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成敗經驗，對許多人來說都是死生相許的大事。也因此，社會如何培養、扶植人材，引導成功，就有深遠意義。社會固然可能因為未能培養足夠的良好人材而難以發展、進步；而很多人也可能因為得不到良好的培養、支持而因此心裡鬱積不滿、不甘，又或者自暴自棄。而這些都可能對政治、社會的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容易造成社會發展遲滯或路線扭曲，甚至內部分裂、衝突。

以下試著鋪陳我的相關思考。我們不妨先從一個社會學裡長期關注的議題開始：出身背景與個人成就的關係。當然，成就與成敗經驗顯然在概念上有高度重疊性。

一、階級差距不只是在學歷高低

教育影響成就。人們通常以為教育是一部逐級篩選的機器。被淘汰者就意味著一個階段的挫敗；這種成敗果實並且可能會逐級累增。而既然兩個人都取得高學位，甚至畢業於同一學校、同一科系，表示早先的家庭差異已被淘汰或拉平。

已有的研究卻偏向否定這種「過關即歸零」的想像。即使是取得了博士學位，也只能證明一個人具有一定程度的專業能力，卻不保證他同時取得下列資源。

制度知識：知道什麼時候投稿、如何挑選題目、怎樣經營履歷、如何與主管互動、何時爭取升等、如何談判薪資。

文化資本：知道學術場合應如何說話、如何適度表現自信、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包裝成「重要問題」，以及如何讓別人感覺自己理所當然屬於這個圈子。

社會資本：有人介紹、推薦、共同掛名、提供內部消息；遇到挫折時，也有人說明究竟是自己能力不足，還是制度運作所致。

風險承受能力：家境好的人可以等待更理想的職位、接受短期低薪、移居他處、承擔研究失敗；家境較差的人則往往必須及早取得穩定收入，不能多次試錯。

心理上的權利感：有些人從小便覺得：「這個位置可以屬於我，我有資格提出要求。」另一些人即使能力足夠，仍會在進入菁英場域時懷疑自己只是偶然闖入者。

這些東西大多不是明文規則，也很少有人正式教授。它們比較是所謂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社會學者布爾迪厄所謂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慣習」(habitus)，在這裡特別有解釋力。

出身較好的人，不一定蓄意壟斷機會；他甚至可能真誠地相信自己只是按照常識做事。問題在於，他的「常識」本身就有家庭長期傳遞給他的優勢。

二、寒門、偏鄉出身者常吃「啞巴虧」

如果一個人明確受到歧視，他至少可以指出歧視者與歧視行為。但是，階級背景的影響往往以非常細碎的方式發生：

少認識一位關鍵人物；少得到一次提醒；選了一個學術價值不低、卻不利於發表的題目；不懂得為自己的貢獻署名；說話過於拘謹，被理解為欠缺領導力；過度承擔教學與服務工作；遇到不合理待遇時，不知道可以談判；把結構障礙誤認為個人缺陷。

每一件事單獨看都不足以構成「不公平的證據」，但累積二、三十年後，卻足以拉開很大的職涯差距。

所以，弱勢出身者最痛苦的，可能不只是資源不足，而是缺乏一套可以為自己解釋失敗的語言。他看見別人走得比自己遠，卻無法確定究竟是因為：自己不夠聰明；自己不夠努力；自己不懂規則；別人擁有更多支持；或者幾種因素共同作用。

最後，他既無法理直氣壯地抱怨，也無法完全說服自己接受結果。

一個社會如果只歌頌成功者的努力，卻不承認成功條件分配不均，就會使沒有成功的人同時承受結果上的失落與道德上的羞辱。

他不但沒有得到職位與聲望，還被暗示或自己認為：結果證明你不夠努力、不夠聰明、不夠優秀。

長期累積下來，這種人可能走向兩個極端：

把一切責任歸給自己，失去自信；

把一切成就歸因於特權，否定所有菁英與專業。

健康的社會必須避免這兩者。它既不能假裝個人能力與努力毫無作用，也不能把所有結果都說成公平競爭。真正成熟的說法應當是：

成就是個人努力、能力、機遇、家庭資本與制度規則共同形成的結果。承認結構差距，不是取消個人責任；承認個人差異，也不能替不透明的優勢合理化。

如何在個人自責與階級仇恨之間，尋找一條比較誠實的道路。這一點其實非常重要，卻又常常被社會忽略（可能特別是華人、東亞社會）。

一個微妙的情況是：人們避諱討論失敗，除非是敵對者的失敗（但對後者失敗的解釋，也可能有失公允）。有失敗經驗的人可能很多，但是，因為避諱討論失敗，所以那些失敗經驗卻往往很難說出適當、完整的原因，以及相關感受。他們缺少一套可真正幫助理解自己為什麼失敗的語言，也很難在較合理範圍內宣洩自己的挫敗情緒。

