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觀看中國大陸的網路短劇，以及網路上關於婚姻、戀愛的種種討論，常會感受到一股相當強烈的「兩性敵意」。

在許多短劇裡，婚姻幾乎不再是兩個人彼此扶持的關係，而是一場充滿欺騙、背叛與利益算計的戰爭。丈夫發達之後拋棄糟糠之妻，妻子有錢有勢之後包養年輕男子；男人覬覦女人的美色，女人盤算男人的房產；婆家欺凌媳婦，岳家羞辱女婿；富人把窮人當作玩物，掌權者把親密關係變成支配與利用。

故事中的受害者往往長期隱忍，直到最後身分揭曉、財富曝光或貴人出現，才突然完成逆襲。曾經背叛、羞辱他的人，則必須失去愛情、家庭、財富和地位，甚至遭受毀滅性的懲罰。

這類短劇當然不是現實生活的如實紀錄。短劇為了吸引觀眾，必須快速製造衝突，不斷提供「爽點」。它傾向把複雜的人性簡化為善惡，把日常摩擦誇張為極端背叛，再以報復性的結局滿足觀眾。

但是，一種敘事能夠如此流行，仍然表示它碰觸到了社會中某些真實而普遍的情緒。

短劇未必能告訴我們中國人的婚姻實際上是什麼樣子，卻可能告訴我們：許多人正在害怕什麼、怨恨什麼，又渴望得到什麼。

一、從愛情想像轉向風險想像

兩性敵意最明顯的特徵，是人們愈來愈不把異性視為可能共同生活的夥伴，而首先視為潛在的風險。

男性擔心女性把婚姻當成取得房產、彩禮和長期供養的工具；女性則擔心男性在獲得她的青春、生育與照顧勞動之後，轉身背叛或拋棄她。

男性害怕「被算計」，女性害怕「被犧牲」。雙方都傾向認為自己才是婚姻制度中的受害者，對方則是利用制度取得利益的人。

當這種想像愈來愈普遍，婚姻便不再是一種以信任為基礎的共同生活，而逐漸變成一場必須預先設防的利益談判：

房子登記在誰名下？彩禮應該給多少？婚後收入由誰掌握？誰負責照顧雙方父母？離婚時財產怎麼分？孩子由誰撫養？對方是不是想利用我的條件完成階級上升？

這些問題當然都有現實基礎，也都有討論的必要。但是，當所有問題都從「如何防止自己吃虧」出發，婚姻就很容易從親密共同體變成風險契約。

於是，人還沒有進入婚姻，便已經把未來的配偶想像成潛在敵人。

二、兩性衝突不只是兩性的問題

我們很容易把這種現象解釋為男人與女人彼此不了解，或者歸咎於女性主義、父權思想、拜金主義及傳統婚姻觀念。

這些因素確實存在。但是，如果把視野放大一些，就會發現中國網路上的兩性敵意，很可能只是整體社會人際緊張的一種集中表現。

因為兩性之間出現的那些心理模式，在其他社會關係中也隨處可見：

在職場上，員工防備老闆，老闆懷疑員工偷懶；同事之間不是合作，而是相互競爭、推卸責任和搶奪功勞。

在學校裡，學生被迫爭奪有限的升學名額；家長把別人的孩子視為自己孩子的競爭者。

在商業關係中，消費者懷疑商家欺騙，商家則思考如何利用資訊不對稱獲利。

在家庭內部，父母把子女視為晚年保障，子女則可能把父母視為房產與資源的提供者。

在公共生活中，人們習慣先辨認對方屬於哪個陣營，再決定要不要相信他的話。

當一個社會中的人普遍不相信陌生人、不相信制度，甚至不相信親近的人，兩性關係自然不可能成為一座與外界隔絕的信任孤島。

換句話說，兩性敵意未必只是男女彼此仇視，而可能是整體社會低信任狀態在親密關係中的投射。

三、「內捲」使每一個人都成為別人的障礙

所謂「內捲」，不只是大家生活得很辛苦，也不只是競爭特別激烈。它更深刻的意義在於：人們投入愈來愈多的時間與精力，卻未必能創造更多共同利益，只是在爭奪相對固定、甚至不斷縮小的機會。

當好的工作、住房、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都成為稀缺資源，人們便很容易把他人看成自己的競爭者。

