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貼文討論“為什麼台灣比較親日，韓國比較反日？”，藍田先生又是長篇反駁。以下我試著回應他的反駁意見。

藍田先生幾乎是逐段反駁我的貼文。可惜的是，他所反駁的，大部分不是我真正提出的論點，而是把我的論點改寫成另一種意思，再加以批判。坦白說，我對藍田先生詮釋他人文章的方式，感覺非常困擾。簡單說，我覺得他的詮釋太主觀、太任意了！而這卻是一切討論的重要起點。

此處爭論最關鍵的一點是：

解釋一種歷史態度為什麼形成，不等於認為這種態度在道德上完全正確；說明殖民統治留下某些制度與建設，也不等於承認殖民統治具有正當性。

如果這個基本區別不能成立，社會科學便很難進行。研究威權人格，會被說成替威權辯護；研究犯罪成因，也會被說成替犯罪者脫罪。這顯然不是合理的推論。

一、我談的是「統治表現」，不是民族高下

我說：「近代日本相對於近代中國，整體表現較優，這也包括兩國政府的統治表現。」

藍田先生卻把它改寫成：「日本人比中國人更道德、更高尚」，然後引用《槍炮、病菌與鋼鐵》，主張日本成功只是地理因素所造成。

問題是，我從來沒有主張日本人天生比中國人高尚。把「近代國家的表現比較」改寫成「民族天性比較」，正是典型的稻草人論證。

日本能夠較早完成現代化，當然與地理、國際環境、政治傳統及歷史機遇有關。但是，這不能推出制度、政策、思想和人的選擇都不重要。

《槍炮、病菌與鋼鐵》主要處理的是不同大陸在非常長時段中的發展差異，例如可馴化動植物、疾病環境及大陸軸向。它不能直接證明：「日本明治維新成功而中國失敗，完全是日本的特殊地理與萬世一系天皇制所造成。」

更何況，從「日本有特殊地理環境」推論到「萬世一系是明治維新成功的真正原因」，中間仍缺少大量因果證明。萬世一系可以提供象徵中心，也可能被用來支持軍國主義；它不是只有單一功能的歷史變項。

藍田先生又說：

歐美與日本不是因為高尚而先進，而是因為先進富裕才高尚起來。

這同樣是過度單向的因果論。財富可能促進教育、法治及權利保障，但富裕不會自動產生高尚。富裕國家一樣可能侵略、壓迫和犯罪。反過來說，信任、法治、科學精神、公共倫理及對個人權利的尊重，也可能促進現代化。

制度、文化與經濟發展經常是彼此作用的循環，而不是「先富裕、後高尚」這麼簡單。

我主張學習近代日本或西方，學的是其中較好的制度、知識、方法與自我修正能力，不是宣稱西方人和日本人在道德本質上高人一等。（我看重基督教對博愛價值的強調，也不等於在說西方人的道德本質優越。）

二、比較國民黨統治，並不是要求台灣人感恩日本

我說台灣對日本的部分正面記憶，是在戰後國民黨統治的對照中形成。藍田先生以「丈夫一個月只打一次老婆，所以妻子應當感恩」作為反駁。

這個比喻並不恰當，因為我從未說：國民黨統治比較壞，所以台灣人應該感謝日本殖民。

我說的是：人們對過去的記憶，會受到後來經驗的影響。

這是一個關於「集體記憶如何形成」的說明，不是一項道德命題。

妻子如果先後遭遇兩位施暴者，她很可能在比較之下認為其中一人傷害較輕。研究者可以解釋她為什麼產生這種相對評價，卻不等於主張傷害較輕者便值得感恩，更不等於認為毆打具有正當性。

同樣地，台灣人經歷戰後接收的貪腐、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語言壓制及長期戒嚴之後，重新評價日治時代的治安、行政與公共建設，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記憶形成機制。

「可以理解」不是「完全正確」，更不是「殖民有理」。

三、「（部分台灣人的親日態度）在1945年以後形成」不等於說「日本戰後對台灣很好」

藍田先生問：「1945年以後日本人對台灣人很好嗎？」

這又沒有對準我的論點。

我說「部分親日情感在1945年以後形成」，並不是說日本政府在戰後特別照顧台灣，而是說人們會從後來的政治經驗重新理解以前的統治。

而且，藍田先生又說台灣親日情感不是1945年以後形成，而是「1990年台獨勢力高漲以後」形成。可是1990年代不是也在1945年以後嗎？這並沒有反駁我的時間判斷，只是把形成時間縮小到民主化以後。

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反而是：這個判斷依據為何？（會不會只是這種態度此時才得以公開展現而無需避諱？）再者：為什麼民主化以後，台灣社會會出現較正面的日本觀？

