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貼出“再回應藍田先生：統一不是義務，偏見也不是社會理論”一文，frank060606 先生回應說：

“請版主發表一篇：台灣與韓國同樣有歷史遭遇，為何台灣人為何那麼崇日，而韓國人那麼仇日？我很有興趣研讀。 ”

Frank也算是我這個部落格的長期辯友。但是，由於他的話語通常簡短，我很難掌握他的確切語意；而且，他的立場顯然是和我迥然有別，我們很難有共同的語言。我可以預期，即使我回應，也不太可能達到有意義的共識。所以，我很少回應他。不過，他上面的提問具有典型意義，其中很可能還包含戲謔、譏嘲的心態。所以我想有需要較認真回應。

其實，我曾經討論過這個話題。不過，一時間自己也找不到文章所在。下面，只能勉強再整理一下我的相關想法。

一、台灣與韓國在被殖民以前，政治位置並不相同

韓國在遭日本吞併以前，已經長期形成以朝鮮王朝為中心的政治共同體。它有自己的王朝、官僚制度、文字文化、歷史敘事以及相當清楚的民族共同體意識。1897年又成立大韓帝國，試圖以現代主權國家的形式自立。

因此，1910年日本吞併韓國，對韓國人而言，不只是外國政權取代本國政府，而是自己的國家遭到消滅，民族尊嚴受到剝奪。韓國的反日意識，從一開始便與「亡國」經驗密切結合。

台灣的情形不同。

清朝統治台灣兩百餘年，但它長期把台灣視為帝國邊陲。台灣直到1885年才正式建省，距離1895年割讓日本只有十年。台灣住民固然與中國大陸存在文化、血緣及移民關係，卻沒有以台灣為中心的獨立王朝、中央政府及完整國家傳統。

因此，我傾向把當時的台灣視為「邊陲社會」：它不是一個已經完成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政治共同體，住民對遙遠的帝國中央也未必具有韓國人對本國王朝那樣強烈的政治認同。特別是，部分台灣民眾的祖先可能是出於抗清動機而移民台灣。這些人對清朝的認同感本來就稀薄。對所謂「祖國」的疏離感也可能相對更強。

這並不是說台灣人沒有抵抗日本。1895年乙未戰爭及其後長達二十年的武裝抗日，包括北埔事件、噍吧哖事件等，都付出了非常慘重的代價。如果把台灣描述成「幾乎沒有抵抗便接受日本統治」，並不符合史實。

但是，台灣的抵抗力量沒有一個延續數百年的本土國家作為共同認同中心，也沒有在殖民時期形成如韓國三一運動、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那樣持續而明確的「復國」政治敘事。這是台、韓殖民經驗的一項結構性差異。

二、韓國經驗的是「國家被消滅」，台灣經驗的則是「統治中心被更換」

這一差異可以用一句話概括：

韓國的殖民創傷，主要是亡國記憶；台灣的殖民創傷，則比較接近邊陲社會被另一個帝國接管的記憶。

清政府把台灣割讓日本時，並沒有徵求台灣住民同意。從台灣人的立場來看，當然同樣是遭到殖民。但是，台灣原有的政治中心遠在北京，後來的國民政府政治中心則在南京；台灣始終被置於某個外來中央的邊緣位置。

相較之下，朝鮮王朝的政治中心本來就在漢城。日本不是從另一個遙遠帝國手中接收邊疆，而是直接摧毀了一個以朝鮮半島為中心的國家。

所以，韓國人比較容易把日本統治理解為民族國家的死亡；台灣人則比較容易比較不同統治者的治理表現：清朝如何、日本如何，後來國民黨政府又如何。

這種「比較統治績效」的心態，是理解台灣日本觀的一把重要鑰匙。

三、台灣的親日情感，很大一部分是在1945年以後形成的

台灣人今天對日本的好感，不能完全由日治時期本身解釋，還必須加入戰後國民黨統治這個中介因素。

1945年台灣人最初也曾熱烈歡迎祖國接收。然而，接收官員的腐敗、經濟混亂、政治歧視，隨後又發生二二八事件與長期白色恐怖，逐漸改變了人們對日治時代的記憶。

在這種前後對照之下，日本統治時期的治安、行政效率、公共衛生、基礎建設及官僚紀律，便被重新凸顯出來。

這不表示日本殖民統治因而成為正當，也不表示其中沒有鎮壓、歧視、資源掠奪與皇民化。它所顯示的是：

人的歷史記憶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在與後來經驗的比較中被重新建構。

如果戰後接收台灣的是一個廉潔、民主而尊重台灣人的政府，台灣人對日本殖民時代的回憶，很可能不會像今天這樣相對正面。

韓國則沒有這麼強烈的「日本統治與另一個外來政權相互比較」的結構。韓國雖然戰後經歷分裂、戰爭和軍事獨裁，但不論南韓或北韓，都以恢復韓民族國家為正當性來源。反日與獨立運動因此成為國家認同的核心部分。

