於傳統海權的威脅，[11]中國更有足夠的素材建構起近海防禦體系。目前中國包含三大艦隊群－北海、東海、南海艦隊，王俊評觀察大部分重要的軍艦都部署在北海與東海，尤其以東海為海軍重心，其更推測，未來將形成東海艦隊與南海艦隊的兩個海戰場體系；防禦性海戰的歷史思維影響到目前的組成結構，1985年的中國海軍尚屬於近岸防禦型，至90年代漸變為近海防禦型，2010年後朝向發展遠洋能力，而目前的魚雷艦和飛彈快艇仍占有較大比例，主力艦相對缺少，[12]即便已有改裝自俄製航空母艦的遼寧號，艦載機和製艦能力仍需要段發展時間（有學者的預測是2015～2020年便可掌握自製航母技術）。

偉大海軍的里程計劃自1989年便已萌生，劉清華曾提海軍海洋計畫「2010年為止，中國要確立第一島鏈內的制海權，使其「內海化」；到了2020年要確保第二島鏈內的制海權，將東海變成內海，並在2040年成為可以遏制美國海軍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支配權的力量。」[13]該宏偉藍圖正是爭取如今第一與第二的「島鏈長城」，[14]與二戰時日本的絕對國防圈相雷同，而航空母艦與島鏈的穿突（甚至掌握）便是發展中國太平洋艦隊的瓶頸；對比過去的英美以龐大的艦隊取得海權的思想，Lindberg和Todd認為現代「決定太平洋海戰戰果的就是這些艦載飛機，而不是配備火砲的笨重水面戰艦」，[15]因此中國遠洋構想的一環必須是航空母艦的建造能力；對於穿突的路徑，鞠海龍在探討掌控南海的效益時提到，如此將進一步取得影響台灣與日本的籌碼，而若能取得作為第一島鏈中點的台灣，將可「啟動」東北亞海權戰略與遠洋海權戰略，[16]即南海是遠洋發展的關鍵。

(2)   空軍

Douhet在其著作中，依據飛機的性質、功效，推斷出制空權的奪取是最重要的目標，[17]由其思想所衍伸出的兩項戰略理論－轟炸論、與脅迫論，成為美軍海外作戰的重要依據。中國的空軍從70年代時的國土防衛，已走向攻防兼備性質，如同德國空軍發展的歷程，起初的空軍用做海、陸的配屬航空兵，90年代時仍身負東南亞、南海、中印邊境三線支援的任務，[18]而隨著軍工體系和軍事科技的提升，中國空軍逐漸確立第三軍種的地位。

從制空權的角度出發，可將中國的制空程度劃為三種：境內制空、邊境反制、境外制空。中國的境內防空體系由「偵查監視、指揮控制、空中防禦、地面防空、綜合保障、人民防空」六大系統組成，[19]由於經濟發展的軌跡，重要都市多分布於沿岸一帶，面對採行轟炸理論的敵人，中國需要有海、空、與攔截飛彈的能力，降低摧毀規模，因此對其而言，境內必須握有絕對制空權；邊境制空則兼具攻擊與防禦的需求，必須能預警對方進犯，實行反制措施，由於絕對制空權的取得是來自於摧毀對方航行半徑內的基地設備，因此中國在邊境的制空能力將因對手的基地相對距離而有不同，然而立足於不斷更新的航空設備與中國境內的火箭軍飛彈體系，仍能藉由多項措施提升反制能力；境外的制空權必須建立在具備前沿基地與航空設施的條件上，藉由航空母艦、取得敵方航空設施、或是如中國之填海造島，都在建構境外制空的條件，境外制空的實踐以戰略轟炸為最，轟炸論自19世紀初便提出，其精隨在於越過敵方的前線，以大規模轟炸摧毀敵人後方經濟、軍事、政治中心，造成物質與心理層面的重創，[20]如前所述，境外制空的能力將因己方的設施與軍工技術條件、彼方的反制系統能力（攔截、偵測、電子反制等）[21]而變動。此外，空軍扮演的角色除先制性的獨立作戰（如Kosovo戰爭，美軍先以空軍摧毀期空防設備與地面部隊，而後才以陸軍推進），亦是一體化作戰的構成重點，結合陸空、海空、指揮系統，得以形成更堅固的防空與境外作戰能力。