重要的是：人們的挫敗經驗並不因為避諱討論，而不影響整體社會的發展。它反而更可能繼續發酵，帶來社會的困擾。挫敗有可能讓人激憤不平，甚至產生攻擊性。這種心態如果普遍，社會就很難和諧、穩定。

三、階級挫折可能轉化為怨恨

長期處於不利位置的人，可能形成三種不同反應。

（一）向內歸因：認為自己沒有成功，全是因為不夠聰明、不夠努力，最後陷入羞恥、自卑或消沉。

（二）制度性理解：看見個人努力與結構條件共同作用，因而要求補充資源、改善制度、增加透明度。

（三）怨恨性翻轉：不再只是要求公平機會，而是把優勢者的知識、修養、成就全部解釋為虛偽、寄生與壓迫，進而企圖摧毀原有的評價標準。

第二條路是改革，第三條路則可能走向反智主義與政治清算。

這裡最危險的轉變是：「我的才能沒有被公平承認」，逐漸變成「凡是被承認的才能都是假的」；「知識階層掌握了不透明的優勢」，逐漸變成「知識本身就是壓迫」。

合理的不滿於是被轉換成對知識、專業與文化本身的仇恨。這也正是許多民粹運動可以動員的心理能源。

四、毛澤東的反知識分子傾向也可以這樣解釋嗎？

一個可能的聯想案例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鬥爭，對某種精緻文化的反感，可說是人所共知。他在北京大學工作時的挫辱經歷，顯然讓他長久耿耿於懷。

所以有人會把毛澤東鬥爭知識分子的行動動機歸因於上述的挫辱經驗。

毛澤東在北京知識圈確實處於邊緣位置：沒有留洋背景，不熟悉外語，也不屬於城市菁英網絡。這種「已進入文化中心，卻仍被視為邊緣人」的經驗，可能使他對學院型知識分子產生複雜感受，主要是負面的感受。

當然，也有人認為：毛對知識分子的壓制，不能主要歸因於個人受挫，而主要是因為馬列主義的階級分類、革命政黨對思想統一的要求、毛對書本教條與學院權威累積的不信任；以及，發動群眾攻擊專業權威，有助於摧毀既有官僚與知識秩序。

我以為，毛澤東攻擊知識分子的顯性理由比較是來自革命意識形態；但他早年身處知識場域邊緣的經驗，可能為這種敵意孕育了心理基礎。階級挫折不是充分解釋，卻可能是其中起關鍵作用的一環。

毛澤東自己也算是中國知識菁英，至少是知識分子。他又為什麼如此仇視知識分子？這裡可能有「相對被剝奪感」的問題。就好像薛西佛斯（希臘神話裡的人物），他可能比一般人更在意自己的「卑下」地位（因為他的地位其實高於一般的「人」，卻又不能確立自己具有神的位格）。

我以為，毛澤東的整個極左路線的傾向，都可能和這種由出身身份帶來的「相對被剝奪感」相關。

華人社會重視社會地位，而也可能容易因為「相對被剝奪感」而產生衝突、對抗或反社會行為。

五、羽化效果：才華可能出於交互作用效果

我不想只停留在重複提出上面的這套社會學上其實很典型的理論模式。我想再多說一段想法。我以為：「才華」可能是出於交互作用效果，起碼是「智能」與「文化環境」起交互作用產生的結果。如果更準確地說，可能是：

成就≈智力×文化資源×轉化能力×持續投入

也就是說：一個因素的效果，會隨另一因素的程度而改變。

這裡還有一個更關鍵的問題：文化背景未必只是替既有智力提供更多「材料」，它也可能改變智力本身的表現形式。

一個資質優秀的孩子，如果從小接觸大量歷史、文學、典故、人物評議與複雜敘事，他所鍛鍊出來的就不只是記憶力，而可能包括：

對人物性格矛盾的理解；

對歷史情境與政治權謀的感受；

對語言節奏與文體差異的敏銳；

對典故進行轉化與再創造的能力；

把遠距離事物連結起來的聯想力；

對悲劇、忠誠、背叛、情義與權力的複雜理解。

因此，後來我們所看見的「聰明」，有一部分可能本來就是在文化環境中塑造出來的。智力不是一部預先製造完成的機器，而文化只是投入其中的原料；比較接近的情況是：機器也在處理原料的過程中被重新改造。