對後面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民主化使長期受到壓抑的台灣本土記憶得以公開，而國民黨原先以中國抗戰為中心的官方敘事，不再具有壟斷地位。台灣人開始從自己的生活史、家族史及地方史重新評價日本時代。

這不必然是「台獨勢力竄改歷史」，而可能只是原先被壓抑或排除的歷史經驗重新進入公共討論。

至於所謂日本對台灣科技封鎖比美國嚴格，這是一項需要具體證據、年代、產業與政策內容才能判定的經驗命題。台灣戰後發展確實深受美援影響，但日本也是台灣重要的機器設備、零組件、技術授權、投資與貿易來源。把台灣經濟奇蹟完全歸因於美國放寬科技封鎖，也是一種過度簡化。

四、地緣政治「影響」歷史感受，不等於它「應當竄改」歷史

我說地緣政治會改寫人們對歷史的感受。藍田先生則說，地緣政治「不應該」改寫歷史感受。

這裡混淆了「實然」與「應然」。

我說的是：當代地緣政治事實上會影響一個社會如何選擇、排列及解釋歷史記憶。

藍田先生回答的卻是：地緣政治不應該扭曲歷史真相。

後一句可以成立，卻不能反駁前一句。

台灣今天面對中國的軍事威脅，而日本成為安全合作夥伴，這當然會影響台灣人的日本觀。韓國同時面臨日本殖民責任、獨島爭議及區域安全合作，也會使韓國人的日本觀呈現矛盾。

指出這種影響，不是贊成權力竄改歷史，而是承認人們對歷史的感受從來不是在真空中形成。

把這一點類比為教皇販賣贖罪券，更是無關的比喻。前者是歷史記憶的社會學，後者是宗教權威及金錢交易的道德問題，兩者不存在相同的推論結構。

五、承認日本建設，不等於合理化殖民統治

我說日本在台灣建立了深入的現代治理體系，藍田先生因而說我「間接合理化日本殖民台灣」，甚至說是「心理扭曲」。

可是，一個殖民政權可能同時具有兩項性質：

它的統治缺少被統治者的同意，具有壓迫、歧視與剝削性；

它為了提高統治能力，建立戶籍、交通、衛生、教育、水利及產業制度。

兩者並不互斥。

英國在印度修築鐵路，不會因此使英國殖民印度獲得正當性；但我們也不能為了譴責英國殖民，便否認印度確實出現鐵路。否認不喜歡的史實，不是反殖民，而是另一種歷史扭曲。

我的原文也已經明白指出，日本在韓國同樣進行大量鐵路、港口和重工業建設，不能簡單說韓國的建設少於台灣。

然而，即使韓國的建設總量高於台灣，也不能反駁我的論點。因為我要解釋的正是：為什麼相近甚至更多的殖民建設，在韓國與台灣會被納入不同的集體記憶？

基礎建設的客觀數量，與後人賦予它的歷史意義，本來就是兩個不同層次。

六、國家敘事不是歷史造假，而是集體記憶的組織方式

藍田先生說：「歷史應從古往今來全世界人類宏觀角度加以詮釋」，並指控台灣中心史觀扭曲歷史。

但是，所謂「全世界人類宏觀角度」不是一個沒有立場、懸浮在宇宙上空的全知視角。任何歷史研究都必須選擇問題、對象、時間範圍與分析尺度；而且，只要是人的觀點，都有特定視角。也許只有上帝才能夠同時從不同角度進行全知式觀察。

以韓國為中心研究韓國殖民史，不等於扭曲歷史；以印度為中心研究英國殖民史，也不等於反對宏觀史。同樣地，從台灣住民的經驗理解台灣史，具有完全正當的學術意義。

真正的客觀不是取消視角，而是：承認自己的視角；核對可以驗證的史實；容納相反證據；區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不把國家官方敘事當成唯一歷史。

把中國作為當然中心，然後指責台灣中心史觀「政治化」，本身也可能只是一種沒有被察覺的中國中心史觀。

七、台灣並沒有集體漠視慰安婦

台籍慰安婦的遭遇當然值得正視。日本政府對慰安婦制度的責任，也不應因為今日台日友好而被淡化。

但是，從這一點直接推論「台獨支持者都沒有骨氣、節操」，既沒有證據，也把複雜群體人格化、同質化了。

1990年代，台灣婦女救援基金會便開始協助台籍慰安婦申訴、求償及保存歷史；政府與民間亦曾要求日本道歉、賠償，後來並設立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相關研究也指出，慰安婦議題在1990年代曾受到台灣社會及政府相當關注，而不是全然遭到漠視。

我們當然可以批評台灣社會關心得不夠持久，也可以批評部分親日人士刻意淡化日本責任；但這需要針對具體人物、言論及政策，不能以「台獨支持者」五個字概括所有人。

支持台灣主體性、反對日本殖民罪行、要求日本正視慰安婦問題，三者完全可以同時成立。

八、日本殖民台灣當然是現代殖民主義

藍田先生主張，「殖民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法國大革命以後才出現；因此不能把清朝統治台灣與日本殖民台灣相比較。