（二）       持續發展綜合國力

中國發布的文件中，對於綜合國力並未有過多的說明，但可以從官方對於「戰略目標」的定義­－「實現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設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中理解，即社會經濟在綜合國力的構成中占有偌大的比例；彙整中國在經濟構面的發展項目，可歸納出「國內產業調整、區域開發、全球價值鏈布局、確保能源供應」等四個。

1.          國內產業調整

中國參考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模式後，奠定了「先讓沿岸地區富起來」的策略，因此從政策鼓勵的施行區域可以看見從沿岸往內的推動的現象；而早期所採用的策略乃是藉由代工出口之方式，融入全球供應鏈（價值鏈），因以負名「世界工廠」；2007年開始改走「中性」的貿易政策，平衡進出口成長，2008年底的金融海嘯重創全球經濟，國政策因而改以「保增長」，[22]在微幅拉抬後，經濟成長二位數的趨勢在2010年開始趨向「保八」、「保七」（參考附件一），[23]對於中國經濟「硬著陸」的聲音四起，經濟發展的方式面臨新的挑戰，甚至宣告進入「新常態」；建立在部分地區（東部）發展的經濟基礎上，政府正視產業調整的方案，企圖將經濟發展動能的重心由「國際貿易」轉向「內需市場」兩相平衡，提升第三級產業的經濟貢獻比率，並在五年規劃與重點的經濟發展計畫中，提出「戰略性產業」的方向，欲在國境內建立更為完整的「紅色供應鏈」，朝向「世界市場」發展，以半導體為例，其以政策力量成立「國家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結合國內紫光集團，透過商業手法取得我國力成科技25%股權，[24]是為半導體供應鏈之技術資產之成功布局案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所評估的全球購買力指數，中國從2014開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25]延續至2015依然穩坐龍頭。[26]對於國內經濟發展不均的現象，政府持續提出西部大開發政策，在2015年的一帶一路政策中，預計也能支撐該國內政策的未來成效。

2.          區域開發

結合中國的「外貿發展戰略」、[27]「全球價值鏈」、和「價值鏈南遷」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到「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的實踐，在調整國內產業結構的同時，也更深的將自身經濟體嵌入全球價值鏈，中亞與東南亞對中國而言是區域市場的經營標的，發展區域將帶來兩項重要里程：一是區域經濟將成為中國持續建設國內的外部能量，2013年所擬定的「三行兩院」便旨在「拓展境內改革的外部空間」；[28]二是處理好區域關係，甚至是建設、以至於管理區域制度，有利於中國晉升區域霸權，或者說中國若想成為區域霸權，便需要處理好周邊關係，[29]從經濟角度的霸權穩定論來看，中國若能提供區域內的非傳統安全（海盜、跨國犯罪、恐怖份子等）和金融穩定等公共財，將有助於鞏固在區域上的地位。

若以中國為核心向外輻射，將可切割出東北亞、東南亞、和中亞；在東北亞的重點如同過去20年的觀察，主要是軍事安全上；東南亞則是現在與未來的經濟重心，但區域上複雜的國情與美方的涉入，使得中國必須展現比中亞更高的智慧方能妥適處理；在中亞則有上海合作組織得以管理與五國的關係（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巴基斯坦）。

在2012到2014年間，中國丟出三個轟動性的議題－「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簡稱RCEP）」、「一帶一路」、「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以下簡AIIB）」，作為在東南亞經營的代表性支柱。

RECP對於中國而言，是為「爭取國際經貿規則重構的主動權…以提升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30]就功能面而言，一個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簡稱FTA）可以解決義大利麵碗現象（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但若面對美國主導的TPP，RCEP在貿易主導權的戰略意義上，將超過其功能性的價值，有趣的是，對於中國而言，若欲維護該項政策的主導權功能，難免要降低美國在其中的涉入程度，而美國對於自身可能被排擠於東南亞的潛在風險，表現在TPP的推動力道上，使得東南亞內同時存在兩個大型的多邊FTA。

