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製作人王偉忠先生近日在公開訪談中提到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直言對方「表情冷冷的、讓同胞感到寒冷」。他並且說到:作為「眷村內人」的梁文傑,卻做出了完全不同政治選擇、站在第一線與中國唇槍舌戰。這“對王偉忠而言如同「他的存在否決了我的一切」”(引述網路臉書貼文)。
我不確定「他的存在否決了我的一切」這個話,究竟是不是王偉忠先生的原話。但是,我身邊確實有不少藍營親友對梁文傑嘖有煩言,說的話就類似上述。而我認為這種批評梁文傑的話很可能還是由於中國中心思維加上文化習性裡的概念籠統、混淆的思維習慣而可能造成現實中真實的思想、行動困境。
以下的討論是我嘗試做出的可能解讀,其中,我特別想強調釐清概念、避免思想混淆問題的重要性。
一、把「中國人民」與「中共政權」混為一談
王偉忠先生說梁文傑「表情冷冷的」,使「我們自己同胞」感到寒冷。這句話至少隱含了一個問題:梁文傑的冷淡究竟是對誰?
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所面對的,通常不是抽象的十四億中國人民,而是中共對台政策、國台辦的政治攻勢、軍事威脅、統戰措施,以及記者針對這些問題提出的詢問。
因此,梁文傑表情嚴肅,未必表示他對中國人民缺乏感情;很可能只是因為他正在代表政府回應一個對台灣懷有敵意、甚至以武力相威脅的政權。
梁文傑自己的回應也點出了這種不對稱:中共發言人的強硬面孔並不比他溫暖。換句話說,如果要談兩岸之間的「溫度」,不能只要求受到威脅的一方微笑,卻不檢查威脅者所說的話和正在做的事。
這裡需要作出基本區分:
反對中共的威脅,不等於仇視中國人民。
對國台辦態度嚴肅,不等於對普通中國人冷漠。
捍衛台灣主權,也不等於否定兩岸人民之間的歷史、文化和親屬聯繫。
如果不作這些區分,「對中共強硬」便很容易被偷換成「對同胞無情」。
二、把血緣文化共同體與政治共同體混為一談
「同胞」是一個帶有強烈情感的詞。它可能表示血緣、民族、文化或國籍共同體,但這幾種意義並不相同。
台灣人當然可以基於歷史與文化,把中國人民視為廣義同胞;也可以基於現實政治,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是另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兩者並不必然矛盾。
問題在於,王偉忠說「還是自己同胞嘛」,似乎把一項有爭議的身份認定,當成梁文傑也應當接受的前提。接下來又從這個前提出發,要求梁文傑對中國展現特定的表情與情感。
但即使承認彼此是文化或民族意義上的同胞,也不能因此取消政治界線。南韓與北韓人民可以被視為同胞,南韓政府卻仍須嚴肅面對北韓的飛彈與軍事威脅;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具有深厚的歷史、宗教和親屬關係,也不能因此要求烏克蘭官員對侵略者表現「溫暖」。
同胞關係可以構成關懷的理由,卻不能構成放棄警戒的理由。
三、把出身背景與政治立場綁在一起
這可能是整件事情中最值得深究的部分。
梁文傑具有外省家庭背景,但選擇加入民進黨,又站在陸委會第一線回應中共。有人因而感到錯愕:一個熟悉眷村文化、理解中國歷史情感的人,怎麼會走到這個位置?
