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田先生是一位韌性十足的對方辯友。對於究竟要不要回應他的批評意見，我也常常是猶豫難決。我不回應，他並不會就偃旗息鼓，而是咬定青山不放鬆。對此，我不得不表示佩服。當然，如果我們雙方是有類似的社會科學方法的訓練，爭論可能會更容易聚焦。否則，雞同鴨講的困擾，讓我實在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勉強回應。

他最近回應我的議題，題目很廣泛，涉及離婚、台灣女性跨文化戀愛、義和團、基督新教倫理、台獨與「超越」等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彼此並非毫無關係，但若全部混在一起，最後很容易從議題討論變成對我政治立場的總清算。

所以，我試著先澄清幾個基本問題。

一、我沒有說「離婚增加證明中國政治制度失敗」

我談中國的婚姻與兩性敵意，並不是作如下推論：中國離婚增加，所以中國政治制度失敗。

如果文章真的只是這樣推論，當然過度簡化，我也不會贊成。

我真正討論的是：婚姻與兩性關係雖然具有私人性，卻也受到經濟壓力、住房制度、就業環境、性別規範、司法保障、社會福利和整體信任程度的影響。

這是一個「多重因素」的結構分析，不是單一原因論。

「上帝歸上帝，凱薩歸凱薩」可以用來區分宗教權威與政治權力，卻不能用來主張私人生活與社會制度互不相干。家庭從來不是懸浮在社會之外的孤島。失業、房價、工時、育兒成本、財產制度、家庭暴力保護，以及離婚程序，哪一項與公共制度完全無關？

認為政治制度不是婚姻問題的唯一原因，我同意；但若因此認為政治制度與婚姻關係基本無關，我不能同意。

二、美國非婚生子女比例高，不能反駁我的論點

藍田先生以美國約四成新生兒為非婚生子女反問：難道這證明美國政治制度失敗嗎？

當然不能。但我原來也沒有提出「某項家庭指標偏高，就證明整個政治制度失敗」的命題。

更何況，「非婚生育」不等於「兩性關係失敗」。有些所謂非婚生子女出生於長期同居家庭，父母沒有完成法律婚姻登記，卻不一定缺乏穩定關係。這個指標受到婚姻文化、宗教傳統、福利制度及法律分類方式影響，不能直接與離婚登記或網路兩性仇恨相提並論。

如果要作中美比較，至少應該比較相同或相近的現象，例如：婚姻穩定程度；家庭暴力；單親家庭的生活處境；男女彼此信任程度；育兒與住房壓力；離婚後的司法及福利保障；網路上的兩性敵意。

即使美國在某些方面表現更差，也只能證明美國同樣有值得檢討的問題，不能證明中國的問題不存在。

「美國也有問題」不是對中國問題的解釋，更不是免除中國自我反省的理由。

這裡，我想稍稍點到一個相關考慮面向。相對於中國，美國比較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社會。從他們的這種文化背景來說，其實會較不利於婚姻穩定。但是，現在，中國大陸的離婚問題正在加劇，離婚問題從數量上看大體已經不輸美國。但是，從質的層面來說，中國的問題很可能比美國更嚴重。這裡，特別是在離婚後，彼此之間的互相尊重的問題，不太被觸及，但是卻不可忽視。

三、跨文化戀愛與少子化之間，不能憑印象建立因果關係

藍田先生又提出，台灣過去有所謂「CCR」或跨文化戀愛現象，並推測累積人數超過外籍配偶，進一步認為這可能是台灣少子化的重要原因。

這個說法若要成立，至少需要回答：所謂跨文化戀愛的人數如何統計？「交往過」與「長期不婚不生」如何區分？為什麼和外國人交往過的女性，之後就不會與台灣男性結婚生育？這個因素對總體生育率的影響有多大？它與房價、所得、工時、晚婚、托育及性別分工相比，解釋力究竟如何？

目前這些都只是推測。

更何況，自由社會中的成年男女有選擇交往對象的權利。台灣女性和外國男性戀愛，或者台灣男性與外國女性結婚，本身都不是政治失敗。除非其中存在欺騙、強迫或制度性歧視，否則不宜把女性的感情選擇理解成國家人口資源的流失。