一帶一路最早是由王缉思提出的「西進」構想，以「地緣戰略再平衡」因應美國「重返亞太」，可說是種避險策略，[31]用以平衡海權與陸權，在2015年的軍事報告中，中國已將自身定位為「海洋強國」，彰明發展海洋實力，但同時仍需要滿足國內發展均衡和以陸權對沖的需求；一帶一路分為「絲綢之陸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尤以陸上經濟帶最為矚目，對於陸上經濟帶的揣測，林彤認為中國是企圖以「中國版馬歇爾計畫」來主導歐亞經濟圈，以反制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封鎖，另外亦可舒緩經濟層面的產能過剩問題；[32]雷鼎鳴亦認為該政策是平衡與分散風險的功能，經濟面則是以擴大市場為顯見的成效，而非產能過剩之說；[33]對於中亞的開發，既可以鞏固能源安全、又能拉抬邊區省份經濟，至於海上的開發，黃美鳳認為是取代珍珠鏈戰略的標籤，[34]實質功能將與珍珠鏈多所重疊或覆蓋；聯結上「鐵路外交」與「能源政策」，既打通亞洲的鐵路運輸線，又能銜接中亞與東南亞的能源輸送，高柏嘗提出四條可能的發展路線，包含渝新鐵路、中吉烏鐵路、中巴鐵路、和泛亞鐵路，[35]四條將聯通中國與歐洲、地中海、巴基斯坦、和印支半島，對於連帶的糧食（如中泰的高鐵換大米計畫）、能源（中國以多條管道方式滿足國內持續成長的能源需求，包含向與他國的進口協議、和海內外的油井開採等）、與外交政策都有所助益。

        面對一帶一路的龐大建設需求，中國以龐大的外匯存底為基礎，籌建AIIB，其隸屬在三行兩院策略之下，目的在提供亞洲區建設所需資金，而除美、日，眾多歐洲國家皆已成為創始成員；對於亞投行的猜想，除經濟性的供應建設所需和分散外匯儲備過度集中於單一資產的風險，[36]在政治方面則強烈的牽涉到是否與人民幣經濟圈的打造有關，如中國外貿戰略提及的欲使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並逐步成為世界貿易結算、流通和儲備貨幣」，[37]如此將提升人民幣在國際的流動空間，立基於國內龐大經濟和近年來港滬的金融改革、開放，中國金融戰略的利刃悄然指向「鑄幣稅（Seigniorage）」。

3.          全球價值鏈布局

各類產業將原物料採集、設計、加工、組裝、到分銷的各段價值部分串連起，並以海空路等運籌方式，將價值段布局於全球場域，形成了全球價值鏈，而美國主事下的經貿形態，亦因關稅與非貿易關稅的降低，使得規模暴漲，對於任何國家、企業、乃至個人，面對的都是一張偌大商業網路，誰可以善用內部的機制，誰便能獲得於今十倍的財富。中國的「走出去」便是從加工出口，進展到跨國企業、到地區價值鏈發展的理念指引，長遠的發展必須將全球的財富網路以為己用，無論是以世界體系理論或是雁型理論，都能發現到東南亞與中亞等開發中國家聚集區的生產要素匱乏，無論是技術、資本、人才、管理知識、跨國管理經驗、廠房與設備等，90年代的中國與現今的部分國家（寮國、緬甸等），都無法拉抬中國的經濟發展，因此區域的開發並不代表能為中國的價值段上遷提供關鍵的功效，而是外人直接投資，藉由鼓勵設廠、進入市場，和國際市場接軌以取得世界級人才，才是中國發展的動力源，參考附件二，2006年中國的外人直接投資能量始穩健成長，成為經濟發展的支柱之一；再聯合國家科研單位和「海歸計畫」的發展，帶入當前技術，為國內累積技術研發能量，中國才可能結合人才市場與資本市場，透過紅色供應鏈的進程，向高端價值鏈推進；一帶一路對於價值鏈的布局也有所助益，透過發展區域市場以掌握一定的主動權，並利於將中西部的潛在優勢轉化為實質優勢。[38]觀察二級產業的遷移，以往高汙染、人力密集的工廠已部分遷往越南，就低附加價值段的功能，在近20年已改由東南亞部分地區外包，雁型的態勢不變，但中國已從承接與組裝的角色，改為與其他國家分攤，並嘗試以企業併購方式，取得技術以往高端發展。

