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久未對我出題的JC鮮師，在這回拋出了一個問題給我：「新聞自由與隱私權若有衝突，應如何取捨？」並期望我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雖然，這個問題不是社會學的思考方式所能回答的，但我還是試著就這個問題發表一些看法。
就此，我翻了他的《獵殺隱私時代：10個讓你失去隱私的理由》，大概在106~110頁，有談論這個問題，當中「對於侵害個人隱私的新聞報導，能否摘除新聞自由的大帽子……，必須符合三個要件」算是一大重點，當中列出了三個具體的要件：不具備新聞價值的報導、私人事務、高度冒犯性（錢世傑，2004：107）。
首先，「不具備新聞價值的報導」這點，從台灣社會目前的現狀看來，常常是觀眾與媒體人之間的認知差距與衝突，好比孫仲瑜這個人的追蹤報導，有些觀眾認為不具新聞價值（就是觀眾不想知道），可是媒體人卻往往都假定，這些「個人大紀事」是觀眾感興趣的，結果，就存在媒體人與閱聽人這兩個群體的衝突。
其次，「私人事務」這點，捍
第三，「高度冒犯性」這點，按照書中的講法，主要是令被報導的當事人感到不堪、痛苦，例如幼年遭受性侵的錄影帶被公諸於世，不過，目前似乎並未看到孫仲瑜出來表示自己被冒犯，何況，現在媒體好像是比較常在吹捧她、恭維她，說她是台灣貴婦新指標，就此，對她似乎沒有什麼「高度冒犯性」的問題。
這樣初步的比較下來，「不具備新聞價值的報導」與「私人事務」，這兩個決定「新聞自由」和「隱私權」取捨的要件，跟社會成員的普遍態度比較有關，因此，除了大法官會議釋字、刑法「誹謗罪」或「侵入住宅罪」的規定之外，可能也有必要就社會成員對這兩個觀念之取捨，進行簡單的意見，或複雜的態度調查。
雖說我個人，目前可以粗淺地觀察到，新聞媒體不管報導什麼題材，只要對單一個人的追蹤報導過多過深，就會被質疑侵犯隱私權，認為媒體不該以新聞自由當藉口，不過，我還是覺得進行態度的機率抽樣調查會比較客觀，它能夠將「不具備新聞價值的報導」和「私人事務」建構成為量表內容的因素構面。
可是，這種方法一來要分兩階段進行，二來也要用到蠻複雜的統計分析，不是光會交叉分析就行的，相較之下，民意調查會比較簡便，如此，那就分別以新聞自由和隱私權取捨、新聞價值與私人事務的認定為問題，就受訪者的社會人口統計變項進行比較。而這方面，我建議參考歐盟執委會CAP民意調查的經驗。
然而，歐盟執委會對於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的民意調查，缺點就在於沒有縱斷面，如中東歐10國加入歐盟前後的比較，就此，我覺得新聞自由與隱私權取捨的民意調查，應該要加入縱斷面的比較，若在孫仲瑜事件之後調查，那就可以跟下一個類似事件發生之後的調查做比較。
當然，若以往有做過這種調查，也可以放進來比較，如此或可進行一個新聞自由與隱私權取捨的「趨勢研究」，不過要注意的一點，就是這種民意調查的樣本最好大一點，起碼要10,000人，聯合報、遠見、天下那種的樣本規模太小了。
參考書目：
錢世傑，（2004）。獵殺隱私時代：10個讓你失去隱私的理由（初版）。台北市：三民。