如果有人能提出可靠證據，證明台灣的文化、媒體或制度長期貶低本國人民、製造不健康的崇洋心理，我當然贊成檢討。但這仍然不能從「有些女性曾與外國人交往」直接推論出來。

何況，若我們把跨國婚戀本身稱為「崇洋媚外」，那麼又應如何看待台灣男性娶東南亞或中國大陸女性？兩者必須適用同一套原則，不能只在女性選擇外國男性時，才把它上升為國家與民族問題。

四、我關心中國，不需要以支持中國統治台灣為前提

藍田先生說，我既然「同情台獨」，就應少談中國，多關心台灣。這個說法很奇怪。

關心一個社會，並不表示主張自己應該由那個社會的政府統治。研究美國問題，不等於主張台灣加入美國；討論俄羅斯問題，也不等於想成為俄羅斯人。

我關心中國，是因為中國與台灣有密切的歷史、文化和現實關係，也是因為中國的政治發展直接影響台灣安全。這與我是否主張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是兩個不同問題。

民主原則的核心，是人民不能在武力脅迫下被迫接受某種國家歸屬。反對中國以武力吞併台灣，或者同情台灣建立正常國家的願望，本身並不違反民主；真正違反民主的，是預先宣布某一種選項永遠不准人民選擇。

藍田先生可以反對台獨，但不能只用「違反民主原則」六個字，就代替所有論證。民進黨政府是否違反民主原則、違反到什麼程度，這些都還需要做較嚴謹的論證。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台灣現在有強大的、足以控制國會的在野黨。基於此，就很難論定說民進黨政府整體地、徹底地違反了民主原則。

五、理解義和團的背景，不等於替屠殺辯護

關於晚清教案，藍田先生列出的若干情況確有歷史根據。

部分傳教士受到不平等條約保護；有些傳教士介入地方訴訟；部分教民利用教會勢力與地方官府、鄉紳衝突；傳教活動也可能冒犯地方宗教和文化。這些因素確實有助於說明反教情緒為何累積。

我並不否認。

但是，必須區分三件事：解釋反教情緒如何形成；判斷某些傳教士及教民是否有不當行為；評價義和團對傳教士、中國教民、婦女和兒童的集體暴力。

前兩項即使成立，也不能推出第三項具有正當性。

我在民國四、五十年間，住在魯凱族聚落的山村，屢屢接觸到外國傳教士。成年後，也偶爾會接觸到在台灣各地的西洋傳教士。坦白說，我幾乎對我接觸過的這些外國傳教士個個都感到佩服。

我不會說每個西洋傳教士都非常善良、正直，但是，至少我接觸到的那些人，都讓我敬佩。我會大膽推斷，早期赴中國大陸傳教的傳教士，大體也如是。

即使「部分傳教士不是好人」，無論如何也不能證明所有傳教士都可以被殺；「部分教民倚勢欺人」，不能證明普通中國基督徒應受集體懲罰；列強侵略中國，也不能使對婦女、兒童及無關平民的殺害變成正義。

這與我們理解恐怖主義的社會背景相同：理解一個人為什麼走向暴力，不等於同意他的暴力。

我所反省的也正是這一點：受害經驗可能是真實的，但如果受害者意識使一個群體認為自己永遠正義，甚至可以把責任擴大到整個宗教、民族或文化，受害者也可能轉化為加害者。

指出這一點不是鄙視中國，而是拒絕用民族苦難替集體暴力開脫。

六、道德會變遷，不等於道德只是偏執

藍田先生說，道德不等於真理，道德會隨時代改變。這一點我大體同意。

古代要求女子守寡、服從丈夫，今天看來可能是不公正的規範。這正好說明：人類需要對既有道德進行反省和超越。

但「道德會變遷」不能推出「用道德批判行為就是偏執」。否則，我們也無法譴責奴隸制度、種族屠殺、家暴、貪污或政治迫害。

更準確的說法是：道德判斷可能出錯，因此需要理由、證據、普遍性與自我反省；但這不表示我們應放棄一切道德判斷。

值得注意的是，藍田先生一方面說道德會改變，不能把道德當成真理；另一方面卻又不斷判定我的台獨立場、歷史觀和文化分析「錯誤」，要求我承認錯誤。這些判斷本身也包含他的政治價值與道德標準。

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作價值判斷，而是：我們是否願意把同一套標準也用在自己支持的一方身上。