四、兩地的國家敘事，選擇了不同的歷史中心

戰後韓國建立的是以韓國民族為中心的國家。日本是曾經消滅韓國國家的殖民者，反日獨立運動則成為建國敘事的重要來源。三一運動、獨立軍、慰安婦、強制勞動、獨島問題，都被編入同一套民族受難與復國歷史。

韓國政府即使在經濟、安全方面必須與日本合作，也很難在歷史問題上顯得軟弱，因為這會牽動政府自身的民族正當性。

台灣的戰後國家敘事卻完全不同。中華民國政府把抗日戰爭作為國家歷史的核心，但那主要是「中國對日本的抗戰」，不是「台灣人的反殖民建國史」。台灣人在日治時期的身分，反而使其與這套中國抗戰敘事存在某種距離。

更複雜的是，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宣傳抗日，另一方面又長期壓抑台灣本土歷史。民主化以後，台灣社會重新發掘本土經驗，日本時代遂成為台灣現代化史的一部分。

於是出現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

韓國的民主化強化了殖民受害者發言及追究日本責任的力量；台灣的民主化則削弱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史觀，使社會得以重新評價日治時代。

因此，兩地民主化雖然都釋放了歷史記憶，釋放出來的卻是方向不同的記憶。

五、日本確實在台灣建立了相當深入的現代治理體系

日本殖民台灣後，為了有效掌握人口、土地、稅收及公共衛生，進行土地調查、戶口調查、舊慣調查，並逐步興建鐵路、港口、水利、衛生和教育設施。

1905年的「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尤其具有代表性。這是台灣第一次全島性現代人口普查，早於日本本土1920年正式實施的第一次國勢調查。日本原來也準備在1905年於本土進行普查，但因日俄戰爭等因素延後，結果反而由台灣先行實施。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這的確說明台灣被日本當成一個可以集中規畫、測量與治理的殖民空間。日本的南進政策，也使台灣具有糖業基地、交通樞紐、軍事基地及南方研究中心等多重戰略價值，因而得到相當多制度與基礎建設投入。

但是，這一點仍需謹慎表述。不能簡單說「因為韓國抵抗較激烈，所以日本較少建設韓國」。日本同樣在韓國大量修築鐵路、港口，並於1930年代推動重化工業；若論生產設備投資，有研究甚至認為殖民時期韓國高於台灣。只是這些建設的區域分布、產業結構與利益歸屬不同，尤其朝鮮北部的重工業發展不能忽略。

比較妥當的說法是：

日本對台灣和韓國都進行了現代化建設，但建設首先服務於殖民統治、資源利用與帝國戰略；它後來是否以及如何轉化為當地社會的發展資產，則因兩地條件而異。

六、地緣政治也持續改寫人們對歷史的感受

今日台灣面對的主要軍事威脅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則是台灣在區域安全、民主價值、觀光文化及災難互助上的重要夥伴。因此，台灣人的日本觀不只是殖民記憶，也受到當代國際處境影響。

韓國的安全環境不同。它雖然也需要與日本合作，但殖民責任、強制勞動、慰安婦及領土爭議仍會週期性進入國內政治。日本既是安全合作對象，又是歷史上的加害者，兩種角色不斷發生衝突。

換言之，歷史記憶不只是保存過去，也會被現在的國家處境重新排列。

七、結語：主要不是民族性不同，而是歷史結構不同

所以，我不會把這個問題回答成：「台灣人天生崇日，韓國人天生仇日。」這種說法把複雜歷史歸因於民族性，反而遮蔽了真正值得研究的因素。當然，我更不會輕易說：台灣人比較沒有骨氣、節操。

我比較傾向提出以下幾點：

韓國在殖民前已有以自身為中心的國家傳統，台灣則長期是帝國邊陲。

韓國經驗的是國家遭消滅，台灣經驗的比較像統治中心被更換。

台灣對日本的正面記憶，部分是在戰後國民黨統治的對照中形成。

韓國以反日獨立運動建構國家認同，台灣卻沒有建立相同的建國敘事。

日本對台灣的現代治理及南進布局，確實留下較容易被後人感受到的制度與建設遺產。

當代中國威脅與台日合作，又進一步強化台灣社會對日本的好感。

因此，台韓日本觀的差異，並不是簡單的誰比較理性、誰比較忘恩或記仇，或者誰比較有骨氣、節操，而是兩個社會處在不同的國家形成、殖民治理、戰後政權與地緣政治結構之中。

當然，肯定日本留下的部分建設，不等於肯定殖民統治；批判殖民壓迫，也不必否認現代制度確實留下了影響。真正成熟的歷史理解，應當能同時容納這兩方面，而不是在「殖民有功」與「殖民全惡」之間二選一。

當然，最後，我其實還是想語重心長地指出我的一點由衷的看法，我認為：近代日本相對於近代中國，整體表現較優，這也包括兩國政府的統治表現。作為某種意義的中國人，我希望所有中國人都能、都願意誠懇面對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