這裡混淆了三件事：「殖民」一詞何時出現；反殖民思想何時形成；殖民支配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何時存在。

一個概念的名稱較晚形成，不表示它所描述的現象以前不存在。「封建主義」這個分析概念也是後人形成的，並不表示中世紀沒有可供研究的封建關係。

學術上對殖民主義的定義本來就不只限於十八世紀以後的一種自覺意識形態。《史丹佛哲學百科》將殖民主義概括為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支配，並明確指出殖民主義並非單純的現代現象；只是近代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種族分類、民族國家及文明使命論結合，形成了特殊的制度形態。

1895年日本接收台灣，當然是典型的近代殖民統治：它有明確的宗主國與殖民地區分、總督府制度、差別法制、經濟利用、文化同化及帝國戰略目的。

這與清朝統治台灣是否也具有帝國邊疆統治性質，是兩個可以分別討論的問題。比較兩者不等於說兩者在道德上完全相同，更不等於替日本殖民開脫。

九、同樣譴責殖民，仍然需要解釋不同歷史反應

藍田先生說，日本殖民韓國應受譴責，日本殖民台灣也同樣應受譴責。這一點我完全沒有異議。

但是，這仍然沒有回答原來的問題：既然兩者都應受到譴責，為什麼台灣與韓國今日對日本的集體態度仍然不同？

道德判斷不能取代因果解釋。

殺人應受譴責，但犯罪學仍需研究不同社會為什麼有不同的殺人率；殖民應受譴責，歷史社會學也仍需研究不同殖民地為什麼形成不同的後殖民記憶。

如果只要宣布「殖民是錯的」便認為問題已經解決，我們得到的是道德立場，而不是社會理論。

更沒有任何邏輯要求我們必須由此得出「台灣人比韓國人低等」。一個民族對殖民者比較仇恨，並不自動表示它比較高尚；態度差異需要放在國家形成、戰後政權、官方敘事及地緣政治中理解，不能變成民族人格評分。

十、「邊陲社會」是分析概念，不是價值貶抑

我說清代台灣具有邊陲社會性格，藍田先生卻把它改寫成：「因為台灣是邊陲，所以接受日本殖民理所當然。」

我從未如此主張。

「邊陲社會」說明的是台灣與清帝國中央的政治距離，以及台灣當時缺乏一個以自身為中心、延續已久的主權國家。韓國則具有朝鮮王朝、大韓帝國及後來獨立運動所構成的國家連續性。

這項差異可能影響兩地住民如何理解日本的統治：對韓國而言，這是本國遭消滅；對台灣而言，則更接近帝國中央撤離後，另一個帝國接管邊疆。

後者同樣沒有經過台灣住民同意，同樣可以是不正當的殖民；但兩種歷史經驗的心理結構並不完全相同。

「說明人們為何接受或適應一種統治」，不等於說那種統治理所當然。這正是解釋與辯護的根本區別。

十一、結語：先辨認對方說了什麼，才談得上反駁

總結來說，藍田先生的回應反覆出現以下幾種問題：

把統治表現的比較，改寫成民族道德高下；

把歷史記憶的形成機制，改寫成對日本的感恩；

把建設事實的承認，改寫成殖民正當化；

把地緣政治的實際影響，改寫成主張歷史應受政治竄改；

把台灣中心的研究視角，改寫成台獨史觀；

把台灣社會內部的複雜差異，簡化成「台獨支持者沒有骨氣、節操」；

把「邊陲社會」這個分析概念，改寫成「邊陲接受殖民理所當然」。

這些說法在情緒上很強烈，卻沒有真正回答原問題。

我的立場其實很清楚：

日本殖民台灣沒有經過台灣人民同意，當然缺乏民主正當性；殖民統治中的鎮壓、歧視、慰安婦制度與皇民化，也都應受到批判。但殖民統治不正當，不表示我們必須否認它建立過現代制度與公共建設；承認這些建設，也不表示台灣人必須感恩日本。

我真正想探討的是：為什麼台灣與韓國面對相近的殖民經歷，卻形成不同的集體記憶？

答案不在於台灣人有沒有骨氣，也不在於韓國人是不是比較愛國，而在於兩地不同的國家形成、中心與邊陲關係、戰後統治經驗、歷史敘事及當代地緣政治。

殖民是否正當，是一道價值判斷題；台韓為何形成不同的日本觀，是一道歷史社會學的解釋題。

回答前一道題，不能代替回答後一道題。把後一道題理解為替殖民辯護，也不是反駁，只是把自己最想批判的立場放進別人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