七、我談新教倫理，不表示只有新教具有自我超越

我曾討論基督新教倫理在西方現代化、個人責任和自我約束中的作用，但這不等於主張：只有基督教能產生文明；其他宗教沒有自我超越；西方文化沒有嚴重問題；民主完全由新教單獨造成。

佛教有超越執著與自我中心的思想；儒家有反求諸己、克己復禮；道家也有超越功利計算和僵化分別的資源。猶太先知傳統、希臘理性、羅馬法、基督教倫理、啟蒙運動、城市自治及近代階級結構，都對西方制度發展有所影響。

討論其中一項因素，不等於否定其他因素。這是「某因素具有作用」與「只有這個因素有作用」之間最基本的區別。

如果我曾把基督新教說成民主的唯一根基或充分條件，當然可以請藍田先生指出原文，我願意修正；但不能把「我討論新教倫理的某些關鍵作用」，直接改寫成「我歧視所有其他宗教」。

八、檢討制度，不等於宣判生活於其中的人「有罪有病」

我批判極權制度，絕不應該等於我說所有生活在極權制度下的人都有罪。

批判君主專制，也不表示古代每一個人都有罪；分析父權結構，也不表示傳統家庭中的每一位男性都是惡人；分析文化中的某種傾向，更不表示每個文化成員都具有同一人格。

結構分析處理的是制度如何分配權力、塑造誘因及限制人的選擇，不是對所有人的個人人格作出診斷。

恰恰相反，正因為人會受到制度限制，我們才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個人。承認制度與文化的力量，是為了理解人在什麼環境下作出選擇，不是為了宣布某個民族天生有病。

九、關於藍田先生要求我承認的「五個錯誤」

藍田先生列出五項，要求我逐一認錯。這種表達比較像思想檢查表，而不是討論。

是否錯誤，應該透過具體命題、原文、證據與推理來判斷，不能由一方先宣布結論，再要求另一方表態。

例如：

台獨是否違反民主，要看它是否出自自由民意，而不能預設任何台獨主張必然反民主。

日本侵華是否可能產生某些非預期的現代化後果，與侵略本身是否具有善意，是兩個不同命題。

新教倫理對民主發展有無作用，與它是不是民主的唯一根基，是兩個不同命題。

傳統文化是否仍透過政治語言、家庭倫理和權威觀念影響當代中國，不能用一句「傳統文化已死亡」直接取消。

中共能夠延續統治，既不能直接證明大多數人民真心支持，也不能完全排除某種程度的被動接受、績效認同或民族認同；必須分析鎮壓、宣傳、利益、恐懼及認同等多重機制。

至於我曾把兩蔣比作摩西，如果那是某種有限的歷史比喻，就應檢驗比喻究竟在哪個層面成立、在哪個層面不成立，而不是把「比擬」理解成「兩者完全相同」。

我願意修正任何可以證明的錯誤。但是，「超越」不是接受對方開列的認錯清單。

真正的自我超越，是每個人都願意反省自己的預設，包括我，也包括藍田先生；是願意承認對手有些話可能有道理，而不是只要求我承認你列出的五大錯誤。

十、結語：回到命題，而不是審判動機

藍田先生經常把我的不同文章歸結為同一原因：因為我「執迷台獨」、「鄙視中國」，所以才會討論中國的離婚、義和團、政治制度或文化傳統。

這種說法的問題是，它把命題是否成立，轉變成對作者動機的判決。

即使我真的同情台獨，也不能因此證明我對中國離婚問題的分析錯誤；即使一個人熱愛中國，也不能因此證明他的歷史解釋正確。

我們不妨一次討論一個問題：

中國網路上的兩性敵意是否存在？它與經濟壓力、社會競爭及制度環境是否有關？義和團所受的壓迫，能否使其對無辜者的暴力正當化？傳統文化是否仍可能經過重新詮釋而影響現代制度？

這些問題都可以具體討論。

但如果所有問題最後都被轉化成「版主是否支持台獨」及「版主應該承認哪些錯誤」，那麼我們討論的便不再是離婚、歷史、文化或制度，而只是要求一個人先通過政治立場檢查，才准許他發言。

我相信，這種方式恐怕距離藍田先生所要求的「超越」，還有一段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