這種錯愕背後,可能存在一種未經檢驗的假定:
眷村出身的人,理應具有中國認同;具有中國認同的人,理應對中國較友善,對兩岸統一較為支持,乃至對中共也要更願意親近。
問題是,這條推論鏈的每一環都不是必然的。
人的出身只能說明他從哪裡來,不能決定他最後相信什麼。眷村經驗可能使一個人親近中國,也可能使他更深刻地理解國共歷史、威權統治和台灣民主化的意義,最後作出完全不同的政治選擇。
梁文傑後來說,自己雖然是外省人,卻不是典型軍公教眷村子弟,而是「最底層的外省人」。這更顯示「外省人」或「眷村人」內部從來不是單一同質群體,不能從族群標籤直接推導階級處境、人生經驗和政治立場。
因此,若因梁文傑的家庭背景而期待他採取某種政治路線,其實是一種身份本質論:彷彿血緣和出身已經替一個人預先寫好了政治答案。
四、把政治異議感受為群體背叛
用「他的存在否決了我的一切」來描述王偉忠可能的感受,雖然帶有相當程度的心理推測,卻碰觸到一個真實現象。
人們通常比較能容忍「外人」反對自己,卻較難容忍「自己人」走向另一邊。因為外人的反對可以歸因於不了解,內人的異議卻證明:即使具有相似背景,仍然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沈伯洋若被視為「村外的人」,他的反共或台灣主體立場,可以被解釋為成長背景不同;梁文傑若被認為是「村內的人」,他的選擇便可能對某些眷村敘事形成更大挑戰:
原來眷村出身並不必然親中;
原來保存眷村記憶,也不必然接受統一;
原來認識中國文化,也可能更加反對中共統治。
但梁文傑的存在否定的,並不是王偉忠的人生經驗;它所否定的,只是「相同出身必須導向相同政治結論」這個假定。
王偉忠完全可以珍惜眷村文化、懷念父母故鄉,也可以認為兩岸人民具有深厚感情。梁文傑則同樣可以繼承外省家庭記憶,卻把台灣的民主、安全與自主放在更優先的位置。兩者是不同的生命詮釋,不必有一方消滅另一方。
五、把官員的「表情」與政策的道德性混為一談
王偉忠評論梁文傑「沒有表情、冷冷的」,本身並非完全沒有道理。政府發言人確實需要考慮溝通方式;面對中國人民時,也應避免把人民與政權綁在一起,更不應使用羞辱性或去人性化語言。
但是,這只能構成傳播風格上的建議,不能直接上升為政治或道德判決。
一名官員可能表情冷淡,政策卻相當克制;也可能滿面笑容,背後執行的卻是恫嚇、封鎖和統戰。政治判斷不能停留在「誰看起來比較溫暖」,而應檢視:
誰在威脅使用武力?
誰不承認對方人民具有選擇未來的權利?
誰在壓縮新聞、言論與公民社會空間?
誰要求另一方只能接受自己預定的政治結局?
如果略過這些實質問題,只要求台灣官員面帶笑容,便容易以美學評價取代政治判斷。
六、這種論述真正遮蔽的是「責任的不對稱」
王偉忠的話讓人不舒服,可能不是因為他主張兩岸之間應該保留善意。這項主張本身值得肯定。問題在於,他似乎把兩岸寒冷的責任,投射到梁文傑的表情上。
兩岸關係惡化當然有複雜原因,台灣政府也不是完全沒有可檢討之處;但若把軍事演習、外交打壓、統戰滲透以及武力威脅造成的寒意,化約成一名台灣官員「臉太冷」,便是嚴重倒置了因果比例。
真正使台灣人感到寒冷的,恐怕不是梁文傑沒有笑,而是有人不斷告訴台灣:你沒有拒絕統一的權利,必要時可以用武力解決。
七、結語:可以有同胞之情,不能取消公民判斷
王偉忠的感情未必虛假。他可能真誠地把中國人民視為同胞,也真誠希望兩岸少一些敵意。這份情感應受到理解,不必被簡化為親共。
但問題正在於:真誠的感情仍然可能建立在混淆的概念上。
王偉忠把「中國人民」與「中共政權」、「文化同胞」與「政治共同體」、「眷村出身」與「政治忠誠」、「表情溫度」與「政策善意」疊合在一起。於是,一個出身外省家庭而反對中共威脅的人,便顯得格外刺眼。
其實,梁文傑並沒有背叛他的出身。他只是拒絕讓出身替自己決定政治立場。
我們可以對中國人民保留同胞之情,也可以對中共政權保持政治警戒;可以珍惜眷村記憶,也可以選擇以台灣為政治共同體。真正成熟的身份認同,不是要求同一出身的人說同一種話,而是承認人有權重新理解自己的歷史,並為自己的政治選擇負責。
最後,我還想表達一下我對梁文傑先生的敬意。因為我認為他所做的工作,本來就是風口浪尖的角色。兩岸之間的矛盾,在他的特殊位置上最被突出。而我認為,他的表現可圈可點、有為有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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