從互賴理論到中國的中央企業是否能發揮預期效益產生有趣的反思，雖說低階政治的經濟聯結會使兩國產生某些依賴關係，但全球價值鏈除了代表因為戰爭造成與他國脫離的代價高昂外，何嘗不代表供應鏈轉移的多選擇呢？從「以跨國企業佈局全球價值鏈」的命題出發，劉致賢以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點出中國政府對其央企的掌控力度衰減；[39]同樣論點來看美國政府的處境，追求利潤的跨國企業和資本市場對於美國政策的支持與否，[40]將同時打上問號。

4.          確保能源供應

國際能源組織預測中國在2025年每天將需要1420萬桶石油，而2015年的對外依存度達60.6%，除了實行戰備儲油，[41]中國必須以多種手法保障能源的供應，以滿足經濟發展之需求。手法包含國內開採、國外購買、合作開採、頁岩氣開採技術發展、和建設輸油管等方式，所佈局的地方遍及中東、東南亞、中亞、俄羅斯、西北非、美洲；購買的方式包含併購與入股，甚至有外交配合的現象，中國在21世紀更多的以雙邊外交與能源國家建立合作，[42]以保障原油進口穩定度，例如1997年的與蘇丹開採合作，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取得大尼羅石油公司集團40%股權，在當地建立包括生產、精煉、運輸、銷售於一體的石油工業產業鏈；[43]目前中國已有輸油四大管線，包含中俄油管、中哈原油與中亞天然氣管線、以及中緬原油與天然氣管線，大幅紓解麻六甲困境（以下將解釋）。因能源問題所引發的爭端包含南海油田的開採和關於自中東運來的能源運輸線風險，前者由於四個南海主權聲索國（中國、菲律賓、越南、中華民國），使得開採行動屢受波折，後者則為著名的「麻六甲困境」，東南亞做為印度洋與太平洋的銜接區域，成為東亞國家的商品運輸與能源運輸要道，其中麻六甲海峽為航程最短之隘口，另有龍目、巽他海峽，這三個海峽成為戰略上的扼制點，截斷該通道將威脅到中、日的能源供應，對此，中國計劃以「珍珠鏈戰略」與中緬管線、泰國克拉地峽運河因應，[44]珍珠鏈戰略是由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斯里蘭卡的汗班托塔港（Hambantota）、孟加拉的吉大港（Chittagong）、緬甸的實兌港（Sittwe）串起來的運輸路線，另外中國與巴基斯坦在2013年簽署和中巴鐵路並行的輸油管，與斯里蘭卡建有儲油槽，與孟加拉預定建成深水港與連接雲南的路線，與緬甸建成天然氣管與輸油管，來自非洲和中東的石油可經由此條路線，自實兌港進口，經中緬管線直輸重慶、貴港，而不經麻六甲海峽。

四、結語

        中國目前的作為仍以發展自身的實力為主，外部的戰略行為則是為供應內部的需求而布局，相較美國的全球外交和基地部署，中國的外部戰略仍屬保守，以英、美的霸權轉換為例，權力的競逐不必然爆發戰爭，而轉換的根本條件便是自身的實力，故短期內中國仍不會有過度的擴張行為，對於與美國或其他鄰國的衝突程度都會有所克制，畢竟過度的外放，反而會激起周邊國家尋求美國的介入，更不利於長遠的區域霸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