別人考得更好，就可能擠掉我的孩子；別人得到職位，我便失去機會；別人買得起房子，房價就可能更加昂貴；別人的地位上升，也可能意味著我的相對地位下降。

在這種結構裡，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不再是「我們如何共同改善生活」，而是「誰會在競爭中勝出，誰又將被淘汰」。

婚姻也因此成為競爭制度的一部分。外貌、年齡、學歷、收入、房產、戶籍、家庭背景，都被放進婚戀市場裡估價。人被拆解成一連串條件，再依照「市場價值」進行配對。

於是，男人抱怨女人只看收入，女人抱怨男人只看年齡和外貌；條件較弱的人覺得自己被羞辱，條件較強的人又擔心別人只是圖謀自己的資源。

這並不完全是男人或女人特別自私，而是整個社會已經教導人們：如果不精確計算自己的利益，最後吃虧的就會是自己。

四、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入親密關係

內捲背後，往往還隱藏著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念：世界就是弱肉強食，失敗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不夠強；受害者之所以受害，是因為他太天真。

在這種文化中，善良容易被理解為軟弱，信任被視為幼稚，寬容則可能被嘲笑為無能。人們不再問一個人的行為是否公正，而傾向問他是否有力量、是否有辦法獲勝。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許多短劇的主角必須擁有隱藏身分。

一個貧窮、弱小而受欺凌的人，通常無法僅憑道理獲得正義。他必須突然被發現是億萬富豪、豪門繼承人、戰神、神醫或權勢人物，才有能力懲罰羞辱他的人。

這其實透露出一種相當悲哀的正義觀：

不是因為欺負弱者本身就是錯的，而是因為你所欺負的人，原來比你更強。

這類故事表面上替弱者出氣，深層結構卻沒有真正否定弱肉強食。它只是把原先的強弱位置顛倒，讓曾經的弱者獲得更大的權力，再用同樣的方式羞辱對方。

因此，它提供的不是超越暴力的正義，而是交換位置之後的報復。

這種思維一旦進入婚姻，配偶便不再是應該被尊重的人，而成為衡量強弱、成敗與價值的對象。當一方失業、衰老、生病或失去權勢，另一方便可能覺得他已經「沒有價值」。

婚姻原本應當保護人在脆弱時不被拋棄；但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支配下，人的脆弱反而成為他被淘汰的理由。

五、從對內競爭到對外敵意

這種社會心理也可能向外延伸。

一個內部高度競爭、缺乏安全感的社會，往往不容易形成穩定的自信。它可能一方面讓個人感到孤立、無力和不受尊重，另一方面又透過民族主義，提供一種集體性的力量補償。

個人在生活中可能處處受挫，卻可以藉由想像國家的強大，取得替代性的尊嚴。自己沒有力量，但是「我們國家」有力量；自己得不到尊重，但是外國必須尊重「我們」；自己不能反抗現實生活中的權力，卻可以在網路上對外國人表達憤怒。

於是，對內的弱肉強食與對外的敵意，並不是兩種毫無關係的現象。它們可能共享同一套心理結構：

世界是一個殘酷的競技場；國家之間和個人之間一樣，只有強弱，沒有真正的正義；如果我們不壓倒別人，就會被別人壓倒；承認自己的問題，等於向敵人示弱；批評本國，不是在幫助社會改進，而是在替外部勢力遞刀子。

這種思維使人們很難與內部的不同意見者合作，也很難以平常心看待外部世界。

在兩性關係中，它表現為「男人與女人究竟誰壓迫誰」；在階級關係中，它表現為「窮人與富人誰想占誰便宜」；在國際關係中，它則表現為「外國都在算計、圍堵和欺負中國」。

不同領域的敵意，可能只是同一種競爭性世界觀的不同出口。

六、敵意既是痛苦的表達，也可能成為新的傷害

我們不宜簡單責備網路上的男性或女性「為什麼充滿仇恨」。敵意往往不是憑空產生的。

有些女性確實經歷過家暴、外遇、生育代價和不平等的家務分工；有些男性也確實承受高房價、彩禮、就業競爭，以及必須成為家庭主要供養者的巨大壓力。

他們的痛苦可能都是真實的。

問題在於，當個人的痛苦被網路論述轉化為對整個性別的定罪，受害經驗便可能製造新的偏見：

「女人都是現實的。」

「男人有錢就會變壞。」

「婚姻就是女人剝削男人的制度。」

「男人結婚只是想找免費保母。」

這類說法能夠提供短暫的心理安慰，因為它替痛苦找到一個清楚的敵人。但是，它同時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也使雙方更難建立真正的理解。

