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與中國大陸經濟整合是衰敗的不歸路，為何南韓要急著在今年和中國大陸啟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談判？為何南韓與日本要急著於今年之內和中國大陸啟動三邊FTA的談判？是不是南韓、日本都急著要走上衰敗的不歸路？

如果台灣對大陸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即對大陸出口依存度）達30％就是過度依賴大陸，處境已達「岌岌可危」地步，那麼，南韓2000年對大陸出口依存度僅10.7％，至2010年快速上升至25.1％；日本2000年對大陸出口依存度亦僅6.3％，至2010年同樣快速攀升至19.4％，南韓、日本是不是也在邁向「岌岌可危」的地步？

7月2日某媒體社論以《與中國(大陸)經濟整合是衰敗的不歸路》為標題，一方面批評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另方面再度引用所謂的「要素價格均等化」來說明台灣經濟向大陸傾斜對台灣薪資水準的影響，並且下結論說：「台灣薪資退回14年前水準，則是要素價格均等化的結果。」

「要素價格均等化」作用失靈

所謂要素價格均等化，依據該社論的說法，是指先進經濟體與落後經濟體的整合，必然導致兩者的各項經濟指標趨於均等化，若是經濟規模差距懸殊，則規模較小的先進經濟體受到衝擊更大；並以台灣與大陸為例，指出「台灣接單、中國（大陸）生產」造成台灣GDP仍維持成長，薪資卻退回14年前的水準。　

猶記得不久之前，該報社論還曾信誓旦旦的將「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硬套在香港和中國大陸所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指稱經濟規模遠比台灣為小的香港和大陸簽署CEPA之後，在「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之下，香港的失業率會上升、薪資會被大陸拉下來。可是近年來，該媒體有關社論鮮少再提香港了，為什麼？因為香港於2003年失業率達最高點7.9％，而於2004年1月CEPA生效後，香港失業率就一直往下滑，至2008年降至3.6 ％；另外，香港的薪資也未曾出現下降的情形，於2003年香港非農業員工每月薪資1,591美元，2008年已上升至1,766美元。迄今，該報社論仍不死心，轉移目標，又把「要素價格均等化」套在台灣身上。

若深入探討，台灣薪資近十餘年來之所以未有顯著成長，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是產業外移之後未能創造出新的成長產業，另一則是受到經濟景氣影響。

先談後者。於2001年台灣經濟成長率是負1.7％，當年平均薪資是新台幣4萬1,960元，隔年2002年則降為4萬1, 530元。另外，2008年台灣平均薪資是4萬4,424元，當年發生全球經濟大海嘯，導致2009年台灣經濟成長率跌至負 1.9％，平均薪資降為4萬2,176元，可見經濟景氣對薪資有高度的影響。

未能創造新的成長產業才是問題所在

次談台灣未能創造新的成長產業。依據日本學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於1935年提出的雁行模式(Flying-geese Model)理論、維諾(Raymond Vernon)於1966年所提出的產業生命週期理論，產業的發展會經過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等階段，不同階段的市場需求、生產方法、競爭重點、技術成熟度等都不一樣；隨著產業生命的演進，所創造的附加價值逐漸減低，產品成本亦會不斷下降；而配合技術與市場的擴散，原生產地生產條件改變，生產與市場基地就會依序往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遷徙，就像雁鳥在空中結隊而飛時呈現V字形，V的頂端就是領頭雁，代表先進國家，其後就是一些發展較落後的國家。

因此，發展成熟的產業逐漸外移是相當自然的現象，但是產業外移之後，就應有新產業、新產品持續加入發展行列，以替代移出或衰退的產業或產品，如此才能維持經濟成長。然而，2011年7月4日彭博社(Bloomberg)的專文《未能仿效新加坡經濟模式，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就業產生磁吸效應（Taiwan Jobs Sucked to China by Failure to Mimic Singapore Economic Model）》就指出，過去長期間，尤其屬於陳前總統執政的8年，未能發展新的成長產業，未能創造新的工作機會， 造成就業外移。在一方面產業外移，另方面未能創造新的成長產業之雙重因素下，就業機會減少，薪資自然是難以顯著性的成長。

懂經濟是振興經濟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