所以更精確地說，這裡不只是：智力 × 文化資本。

還包括一種雙向生成：智力幫助一個人吸收文化，文化又反過來塑造他的智力。

這更接近說是「共同生成」或「相互構成」。

這裡，我再度聯想到一個我欣賞的人物：金庸，武俠小說作者。

金庸武俠，很少人能夠相提並論。我更早以前看過其他作者的武俠小說，後來發現都很難和金庸匹敵。假設我們把金庸的創作條件拆開，大概可列出如下多項：世家背景及文化環境；古典文學和歷史知識；現代教育與新聞工作；敏銳的政治觀察；高度敘事能力；想像力與幽默感...。

我們可以逐一證明每一項都重要。但是，把這些項目列完，仍不等於解釋了《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或《鹿鼎記》。原因在於，作品中真正獨特的部分，恰恰產生於這些因素的交會處。

例如，《天龍八部》的世界不是佛學知識、武俠想像與歷史背景的簡單拼貼，而是佛教的「求不得」、身分錯置、民族衝突與人物命運互相滲透。喬峰的悲劇之所以有力量，不只因為作者知道宋遼歷史，也不只因為他善於編故事，而是歷史知識、身分意識、悲劇感受與敘事才能共同作用。

《鹿鼎記》也不是單靠熟悉清史便能寫成。許多人比金庸更熟悉清代史料，卻寫不出韋小寶。它需要歷史感、反英雄想像、政治諷刺、人情洞察與通俗敘事能力同時存在。

因此，最後產生的是一種「湧現性」(emergentism)：各部分單獨存在時，都不包含整體作品的特質；只有在它們以特定方式結合之後，那種特質才會出現。

人的才華也不是某一項單一條件的放大版，而是若干條件結合後出現的新性質。這可能說是一種「羽化」。社會學者T. Parsons提出的湧現性(emergentism，也許就類似於所謂「羽化」。emergentism這個詞應該是社會學者T. Parsons首先提出，但是，在涂爾幹那裡已經被高度闡述）。

也許我可以再舉英國邱吉爾的例子。這位英國貴族家庭出身的首相，年輕時可被形容為紈絝子弟，又可能是個自大狂，還缺乏專業訓練。但是，世人大概都不得不承認，他是英國的英雄。他帶領英國人，成功對抗納粹，既挽救了英國，甚至也挽救了民主世界。（很多人可能潛意識就認為：世界自然會恢復到相對較平和、較人性化的狀態。但是，黑暗時代其實也可能很漫長。樂觀其實可能是來自survival bias，存活者偏誤）

邱吉爾的出身背景，很可能讓他獲得那種能耐。那種能耐很可能不是學校能夠教出來的，也不是天賦智能高就可以做到的。他的能力、特別是他的胸懷、見識與堅定，不是單一條件的結果。其中，家庭背景，作為社會條件，顯然起著重要作用。都是，其實也並不只是家庭背景，還有整個社會的文化、風氣，同樣也在塑造這種人物的氣質。

六、結語

我有時候很羨慕美國出了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等多位胸襟開闊而且明智的領導者。而我們不妨思考：為什麼在那樣的社會裡，能夠產生這種領導人？我相信，社會條件在起作用。重要的是如何歸納這些社會條件。而我特別想突出強調這種多種社會條件的湧現性或「羽化效果」。

因為是一種湧現性或「羽化效果」，所以就很難通過各單一條件的添加，得到同樣的結果。而也因此，許多社會遲遲難以擺脫落後處境，即使他們也嘗試過做各種的努力，但是，很可能都過於片面性。

美國在建國之初，就出現了富蘭克林、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等許多傑出的領導者。這些人不只是人才，而且具備某些特殊氣質。他們不僅是見識不凡，而且胸襟開闊。而要培養出這種氣質，不同的社會條件，結果也有很大的差異。

近代中國的蔣介石、毛澤東，可能也都算是人才。但是，這些人可能各自有明顯的狹隘、偏執。也因此帶來較多的衝突與集體災難，乃至長期發展困境。也可以說，這個時期的中國社會，較難培養出像美國建國初期那樣的領導人才。中國缺乏那樣的社會條件，產生出那樣的羽化效果。而這已經不只是個人得失，而是整個社會的禍福。這裡的羽化效果，也不只是指一個家庭提供個人的發展條件，而可以是整個社會提供給個人與集體的發展條件。

也許應該指出，社會條件不只是培養出具有某些氣質的人物，同樣重要的是：社會條件也影響這些人得以出頭、得以站在適當位置來發揮能力的可能性。

有些社會，不只是難以培養領導人才，而且有強烈的扼殺或限縮新人才的傾向。而這種扼殺傾向，進一步影響培養未來社會成員的模式。好的領導人如果總是容易因為那種好氣質而被扼殺，那種氣質的人也就不會再被培養。通過這種過程，社會進行了閉環性的自我再製。

我不知道上面的論述究竟是不是能夠用來解釋習近平這種人會成為中國領導人的理由。不過，或許可以有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