更嚴重的是，網路平台往往會獎勵憤怒。溫和、複雜而有條件的分析不容易傳播；極端指控、羞辱語言和復仇故事，反而更能引起點閱與留言。

久而久之，網路不只是反映兩性敵意，也會反過來製造和強化敵意。少數極端案例被不斷推播，使人誤以為異性普遍如此；人們愈害怕，就愈會注意印證恐懼的故事，最後形成彼此加強的認知循環。

七、高離婚現象的真正警訊

中國近年結婚登記數長期下降，離婚登記則出現回升。(2026年上半年，全中國結婚登記327.5萬對，較去年同期減少26.4萬對，同比下降7.46%；離婚登記138.3萬對，同比增加5.2萬對，上漲3.91%)

值得注意的並不只是有多少人離婚，而是愈來愈多人可能已經不相信婚姻能夠提供穩定、尊重和共同未來。

如果年輕人不結婚，只是因為崇尚自由，那未必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但如果人們不敢結婚，是因為害怕受騙、被剝削、遭到背叛，這就顯示社會的信任基礎正在鬆動。

同樣地，離婚本身未必是社會失序。離開暴力、羞辱或已經徹底破裂的婚姻，可能是個人重新獲得尊嚴的開始。

真正危險的是：婚姻破裂之後，當事人缺乏公平的財產處理、可靠的司法保護、子女照顧、心理支持和重新開始的條件，使痛苦轉化為長期怨恨；而社會又不斷用復仇敘事刺激這種怨恨。

一個社會的穩定，不能只靠降低離婚數字，更不能靠行政手段把已經破裂的夫妻勉強留在婚姻裡。真正重要的是，人們能否建立比較平等而可信任的關係；即使關係失敗，也能以和平、公正而有尊嚴的方式退出。

八、兩性敵意是整體社會的一面鏡子

如果只把中國網路上的兩性敵意理解為男女互相不了解，我們可能低估了問題。

它所反映的，也許是一個更普遍的社會處境：

資源緊張使人們彼此競爭；制度不可靠使人們凡事自保；社會達爾文主義使強者受到崇拜、弱者遭到鄙視；民族主義又把內部積累的挫折轉化為對外部敵人的憤怒。

於是，人們在職場中防備同事，在市場上防備商人，在公共討論中防備不同立場者，在國際關係中防備外國，最後也在最親密的關係中防備自己的配偶。

家庭原本可以是吸收社會壓力的地方，現在卻可能成為社會壓力最集中的地方。

這或許才是兩性敵意最值得憂慮之處。

一個人如果不能信任陌生人，生活已經相當辛苦；如果連可能與自己共度一生的人都首先被想像為敵人，那麼崩解的就不只是婚姻，而是人與人共同生活的基本信念。

因此，化解兩性敵意，不能只是勸男人體諒女人，或者勸女人理解男人。它還需要減少過度競爭，提供比較可靠的社會保障，建立公平而可預期的制度，節制網路平台對憤怒的操弄，並且重新肯定人的價值並不只取決於財富、地位和競爭能力。

說到底，一個社會如何看待婚姻中的弱者，也反映它如何看待所有弱者。

如果我們相信弱者只配被淘汰，那麼即使今天是勝利者，明天也仍然生活在恐懼之中；只有當人們相信，即使自己失敗、衰老、生病或暫時失去能力，仍能得到基本的尊重與保障，信任才可能重新建立。

曾經看到一位大陸網紅女士提到瓊瑤，表示瓊瑤的愛情觀誤導中國年輕人。簡單說，瓊瑤的愛情觀可能太浪漫，太遠離現實。

她這種批評意見可能很中肯。不過，我還是會覺得，今天的中國大陸社會文化中可能缺乏對愛的價值的強調。這個愛，可能並不等同於兩性之愛，但是，兩性之愛中卻也需要那種更底層的、無條件的愛作為支撐。中共的教化則削弱了這種愛的能力。高離婚率很可能只是衍生問題中的一個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